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姑娘》

 《上海姑娘》
                
                
                
                
                
                未面世遭“拔白旗”
 
中国电影史上首部“批判公映”影片
 
天天新报 2008-08-16 09:54:54
 
 
　　《上海姑娘》堪称新中国电影史上位置特殊、经历曲折的影片之一，尚未问世就受到批判。为创作该片曾艰辛探索、饱经沧桑的导演成荫，1978年在被问及怎样看待《上海姑娘》时，只是淡淡一笑说：“当时，我只是想：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上海姑娘的观念也变了。我想表现这种变化，想追求一种特有的艺术情调和生活趣味。”
　　钟惦 提携年轻编剧
　　“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上海姑娘的观念也变了。我想表现这种变化，想追求一种特有的艺术情调和生活趣味。”虽然成荫仅是寥寥数言，却道出了《上海姑娘》诞生的关键所在。所谓时代变了，就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上海姑娘》正是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的产物。
　　该片编剧张弦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钢铁学院机械专修科，先分配在我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后调至北京钢铁设计院。他虽从事技术工作，却酷爱文艺，又正值朝气蓬勃、敏锐活跃的青年时期，有感于日新月异的时代生活，遏制不住创作冲动，于1956年相继创作出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大学毕业生》和第一篇小说《甲方代表》，它们都以欢畅而明快的抒情笔调，通过对工科大学毕业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前后的经历，描写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沸腾生活。
　　令张弦终生感动并难以忘怀的是，在他走上创作道路与电影结缘之始，有幸得到了素昧平生的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 的关注与扶持。当张弦忐忑不安地寄去连他自己后来重读都“深为当时的幼稚、浅薄和拙劣感到羞愧”的处女习作《大学毕业生》时，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钟惦 ，却从这部“写青年人和青年人写的”电影新作中，感受到了“单纯的、真诚的信念和深情”，而且“多少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侧影”。
　　他马上热情地伸出提携之手，不仅具体指导几经修改，亲自更名为《锦绣年华》，而且一面安排在刚创刊的《中国电影》发表，一面又推荐给新组建的北影厂。
　　北影收到《锦绣年华》后很感兴趣，认为这类专门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生活及其精神面貌的题材还很罕见，有助开拓当时颇显单调的电影创作领域，尤为可贵的是剧本没有限于作者所熟悉的冶金设计部门，而是以此为中心向生活的纵深方面开掘，触及到颇具代表性的因循守旧、官僚主义的矛盾冲突，只是表现上还不够深入，过于拘泥于具体实际，缺乏感情奔突，人物不够鲜明。
　　就在准备接受拍摄之际，张弦的短篇小说《甲方代表》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相形之下在上述几个方面都有不同突破，虽然只是截取上海来的女大学生与建设工地差异与融合的侧面，却颇有深度地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作用和进步，尤其是人物感情变化最为突出。如《锦绣年华》中虽然也写了爱情，却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而《甲方代表》中就有了较为充分而清晰的表现，作为验收工程质量甲方代表、上海来的大学生白玫，坚持一丝不苟、严格要求的做法，令施工乙方的工地技术员陆野不仅由反感到顺眼乃至敬慕，而且还产生了炽烈爱情。
　　经过权衡、比较，北影方面认为将《甲方代表》搬上银幕比《锦绣年华》更好，厂长汪洋听说小说的原名就叫《上海姑娘》时，兴奋地说：“好！凭这四个字，就能卖三毛钱！”立即决定由已拍摄过《钢铁战士》、《南征北战》的大导演成荫筹拍该片，直接帮助张弦进行改编。初稿出来后，他又与之边讨论边修改，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就顺利完成任务，张弦感叹自己以后写电影剧本“再也没像这次那么顺利、快当过”。
　　“不甘只当‘和尚’”，也要食‘人间烟火’”
　　此时重新组建的北影厂主要管理与创作骨干，大都是刚刚结束在苏联学习进修归来的中国电影工作赴苏实习团的成员，共同看中《甲方代表》并决定将其拍成北影第一部现实题材彩色故事片的汪洋与成荫，正是实习团的正副团长。作为该片导演的成荫，有意运用从苏联学到的新观念、新手法、新技巧，结合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拍一部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在艺术上有所创新的影片。
　　然而，成荫毕竟是在战斗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影响的艺术家，此前所拍的《钢铁战士》、《南征北战》曾获巨大成功，表明他处理和表现革命战争、革命历史题材艺术手段能力已臻纯熟，却还去选择《上海姑娘》这样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现实的题材，而且是出自尚无名气的年青作者的剧本，这一举动在圈内引起不小反应，称之为“和尚导演入俗了”。“和尚导演”固然是对成荫擅于驾驭战争题材、拍过具有史诗气派的革命战争影片的赞扬，“入俗”则暗含了对其创作思想活跃、转而去搞现实题材的贬斥。但电影艺术观念已有升华的成荫不以为然，不甘只当“和尚”，也要食“人间烟火”，一心赶上时代的脉搏，开辟自己的艺术领域。
　　为了使这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更加真实、贴近生活，成荫在拍摄中提出整部影片的风格要求“淡雅”，用他当时的话说：“像喝龙井茶，开始淡淡的，最后却留下一点回味。”他不着力于强烈的戏剧性效果，而是追求对人物情绪起伏细腻波澜的捕捉和生活情趣自然流露的再现，将大规模工业建设的火热紧张气氛作为背景，并渗透到人物活动之中，使人物和环境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在镜头语言的运用上，讲究流畅自如而不落斧痕，与所采取的散文诗形式相吻合，形成行云流水般的格调，具有高度生活化的色彩。为此他费了很大的力气纠正演员的过火表演，要求演员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真实的环境中生活，这对当时的电影表演观念来说是有革新意义的。
　　由于影片从剧作上就打破了“冲突律”的剧作法，演员的表演又非常生活，根本不“演”，一反当时我国银幕上的常态，看样片时从厂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不少人都曾感到愕然，感觉一段一段“根本没有戏”，甚至有的演员自己都怀疑这样拍下去到底行不行？成荫却胸有成竹坚定不移，果然待到影片全部完成之后，看过的同志都十分赞赏，认为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成荫拍摄《上海姑娘》所进行的艺术探求能有成效，正是他一贯谦逊好学、刻苦钻研，善于调动各方积极性，带领摄制组成员锐意进取的结果，担纲该片摄影的朱今明对此留有深刻印象。在拍摄《南征北战》时他就曾与成荫有过合作，又一起参加赴苏实习团，《上海姑娘》是他们第一次联手拍摄彩色片，仅就摄影创作方面的问题，成荫就与朱今明进行过许多探讨。1950年代中末期我国拍摄彩色片尚处在初级阶段，一般过度强调色彩作用，不仅容易失真，更使人眼花缭乱，损伤了色彩的艺术美感。
　　成荫提出《上海姑娘》是反映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影片，色彩要求淡雅、和谐、有层次，避免鲜艳夺目。为使色彩选择准确，切合人物性格、环境气氛，达到影片所特有的抒情风格，成荫与朱今明一起，对人物的肤色、服饰、环境、陈设等各个方面，都反复细致地进行了研究，最后确定采用柔和的中间色调，既具有丰富的色彩，又不使人炫目。
　　为适应形势，影片打了几个“大补钉”
　　《上海姑娘》的创作成功，证明成荫不仅能够成功驾驭革命战争题材、再现宏大历史场面，而且也同样善于处理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知识分子的影片，只是它生不逢时命途多舛，不仅拍摄过程中遭到极左思潮干扰，而且尚未出世就受到极不公允对待，乃至最后被长期禁锢。
　　该片于1957年春末夏初在武汉钢铁厂正式开拍，没有多久“反右”运动开始，迫于形势变化的压力，政治观察力一向敏锐的成荫不得不对剧情处理做出必要调整，抹平原来一些过于突出的棱角，但艺术上仍坚持初衷不改，以锐意创新的劲头拍完。在厂内初次试映时，迎来一片赞扬之声，认为在思想、艺术上有所突破，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的路子，以比较新颖的视角表现一群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忱和干劲，以及他们在工作中、爱情上的痛苦、烦恼与欢乐，充满了生活情趣和时代气息，格调清新、节奏明快，是一次成功的探索。
　　1957年9月，影片正式报送电影局审查，“反右”运动已进入高潮，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像《上海姑娘》这样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官僚主义思想作风批判的影片，难以逃脱“左”的思潮的冲击，就连放映室的气氛也已十分严肃紧张，经过多方面斟酌，给出了“不是毒草，但有严重的缺点错误，要修改”的结论，具体意见正是“没有体现党的领导，美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1958年3月康生在长春看了《青春的脚步》表示不满，认为“水平低得惊人”、“50年前就有三角恋爱，现在还来这套，这是修正主义，还是公式主义”，之后又在北京的各制片厂厂长会议上，指责电影界“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提出“在银幕上拔白旗”，《上海姑娘》等一批影片成了被“拔”的对象。
　　同年5月文化部在长春召开的长影、北影、八一三个制片厂的创作思想跃进会上，按照康生所定的调子，《上海姑娘》作为“暴露了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的影片之一受到批判，并且点名像成荫这样敦敦实实的人，居然也被1957年的一股修正主义风刮得摇摇晃晃，偏离了工农兵方向。
　　对于成荫来说，这样的批判无疑是很有分量的。回厂后根据以上意见，他再一次对《上海姑娘》进行修改补拍。至此形成后来公映的片子，同原来的影片比较，艺术质量已不可同日而语。
　　最为突出的是“打了几个大补钉”：加了一个党支部书记徐斌，以表现白玫的生活有了前进的方向与动力，如在白玫碰钉子之后和蔼可亲地给予启发:“要是忘掉个人，就会坚强起来。”白玫严肃认真地表示：“我真希望你今后多帮助我，我还缺乏锻炼”；加了一个刘工程师，告诉白玫：建筑和其他科学一样，有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使白玫的干预有了科学根据；加了老工人柳师傅，他鼓励白玫不要因争执同陆野闹不团结，在工程质量问题上赞成白玫尊重刘工程师的意见，使白玫的工作有了老工人的支持……这些添加旨在体现加强党的领导，突出工人阶级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因纯属离开艺术构思的政治说教，是硬贴上去的，所以被称为“大补钉”。
　　与此同时，一些生活趣味、生活情调的东西也删去了，比如几个上海姑娘刚来到工地搬东西上楼，白玫的箱子掉在楼梯上撞开了，里边是华丽的缎子花围巾，各色各样的花手绢，绣花毛线衣，彩色发带，照相本，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陆野下楼从旁边走过，看看失散的东西、看看白玫，也不帮一把，嘲笑着走过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照面，陆野认为这人太娇气，讨厌上海姑娘，戏正是从这里开始，是表现陆野和白玫的感情关系变化的铺垫。但因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一个人不能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而思想、工作是无产阶级的，花围巾、花手绢等都视为资产阶级的范畴，于是一剪子去掉，戏就变得没头没脑了，成荫追求特有的艺术情调、生活趣味的构想也就落了空。
　　经过这样增删，尽管一些好东西仍有保留，但影片元气已经大伤，加之补拍的戏在手法、表演以及摄影构图等方面也显得生硬、拘束，原来的明快清新的调子没有了，特有的情趣和风貌也失去了，与成荫当初的设计已有很大出入。
　　影片直到1959年2月才准予拿出来与观众见面，公映时的广告还注明“该片有严重缺点错误，希广大观众批判”，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所谓“批判公映”的先例，不仅被各种评论重复斥责指有“看不出党的领导”、“美化与夸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丑化工人阶级”等错误，还多了一条“修改以后，错误思想更隐晦了，因此更严重了”的“问题”，此后它就一直被作为失败的创作来看待。“文革”中《上海姑娘》又被江青指名为“毒草”，直到1980年代才重见天日。
　　□摘自《大众电影》 朱安平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