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直在下雨
想了很多起承转合，其实没有，只有平淡、悲伤、孤独的事实。
今天早上不用五点半起床去赶公交车，于是在生物钟醒来却还在赖床。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心里疑惑，本来很有规律的雨季（一般是下午四点以后才开始下雨的）今天是怎么了，而那雨点沉沉地砸着宿舍平房的房顶、重重地落在草地上，让人心里无端地发慌。迷糊中又睡着了；七点多被一阵阵的哭声吵醒。一开始不确定是不是哭声，因为很特别，这是我第一次听非洲女人的哭声，和中国女人的声音不一样，但相同的是那种惨烈和歇斯底里的发泄。
起床后，巴西的志愿者TIADO来了女生宿舍，深情恍惚的样子，问我怎么还在房间。我说怎么了，他说Rene died，you dont konw yet？我顿时懵了。然后他平静地告诉我，昨晚Rene发生车祸当场身亡。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在这个下着大雨的清晨，尤其是最近经历了那么多外部的ups and downs之后。走到院子，绿草地上，第一眼看到的是挂在晾衣绳上的红色冲锋衣，在芭蕉树旁边显得格外晃眼。前两天晚上，我们一群志愿者在聚餐，Rene穿着这件衣服走进来，因为全身红色还戴着红色帽子，我当时开玩笑叫他tall red riding hoot，他没反应过来，我就给他讲了一遍小红帽的故事。他哈哈大笑。然后夸我们的食物看起来很美味，但并没有留下来一起吃，他还要去加班。
而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抵达赞比亚身边拎着大包小包的时候，而他正在准备出差去别的城市，于是我们连坐下聊天的时间都没有，就站在门口，互相介绍彼此；然后他说了一连串balabala；那一米九的个子非常近距离地在我面前，我只能辛苦地仰着头，微笑着假装听懂了他在说什么。其实就知道他说现在中国很有钱，美国人都欠你们钱；又说40年前中国人在非洲修坦赞铁路的时候他就在非洲旅行了。然后匆匆告别。事后我对队友说，妈的，他的气场太强大了，精气神可真足，让我想起了玉溪的白哥。
等他出差回来已经是两个星期以后。在办公室、在院子里、在停车场开始频繁看到那个1米九的瘦削的身影；有天我去会计那里领补贴，问他哪里能买到便宜的木雕、石雕和布艺，因为办公室的工艺品太好看了，我已经忍不住要存钱去买了。他告诉我，你去问Rene，这些东西都是他收集的，我们当地人不会去买这些啊。于是我屁颠颠地去办公室找Rene，他笑眯眯地边看着电脑写邮件边说，“now there is a task, if you help me finish it, I will drive you to buy and get best discount for you"。我觉得他在逗我耍，反正时间还大把，等我攒了钱再说也不迟。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公共浴室的淋浴喷头据说已经坏了好几个月了。我找来Rene，他答应我这周之内帮我搞定。第一天第二天，没有任何动静，我不抱希望了。第三天，我看到喷头被拆下来了，估计正在找人去买新的，这个符合非洲效率。第四天，就是今天，我在想，没有了Rene这个淋浴头是否还能装上去呢？
而哭声和雨声一直都不断，空气里是死寂的悲伤。10点的时候，所有人聚在一起默哀，人事部的经理解释了车祸的过程，也安排了接下来几天的工作；男人们大都比较淡定地继续保持着工作的状态；厨房和花园的仆人们似乎更加单纯质朴，也表达得更加直接，哭声多半来自这些妇女们，她们认为Rene是上帝赐给赞比亚最宝贵的礼物。下午我和Chris一起收拾Rene的遗物，我整理了一大摞一大摞的文件夹、书籍、CD和影碟，还有一把坏了的旧吉他，上面写着DRH，这是丹麦的一所学校。这些遗物，每一件应该都有不同的故事，我甚至能想象上世纪60年代他和朋友们开着大巴车一路从丹麦到非洲南部的情景。而我还没来得及靠近和倾听这个生命。雨稍小的时候，我去花园里剪了一些野花和蕨叶，插在玻璃瓶里，放在那个我们临时搭建的遗体瞻仰室里，听着雨声，静静等候他的遗体运回来。想起昨天和一个本地人聊天说到如何了解非洲文化，他说我应该去参加一场婚礼和一场葬礼。我说，我不要参加葬礼，不喜欢死亡。
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悲伤。大概是因为从7岁开始见证了很多突然逝去的生命，其中包括我的亲人、同学和朋友，而这已经是我第五次写类似的文字。关于生命，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只是更加懂得了其孤独和脆弱，也试图让自己在活着的岁月里变得温暖一点。
PS: Rene，HPP在赞比亚的老大，是Ndola总部办公室除了志愿者之外唯一的一个白人，来自丹麦，是这个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骨灰级核心人物。他昨晚12点多独自开车从Mkushi赶回Ndola的途中与货车相撞身亡，享年60岁，他的三分之二的人生献给了非洲。而Mkushi 正在建一个新的学校，那是他今年的心血。
今天早上不用五点半起床去赶公交车，于是在生物钟醒来却还在赖床。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心里疑惑，本来很有规律的雨季（一般是下午四点以后才开始下雨的）今天是怎么了，而那雨点沉沉地砸着宿舍平房的房顶、重重地落在草地上，让人心里无端地发慌。迷糊中又睡着了；七点多被一阵阵的哭声吵醒。一开始不确定是不是哭声，因为很特别，这是我第一次听非洲女人的哭声，和中国女人的声音不一样，但相同的是那种惨烈和歇斯底里的发泄。
起床后，巴西的志愿者TIADO来了女生宿舍，深情恍惚的样子，问我怎么还在房间。我说怎么了，他说Rene died，you dont konw yet？我顿时懵了。然后他平静地告诉我，昨晚Rene发生车祸当场身亡。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在这个下着大雨的清晨，尤其是最近经历了那么多外部的ups and downs之后。走到院子，绿草地上，第一眼看到的是挂在晾衣绳上的红色冲锋衣，在芭蕉树旁边显得格外晃眼。前两天晚上，我们一群志愿者在聚餐，Rene穿着这件衣服走进来，因为全身红色还戴着红色帽子，我当时开玩笑叫他tall red riding hoot，他没反应过来，我就给他讲了一遍小红帽的故事。他哈哈大笑。然后夸我们的食物看起来很美味，但并没有留下来一起吃，他还要去加班。
而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抵达赞比亚身边拎着大包小包的时候，而他正在准备出差去别的城市，于是我们连坐下聊天的时间都没有，就站在门口，互相介绍彼此；然后他说了一连串balabala；那一米九的个子非常近距离地在我面前，我只能辛苦地仰着头，微笑着假装听懂了他在说什么。其实就知道他说现在中国很有钱，美国人都欠你们钱；又说40年前中国人在非洲修坦赞铁路的时候他就在非洲旅行了。然后匆匆告别。事后我对队友说，妈的，他的气场太强大了，精气神可真足，让我想起了玉溪的白哥。
等他出差回来已经是两个星期以后。在办公室、在院子里、在停车场开始频繁看到那个1米九的瘦削的身影；有天我去会计那里领补贴，问他哪里能买到便宜的木雕、石雕和布艺，因为办公室的工艺品太好看了，我已经忍不住要存钱去买了。他告诉我，你去问Rene，这些东西都是他收集的，我们当地人不会去买这些啊。于是我屁颠颠地去办公室找Rene，他笑眯眯地边看着电脑写邮件边说，“now there is a task, if you help me finish it, I will drive you to buy and get best discount for you"。我觉得他在逗我耍，反正时间还大把，等我攒了钱再说也不迟。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公共浴室的淋浴喷头据说已经坏了好几个月了。我找来Rene，他答应我这周之内帮我搞定。第一天第二天，没有任何动静，我不抱希望了。第三天，我看到喷头被拆下来了，估计正在找人去买新的，这个符合非洲效率。第四天，就是今天，我在想，没有了Rene这个淋浴头是否还能装上去呢？
而哭声和雨声一直都不断，空气里是死寂的悲伤。10点的时候，所有人聚在一起默哀，人事部的经理解释了车祸的过程，也安排了接下来几天的工作；男人们大都比较淡定地继续保持着工作的状态；厨房和花园的仆人们似乎更加单纯质朴，也表达得更加直接，哭声多半来自这些妇女们，她们认为Rene是上帝赐给赞比亚最宝贵的礼物。下午我和Chris一起收拾Rene的遗物，我整理了一大摞一大摞的文件夹、书籍、CD和影碟，还有一把坏了的旧吉他，上面写着DRH，这是丹麦的一所学校。这些遗物，每一件应该都有不同的故事，我甚至能想象上世纪60年代他和朋友们开着大巴车一路从丹麦到非洲南部的情景。而我还没来得及靠近和倾听这个生命。雨稍小的时候，我去花园里剪了一些野花和蕨叶，插在玻璃瓶里，放在那个我们临时搭建的遗体瞻仰室里，听着雨声，静静等候他的遗体运回来。想起昨天和一个本地人聊天说到如何了解非洲文化，他说我应该去参加一场婚礼和一场葬礼。我说，我不要参加葬礼，不喜欢死亡。
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悲伤。大概是因为从7岁开始见证了很多突然逝去的生命，其中包括我的亲人、同学和朋友，而这已经是我第五次写类似的文字。关于生命，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只是更加懂得了其孤独和脆弱，也试图让自己在活着的岁月里变得温暖一点。
PS: Rene，HPP在赞比亚的老大，是Ndola总部办公室除了志愿者之外唯一的一个白人，来自丹麦，是这个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骨灰级核心人物。他昨晚12点多独自开车从Mkushi赶回Ndola的途中与货车相撞身亡，享年60岁，他的三分之二的人生献给了非洲。而Mkushi 正在建一个新的学校，那是他今年的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