摩罗：我用底层人的眼光看清楚了世界
摩罗这个笔名取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摩罗”一词是梵语音译，也有译作“魔罗”，或简化为“魔”。
钱理群说，摩罗是一个“精神界”的“战士”。
他说，这个有点不敢当，我只是为自己的群体说了一点话。
一会儿“魔界”，一会儿“精神界”，关于内心的状态，摩罗已有了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自己用底层人的眼光看清楚了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一点难能可贵。
在财经记者好友的引荐下，我见到了这位在10年前以一部《耻辱者手记》让许多人对贫穷、耻辱、尊严产生过深刻触动的“精神战士”。初见摩罗，心生亲切，他笑脸盈盈地招呼我坐下，热情地叫着我的名字，立马感觉到他是一个谦和的人。
接着，我就开始自然地称呼他为摩罗老师了，他在中学和大学任教近20年，老师这个称呼是最合适不过了。一般来说，只有真正地经历了精神的苦难和对世间的事物有批判精神的人才能更精准地贴近时代的精神命脉，倾听来自社会内心的脉搏。
摩罗正是这样一位倾听者，他用内心的良知和朴实的作风深入农村的脊背，去探究底层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风貌。甚至，他还愿意花上精力和时间去做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这样做也是为了关注底层人的生命状态，站在弱势群体的瓦堆，力图改变点什么。
摩罗，一个精神世界的本真者，坐在我面前。我有理由把他的精神风貌带到我的读者面前，倾听来自乡村的成长经验，只为在人人都可以改变我们心灵的社会里，有更多的清新空气透过浮尘穿进来，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宽容，不盲从，更厚重。
“等我长大了，我也写小说”
康良：回想一下在都昌农村教书的经历，几秒钟内你能想到哪些事情？
摩罗：印象最深的是学生的生活条件很差。我在农村教过的中学，其中有两个都在山上。山上水奇缺，用冷水、热水都特别艰苦。睡觉也特别挤，管女生宿舍的老师拿着尺子去分睡觉的地方，每人只量8寸的地方。
康良：我了解到一个细节，您到海南流浪过？
摩罗：1988年的时候，我在海南呆过两个月。当时教书教烦了，想去那找个编辑的职位。就在海口市区，那时完全没有什么荒岛情节。就是在那边想找工作，后来在一个私人办的杂志里呆了一段时间。
康良：当时您去求职的资本是什么？
摩罗：文笔还可以，1987年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过第一篇小说。那篇小说有3万多字，他们给了200多块的稿费，我给了弟弟。
康良：您那个村子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摩罗：600年了。
康良：600年之前，您的祖辈在哪儿？
摩罗：我们的家谱很清楚，我们的祖宗是唐代从陕西扶风迁到南昌。当时兄弟俩到南昌来，一个当太守，弟弟也当了一个小官。我们家的祖先从南昌搬到了都昌县，600年前有一个祖辈就搬到了现在我们的万家湾。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康良：您在农村长大，受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启蒙教育？
摩罗：我在农村最普通的农民家庭长大，到7、8岁开始上小学，教我的老师也就是受过几年初级教育的样子。上中学后就是爱看书了，见文字就读。那时候读《青春之歌》、《游击健儿》之类的书，能读的书很少。
康良：上师专的时候开始接触文学名著了么？
摩罗：当时我和几个同学啥事也不干，成天泡在书里，我们还调侃，“做了三年的职业读者”。老师在上面讲课，我有时候也是在看书。
康良：您在教育随笔里讲到年轻人要多读长篇小说？
摩罗：因为长篇能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年轻人希望能接触一个跟现实生活不同的世界，一读进去你会发现有很多魅力。
康良：高中的时候您读过世界名著吗？
摩罗：好像一本都没有读过。乡村太落后了，基本就看不到什么书。进入师专后，才开始慢慢接触一些。对我影响大的是俄国和法国作家的小说，像契诃夫的作品看得还是比较认真的。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卢梭的《忏悔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基本没读过儿童文学，在处于儿童时期，那时还没儿童文学，后来长大了也不愿意看了。
康良：小时候可能会有人问您“长大了后想做什么？”，您当时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摩罗：肯定也面临过怎样的问题。最初有想法可能是在初中时，我二哥对我讲《林海雪原》是如何的好，这个人真了不起，“一个人要是写一部这么好的长篇小说，够他吃一辈子的了”。我听了就说，等我长大了，我也写小说。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少年的浪漫的幻想，跟我后面走的路未必有多大关系，我想有这样想过的人应该很多很多。
“你可能学不到最好，但也要尽量学的还可以”
康良：您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呢？
摩罗：这对我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是在中国过日子，那必须对这个社会有相当的认同和融合能力。那他要接收我们教育体系需要他学的基本内容，比如考试。你可能学不到最好，但也要尽量学的还可以。我的孩子也在学钢琴，是他自己也很想去学，我是反复地叫他别学。
康良：其实按理说现在的一些父母知道也不能给他们一些强制性的东西，按他们的兴趣来学习？不过像您那样真的很少，您反复地强调孩子不要去学钢琴了，但他还是去学，那真的是他的兴趣了，但很少有家长这么做。
摩罗：很少有孩子觉得练钢琴有意思，很主动来练。我看我孩子每次练钢琴这么磨磨唧唧、磨磨唧唧，我就觉得时间用来磨唧那多可惜。你要不练钢琴我可以陪你玩，或者我教你背几首诗。甚至，我很郑重地跟他讲过几次，不要学了，但他还是要学。其实孩子的想法可能也比较复杂了，他觉得学这个也很重要，那就让他去学吧。
康良：在中学生教育这一块，您觉得如何让他们的精神力量强大一点？
摩罗：我觉得现在中学语文教育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过于技术化，不让学生读东西，让他们啃课本。课本的容量那么一点，孩子的成长时期接触东西特别快，你就给这么一本薄薄的课本，让他学半年，用技术化的方式把课本吃下去，这本身是有问题的。应该让学生大量地接触文字作品，文学、社科、历史、浅易的哲学都可以，这对他们的成长非常有好处。
康良：您曾提到现在的学生缺乏阅读能给精神打底的厚重作品，在现当代的一些优秀作家中，哪些人的作品是值得推荐给他们的？
摩罗：中国的作家里面，鲁迅是很值得看的。拿小说来说，沈从文、萧红、老舍这几个人的小说都是值得学生们去看的。
我的整个生命的根都在最底层的农民那里
康良：您现在主要在研究哪一方面的东西？
摩罗：我也没有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因为我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我用底层人的眼光看清楚了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我站在弱者这一边说一些话。在国内，农民是弱者，我就为农民说话；在国际社会，中国是弱者，我站在中国的立场说话。具体的学科不重要。
康良：我看到关于您一个细节，说您“看到流浪的诗人，会流泪”？
摩罗：一般也不会流泪，有时候是很突然的情感触动。学文学的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触动，比如读文学作品读到一个感人的地方就流泪了，当年在电影院里看《红楼梦》也抹眼泪。
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群体说话的，我的感情倾向的认同其实不在文化人的群体里面。在中国之内，我的整个生命的根都在最底层、最卑贱的农民那里。那么，我的感情倾向就在农民那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很本分的事，不是说一定要以一个“战士”的姿态来强调什么。就是要发乎本心的，农民受到的待遇差，我愿意站在他们的立场看问题、说话。
(《环球财经》记者高韬对本文亦有贡献)
摩罗档案：
摩罗，本名万松生。1961年出于江西省都昌县农村，1978年考入九江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在都昌县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12年。1997年获得华东师大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从事教学工作。2004年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现为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目前正在从事原始宗教、民俗学、语文教育的研究。
主要著作：《六道悲伤》；《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因幸福而哭泣》；《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鲁迅》；《第一年：一个人文学者的育儿手记》；《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等。
钱理群说，摩罗是一个“精神界”的“战士”。
他说，这个有点不敢当，我只是为自己的群体说了一点话。
一会儿“魔界”，一会儿“精神界”，关于内心的状态，摩罗已有了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自己用底层人的眼光看清楚了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一点难能可贵。
在财经记者好友的引荐下，我见到了这位在10年前以一部《耻辱者手记》让许多人对贫穷、耻辱、尊严产生过深刻触动的“精神战士”。初见摩罗，心生亲切，他笑脸盈盈地招呼我坐下，热情地叫着我的名字，立马感觉到他是一个谦和的人。
接着，我就开始自然地称呼他为摩罗老师了，他在中学和大学任教近20年，老师这个称呼是最合适不过了。一般来说，只有真正地经历了精神的苦难和对世间的事物有批判精神的人才能更精准地贴近时代的精神命脉，倾听来自社会内心的脉搏。
摩罗正是这样一位倾听者，他用内心的良知和朴实的作风深入农村的脊背，去探究底层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风貌。甚至，他还愿意花上精力和时间去做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这样做也是为了关注底层人的生命状态，站在弱势群体的瓦堆，力图改变点什么。
摩罗，一个精神世界的本真者，坐在我面前。我有理由把他的精神风貌带到我的读者面前，倾听来自乡村的成长经验，只为在人人都可以改变我们心灵的社会里，有更多的清新空气透过浮尘穿进来，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宽容，不盲从，更厚重。
“等我长大了，我也写小说”
康良：回想一下在都昌农村教书的经历，几秒钟内你能想到哪些事情？
摩罗：印象最深的是学生的生活条件很差。我在农村教过的中学，其中有两个都在山上。山上水奇缺，用冷水、热水都特别艰苦。睡觉也特别挤，管女生宿舍的老师拿着尺子去分睡觉的地方，每人只量8寸的地方。
康良：我了解到一个细节，您到海南流浪过？
摩罗：1988年的时候，我在海南呆过两个月。当时教书教烦了，想去那找个编辑的职位。就在海口市区，那时完全没有什么荒岛情节。就是在那边想找工作，后来在一个私人办的杂志里呆了一段时间。
康良：当时您去求职的资本是什么？
摩罗：文笔还可以，1987年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过第一篇小说。那篇小说有3万多字，他们给了200多块的稿费，我给了弟弟。
康良：您那个村子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摩罗：600年了。
康良：600年之前，您的祖辈在哪儿？
摩罗：我们的家谱很清楚，我们的祖宗是唐代从陕西扶风迁到南昌。当时兄弟俩到南昌来，一个当太守，弟弟也当了一个小官。我们家的祖先从南昌搬到了都昌县，600年前有一个祖辈就搬到了现在我们的万家湾。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康良：您在农村长大，受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启蒙教育？
摩罗：我在农村最普通的农民家庭长大，到7、8岁开始上小学，教我的老师也就是受过几年初级教育的样子。上中学后就是爱看书了，见文字就读。那时候读《青春之歌》、《游击健儿》之类的书，能读的书很少。
康良：上师专的时候开始接触文学名著了么？
摩罗：当时我和几个同学啥事也不干，成天泡在书里，我们还调侃，“做了三年的职业读者”。老师在上面讲课，我有时候也是在看书。
康良：您在教育随笔里讲到年轻人要多读长篇小说？
摩罗：因为长篇能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年轻人希望能接触一个跟现实生活不同的世界，一读进去你会发现有很多魅力。
康良：高中的时候您读过世界名著吗？
摩罗：好像一本都没有读过。乡村太落后了，基本就看不到什么书。进入师专后，才开始慢慢接触一些。对我影响大的是俄国和法国作家的小说，像契诃夫的作品看得还是比较认真的。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卢梭的《忏悔录》、《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基本没读过儿童文学，在处于儿童时期，那时还没儿童文学，后来长大了也不愿意看了。
康良：小时候可能会有人问您“长大了后想做什么？”，您当时可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摩罗：肯定也面临过怎样的问题。最初有想法可能是在初中时，我二哥对我讲《林海雪原》是如何的好，这个人真了不起，“一个人要是写一部这么好的长篇小说，够他吃一辈子的了”。我听了就说，等我长大了，我也写小说。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少年的浪漫的幻想，跟我后面走的路未必有多大关系，我想有这样想过的人应该很多很多。
“你可能学不到最好，但也要尽量学的还可以”
康良：您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呢？
摩罗：这对我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是在中国过日子，那必须对这个社会有相当的认同和融合能力。那他要接收我们教育体系需要他学的基本内容，比如考试。你可能学不到最好，但也要尽量学的还可以。我的孩子也在学钢琴，是他自己也很想去学，我是反复地叫他别学。
康良：其实按理说现在的一些父母知道也不能给他们一些强制性的东西，按他们的兴趣来学习？不过像您那样真的很少，您反复地强调孩子不要去学钢琴了，但他还是去学，那真的是他的兴趣了，但很少有家长这么做。
摩罗：很少有孩子觉得练钢琴有意思，很主动来练。我看我孩子每次练钢琴这么磨磨唧唧、磨磨唧唧，我就觉得时间用来磨唧那多可惜。你要不练钢琴我可以陪你玩，或者我教你背几首诗。甚至，我很郑重地跟他讲过几次，不要学了，但他还是要学。其实孩子的想法可能也比较复杂了，他觉得学这个也很重要，那就让他去学吧。
康良：在中学生教育这一块，您觉得如何让他们的精神力量强大一点？
摩罗：我觉得现在中学语文教育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过于技术化，不让学生读东西，让他们啃课本。课本的容量那么一点，孩子的成长时期接触东西特别快，你就给这么一本薄薄的课本，让他学半年，用技术化的方式把课本吃下去，这本身是有问题的。应该让学生大量地接触文字作品，文学、社科、历史、浅易的哲学都可以，这对他们的成长非常有好处。
康良：您曾提到现在的学生缺乏阅读能给精神打底的厚重作品，在现当代的一些优秀作家中，哪些人的作品是值得推荐给他们的？
摩罗：中国的作家里面，鲁迅是很值得看的。拿小说来说，沈从文、萧红、老舍这几个人的小说都是值得学生们去看的。
我的整个生命的根都在最底层的农民那里
康良：您现在主要在研究哪一方面的东西？
摩罗：我也没有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因为我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我用底层人的眼光看清楚了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我站在弱者这一边说一些话。在国内，农民是弱者，我就为农民说话；在国际社会，中国是弱者，我站在中国的立场说话。具体的学科不重要。
康良：我看到关于您一个细节，说您“看到流浪的诗人，会流泪”？
摩罗：一般也不会流泪，有时候是很突然的情感触动。学文学的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触动，比如读文学作品读到一个感人的地方就流泪了，当年在电影院里看《红楼梦》也抹眼泪。
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群体说话的，我的感情倾向的认同其实不在文化人的群体里面。在中国之内，我的整个生命的根都在最底层、最卑贱的农民那里。那么，我的感情倾向就在农民那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很本分的事，不是说一定要以一个“战士”的姿态来强调什么。就是要发乎本心的，农民受到的待遇差，我愿意站在他们的立场看问题、说话。
(《环球财经》记者高韬对本文亦有贡献)
摩罗档案：
摩罗，本名万松生。1961年出于江西省都昌县农村，1978年考入九江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在都昌县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12年。1997年获得华东师大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从事教学工作。2004年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现为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目前正在从事原始宗教、民俗学、语文教育的研究。
主要著作：《六道悲伤》；《耻辱者手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因幸福而哭泣》；《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鲁迅》；《第一年：一个人文学者的育儿手记》；《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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