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卡西尔：克莱斯特与康德哲学（1）
壹
“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都在四周形成一种气场”，对于伟大哲学思想的形成而言，歌德此语有着特别含义。所有伟大的哲学思想都并非孤立地处于概念与抽象空荡荡的空间中，而是在各个方面都持续地表现为某种鲜活的精神驱动力。它真实的存续惟有在对其时代和那些伟大个体施加的多重影响中才完全呈现。但在这种广泛的影响中，当然也存在一种会削弱其概念之犀利与精准的直接危险。风暴愈劲，愈难从其所过之处辨识最初的起源。故而，哲学史家与一般精神史的研究者常常面对一种特殊的方法论悖论。他们不能放弃在历史分岔和沿革中追索具有系统性力量和意义的哲学基本思想的踪迹，因其具体的历史存在只有以效果的形式才得以充实。但另一方面，思想在精神原创者那里所拥有的独特规定性、统一性和完整性，似乎将逐渐丧失。以貌似前进的方式，思想轻松地从一处跳到另一处。似乎只有以其逻辑之清晰为代价才能获得其历史效应之充盈；当我们尾随思想间接和延伸出的历史后果时，概念最初明确的轮廓逐渐模糊。
没有哪里能够比在康德哲学的发展中更清楚地看到伟大哲学体系的这一事实与命运。从诞生的第一刻起，康德学说就证明了它内在的生机：它将不同类型的精神元素和力量引向自身，用它们并从它们中创造出一个崭新、独特的气场。然而在周遭雾气的笼盖下，康德体系特有的精神内核也愈加难以辨认。如一般的精神史那样，哲学史在此显示出同样典型的发展型态。正如费希特、谢林、叔本华、弗雷斯（1）和赫尔巴特（2）对康德基本学说的理论—思辩解释之间充满差异和争执，赫尔德、歌德、席勒和克莱斯特这些精灵从中获得的印象也各不相同。所有这些人在康德的学说中首先寻找的都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学理，而是将其视作直接的生命力加以接受。但当他们将其如此接纳时，也赋予了他们自己特有的生命感。既在积极的意义上亦在消极的意义上，当他们抵制康德学说时，当康德学说以强力掌控和规定他们时，所有人同时说出的都是自己对生存之实质和意义的整体观察，呈现的是他们对主体之意识和自身之明确的根本追求方向。
没有谁比克莱斯特对康德哲学的这一意义有更深沉更内在的体验——当克莱斯特以其全副力量和激情，以其存在的全部人格能量抗衡康德学说时，后者才更加不可阻挡地穿透他的生命。当歌德最初以某种清明的泰然和确定与康德哲学相对，而随着自身发展动机的转变逐渐受其影响，当席勒一对康德哲学有了较为确切的了解，就以毫无保留的热情投身其中，直到以不懈的钻研将其彻底把握后才肯停歇，克莱斯特却似乎既缺乏前者也缺乏后者的力量。他与这一思想相抗衡，即使自己变成康德哲学所惋惜的那种“愚蠢的祭品”，而另一方面，要与那越来越紧密地缠绕他的辩证之网做一彻底决裂，他却倍感无力。他受制于一种精神的强力——一种他不知作何解释的强力，一种他感到与自己的本质和天性相异的强力。对他来说，他的精神存在因此彻底毁灭。他悲叹道：“我惟一的、至高的目标沉没了；我已一无所有。”并非他生命反思的哪个结论因为康德而被推翻，而是他自身所承载的所有内在要求，所有逻辑与伦理上的设定都荡然无存——真理概念本身丧失了意义和内涵。“我曾如奴仆一般”，在给威廉明妮（3）的信中这样写道，“俯身在这一思想面前：完善乃是创造的目的。我曾相信，有朝一日当我们死后，当我们踏上在这颗星球上追求完善所抵达的那一级阶梯之后，我们将继续迈向下一级，而在此世聚集的真理的财宝在那里也能够继续使用。从这种思想中我逐渐生发出一种信仰与努力：一刻也不要在尘世驻足，永不停歇地迈向教养（Bildung）的更高阶段——这立刻成为我一切行为的惟一准则。教养于我而言是一切努力的惟一目标，是真理，这真理是惟一值得拥有的财富。”而如今康德哲学——他所理解的康德哲学——却向他揭示出，在这一目标中隐藏着一个知性的纯粹幻象。“我们无法判定，称为真理的东西真的是真理，还是仅仅显得如此。倘若是后者，我们在这里收集的真理死后就将不复存在。所有为自己获取某种在坟墓中也将伴随我们的财富的努力都是徒劳……自从在尘世无法寻获任何真理这一确信突显在我的灵魂之前，我就不曾碰过任何一本书。我在房间里无所事事，团团乱转，坐在打开的窗前，冲到原野上，内心的不安最终把我赶到吸烟室和咖啡厅，为了解闷，我去看戏，去听音乐会——然而在一片喧哗中，灵魂以让人灼热的恐惧考虑的惟一想法就是：你惟一的、至高的目标沉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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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kob Friedrich Fries（1773-1843），德国哲学家，著有《新的或人类学的理性批判》（Neue oder anthropologische Kritik der Vernunft），尝试对康德批判理论进行一种心理学式的分析。——译注
2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德国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曾在耶拿跟随费希特学习哲学，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观念论思想。——译注
3 Wilhelmine Charlotte von Zenge（1780-1852），克莱斯特的未婚妻，后嫁与Wilhelm Traugott Krug，后者成为康德在哥尼斯堡教席的继任者。——译注
“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都在四周形成一种气场”，对于伟大哲学思想的形成而言，歌德此语有着特别含义。所有伟大的哲学思想都并非孤立地处于概念与抽象空荡荡的空间中，而是在各个方面都持续地表现为某种鲜活的精神驱动力。它真实的存续惟有在对其时代和那些伟大个体施加的多重影响中才完全呈现。但在这种广泛的影响中，当然也存在一种会削弱其概念之犀利与精准的直接危险。风暴愈劲，愈难从其所过之处辨识最初的起源。故而，哲学史家与一般精神史的研究者常常面对一种特殊的方法论悖论。他们不能放弃在历史分岔和沿革中追索具有系统性力量和意义的哲学基本思想的踪迹，因其具体的历史存在只有以效果的形式才得以充实。但另一方面，思想在精神原创者那里所拥有的独特规定性、统一性和完整性，似乎将逐渐丧失。以貌似前进的方式，思想轻松地从一处跳到另一处。似乎只有以其逻辑之清晰为代价才能获得其历史效应之充盈；当我们尾随思想间接和延伸出的历史后果时，概念最初明确的轮廓逐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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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戏院（Berlin Schauspielhaus）前的席勒纪念雕像，阅读莱辛、康德与歌德的女子 |
没有哪里能够比在康德哲学的发展中更清楚地看到伟大哲学体系的这一事实与命运。从诞生的第一刻起，康德学说就证明了它内在的生机：它将不同类型的精神元素和力量引向自身，用它们并从它们中创造出一个崭新、独特的气场。然而在周遭雾气的笼盖下，康德体系特有的精神内核也愈加难以辨认。如一般的精神史那样，哲学史在此显示出同样典型的发展型态。正如费希特、谢林、叔本华、弗雷斯（1）和赫尔巴特（2）对康德基本学说的理论—思辩解释之间充满差异和争执，赫尔德、歌德、席勒和克莱斯特这些精灵从中获得的印象也各不相同。所有这些人在康德的学说中首先寻找的都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学理，而是将其视作直接的生命力加以接受。但当他们将其如此接纳时，也赋予了他们自己特有的生命感。既在积极的意义上亦在消极的意义上，当他们抵制康德学说时，当康德学说以强力掌控和规定他们时，所有人同时说出的都是自己对生存之实质和意义的整体观察，呈现的是他们对主体之意识和自身之明确的根本追求方向。
没有谁比克莱斯特对康德哲学的这一意义有更深沉更内在的体验——当克莱斯特以其全副力量和激情，以其存在的全部人格能量抗衡康德学说时，后者才更加不可阻挡地穿透他的生命。当歌德最初以某种清明的泰然和确定与康德哲学相对，而随着自身发展动机的转变逐渐受其影响，当席勒一对康德哲学有了较为确切的了解，就以毫无保留的热情投身其中，直到以不懈的钻研将其彻底把握后才肯停歇，克莱斯特却似乎既缺乏前者也缺乏后者的力量。他与这一思想相抗衡，即使自己变成康德哲学所惋惜的那种“愚蠢的祭品”，而另一方面，要与那越来越紧密地缠绕他的辩证之网做一彻底决裂，他却倍感无力。他受制于一种精神的强力——一种他不知作何解释的强力，一种他感到与自己的本质和天性相异的强力。对他来说，他的精神存在因此彻底毁灭。他悲叹道：“我惟一的、至高的目标沉没了；我已一无所有。”并非他生命反思的哪个结论因为康德而被推翻，而是他自身所承载的所有内在要求，所有逻辑与伦理上的设定都荡然无存——真理概念本身丧失了意义和内涵。“我曾如奴仆一般”，在给威廉明妮（3）的信中这样写道，“俯身在这一思想面前：完善乃是创造的目的。我曾相信，有朝一日当我们死后，当我们踏上在这颗星球上追求完善所抵达的那一级阶梯之后，我们将继续迈向下一级，而在此世聚集的真理的财宝在那里也能够继续使用。从这种思想中我逐渐生发出一种信仰与努力：一刻也不要在尘世驻足，永不停歇地迈向教养（Bildung）的更高阶段——这立刻成为我一切行为的惟一准则。教养于我而言是一切努力的惟一目标，是真理，这真理是惟一值得拥有的财富。”而如今康德哲学——他所理解的康德哲学——却向他揭示出，在这一目标中隐藏着一个知性的纯粹幻象。“我们无法判定，称为真理的东西真的是真理，还是仅仅显得如此。倘若是后者，我们在这里收集的真理死后就将不复存在。所有为自己获取某种在坟墓中也将伴随我们的财富的努力都是徒劳……自从在尘世无法寻获任何真理这一确信突显在我的灵魂之前，我就不曾碰过任何一本书。我在房间里无所事事，团团乱转，坐在打开的窗前，冲到原野上，内心的不安最终把我赶到吸烟室和咖啡厅，为了解闷，我去看戏，去听音乐会——然而在一片喧哗中，灵魂以让人灼热的恐惧考虑的惟一想法就是：你惟一的、至高的目标沉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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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kob Friedrich Fries（1773-1843），德国哲学家，著有《新的或人类学的理性批判》（Neue oder anthropologische Kritik der Vernunft），尝试对康德批判理论进行一种心理学式的分析。——译注
2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德国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曾在耶拿跟随费希特学习哲学，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观念论思想。——译注
3 Wilhelmine Charlotte von Zenge（1780-1852），克莱斯特的未婚妻，后嫁与Wilhelm Traugott Krug，后者成为康德在哥尼斯堡教席的继任者。——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