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化”的建构 ——评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广东文化”的建构 ——评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
作者：唐小兵
原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7年10月号
转引自：思与文网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认为：“理论框架是文化人类学的精华所在。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宗旨是发现人们行为的初衷，这些都是颇具相似特征的。甚至在其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学派——如进化论者、传播论者、功能论者以及最近的结构主义者及社会生物论者——它们都有一个共识，即对事物的观察是否正确取决于观察人的角度和观察的方式。对文化人类学者而言，从一些陌生的不同的观念中理清其结构，去塑造自己的知识，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地方化，这与了解其方式方法以及思想方法等是密不可分的。” 近些年中国史学界热衷于对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讨论，探寻中国式的公共领域的发生机制、主体构成、社会效力等特征，但是由于没有对“地方性知识”的充分研究作为基底，这种讨论往往容易流于浮泛的形式论证和社会想象。可喜的是，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变。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程美宝教授的新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则是将历史研究从过度聚焦于中心区域（例如这些年炙手可热的上海史研究）向“蛮夷之地”的广东进行“位移”，运用文化人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重构了所谓“广东文化”这一表象的叙述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过程。何谓广东文化？它能否被相对确切地界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广东文化”的制造者究竟是广东百姓还是广东的知识分子？广东文化观被建构的历史动机究竟何在？作者在交代该书主旨时用了三个否定式的陈述来表达，即该书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研究”，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史’研究”，不是“一个地方史的研究”，这是对读者可能因为书名而产生的“刻板印象”的“消解”，那么作者的研究意图和趣味究竟何在呢？她在导论中作了说明：“本研究企图以‘广东文化’为例，尝试把清末以来中国的‘地方文化’视为一个命题、一套表达的语言来看，探讨在不同的时代，在怎样的权力互动下，不同的内容如何被选取填进某个‘地方文化’的框框。”也就是说，作者并非以作为实体的“广东文化”作为关怀所在，而毋宁是作为历史意识形态的“广东文化观”成为其研究之根本对象，她试图通过对历史进程中各个时代、不同角色源于各种动机对“广东文化”的表述的考察，来观察晚清以来，中国的地方文化观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机制与情景中被知识分子生产出来，它所呈现的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样态与国家认同之间又是如何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换言之，作者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特殊主义的“地方关怀”，而是借助对“地方文化”的考察来讨论一个普遍主义的问题，尤其是学术与政治在历史空间里如何交互影响更是作者的关怀所系。
按照作者在“余论”中的交代，她并不认同二元对立的“基层/民间/地方VS国家/官方/中央”的分析框架，并怀疑用这种分析架构来讨论中国社会或传统中国的知识群体的“适用限度”。作者自陈其研究方法乃是：“研究中国‘地域文化’，不可忽略的是从认同并定义着这种文化的人们的眼光和世界观出发，而不可基于后人的角度和认识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研究对象。我们必须透过审视操控着书写历史权力的读书人的‘文化观念’的形成及演进的历史过程，从历史批判中拆解自己对‘地域文化’的迷信，才能更设身处地去理解定义这些地域文化的人物和他们身处的时代。”（第317页）一方面，作者对广东文化观的历史形成抱持着一份钱穆先生所谓的“温情与敬意”，不以一己之喜憎剪裁历史，另一方面，作者深受福柯等后现代历史观的影响，认为“地方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表述总是与书写者的权力架构与利益取向无法分割的，因此，她细致地考察了广东文化言说者的身世与立场之间的隐秘关联。例如，作者认为作为广东客家文化的“代言人”罗香林，其研究在表面客观的背后仍旧隐含着“学术与政治”隐秘的牵连，如作者所言：“罗香林同时兼备学者和官员两重身份，展示了学术和政治如何结合起来，提升他所认同的族群的地位。由罗香林推动的客家研究，在广东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形成过程占有重要位置，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术研究领域上建立广东文化观念的政治议程。”（第259页）
依照作者所陈说的旨趣，广东文化人在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嬗蜕中，在国家认同与地域文化的内在紧张中如何调适其立场与身份乃是一个贯穿全书的线索。作者没有停留在国家与地方的简单对立之中来处理如此繁复的问题，也没有用文化多元性性与社会现代性等时髦话语轻易地“解构”二者的张力。她通过从多层面考察广东文化人的“历史表述”的深层困境，比如被建构的“蛮夷之地”与“华夏文化”的血亲想象，比如许多广东知识分子将“粤语”认定为隋唐古音，从而强化自身文化的正统性。这种文化的正统性到了民国以后就演绎成“国家认同”的来源。即使如此，作者仍旧注意到了两者的内在紧张：“广东士大夫透过科举及文言写作能力的表现，可以和北方的士子并驾齐驱，他们之所以一再强调自己的方言的正统性，其实是要加强他们与国家文化及传统的认同。然而，也由于‘写’和‘说’的分离，尽管他们一方面强调粤语属‘中原古音’，但另一方面，却始终认为粤语写作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要我们回顾一下粤语写作的发展历史，就会了解到，国家意识如何深深影响到人们对本地语言的观感。”（第118-119页）
地方志往往是地域文化和读书人文化观念最集中的“表达形式”，也最能揭示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操控书写的权力来达到自身社群的利益目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一书自然也没有“忽略”这个重要的观察窗口，通过对《高要县志》的编修过程的爬梳，作者充分展现了读书人与地方权势集团的互动，同时也展示了在急剧的社会变动中，读书人在编修地方志中体现出来的“迎合、权衡与狡黠”，即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民国新的“社会内容”填充到“地方志”中间去，以左右逢源于广东的“新、旧势力”。质言之，作者的趣味并不在于对“广东文化”这一表象进行叙述，而是通过对不同历史情景中不同读书人对“广东文化”的各式表达的“精读”，来精细地勾描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历史”，这种再解读就有效地规避了历史写作沦落为“话语的技术操作”的可能，而成为一次次对个体与社群的历史意识的探险。作者在完成对该县志的文本细读后指出：“民国《高要县志》的纂修者，虽然都是在清朝获得功名之人，同时也是民国的新进，他们竭力为自己穿上一件现代知识分子的外衣，也竭力为高要县套上一身现代和民族主义的外衣。不过，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有限，在当时大城市的知识分子的眼中，他们起码落后了半个世纪。他们认识许多‘现代’和‘民族’的观念，其实是国民政府潜移默化的结果国民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一套熟悉的词汇，让他们更容易地表述他们‘国民’的身份。”因此，我宁愿把这本著作作为广东知识分子在晚清到民国的“心态史”来阅读。
在笔者看来，《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最精彩的章节是对于岭学源流的考察。通过对“学海堂”的内外网络与“身后历史”的比较与再现，作者刻画了阮元、陈澧、朱次琦、温肃等士子形象，展现了他们如何为广东文化争取学术地位和资源的过程。在这些学海堂人的心目中，学术并不需要与社会刻意地保持一种距离，反而可以充分地利用“商人资源”、“地方政治”为学术服务，既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足够的资源，也可以开通学术“经世致用”的渠道。学术没有被纳入国家的一体化的计划体制，而可以争取诸多的民间资源，也许是民国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争取的过程也充分展示了文化的权力网络与社会网络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学术文化为政治权力网络提供智囊和象征性资源，而政治和商业的支持又进一步强化学术的“社会影响力”，并为学术的发展提供支持。作者指出：“学海堂成立之年代，正值广州与西方世界贸易最为兴盛之时，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家财丰厚，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奢侈和讲究，教目睹的外国人咋舌。这样的经济基础，对于推动文化事业，自然大有帮助。事实上，学海堂部分经费，就是来自从事鸦片贸易的行商伍崇曜的。此外，学海堂的学人也和行商有着各种交往和关系。”（第170-171页）地方政治更是潜在地规约了学海堂作为学术文化机构的走向，如作者所洞察的那样：“学海堂实际上是晚清广东的政治中心。谁被委任为学海堂学长，其学术取向和成就固然是重要条件，但其政治立场和在地方上有可能得到的支持，也不容忽视。全国所认同的学术标准固然是决定谁足以为广东文化的发言人的基础，但广东的内部政治，对于如何定义当代和以后的广东文化，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第180页）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是士大夫主导的士绅社会，而知识分子集中的公共空间往往对政治会发生强大的影响，而这一政治特征到了西学开始冲击“中国”的晚清广东仍然保持了强劲的生命力。阎步克认为：“中华帝国的官僚政治以学者（文人）作为官员的主要来源，这种特殊类型的官员构成了一个被称为‘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士、农、工、商’这种表述，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特征性。” 这就能够充分地解释为什么学海堂可能以及能够成为广东的地方政治中心。
无论是对于广东的文化想象（即认定广东为中原文化的分支）的分析，还是对于粤语、广东民俗、地方志等“地方性知识”的描摹，或者对于岭学源流的考究，作者的出发点虽是对于地域文化的辨析，但却时刻可见其对于这种地域文化的内核的“拿捏”，即从晚清到民国困扰或者说鼓召知识分子最根本的动力是民族主义的激情，甚至是民粹主义的历史想象。这种分析充分印证了安德森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的功用，也从地方文化的个案史角度说明了汪晖的论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完成了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的历史转型。虽然作者声称自己的历史写作是反“观念史”式的，但是通读全书，我们却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一个“观念论者的幽灵肖像”，即作者认定国家认同与民族立场在晚清到民国的广东知识分子心灵史中是“压倒性的心理机制”。例如：作者在解释民国民俗学在广东的兴起时，便认为这是接受了西学后的知识分子丧失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后的自我慰藉，“在西方找不着中国，他们也不愿意在旧中国里找回中国，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他们到群众中去。”（第212页）在阐释知识分子热中民俗学的时候，作者认为“在民粹主义背后，民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仍然是民族主义。这套以统一的中华民族为前提的民族主义，不但主导了他们的思想，还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词汇和语法。在为国家，也为他们自己寻求一个新身份的过程中，民国知识分子发现，民间文学和风俗，是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的最丰富的资源。”（第240-241页）相对于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整体进程，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或者说到民间去的根本动力也许不能轻易地用“建构新的国家意识”来解释，夹杂在这个滚滚人潮中的知识分子既有寻找革命资源的革命者（如从上海到安源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有对革命失望后的文化浪漫主义者，同时还有逃避现实的投机知识分子，甚至不乏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论者）。
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断裂社会”：“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级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如今都崩溃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如今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热潮，就会发觉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一方面，从制度层面来说，知识分子确实与国家政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疏离，成为边缘化的知识社群；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在殚精竭虑地寻求填补内心空白的民族激情，试图迅速建立个体与国家的象征性联系（这种象征性联系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却是非常实在的情感慰藉）。正因为这个原因，民国广东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也就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抒情”而已，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理念层面的认同而已，到了具体的问题上，“国家认同”成了为自我利益辩护的正当性资源，或者成了打击异己的理论工具，“国家”与“地方”的冲突在理念的层次被熨帖地融合了起来。作者也注意到了广东知识分子的这一困局：“地方读书人在企图改革地方风俗的过程中，以为自己也在参与建设新的中国文化，但由于在情感和利益的层面上，他们更能认同的是自己的地方，因此，要正面地表现地方特色，只能把地方与国家拉上关系。但如此一来，他们实际上是在削平地方特色，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共存和融合，只能是在理念的层面上得到体现。”（第298页）这样一来，“国家认同”就成了被搁置的“民族主义文化空壳”，地方情感和利益才是决定历史人物作为的关键因素，而事实上在作者的整个论述中，民族主义似乎是广东文化观的“灵魂”，主导着广东知识分子的行为取舍和言论，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叙述的逻辑悖论？国家认同与民族立场到底可否被估量到如书中所言说的分量？如果繁复的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可以如此轻易地被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叙述”阐释，那么中国的所有地域文化似乎都可以在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架构中被理解，这会不会导致用一种普遍主义的论述架构消解了历史的内在复杂？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作者的本意不是做一个地方文化的研究，而是试图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为个案来研讨地方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叙述是如何在权力与情感的历史空间中形成的。这种试图把个案研究普遍主义化的动机可能就会导致作者过度强调了民族主义（即国家认同）在地方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新社会文化史对中国史学界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影响”，“表象”成为其“文化关键词”，“表象这一概念带给文化史的东西是最适合玩味的。┉┉新史学不再局限于主题目录，也放弃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争，谋求通过语言、图像和象征符号等重建表现为‘接受’、‘发明’和表象斗争上的文化实践。它不仅关注语言和图像本身，也关注这些对象的交换方式，比如通过书籍、通过社团网络、通过代言人等媒介进行的交换。” 作为一项社会文化史的课题研究，作者关注的中心是作为表象的文化叙述是如何被历史性地编制起来的，重构广东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因此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以及考察其背后动机成为主要的着力点，这种努力试图厘清历史背后的“心理动机”与“利益考量”，同时也试图把歧异的各种行为与话语编织进“文化——权力”的论述架构中间。正因为此，“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 正是这种被后现代史学灌注力量的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让作者能够大胆声称其研究是“去地方史”、“去地域文化”的非纯粹观念史研究。
在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解释架构的支配下，含混的、歧异的、甚至冲突的、悖论式的历史现象（包括对历史现象的表述）都可以被“圆融而精致”地予以解释，“失语的历史”成为了被新社会文化史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裁割”的对象，历史自身的丰富性可能就被遮蔽或筛选掉了，而无从自由地生长出来。权力和利益成为了解释人们行为的“万灵丹药”。而构成历史动力的除了利益显然还有人类永不磨灭的理想主义激情。例如作者在讨论粤语作为一种方言在广东革命史过程中的作用时说：“一个有趣的悖论是，方言的颠覆性帮助读书人建立新的国家观念，其浅白亲切的特性也帮助普罗大众学习这新的国家观念。可是，一旦国家真正建立起来了，方言的颠覆性有可能针对的，就是这个新的国家，其发展因而也就很快被压抑，而始终维持着一个‘方言’的地位。”（第163页）“书写粤语”真乃一种颠覆性的革命吗？对粤语书写更多的是一种大众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表达形式的“因地制宜”的变更，而认定其为“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角力的载体，是否有足够的当时读书人在日记、书信或文章中“自觉的历史意识”等史料支撑，如何在阐释历史变动的原因时避免“过度阐释”的思维陷阱？另外如解释广府人与客家人争夺对广东文化正统地位的“文化斗争”时，作者认为：“当文字的操控权不再仅仅掌握在广府人手里，当其他方言群的自我意识越趋强烈之后，他们便不一定接受广府人这种一厢情愿的论述。客家人的历史叙述，便是从一个别人撰写的历史，演变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是演变为自己意识到自己‘是’客家人，并为自己所认同的群体撰写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典型地反映出所谓族群之区分，其实是一种发现‘己’之意识，然后把‘己’和‘他’划分开来的结果。”单单用自我意识的觉醒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释这一话语权的争夺之战，并且常常因为反对“经济决定论”而滑落到另一极端“文化决定论”的怪圈，这也是新社会文化史的“最大的敌人”。因此，对文化书写的权力的控制与反控制背后所折射的仍旧还是政治经济实力的角逐，如果舍弃了这一思考的维度，历史就会变成滑翔在大地表层的“意识形态云彩”，美丽、轻盈而空洞。事实上，作者对学海堂的历史考察已经充分证明了政治力量、经济实力对文化、学术的影响。
通过对广东文化观的历史陈述的考察，作者发现“所谓的‘广东文化’，只是以行政界线划分的一个范畴，至于里面填塞了什么内容，除了顺应国家文化的定义的改变而更替外，也是在这个地域范畴里活动的人群角力的结果。”（第313-314页）作者的努力所展现的正是在广东文化究竟是什么的话语权争夺中，各色人群轮番上场集体表达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书写中，作者获得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最愉悦的精神慰藉：“即使是在动辄以二元对立观来观照世界的民国知识分子，在叙述他们定义的地方文化时，也不会把‘国家’和‘地方’对立起来。这种实际上多元而在表述上又趋向统一的辨证的国家地方关系，恰恰是中国文化最诱人的地方。”（第317页）其实，这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在阅读该书时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获得的最深刻的印象和启迪。
注释：
1、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版，英文版绪言第3页。
2、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页。
3、许纪霖：《“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转引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页。
4、米歇尔伏维尔：《历史与表象》，沈坚译，转引自李宏图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5、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2版，第6页
作者：唐小兵
原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7年10月号
转引自：思与文网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认为：“理论框架是文化人类学的精华所在。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宗旨是发现人们行为的初衷，这些都是颇具相似特征的。甚至在其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学派——如进化论者、传播论者、功能论者以及最近的结构主义者及社会生物论者——它们都有一个共识，即对事物的观察是否正确取决于观察人的角度和观察的方式。对文化人类学者而言，从一些陌生的不同的观念中理清其结构，去塑造自己的知识，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地方化，这与了解其方式方法以及思想方法等是密不可分的。” 近些年中国史学界热衷于对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讨论，探寻中国式的公共领域的发生机制、主体构成、社会效力等特征，但是由于没有对“地方性知识”的充分研究作为基底，这种讨论往往容易流于浮泛的形式论证和社会想象。可喜的是，这种状况正在得到改变。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程美宝教授的新著《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则是将历史研究从过度聚焦于中心区域（例如这些年炙手可热的上海史研究）向“蛮夷之地”的广东进行“位移”，运用文化人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重构了所谓“广东文化”这一表象的叙述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过程。何谓广东文化？它能否被相对确切地界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广东文化”的制造者究竟是广东百姓还是广东的知识分子？广东文化观被建构的历史动机究竟何在？作者在交代该书主旨时用了三个否定式的陈述来表达，即该书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研究”，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史’研究”，不是“一个地方史的研究”，这是对读者可能因为书名而产生的“刻板印象”的“消解”，那么作者的研究意图和趣味究竟何在呢？她在导论中作了说明：“本研究企图以‘广东文化’为例，尝试把清末以来中国的‘地方文化’视为一个命题、一套表达的语言来看，探讨在不同的时代，在怎样的权力互动下，不同的内容如何被选取填进某个‘地方文化’的框框。”也就是说，作者并非以作为实体的“广东文化”作为关怀所在，而毋宁是作为历史意识形态的“广东文化观”成为其研究之根本对象，她试图通过对历史进程中各个时代、不同角色源于各种动机对“广东文化”的表述的考察，来观察晚清以来，中国的地方文化观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机制与情景中被知识分子生产出来，它所呈现的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样态与国家认同之间又是如何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换言之，作者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特殊主义的“地方关怀”，而是借助对“地方文化”的考察来讨论一个普遍主义的问题，尤其是学术与政治在历史空间里如何交互影响更是作者的关怀所系。
按照作者在“余论”中的交代，她并不认同二元对立的“基层/民间/地方VS国家/官方/中央”的分析框架，并怀疑用这种分析架构来讨论中国社会或传统中国的知识群体的“适用限度”。作者自陈其研究方法乃是：“研究中国‘地域文化’，不可忽略的是从认同并定义着这种文化的人们的眼光和世界观出发，而不可基于后人的角度和认识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研究对象。我们必须透过审视操控着书写历史权力的读书人的‘文化观念’的形成及演进的历史过程，从历史批判中拆解自己对‘地域文化’的迷信，才能更设身处地去理解定义这些地域文化的人物和他们身处的时代。”（第317页）一方面，作者对广东文化观的历史形成抱持着一份钱穆先生所谓的“温情与敬意”，不以一己之喜憎剪裁历史，另一方面，作者深受福柯等后现代历史观的影响，认为“地方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表述总是与书写者的权力架构与利益取向无法分割的，因此，她细致地考察了广东文化言说者的身世与立场之间的隐秘关联。例如，作者认为作为广东客家文化的“代言人”罗香林，其研究在表面客观的背后仍旧隐含着“学术与政治”隐秘的牵连，如作者所言：“罗香林同时兼备学者和官员两重身份，展示了学术和政治如何结合起来，提升他所认同的族群的地位。由罗香林推动的客家研究，在广东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形成过程占有重要位置，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术研究领域上建立广东文化观念的政治议程。”（第259页）
依照作者所陈说的旨趣，广东文化人在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嬗蜕中，在国家认同与地域文化的内在紧张中如何调适其立场与身份乃是一个贯穿全书的线索。作者没有停留在国家与地方的简单对立之中来处理如此繁复的问题，也没有用文化多元性性与社会现代性等时髦话语轻易地“解构”二者的张力。她通过从多层面考察广东文化人的“历史表述”的深层困境，比如被建构的“蛮夷之地”与“华夏文化”的血亲想象，比如许多广东知识分子将“粤语”认定为隋唐古音，从而强化自身文化的正统性。这种文化的正统性到了民国以后就演绎成“国家认同”的来源。即使如此，作者仍旧注意到了两者的内在紧张：“广东士大夫透过科举及文言写作能力的表现，可以和北方的士子并驾齐驱，他们之所以一再强调自己的方言的正统性，其实是要加强他们与国家文化及传统的认同。然而，也由于‘写’和‘说’的分离，尽管他们一方面强调粤语属‘中原古音’，但另一方面，却始终认为粤语写作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要我们回顾一下粤语写作的发展历史，就会了解到，国家意识如何深深影响到人们对本地语言的观感。”（第118-119页）
地方志往往是地域文化和读书人文化观念最集中的“表达形式”，也最能揭示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操控书写的权力来达到自身社群的利益目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一书自然也没有“忽略”这个重要的观察窗口，通过对《高要县志》的编修过程的爬梳，作者充分展现了读书人与地方权势集团的互动，同时也展示了在急剧的社会变动中，读书人在编修地方志中体现出来的“迎合、权衡与狡黠”，即通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民国新的“社会内容”填充到“地方志”中间去，以左右逢源于广东的“新、旧势力”。质言之，作者的趣味并不在于对“广东文化”这一表象进行叙述，而是通过对不同历史情景中不同读书人对“广东文化”的各式表达的“精读”，来精细地勾描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历史”，这种再解读就有效地规避了历史写作沦落为“话语的技术操作”的可能，而成为一次次对个体与社群的历史意识的探险。作者在完成对该县志的文本细读后指出：“民国《高要县志》的纂修者，虽然都是在清朝获得功名之人，同时也是民国的新进，他们竭力为自己穿上一件现代知识分子的外衣，也竭力为高要县套上一身现代和民族主义的外衣。不过，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有限，在当时大城市的知识分子的眼中，他们起码落后了半个世纪。他们认识许多‘现代’和‘民族’的观念，其实是国民政府潜移默化的结果国民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一套熟悉的词汇，让他们更容易地表述他们‘国民’的身份。”因此，我宁愿把这本著作作为广东知识分子在晚清到民国的“心态史”来阅读。
在笔者看来，《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最精彩的章节是对于岭学源流的考察。通过对“学海堂”的内外网络与“身后历史”的比较与再现，作者刻画了阮元、陈澧、朱次琦、温肃等士子形象，展现了他们如何为广东文化争取学术地位和资源的过程。在这些学海堂人的心目中，学术并不需要与社会刻意地保持一种距离，反而可以充分地利用“商人资源”、“地方政治”为学术服务，既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足够的资源，也可以开通学术“经世致用”的渠道。学术没有被纳入国家的一体化的计划体制，而可以争取诸多的民间资源，也许是民国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争取的过程也充分展示了文化的权力网络与社会网络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学术文化为政治权力网络提供智囊和象征性资源，而政治和商业的支持又进一步强化学术的“社会影响力”，并为学术的发展提供支持。作者指出：“学海堂成立之年代，正值广州与西方世界贸易最为兴盛之时，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家财丰厚，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奢侈和讲究，教目睹的外国人咋舌。这样的经济基础，对于推动文化事业，自然大有帮助。事实上，学海堂部分经费，就是来自从事鸦片贸易的行商伍崇曜的。此外，学海堂的学人也和行商有着各种交往和关系。”（第170-171页）地方政治更是潜在地规约了学海堂作为学术文化机构的走向，如作者所洞察的那样：“学海堂实际上是晚清广东的政治中心。谁被委任为学海堂学长，其学术取向和成就固然是重要条件，但其政治立场和在地方上有可能得到的支持，也不容忽视。全国所认同的学术标准固然是决定谁足以为广东文化的发言人的基础，但广东的内部政治，对于如何定义当代和以后的广东文化，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第180页）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是士大夫主导的士绅社会，而知识分子集中的公共空间往往对政治会发生强大的影响，而这一政治特征到了西学开始冲击“中国”的晚清广东仍然保持了强劲的生命力。阎步克认为：“中华帝国的官僚政治以学者（文人）作为官员的主要来源，这种特殊类型的官员构成了一个被称为‘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士、农、工、商’这种表述，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特征性。” 这就能够充分地解释为什么学海堂可能以及能够成为广东的地方政治中心。
无论是对于广东的文化想象（即认定广东为中原文化的分支）的分析，还是对于粤语、广东民俗、地方志等“地方性知识”的描摹，或者对于岭学源流的考究，作者的出发点虽是对于地域文化的辨析，但却时刻可见其对于这种地域文化的内核的“拿捏”，即从晚清到民国困扰或者说鼓召知识分子最根本的动力是民族主义的激情，甚至是民粹主义的历史想象。这种分析充分印证了安德森所谓“想象的共同体”在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的功用，也从地方文化的个案史角度说明了汪晖的论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完成了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的历史转型。虽然作者声称自己的历史写作是反“观念史”式的，但是通读全书，我们却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一个“观念论者的幽灵肖像”，即作者认定国家认同与民族立场在晚清到民国的广东知识分子心灵史中是“压倒性的心理机制”。例如：作者在解释民国民俗学在广东的兴起时，便认为这是接受了西学后的知识分子丧失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后的自我慰藉，“在西方找不着中国，他们也不愿意在旧中国里找回中国，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他们到群众中去。”（第212页）在阐释知识分子热中民俗学的时候，作者认为“在民粹主义背后，民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仍然是民族主义。这套以统一的中华民族为前提的民族主义，不但主导了他们的思想，还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词汇和语法。在为国家，也为他们自己寻求一个新身份的过程中，民国知识分子发现，民间文学和风俗，是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的最丰富的资源。”（第240-241页）相对于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整体进程，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或者说到民间去的根本动力也许不能轻易地用“建构新的国家意识”来解释，夹杂在这个滚滚人潮中的知识分子既有寻找革命资源的革命者（如从上海到安源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有对革命失望后的文化浪漫主义者，同时还有逃避现实的投机知识分子，甚至不乏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论者）。
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断裂社会”：“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级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如今都崩溃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如今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民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热潮，就会发觉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一方面，从制度层面来说，知识分子确实与国家政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疏离，成为边缘化的知识社群；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在殚精竭虑地寻求填补内心空白的民族激情，试图迅速建立个体与国家的象征性联系（这种象征性联系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却是非常实在的情感慰藉）。正因为这个原因，民国广东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也就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抒情”而已，也就是说仅仅是一种理念层面的认同而已，到了具体的问题上，“国家认同”成了为自我利益辩护的正当性资源，或者成了打击异己的理论工具，“国家”与“地方”的冲突在理念的层次被熨帖地融合了起来。作者也注意到了广东知识分子的这一困局：“地方读书人在企图改革地方风俗的过程中，以为自己也在参与建设新的中国文化，但由于在情感和利益的层面上，他们更能认同的是自己的地方，因此，要正面地表现地方特色，只能把地方与国家拉上关系。但如此一来，他们实际上是在削平地方特色，地方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共存和融合，只能是在理念的层面上得到体现。”（第298页）这样一来，“国家认同”就成了被搁置的“民族主义文化空壳”，地方情感和利益才是决定历史人物作为的关键因素，而事实上在作者的整个论述中，民族主义似乎是广东文化观的“灵魂”，主导着广东知识分子的行为取舍和言论，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叙述的逻辑悖论？国家认同与民族立场到底可否被估量到如书中所言说的分量？如果繁复的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可以如此轻易地被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叙述”阐释，那么中国的所有地域文化似乎都可以在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架构中被理解，这会不会导致用一种普遍主义的论述架构消解了历史的内在复杂？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作者的本意不是做一个地方文化的研究，而是试图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为个案来研讨地方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叙述是如何在权力与情感的历史空间中形成的。这种试图把个案研究普遍主义化的动机可能就会导致作者过度强调了民族主义（即国家认同）在地方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新社会文化史对中国史学界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影响”，“表象”成为其“文化关键词”，“表象这一概念带给文化史的东西是最适合玩味的。┉┉新史学不再局限于主题目录，也放弃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争，谋求通过语言、图像和象征符号等重建表现为‘接受’、‘发明’和表象斗争上的文化实践。它不仅关注语言和图像本身，也关注这些对象的交换方式，比如通过书籍、通过社团网络、通过代言人等媒介进行的交换。” 作为一项社会文化史的课题研究，作者关注的中心是作为表象的文化叙述是如何被历史性地编制起来的，重构广东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因此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以及考察其背后动机成为主要的着力点，这种努力试图厘清历史背后的“心理动机”与“利益考量”，同时也试图把歧异的各种行为与话语编织进“文化——权力”的论述架构中间。正因为此，“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 正是这种被后现代史学灌注力量的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让作者能够大胆声称其研究是“去地方史”、“去地域文化”的非纯粹观念史研究。
在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解释架构的支配下，含混的、歧异的、甚至冲突的、悖论式的历史现象（包括对历史现象的表述）都可以被“圆融而精致”地予以解释，“失语的历史”成为了被新社会文化史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裁割”的对象，历史自身的丰富性可能就被遮蔽或筛选掉了，而无从自由地生长出来。权力和利益成为了解释人们行为的“万灵丹药”。而构成历史动力的除了利益显然还有人类永不磨灭的理想主义激情。例如作者在讨论粤语作为一种方言在广东革命史过程中的作用时说：“一个有趣的悖论是，方言的颠覆性帮助读书人建立新的国家观念，其浅白亲切的特性也帮助普罗大众学习这新的国家观念。可是，一旦国家真正建立起来了，方言的颠覆性有可能针对的，就是这个新的国家，其发展因而也就很快被压抑，而始终维持着一个‘方言’的地位。”（第163页）“书写粤语”真乃一种颠覆性的革命吗？对粤语书写更多的是一种大众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表达形式的“因地制宜”的变更，而认定其为“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角力的载体，是否有足够的当时读书人在日记、书信或文章中“自觉的历史意识”等史料支撑，如何在阐释历史变动的原因时避免“过度阐释”的思维陷阱？另外如解释广府人与客家人争夺对广东文化正统地位的“文化斗争”时，作者认为：“当文字的操控权不再仅仅掌握在广府人手里，当其他方言群的自我意识越趋强烈之后，他们便不一定接受广府人这种一厢情愿的论述。客家人的历史叙述，便是从一个别人撰写的历史，演变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是演变为自己意识到自己‘是’客家人，并为自己所认同的群体撰写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典型地反映出所谓族群之区分，其实是一种发现‘己’之意识，然后把‘己’和‘他’划分开来的结果。”单单用自我意识的觉醒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释这一话语权的争夺之战，并且常常因为反对“经济决定论”而滑落到另一极端“文化决定论”的怪圈，这也是新社会文化史的“最大的敌人”。因此，对文化书写的权力的控制与反控制背后所折射的仍旧还是政治经济实力的角逐，如果舍弃了这一思考的维度，历史就会变成滑翔在大地表层的“意识形态云彩”，美丽、轻盈而空洞。事实上，作者对学海堂的历史考察已经充分证明了政治力量、经济实力对文化、学术的影响。
通过对广东文化观的历史陈述的考察，作者发现“所谓的‘广东文化’，只是以行政界线划分的一个范畴，至于里面填塞了什么内容，除了顺应国家文化的定义的改变而更替外，也是在这个地域范畴里活动的人群角力的结果。”（第313-314页）作者的努力所展现的正是在广东文化究竟是什么的话语权争夺中，各色人群轮番上场集体表达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书写中，作者获得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最愉悦的精神慰藉：“即使是在动辄以二元对立观来观照世界的民国知识分子，在叙述他们定义的地方文化时，也不会把‘国家’和‘地方’对立起来。这种实际上多元而在表述上又趋向统一的辨证的国家地方关系，恰恰是中国文化最诱人的地方。”（第317页）其实，这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在阅读该书时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获得的最深刻的印象和启迪。
注释：
1、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版，英文版绪言第3页。
2、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页。
3、许纪霖：《“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转引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页。
4、米歇尔伏维尔：《历史与表象》，沈坚译，转引自李宏图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5、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2版，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