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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明、文化的概念是人创造的，所以人可以随意改变它，并随时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在西方的传统中，由“Cultus”这一原意为“耕作土地”的词汇开始，人们逐渐把文化的含义引申到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情操和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词汇的内涵和外延在逐渐扩大，以至于到了现在，人们不得不从所谓的“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看它，而这恰恰反映了深究概念是无意义的。
那么，更重要的则是体悟其中的真意，去认识整个文明社会的统一性和差异性。虽然文明、文化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场，按汤因比的史观，甚至可将世界分为26个主要文明区域，但本质还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文明。
泰勒从人类学的角度下了定义：“文化或文明史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 这样看来，其实我们对文明、文化的看法，应当是把它作为一个集合体，由此才能暂时涵盖这个复杂的世界。
泰勒还提到一句意大利谚语：“整个世界是一个国家。”到了地球村的时代，这一点更为明显。这种观点值得肯定，我们完全可以从人性和人类生活环境普遍的相似性这两个方面，通过比较，去追溯这种相似性和一贯性。但他不失幽默的表述却略显武断：“在研究中，我们不必太注重历史记载的日期和地图上标明的地点。因为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刀、锯、钻、针、矛、箭头等石器，尽管采集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五花八门的人种，但却十分相似。” 虽然在材料和需求上，早期人类的处境有相似性，但我们必须考虑地域、人种间的差异性。比如欧洲文明就有自身的独特性：“我用了欧洲文明这个词语，因为十分明显，存在着一个欧洲文明，在欧洲各国的文明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一致性；虽然在时间、地点和环境方面千差万别，但这个文明最初都源于那些几乎完成相似的事实中，到处都是根据同样的原则向前发展，并几乎到处都会产生相似的结果。” 这是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中的看法，显然他是把欧洲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并在书中着墨甚多地赞扬法国文化。欧洲文化的源头难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历史决不可能来源于任何单个欧洲国家的历史。文明、文化的演变、形成都强烈地体现了一个“化”的过程。
不断地生长、融合、繁荣、衰弱、死亡，文明的发展和人本身的发展其实并没有多少不一样。不少学者，其中以汤因比较为典型，道出了各个文明之间如何互相交融的过程，他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文明是母体，而一些是子体。
但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文明就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吗？所以不少饱学之士也曾经提出过退化理论。但是泰勒认为：“退化理论有两种假设。第一，文化史起始于出现在地球上的半文明人种。第二，以此为起点，文化向两个方向发展，先后退化为野蛮人，向前发展成文明人。但是这种观点却没有人种学的基础。” 这样看来，所谓的退化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主观臆测了。泰勒有关于欧洲低级文明的提法，“二三百年前，爱尔兰仍然流行着用马尾拉犁和烧掉麦秆获取燕麦的习惯。” 但实际上，这是古代洪荒时代的遗俗。“退化理论”并没有得到实证性的检验，但有种情况是合乎逻辑的。曾经诞生过的宏大文明衰落了，而在它废墟上生长起来的文明是低级的。可这并不是一种退化，而是另一个在母体中脱胎出来的不成熟的子体。穆罕默德曾说：“凡升起者必降落，凡出生者必死亡。”文明也是延续着相似的过程，萌发、生长、茁壮、兴旺、衰落、死亡。
从而，文明是可分为童年期、少年期、青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的。当埃及文明的研究在欧美大热之时，学界认为埃及人的性格是阴鸷的。现在想来那是因为当欧美接触到埃及的时候，它早已渡过了青少年时期。公元前的3000年左右，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宏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就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展开人们的想象，那时应该也不乏“慷慨悲歌”之士吧，但是当文明逐步发展下去，最终老年期的文明会更重实利，不再具备懵懂时期的道德本位。也许因此，才会表现出所谓的“阴鸷”特征。中华文明也是一样的。想那先秦时节，“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风萧萧兮易水寒”，想那楚汉气象，项羽破釜沉舟，兵败后耻于回到江东，想那太史公雄浑大气的笔调今人已难再现。而时代发展到了清，不论是雍正、康熙的御批还是曹公的《红楼梦》都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为了蝇营苟利而费尽心机的世相图景。这是每个文明发展的必然，人生亦然。
有关文明和文明之间的交融和冲突，一直存在探讨的空间。“在人种学的普遍的调查，表示了在任何人种中总有一些支系在文化上优胜于其它支系。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其说是弱者消退，不如说是胜者擢升。但是这种擢升主要产生于外来影响。文明这棵植株与其说靠成长，不如说更要靠传播。” 事实上，传播只是一种客气的说法，空间是有限的，文明对异质文明自有历史以来就是在不断的征服。在社会内部是不能施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会让弱者愈发悲惨。但是在文明层面、在国家层面，难道不是一直就是“物竞天择”的吗？在国家、社会内部，人们用法律、道德去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相对的平衡和稳定。但是文明对文明的征服一直都存在着，尽管人们也成立若干机构，设置若干国际法律、道德，但是征服的本质依然照旧。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不一一赘述。
《易经》“贲”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重点在后半句，在中国最原初的文化圣典中，“人文”应当被理解为“人与人之间能够保持彬彬有礼的关系和尊卑截然的名分。” 作为一个文化形态很早就成熟的文明，中华文明必须面对相对众多的人口、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为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设计出一套价值规范必不可少，当一切都被纳入制度的框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迎刃而解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意义到此还没有结束。中国文化中的“天下”概念是很大的，不仅仅局限于一朝一代；视野是恢宏的，凡是异域文明都得万邦来朝。需要用武力去征服的时候未必强盛，真正强盛之时，异域文明就会主动上门学习，而武力仍不失为证明自己的一种手段。“化成天下”中的化是说发生质的变化，旧事变新事。成是说人世间的事情，时间既久，便成习俗。用中华的价值观念去吸引异邦、改变异邦，使全天下常变常新，日久成俗，这是我们文化的经义。暗合基因学说原理，也暗合当下强国的所作所为。只是当实践真理的条件逝去已久后，人们往往忘记了真理本身。
汤因比说：“我们可以把原始社会比作一群昏睡在山坡一块突出岩石上的人，在那个地方的上面是峭壁，下面是悬崖，文明社会可以比作是这些昏睡人们的几个旅伴，他们刚刚站起来开始往上面的峭壁爬去，而我们自己可以比作在一旁观看的人，我们只能看见那一块岩石，上面峭壁的下面部分，还有当时那一些人在一刹那间露现的不同位置和不同姿势。乍看下，我们很想立刻下个结论，把那两类人截然区别开来，说爬山的是运动员，躺着的已经瘫痪了。可是再想一下，未必如此，躺着的人如果瘫痪又怎么可能在岩石上出生。而那些向上爬去的人也只不过刚刚离开那块岩石而已。我们既看不到上面的歇脚点，也不知道接下来的路有多难。只是知道在每一个现在拼命攀登者之后，都至少有两倍其数的人们（绝迹的文明）失败了。” 汤因比的话提醒我们，不要妄想真理在握，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看到的只是考古现场的一个片段和文献中的吉光片羽，这未必是完整的真实。而且那个丰富的幽古时代是永远也没法身临其境的，所以提出来的永远只是推论，等待着也许永不可能的印证。但可喜的是，我们仍在攀登悬崖，也在过往的文明中发现了些许规律，可以作为征途上的指引。
文明、文化的概念是人创造的，所以人可以随意改变它，并随时赋予其新的时代含义。在西方的传统中，由“Cultus”这一原意为“耕作土地”的词汇开始，人们逐渐把文化的含义引申到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情操和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词汇的内涵和外延在逐渐扩大，以至于到了现在，人们不得不从所谓的“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看它，而这恰恰反映了深究概念是无意义的。
那么，更重要的则是体悟其中的真意，去认识整个文明社会的统一性和差异性。虽然文明、文化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场，按汤因比的史观，甚至可将世界分为26个主要文明区域，但本质还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文明。
泰勒从人类学的角度下了定义：“文化或文明史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 这样看来，其实我们对文明、文化的看法，应当是把它作为一个集合体，由此才能暂时涵盖这个复杂的世界。
泰勒还提到一句意大利谚语：“整个世界是一个国家。”到了地球村的时代，这一点更为明显。这种观点值得肯定，我们完全可以从人性和人类生活环境普遍的相似性这两个方面，通过比较，去追溯这种相似性和一贯性。但他不失幽默的表述却略显武断：“在研究中，我们不必太注重历史记载的日期和地图上标明的地点。因为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刀、锯、钻、针、矛、箭头等石器，尽管采集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五花八门的人种，但却十分相似。” 虽然在材料和需求上，早期人类的处境有相似性，但我们必须考虑地域、人种间的差异性。比如欧洲文明就有自身的独特性：“我用了欧洲文明这个词语，因为十分明显，存在着一个欧洲文明，在欧洲各国的文明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一致性；虽然在时间、地点和环境方面千差万别，但这个文明最初都源于那些几乎完成相似的事实中，到处都是根据同样的原则向前发展，并几乎到处都会产生相似的结果。” 这是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中的看法，显然他是把欧洲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并在书中着墨甚多地赞扬法国文化。欧洲文化的源头难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历史决不可能来源于任何单个欧洲国家的历史。文明、文化的演变、形成都强烈地体现了一个“化”的过程。
不断地生长、融合、繁荣、衰弱、死亡，文明的发展和人本身的发展其实并没有多少不一样。不少学者，其中以汤因比较为典型，道出了各个文明之间如何互相交融的过程，他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文明是母体，而一些是子体。
但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文明就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吗？所以不少饱学之士也曾经提出过退化理论。但是泰勒认为：“退化理论有两种假设。第一，文化史起始于出现在地球上的半文明人种。第二，以此为起点，文化向两个方向发展，先后退化为野蛮人，向前发展成文明人。但是这种观点却没有人种学的基础。” 这样看来，所谓的退化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主观臆测了。泰勒有关于欧洲低级文明的提法，“二三百年前，爱尔兰仍然流行着用马尾拉犁和烧掉麦秆获取燕麦的习惯。” 但实际上，这是古代洪荒时代的遗俗。“退化理论”并没有得到实证性的检验，但有种情况是合乎逻辑的。曾经诞生过的宏大文明衰落了，而在它废墟上生长起来的文明是低级的。可这并不是一种退化，而是另一个在母体中脱胎出来的不成熟的子体。穆罕默德曾说：“凡升起者必降落，凡出生者必死亡。”文明也是延续着相似的过程，萌发、生长、茁壮、兴旺、衰落、死亡。
从而，文明是可分为童年期、少年期、青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的。当埃及文明的研究在欧美大热之时，学界认为埃及人的性格是阴鸷的。现在想来那是因为当欧美接触到埃及的时候，它早已渡过了青少年时期。公元前的3000年左右，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宏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就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展开人们的想象，那时应该也不乏“慷慨悲歌”之士吧，但是当文明逐步发展下去，最终老年期的文明会更重实利，不再具备懵懂时期的道德本位。也许因此，才会表现出所谓的“阴鸷”特征。中华文明也是一样的。想那先秦时节，“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风萧萧兮易水寒”，想那楚汉气象，项羽破釜沉舟，兵败后耻于回到江东，想那太史公雄浑大气的笔调今人已难再现。而时代发展到了清，不论是雍正、康熙的御批还是曹公的《红楼梦》都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为了蝇营苟利而费尽心机的世相图景。这是每个文明发展的必然，人生亦然。
有关文明和文明之间的交融和冲突，一直存在探讨的空间。“在人种学的普遍的调查，表示了在任何人种中总有一些支系在文化上优胜于其它支系。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其说是弱者消退，不如说是胜者擢升。但是这种擢升主要产生于外来影响。文明这棵植株与其说靠成长，不如说更要靠传播。” 事实上，传播只是一种客气的说法，空间是有限的，文明对异质文明自有历史以来就是在不断的征服。在社会内部是不能施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会让弱者愈发悲惨。但是在文明层面、在国家层面，难道不是一直就是“物竞天择”的吗？在国家、社会内部，人们用法律、道德去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相对的平衡和稳定。但是文明对文明的征服一直都存在着，尽管人们也成立若干机构，设置若干国际法律、道德，但是征服的本质依然照旧。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不一一赘述。
《易经》“贲”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重点在后半句，在中国最原初的文化圣典中，“人文”应当被理解为“人与人之间能够保持彬彬有礼的关系和尊卑截然的名分。” 作为一个文化形态很早就成熟的文明，中华文明必须面对相对众多的人口、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为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设计出一套价值规范必不可少，当一切都被纳入制度的框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迎刃而解了。“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意义到此还没有结束。中国文化中的“天下”概念是很大的，不仅仅局限于一朝一代；视野是恢宏的，凡是异域文明都得万邦来朝。需要用武力去征服的时候未必强盛，真正强盛之时，异域文明就会主动上门学习，而武力仍不失为证明自己的一种手段。“化成天下”中的化是说发生质的变化，旧事变新事。成是说人世间的事情，时间既久，便成习俗。用中华的价值观念去吸引异邦、改变异邦，使全天下常变常新，日久成俗，这是我们文化的经义。暗合基因学说原理，也暗合当下强国的所作所为。只是当实践真理的条件逝去已久后，人们往往忘记了真理本身。
汤因比说：“我们可以把原始社会比作一群昏睡在山坡一块突出岩石上的人，在那个地方的上面是峭壁，下面是悬崖，文明社会可以比作是这些昏睡人们的几个旅伴，他们刚刚站起来开始往上面的峭壁爬去，而我们自己可以比作在一旁观看的人，我们只能看见那一块岩石，上面峭壁的下面部分，还有当时那一些人在一刹那间露现的不同位置和不同姿势。乍看下，我们很想立刻下个结论，把那两类人截然区别开来，说爬山的是运动员，躺着的已经瘫痪了。可是再想一下，未必如此，躺着的人如果瘫痪又怎么可能在岩石上出生。而那些向上爬去的人也只不过刚刚离开那块岩石而已。我们既看不到上面的歇脚点，也不知道接下来的路有多难。只是知道在每一个现在拼命攀登者之后，都至少有两倍其数的人们（绝迹的文明）失败了。” 汤因比的话提醒我们，不要妄想真理在握，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看到的只是考古现场的一个片段和文献中的吉光片羽，这未必是完整的真实。而且那个丰富的幽古时代是永远也没法身临其境的，所以提出来的永远只是推论，等待着也许永不可能的印证。但可喜的是，我们仍在攀登悬崖，也在过往的文明中发现了些许规律，可以作为征途上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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