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陈寅恪家族百年兴衰史》

早起读南方人物周刊《陈寅恪家族百年兴衰史》—— 加之此前曾从冯姑娘处对陈寅恪有所了解，此时再读陈寅恪，对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有进一步的认识。学术必先独立于政治之外，思想才可泛游于天地之间。此必争之，且以生死力争之。陈寅恪晚年，学生汪篯被毛派往前去游说其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在与汪篯的谈话中，表明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吾不才，甚觉这段谈话实乃是我国之文人做学问的典范。现在这番谈话摘录下来，望对后来者有所裨益。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1957年之后，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关照，然这样的关照在那个年代确成为众矢之的，我们都没有饭吃，凭什么要这样优待他。陶铸听后大怒，言：你若像陈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陶铸关照陈老的时间不长久，随即被调到北京，之后被打倒，陈老之后的命运实为难堪。不忍细说。 叔本华在《关于独处》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泛泛和平庸的社交聚会中，人们对充满思想见识的谈话绝对深恶痛绝。”1957年以后的数年，社会依然不是泛泛平庸般简单，读者可以想见陈老的境况。 《财经郎眼》中郎咸平在对于乔布斯与华尔街的探讨中，谈及我之国家为何难出乔布斯之人。在对于乔所引发的经济的产业革命以及产业链的进一步思考中，郎咸平谈笑间说及百度李彦宏，腾讯马化腾。言这是产业链的每一个节点都获利与一个节点获利，多个节点被踢出局的区别。 吾国家之土壤孕育不出老乔，更加难以孕育出陈老。 吾曾说易中天是学问做的不深，就跳出来了。但其一篇名为《劝君免谈陈寅恪》的文章。可以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