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性

 孤独的性
By 白墨
                
                
这个网名叫wow的年轻人，凌晨两点开车从北京顺义的家里出发，沿途买了烤串和啤酒，朝着西四环的万寿路开去。他的目的地是那里的一家酒店。不久之前，在一个以音乐、电影和书为媒介的社交网站的小组里，一名性感漂亮的女车模发了一个帖子：“有人请夜宵吗？最好是送到房间来！”她留下了酒店名称和楼层。这深夜的赤裸裸的召唤，引起了一群未眠的年轻人的骚动，包括wow在内的几位“壮士”出发了。
一个小时之后，网上又起了谩骂声。有人到那家酒店找了半个小时，发现酒店只有五层。有人“奇迹般”地找到了七楼，可是不知道具体房间号。wow也加入了谩骂的队伍。直到这时，“壮士们”才意识到，他们以为天上掉馅饼，其实只是一个女孩半夜无聊耍人的把戏而已。
wow谩骂着开车离开了酒店。他先是到了海淀，然后沿着四环开到了亚运村，牡丹园。他不断发着新帖子，唤人出来吃夜宵，或者只是聊聊都可以。然而一路开，开到了天亮，他依然孤独一人，绕着北京城转了一圈，最后苦闷地回到了家中。
凌晨四点半，wow一整夜漫游的最后一站是他家小区楼下的早餐店。他在这里发了最后一个帖子：店里就我一个客人，夫妇俩都在忙着包包子，面前一屉热气腾腾的小笼包，我弄了一小碟醋，等大姐给我煮的混沌，“哎呦，真香，这包子怎么这么好吃啊！”我这样发出赞叹，一方面是闲的蛋疼，没话找话。另一方面，我想让他俩高兴高兴，毕竟有人夸他们的包子好吃，他们打心里还是高兴的。都不容易！都挺辛苦！
这样大同小异的由欲望、挑逗和失望串联的剧情，在这个以吃喝玩乐为名的小组里每天都在上演。这个小组有12万多人，大多生活在北京，年龄从七零后覆盖到九零后。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发新帖子，变着花样引起女性关注，实质上都是在赤裸裸地约“一夜情”。然而回复总是寥寥无几，很快帖子就沉下去了，新的帖子又发起来。但是这群数目庞大的年轻人很少有人在这里寻找到他们的一夜情伴侣。虚拟社会的规则和现实社会一样残酷——只有“高帅富”的男人才能吸引异性的眼球。
很多时候，这里甚至形成了鲜明的性别对立，或者隐形的“性别战争”。大多数女性因忍受不了男性不断地骚扰而破口大骂，那些言语犀利的女性因此成了这里的明星，泼皮无赖的男人则被其他人“膜拜”。谎言、无病呻吟、赤裸裸的性言语充斥在这里。而周末和节日前，是这个小组以及这个网站很多类似小组的高潮期。欲望和骚动疯狂涌起，形单的影子被无限拉长，都市男女的孤独在商业引导的节日里被放大到无限。与北京城里无数隐秘性交易的角落相比，社交网站的虚拟身份让性饥渴的人们在这里直白而疯狂。
但是，这些年轻人缺失和渴望的，真的只是性，一夜性么?
都市男女的孤独和性缺失，绝不只是北京这种匆忙、疲惫、压力巨大的城市所独有的，但在都市一系列社会问题中 ，它可能是最被忽略的问题之一。女权主义学者盖尔•鲁宾（Gayle Rubin）曾说过，“性也许被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主题，与更加危急的贫穷、战争、疾病、种族主义、饥荒和核毁灭问题相比，它显得并不重要。但是，正是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有可能遇到无法想象的灭顶之灾时，人们对性问题的疯狂有可能变得十分危险。”英国社会学者杰佛瑞•威克斯（Jeffrey Weeks）也在他的《20世纪的性理论和性观念》一书里写道：“性活动已经变成一个日益重要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浓缩了若干关键性的问题，……近来年，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尖锐，因为有关性问题的争论就是我们希望生活在怎样的社会形式中的争论。”
但关于性的争论和思考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或者任何争论最后都演变成没有结论和意义的口水仗）。对于每天都有匪夷所思的死亡和不幸上演的当代中国，性问题尤其会被一脚踢开。对于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形式中”的思考，在学者、媒体与大众的视线之外。
而且，在我看到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媒体的报道里，关于性话题的似乎都是一派乐观景象。《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在一篇名为“中国的第三次性革命”的文章里写道：“新世纪的中国面临着一场新的性革命。所有性的资源都围绕四个字配置：自我，快乐。透过这次性革命，人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宽容、技术的进步、女性观念的更新。最后，性仅仅成为性。”
然而，“性如果只是成为性”，自我和快乐在今天的中国能很好实现的话，在网络上，在现实中，孤独和焦灼的人群也许不会那么庞大。
十年前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国底层访谈录》的书里，作者写道：“中国民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将自己的性本能转移到偶像崇拜上，这是49年以来的极端理想主义的顶峰……而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道德水准在物欲的刺激下，直线下滑到动物现实主义，似乎每个人都醒悟了，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多好东西没有享受。爱领袖不如爱自己，这也是文革反思结论之一。”中国人的性从那以后，也开始从“计划经济的产物”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中国开始变成托马斯•拉科尔（Thomas W.Laqueur）在《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里描写的那样，“那种认为性及性乐趣的终极目的是生育的旧观念已经不再被人们所遵从”。 随后，中国像个被压抑过久的孩子，“性能量喷涌出来，以歇斯底里的症状表现出来。”
拉科尔的预言击中了今天的中国，我们开始“排斥社会所认可的恰当的性行为、排斥了恰当的社会交往、也排斥了社会秩序本身。”
“西方世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价值观，但是高度概括起来却只有两大家：反性的价值观与褒性的价值观。”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性爱二十讲》开篇提到，西方几千年的性的观念转变，在中国只进行了十几年。在文革中经历了苦难与饥饿的一代，在八十年代短暂的精神疗养之后，迅速的在九十年代开始遵从自我，对食物的饥饿感与性的压抑同时喷涌出来，像李银河提到的，“旧道德的错误在于对性的过分压制，而性的欲望和饮食的欲望一样，会因禁止而极大地增加，越是压制就越是强烈。”
在性开放和自由的九十年代，“暂时的缓解”在中国演变成了“狂欢”，社会的离婚率开始飙升。我们提到的那群孤独的年轻人，他们的成长环境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变得糟糕。九十年代，他们正在青春期，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关爱，独生子女的家庭，压抑的内心，让他们在孤独中成长，对关爱有着病态的需求。
随着中国二十多年财富的累积，今天我们“被宣布”进入了“富裕的社会”，同时也变成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在《爱欲与文明》——该书被认为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政治宣言——里描述的富裕社会的情景：社会自身要求人们“追求审美、渴望一致”，恢复“天人合一”，充实心灵和赞颂“为创造而创造”……这些期望被转变成了由政府和大企业资助的、受人操纵的文化活动，成了它们向群众心灵延伸的执政之臂。
在这看不见的“执政之臂”下，所有人“遵循着商业和利润的指导……生命本能的爱欲能量在唯利是图的富裕社会的非人条件下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一方面，必须发展把生命作为自在目的的非经济需要，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维持生命的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群年轻人离开压抑的家庭和学校后，梦想朝气蓬勃地进入社会，实现他们的理想或者仅仅是简单生活时，却发现自己被商业和政治操控。社会资源正是在九十年代开始分化的，随后二十年里，分化不断深化，社会资源高度集中，流向一小部分人——他们因为权力而拥有财富，或者因为财富而拥有声望。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性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权力和财富彼此热爱并互相追逐，二者的结盟越来越紧密。在高压的城市生活中，毫无背景、孤身奋斗的年轻人，在体味孤独和艰难的同时，也体味着不确定性和安全感的缺失。
在今天的中国，财富成为所有人保护自己免受侮辱、轻视和损害的方式，“因为财富不仅给人以权力而且给人以声望。这种对财富的非理性的追求，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流行，因此只有将我们的文化与其他的文化加以比较，我们才能认识到它不是一般的人类本能，无论它是以一种贪得无厌的本能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以一种生物驱力的升华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决定它的焦虑消失了或清除了，这种对财富的强迫性追求也会消失。” 美国心理学者卡伦•荷妮(Karen Horney)在她的心理学著作《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里写道。
热播美剧《欲望都市》曾经风靡中国十年，那场媒体誉为的“性革命”也发生在这十年的中国。但上海作家小宝在一篇文章里一针见血地写道：《欲望都市》引起的中国的性革命不过是场空谈，美国女人在《欲望都市》里看到的是性，是淫，中国女人在《欲望都市》里更多看到的是“银”——有钱女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借观剧温习十年前大举登陆中国市场的欧美名牌知识，认识了十年前尚未高调入市的豪华商标。中国女生并没有像美国姐妹那么关注凯瑞们如何消费男生，他们更关心的是凯瑞们如何消费。
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越来越多年轻漂亮的女性开始集中到那些拥有权力、声望与金钱的男性手中，这部分人大概占到中国男性的4%或者更少。本报在郭美美事件中曾经刊登过一篇报道，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情景是，一个通过陪富二代、官商睡觉的年轻女孩，每个夜晚在她通过卖身买到的大房子里，孤零零的，眼睛望着窗外的夜空，失眠到天亮。
与此同时，那些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勤奋在事业和生活上取得独立，却没有收获婚姻的女性，则成为一个醒目且不断庞大的群体：剩女。当那个叫“wow”的年轻人在北京城里彻夜孤身游荡，也许他的邻居里就有一位善良、美丽的姑娘和他一样孤独，彻夜未眠，渴望爱与被爱。然而，楼群的间隔，人与人的隔膜阻止了他们的相识与相爱。
这与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在其名著《爱的艺术》一书中“当代西方社会的爱及其瓦解”章节里写道的西方世界及其相似：
“现代西方社会的人疏远自己，疏远他的同胞，疏远自然，异化了。他已转化成商品，感受到他生命力量的是作为在现行市场条件下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投资。人的关系基本上是异化了的自动装置的关系，每个人都把他的安全建立在靠近群体的基础上，而在思想、感情或行为上没有什么区别。尽管每个人都尽可能靠近其他人，但仍然感到十分孤独，充满了当人不可克服的分离感袭来时而经常会产生的深重的不安全感、焦虑感和内疚感。”
缺失的情感和性，最终损害了一些年轻人的内心和生活。这在当下飞速奔跑的中国，仿佛一个坏死的癌细胞，不可治愈。荷妮则在她的书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上医治的希望：我们的情感和态度极大程度地由我们生活的环境塑造而成。这种环境既有文化的环境又有个体的环境，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相辅相成。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生存于其间的文化景况，我们就会具有更好的机会，更为深入地理解正常情感和态度的特殊性质。
按照荷妮在书里的定义，在膜拜美国华尔街对金钱的贪婪的同时，我们时代的许多人几乎都染上了与华尔街人共同的病：神经症——神经症患者的反应不同于一般的人，这种人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时代普遍认可的行为模式不同。
荷妮举例：一个艺术家，一个星期只挣30美元，但是如果他工作勤奋一些，他本可以挣得更多。可是他不这样做，偏偏喜欢过这种清贫的生活。于是我们就认为这个艺术家有神经症。“我们之所以要称这些人为神经症患者，其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这就是，争取在世界上出人头地，做人上人，挣比满足基本生存多得多的钱。”荷妮写道，“而在古希腊，超出自己需求之外的工作态度被认为是极为下贱的。”
“在谈到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时，我不仅指的是存在着具有基本的共同特征的神经症患者，而且指的是，这些基本的共同性根本说来是由我们时代和文化中的现存的困境所产生的。”荷妮在书里写道。
虽然中国没有美国式民主和自由，但面对的困境却比美国更甚。在我提及的那个小组里，很多年轻人摆脱了前辈中国人的性顾忌，对他们而言，“性关系不仅是特别紧张的发泄，而且是人际交往的惟一途径。”这种人格和态度使他们“容易达到性兴奋，并强迫性地将任何异性看作是潜在的性伴侣。”
荷妮的文字应验了其在中国的现实存在，“他们感到不安全，没有保护，当他们没有性关系或者没有看到具有性关系的机会时，他们就表现得相当失常。他们总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创造一种性爱的气氛。”这种性态度使这一代人陷入某种困扰：人际交往陷入障碍，不相信关爱和爱本身，身心忧烦和焦虑，面对社会和人保持着高度的防御姿态以及不相信爱情。
当我在那个小组里总是看到20多岁的年轻女性说想知道爱情的感觉，而男性却被苦闷的性困扰时，总有一阵莫名的心酸、忧虑和疑惑，当所有年轻的男女都该去享受爱情以及性的美好时候，是什么阻挡着他们获得这一切？是这个社会无孔不入、不被约束的权力，还是不义不均的财富？在这样的社会中，这些年轻而孤独的灵魂会被带向何方？
(注：文中wow为化名)
参考书目：
托马斯•拉科尔在《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第1版
杰佛瑞•威克斯《20世纪的性理论和性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1版
李银河《性爱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版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第1版
埃里希•弗罗姆《爱的艺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4年第1版
《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年11月号iPAD&pdf版下载：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07250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