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大学与大学的理想
大学，应当有理想，大学生，更应该有理想。立足现实，胸怀远方，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或许是较好的选择。
理想的大学与大学的理想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季冰
这几天，复旦大学正在隆重地举行她的百年庆典，这是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中国知识界的一件盛事。
我在求知生涯中，十分有幸与国内三所著名高校有缘。我的四年本科是在同济大学度过的，从同济大学热能工程系毕业之后，又转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修第二学位，历时两年。2000年，在《文汇报》担任财经新闻编辑的时候，我得到机会参加设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财经》奖学金课程”，因此又得以在北大生活学习了一个学期。这里顺便提一下，由胡舒立女士倡导发起、林毅夫教授主持授课的“《财经》奖学金课程”设立了一个门槛：要求申报者必须得到两位拥有全国声望的学者的推荐。我的推荐者之一正是现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秦绍德教授，他是我在复旦求学时的授业师长，给过我良多教诲。
大学是现代社会荟萃和培养精英的地方，从个人体验来说，同济朴素严谨的学风、复旦开放时尚的气质、北大自由独立的精神，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相信，它们也一定在我的思想观念上分别烙下了自身的印记。不过，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我还是不得不说，不管是同济、复旦，还是北大，离真正理想中的大学还有很大的差距。
大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存在，在日益细密的社会分工中，它很难被整合进任何“理性化”的科层制结构中：大学既是教育机构，也是科研机构，还是社会活动场所……如果说社会如同人一样是一个有机体的话，大学所发挥的功能有些类似于人的“思想”，尤其是思想当中接近于“理想”的那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的理想应当是不断地为社会贡献具有独创价值的思想和知识，并通过培养人才来传播这些思想和知识，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思想和知识水平。而一所理想的大学应当是能够保证上述理想得以实现的场所和制度的综合体，在我看来，它应当至少包含下面三个元素：
第一，学术独立。
假如我们认同大学在社会中的功能是“思想”，我们就必须承认，与人体的其他功能相比，“思想”这种功能是难以界定的：我们可以根据肠胃的正常功能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得了肠胃病，并提出治疗方案，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判断哪些思想是“正常”的、“健康”的，哪些思想是“不正常”的、“得了病”的。相反，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如果所有人的思想都是一模一样的话，那才是不正常的和不健康的。在蔡元培先生的北京大学，曾经有过这样的奇观：激进鼓吹科学民主的革命派思想家陈独秀与顽固地拖着长长辫子的保守派教授辜鸿铭可以在同一个课堂里授课，在同一个校园里共处，至今仍然传为美谈。
当然，思想并非全然没有真伪高低优劣之分，但却不是任何个人和机构可以主观判定的，只能通过平等竞争来得出结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真理越辩越明”。而要保证这一点，大学就需要一整套学术独立的机制和规范，以确保权力、地位、金钱、名誉等外部力量不能干预正常的学术活动。
第二，开放精神。
除了极少数天才的灵光闪现之外，绝大多数知识创新来源于不同思想碰撞交锋所产生的火花。因此，大学要能够持续地贡献具有独创价值的思想和知识，就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精神。
我没有在欧美大学游学的经历，但据我所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知名大学与我们的大学最显而易见的不同，可能就在于它们的开放性。2004年春，我受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派遣，赴欧洲学习传媒管理，有机会在瑞典哥德堡大学新闻系进修一周，直观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开放。像其他西方知名大学一样，哥德堡大学没有围墙，甚至也没有单独属于大学的一块界限明确的区域。它的教学楼、图书馆、行政楼零星散落在哥德堡中心城区，大楼与大楼之间夹杂着教堂、公共绿地和其他不属于大学的房子，以至于我们结束进修时想要找一个标志性的留影地都十分困难。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学的公共场所是完全对社会开放的，只要事先申请，任何人都可以到大学教室听课、搞活动，到大学图书馆借阅，似乎也未听说过有收费一说。图书馆里书籍的存放也很有意思，只按不同学科分类，而不论语言，并没有专门的瑞典语书籍和“外语”书籍之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新建的大学校区一般也不再有围墙，至少在“物理”层面朝着“开门办学”迈出了一步。然而，与社会和思想的开放程度相比，中国大学在开放精神方面至今仍然是落伍的。
第三，非功利性。
商业精神是推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然而，商业化带来的功利性却也极大地侵蚀着我们的思想和知识界。一段时间里甚嚣尘上的“教育产业化”口号几乎要把中国的大学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虽然现在它至少在社会舆论领域已经失去了号召力，但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大学造成的冲击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就拿许多人时常批评高校教育的“脱离实际”来说吧，我相信这种批评是有紧迫的现实意义的，但关键在于什么是高等教育应该紧密联系的“实际”？我怀疑大部分批评者所呼吁的“实际”不过是一些功利的谋生技艺而已，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其实是想把大学降低为技工培训学校。归根结底，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理论知识的地方，理论知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大学应当紧密联系的所谓“实际”是各门学科中最前沿的理论成果。目前中国大学仍然把许多早已被后来的研究证明是不正确、不全面或过时的东西奉为金科玉律，这才是真正的“脱离实际”。
几年前，我被一位教授邀请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在读的一群本科生座谈从事新闻工作的体会。我的那些学弟学妹们问我，成为一个好记者最重要是要培养好哪些素质？我的回答是：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读好书更重要的了！当时我从大多数学弟学妹们的神情中看得出来，他们是如此地失望，他们原本满怀希望我能传授一些他们日后能派得上用处的提高采访写作编辑能力的“捷径”。他们当中还有人拿出自己发表在报刊上的新闻作品请我“指正”，我却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们，我并不想“鉴定”这些文章的好坏，我认为他们应该把采写这些新闻花的时间的精力用于多读几本书上，因为等他们毕业进入新闻单位之后有的是时间采访和写作。
大学起源于欧洲，经过长期的社会变迁和自身发展，目前世界上形成了两种主要的大学模式，即政府出资为主、内部教授治校的“欧洲模式”，和社会融资为主、内部比较强调行政管理的“美国模式”。就像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现代事物”一样，大学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以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门户以后，被引入并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历经百年磨难和成长，形成了现在的中国大学制度。客观地说，中国大学兼有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中的主要因素，但又都没有学得两者的精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大学远远没有能够真正实践学术独立、开放精神和非功利性这三条最重要的大学理想。
一定会有人指出，中国大学当前遭遇的困境就如同中国社会中其他许多事务一样，根植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确，没有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就很难诞生理想的大学，也就很难培育出大学的理想。然而，这其实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我看来，没有一大批满怀大学理想的杰出英才，即便有了理想的社会环境，也不可能造就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世界一流大学”。人是社会的产物，人同时也创造着社会。大学也是同样，理想的大学和大学的理想是互为塑造着的。
这样的大师巨匠，100年前曾经有过，蔡元培、马相伯是也。
谨以此文纪念母校百年华诞。
理想的大学与大学的理想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季冰
这几天，复旦大学正在隆重地举行她的百年庆典，这是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中国知识界的一件盛事。
我在求知生涯中，十分有幸与国内三所著名高校有缘。我的四年本科是在同济大学度过的，从同济大学热能工程系毕业之后，又转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修第二学位，历时两年。2000年，在《文汇报》担任财经新闻编辑的时候，我得到机会参加设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财经》奖学金课程”，因此又得以在北大生活学习了一个学期。这里顺便提一下，由胡舒立女士倡导发起、林毅夫教授主持授课的“《财经》奖学金课程”设立了一个门槛：要求申报者必须得到两位拥有全国声望的学者的推荐。我的推荐者之一正是现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秦绍德教授，他是我在复旦求学时的授业师长，给过我良多教诲。
大学是现代社会荟萃和培养精英的地方，从个人体验来说，同济朴素严谨的学风、复旦开放时尚的气质、北大自由独立的精神，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相信，它们也一定在我的思想观念上分别烙下了自身的印记。不过，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我还是不得不说，不管是同济、复旦，还是北大，离真正理想中的大学还有很大的差距。
大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存在，在日益细密的社会分工中，它很难被整合进任何“理性化”的科层制结构中：大学既是教育机构，也是科研机构，还是社会活动场所……如果说社会如同人一样是一个有机体的话，大学所发挥的功能有些类似于人的“思想”，尤其是思想当中接近于“理想”的那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的理想应当是不断地为社会贡献具有独创价值的思想和知识，并通过培养人才来传播这些思想和知识，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思想和知识水平。而一所理想的大学应当是能够保证上述理想得以实现的场所和制度的综合体，在我看来，它应当至少包含下面三个元素：
第一，学术独立。
假如我们认同大学在社会中的功能是“思想”，我们就必须承认，与人体的其他功能相比，“思想”这种功能是难以界定的：我们可以根据肠胃的正常功能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得了肠胃病，并提出治疗方案，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能判断哪些思想是“正常”的、“健康”的，哪些思想是“不正常”的、“得了病”的。相反，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如果所有人的思想都是一模一样的话，那才是不正常的和不健康的。在蔡元培先生的北京大学，曾经有过这样的奇观：激进鼓吹科学民主的革命派思想家陈独秀与顽固地拖着长长辫子的保守派教授辜鸿铭可以在同一个课堂里授课，在同一个校园里共处，至今仍然传为美谈。
当然，思想并非全然没有真伪高低优劣之分，但却不是任何个人和机构可以主观判定的，只能通过平等竞争来得出结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真理越辩越明”。而要保证这一点，大学就需要一整套学术独立的机制和规范，以确保权力、地位、金钱、名誉等外部力量不能干预正常的学术活动。
第二，开放精神。
除了极少数天才的灵光闪现之外，绝大多数知识创新来源于不同思想碰撞交锋所产生的火花。因此，大学要能够持续地贡献具有独创价值的思想和知识，就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精神。
我没有在欧美大学游学的经历，但据我所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知名大学与我们的大学最显而易见的不同，可能就在于它们的开放性。2004年春，我受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派遣，赴欧洲学习传媒管理，有机会在瑞典哥德堡大学新闻系进修一周，直观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开放。像其他西方知名大学一样，哥德堡大学没有围墙，甚至也没有单独属于大学的一块界限明确的区域。它的教学楼、图书馆、行政楼零星散落在哥德堡中心城区，大楼与大楼之间夹杂着教堂、公共绿地和其他不属于大学的房子，以至于我们结束进修时想要找一个标志性的留影地都十分困难。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学的公共场所是完全对社会开放的，只要事先申请，任何人都可以到大学教室听课、搞活动，到大学图书馆借阅，似乎也未听说过有收费一说。图书馆里书籍的存放也很有意思，只按不同学科分类，而不论语言，并没有专门的瑞典语书籍和“外语”书籍之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新建的大学校区一般也不再有围墙，至少在“物理”层面朝着“开门办学”迈出了一步。然而，与社会和思想的开放程度相比，中国大学在开放精神方面至今仍然是落伍的。
第三，非功利性。
商业精神是推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然而，商业化带来的功利性却也极大地侵蚀着我们的思想和知识界。一段时间里甚嚣尘上的“教育产业化”口号几乎要把中国的大学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虽然现在它至少在社会舆论领域已经失去了号召力，但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大学造成的冲击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与日俱增。就拿许多人时常批评高校教育的“脱离实际”来说吧，我相信这种批评是有紧迫的现实意义的，但关键在于什么是高等教育应该紧密联系的“实际”？我怀疑大部分批评者所呼吁的“实际”不过是一些功利的谋生技艺而已，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其实是想把大学降低为技工培训学校。归根结底，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理论知识的地方，理论知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大学应当紧密联系的所谓“实际”是各门学科中最前沿的理论成果。目前中国大学仍然把许多早已被后来的研究证明是不正确、不全面或过时的东西奉为金科玉律，这才是真正的“脱离实际”。
几年前，我被一位教授邀请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在读的一群本科生座谈从事新闻工作的体会。我的那些学弟学妹们问我，成为一个好记者最重要是要培养好哪些素质？我的回答是：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读好书更重要的了！当时我从大多数学弟学妹们的神情中看得出来，他们是如此地失望，他们原本满怀希望我能传授一些他们日后能派得上用处的提高采访写作编辑能力的“捷径”。他们当中还有人拿出自己发表在报刊上的新闻作品请我“指正”，我却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们，我并不想“鉴定”这些文章的好坏，我认为他们应该把采写这些新闻花的时间的精力用于多读几本书上，因为等他们毕业进入新闻单位之后有的是时间采访和写作。
大学起源于欧洲，经过长期的社会变迁和自身发展，目前世界上形成了两种主要的大学模式，即政府出资为主、内部教授治校的“欧洲模式”，和社会融资为主、内部比较强调行政管理的“美国模式”。就像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现代事物”一样，大学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以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门户以后，被引入并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历经百年磨难和成长，形成了现在的中国大学制度。客观地说，中国大学兼有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中的主要因素，但又都没有学得两者的精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大学远远没有能够真正实践学术独立、开放精神和非功利性这三条最重要的大学理想。
一定会有人指出，中国大学当前遭遇的困境就如同中国社会中其他许多事务一样，根植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确，没有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就很难诞生理想的大学，也就很难培育出大学的理想。然而，这其实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我看来，没有一大批满怀大学理想的杰出英才，即便有了理想的社会环境，也不可能造就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世界一流大学”。人是社会的产物，人同时也创造着社会。大学也是同样，理想的大学和大学的理想是互为塑造着的。
这样的大师巨匠，100年前曾经有过，蔡元培、马相伯是也。
谨以此文纪念母校百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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