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在芭蕾里看到弗拉门科
久负盛名的古巴芭蕾继承了前苏联芭蕾的优秀传统,使自己这个加勒比小国的艺术也散发有帝国的大气恢弘。不仅如此,它还融合了拉丁民族的热情奔放和非洲原始部落的野性,将芭蕾舞诠释得别有韵味。初来哈瓦那,还没从西班牙弗拉门科的夜的沉醉里醒来,我揉揉惺忪的眼睛,用汽车前灯照亮我到哈瓦那大剧院看芭蕾舞的小路。
哈瓦那大剧院是西班牙殖民时期遗留的建筑。这栋位于哈瓦那普拉多大道上的巴洛克建筑十分显眼,是哈瓦那老城的地标之一。大剧院外观美轮美奂,远远看去,同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大剧院有几分神似,不过其内部装饰已非常陈旧,有的座椅也年久失修废弃不用了。今晚上演芭蕾的的加利西亚•洛尔卡大厅上下共四层,大约能容纳500余人,从四周环顾,同任何一个欧洲剧院大厅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剧院的主角之一——立体音响应该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遗老遗少:在之后响起的音乐的停顿处,我总能听见电流的兹兹声,那声音就像欧洲中世纪某个酒馆幽暗的角落有老鼠在寻觅食物。
我迅速找到座位坐下。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厅旁侧的包厢里近观舞台。包厢足足比下面普通席高出半个人体,可以让人毫不费劲地看到芭蕾舞者轻轻踮起的脚尖和从胸部优雅舒展的如玉双臂。芭蕾初印象就是由这些身体部位的细微的起承转合组成。
圣桑的“动物狂欢节”是第一支芭蕾的背景。八位舞者用修长的躯干和四肢组成各种动物的形状。他们曲背弯腰,脸朝地面,与舞台构成一个有缺口的“口”字。曲调一个落音,他们迅速摆头面看观众又立刻回头到原位。一个升音,他们仰头朝前望去又立即探头向下。动作干净利索,神似一幅工整的碳笔素描。这只动物在音乐的带动下向舞台中央爬行,仿佛是触角多多的蜈蚣。接着又变换队形,分裂成四、五只张牙舞爪的螃蟹。现代芭蕾,可以不强调《胡桃夹子》和《睡美人》的优雅高贵,只需呈现举手投足的经典便足以描摹出人体线条的冷凝动与热流动之美。
我一边看翩翩而至的芭蕾,一边想象革命胜利前的古巴:美国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之地,大佬们在这里呼朋唤友、一掷千金,使得赌场里的雪茄烟比伦敦冬季清晨的大雾还要浓密。我就这样想着出了神,不料第二幕Aires de Tradición上演了。
我更愿意将第二幕“传统之风”译为“古风”。它虽不及中国远古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对于历史短暂的古巴来说,西班牙人和非洲人的到来就是他们历史的开端,西班牙和非洲文化孕育了古巴文化。我明白,这是一出回归传统之旅。
舞台一片漆黑,如哈瓦那郊外一样寂静。突然,滚木声出现了。七八只半人高的橡木桶从舞台两侧朝中央滚来。舞男们像打破非洲荒野的千年寂寞那样,一边敲打木桶一边奔跑。木桶都抵达中心后,舞者将木桶直立,木桶便错落有致地呈现出来。音响毫无用处,倒是他们,拼命用手掌击打木桶,呼喊出那一片神秘与野性共存的大陆赞歌。
这时,又一只橡木桶滚到舞台中央。他们照先前那样立起木桶,像围坐在旧式小酒馆的木桌那样围绕着它。他们这时像体操运动员前后翻腾,那时又扮作农场粗汉,跺脚捶背,左右剧烈晃动身体,将整个场面挤压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在这个空间里,他们用身体摩擦空间环壁,用双脚深触空间死角,用手臂丈量空间边际,用手掌拍击木桶制造巨大轰鸣。原始、野性、热闹、干脆。非洲的欢腾扬起到遮天蔽日的灰尘,我看到一群野象悠然自得地栖息在广阔的草原上。
这一切只是短暂的。
还来不及眨眼,橡木桶里长出一朵曼妙的红色大丽花:火红的弗拉门科舞女伸出手臂,随一串急促的西班牙吉他的连排音冲破冰冷的空气——手臂的汗毛细嗅水珠,弗拉门科的激情出现在彬彬有礼的芭蕾舞台上。
她最初尚且温润如玉。她一只手臂缓缓张开,捎带手背朝左前方轻推空气;左脚踮起,轻盈得如二月里来的燕子;右脚顺势向右后伸展,将身体与周遭的距离有礼貌地拉开。这是芭蕾舞留给观众的安全距离。当你正在这一派井然有序里洋洋得意时,须臾之间,她突然摆头、跺脚、定立,发出锐利的目光死盯住你,继而两只手掌像正负两极磁铁一样不顾一切地吸引,在两掌间迸发出闪电霹雳,掌声爆发,台上众声与众生被吞噬了。这来不及躲闪的急促点燃了空气,无数道火光从前一刻还被静谧笼罩的舞台上直线窜出。
那是太阳?不,太阳只照常升起。
那还是红色大丽花。她只把自己变成一株红色大丽花。她降低自身燃点,好将自己迅速燃烧殆尽。她惟愿,她燃烧之时,便达到绽放之极致。她将自己作为心中神圣的祭品献给神。她说,那个神,在波提切利笔下,典雅之至,正踏着彩贝在如梦如幻里如轻烟升起。
弗拉门科舞女拉起火红色的裙摆,向下低头,上下跺脚,朝上呐喊。她渴望在芭蕾舞台上用带铁钉的弗拉门科舞鞋砸出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芭蕾的悠扬继续上演。芭蕾舞片刻停歇,营造淡饮诗情上碧霄的惬意。芭蕾舞者轻轻的踮起的不仅是脚尖,还有整个灵魂;甚至还连同我们的也轻轻托起,轻飘飘的,对,不用一点力气,只要稍用力,意念就被牵连,累了,不安就来了。
许多时候芭蕾是一种安魂艺术,她就像马蒂斯的油画一样,有着摇摇椅的功能,能哄我们轻轻入眠。
你不禁要问,你到底描述的是一个弗拉门科还是芭蕾的世界?
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俄罗斯套头娃娃。在这个世界里弗拉门科与芭蕾同时跳动,合二为一。当我在芭蕾里看到弗拉门科,那激动远非旁人所能理解。
打我第一眼看见弗拉门科,我就明白这是西班牙王国给我服下的一剂猛药。弗拉门科舞台上,男女舞者甩头飞溅的汗水是我内心许久无法平息的忧伤、激情与梦想。我熟悉它们如我的左右掌纹。他们永远伴伴我左右,我却常常读不懂他们。弗拉门科的夜里,常常升起一轮满月。“月如钩,梧桐深院锁清秋”太过残酷,本就寂寞无言了,何必再添心伤。弗拉门科舞女的眼眸是深秋时节的落下的最后一片叶子。如果她曾到过古国东方,她一定还保有温存,迎风而立地只渴望饮一瓢清泉水。怎奈一生颠簸,实非时运不济,她只是被颓废唯美的爱尔兰才子点了穴,只得遵从天性与命运。
弗拉门科舞者忧郁成性。那是他们对艺术的注脚,如果不曾将忧伤郁结于心,又怎能让我们在刚劲的舞步中读到水波荡漾的缱绻柔情。
弗拉门科在芭蕾里。不是被生拉硬拽进去的,而是嵌其中,汲其精髓。芭蕾常常将弗拉门科的火爆脾气轻轻吹,就像母亲把烫嘴的食物送到孩子嘴里之前,习惯性地吹吹那般充满爱意。它让疲于奔命的空气放缓脚步,染上一点柔情蜜意。你看那弗拉门科舞女,不也头戴一朵血红饰花,偶尔低头,娇羞地以花侍人。
芭蕾终究还是芭蕾。她是贵族们头冠上的孔雀羽毛,不徐不疾,温文尔雅,没有大风吹,更别谈堪摘折枝。
每个人都会渴望跳起芭蕾,那是排斥不确定的人类对田园牧歌的朴素向往。芭蕾依然是芭蕾,偷得弗拉门科在它里面不停生长。当小女孩长大了,褪去稚气、重新打开音乐盒,看见芭蕾舞小人乐此不疲地在圆形玻璃舞台上打转时,她还会像童年一样渴望自己也能像小人一样旋转起舞吗?
我们长大了就成了芭蕾舞小人,总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蓄势阻挠着——它随时都给我们备着一定量的安眠药,除了镇静,还能麻痹神经,甚至要了我们的命。于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响板,一把西班牙吉他,一双带钉的高跟舞鞋,一句弗拉门科歌者的深喉低唱,把弗拉门科的激情冻结成火之冰往我们头上猛砸,好让我们惊醒在这个昏昏欲睡的浑浑噩噩里。
众人皆睡你独醒的滋味卡在喉咙里。那么请今夜跳一曲弗拉门科,明日,让自己好好担负起那份忧伤的激情。
古巴上演着很独特的芭蕾。前人留下过整齐划一,她偏偏离经叛道。这也正是这个国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独特命运。当在古巴芭蕾里看到弗拉门科,我很庆幸,几乎喜极而泣。受困中,我对那激情过目不忘,纵使忧伤。
我在古巴芭蕾里看到了弗拉门科。芭蕾舞女与弗拉门科舞女,外面演着,住到心里去。我感到心中有芭蕾舞女在跳弗拉门科。
哈瓦那大剧院是西班牙殖民时期遗留的建筑。这栋位于哈瓦那普拉多大道上的巴洛克建筑十分显眼,是哈瓦那老城的地标之一。大剧院外观美轮美奂,远远看去,同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大剧院有几分神似,不过其内部装饰已非常陈旧,有的座椅也年久失修废弃不用了。今晚上演芭蕾的的加利西亚•洛尔卡大厅上下共四层,大约能容纳500余人,从四周环顾,同任何一个欧洲剧院大厅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剧院的主角之一——立体音响应该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遗老遗少:在之后响起的音乐的停顿处,我总能听见电流的兹兹声,那声音就像欧洲中世纪某个酒馆幽暗的角落有老鼠在寻觅食物。
我迅速找到座位坐下。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厅旁侧的包厢里近观舞台。包厢足足比下面普通席高出半个人体,可以让人毫不费劲地看到芭蕾舞者轻轻踮起的脚尖和从胸部优雅舒展的如玉双臂。芭蕾初印象就是由这些身体部位的细微的起承转合组成。
圣桑的“动物狂欢节”是第一支芭蕾的背景。八位舞者用修长的躯干和四肢组成各种动物的形状。他们曲背弯腰,脸朝地面,与舞台构成一个有缺口的“口”字。曲调一个落音,他们迅速摆头面看观众又立刻回头到原位。一个升音,他们仰头朝前望去又立即探头向下。动作干净利索,神似一幅工整的碳笔素描。这只动物在音乐的带动下向舞台中央爬行,仿佛是触角多多的蜈蚣。接着又变换队形,分裂成四、五只张牙舞爪的螃蟹。现代芭蕾,可以不强调《胡桃夹子》和《睡美人》的优雅高贵,只需呈现举手投足的经典便足以描摹出人体线条的冷凝动与热流动之美。
我一边看翩翩而至的芭蕾,一边想象革命胜利前的古巴:美国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之地,大佬们在这里呼朋唤友、一掷千金,使得赌场里的雪茄烟比伦敦冬季清晨的大雾还要浓密。我就这样想着出了神,不料第二幕Aires de Tradición上演了。
我更愿意将第二幕“传统之风”译为“古风”。它虽不及中国远古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对于历史短暂的古巴来说,西班牙人和非洲人的到来就是他们历史的开端,西班牙和非洲文化孕育了古巴文化。我明白,这是一出回归传统之旅。
舞台一片漆黑,如哈瓦那郊外一样寂静。突然,滚木声出现了。七八只半人高的橡木桶从舞台两侧朝中央滚来。舞男们像打破非洲荒野的千年寂寞那样,一边敲打木桶一边奔跑。木桶都抵达中心后,舞者将木桶直立,木桶便错落有致地呈现出来。音响毫无用处,倒是他们,拼命用手掌击打木桶,呼喊出那一片神秘与野性共存的大陆赞歌。
这时,又一只橡木桶滚到舞台中央。他们照先前那样立起木桶,像围坐在旧式小酒馆的木桌那样围绕着它。他们这时像体操运动员前后翻腾,那时又扮作农场粗汉,跺脚捶背,左右剧烈晃动身体,将整个场面挤压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在这个空间里,他们用身体摩擦空间环壁,用双脚深触空间死角,用手臂丈量空间边际,用手掌拍击木桶制造巨大轰鸣。原始、野性、热闹、干脆。非洲的欢腾扬起到遮天蔽日的灰尘,我看到一群野象悠然自得地栖息在广阔的草原上。
这一切只是短暂的。
还来不及眨眼,橡木桶里长出一朵曼妙的红色大丽花:火红的弗拉门科舞女伸出手臂,随一串急促的西班牙吉他的连排音冲破冰冷的空气——手臂的汗毛细嗅水珠,弗拉门科的激情出现在彬彬有礼的芭蕾舞台上。
她最初尚且温润如玉。她一只手臂缓缓张开,捎带手背朝左前方轻推空气;左脚踮起,轻盈得如二月里来的燕子;右脚顺势向右后伸展,将身体与周遭的距离有礼貌地拉开。这是芭蕾舞留给观众的安全距离。当你正在这一派井然有序里洋洋得意时,须臾之间,她突然摆头、跺脚、定立,发出锐利的目光死盯住你,继而两只手掌像正负两极磁铁一样不顾一切地吸引,在两掌间迸发出闪电霹雳,掌声爆发,台上众声与众生被吞噬了。这来不及躲闪的急促点燃了空气,无数道火光从前一刻还被静谧笼罩的舞台上直线窜出。
那是太阳?不,太阳只照常升起。
那还是红色大丽花。她只把自己变成一株红色大丽花。她降低自身燃点,好将自己迅速燃烧殆尽。她惟愿,她燃烧之时,便达到绽放之极致。她将自己作为心中神圣的祭品献给神。她说,那个神,在波提切利笔下,典雅之至,正踏着彩贝在如梦如幻里如轻烟升起。
弗拉门科舞女拉起火红色的裙摆,向下低头,上下跺脚,朝上呐喊。她渴望在芭蕾舞台上用带铁钉的弗拉门科舞鞋砸出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芭蕾的悠扬继续上演。芭蕾舞片刻停歇,营造淡饮诗情上碧霄的惬意。芭蕾舞者轻轻的踮起的不仅是脚尖,还有整个灵魂;甚至还连同我们的也轻轻托起,轻飘飘的,对,不用一点力气,只要稍用力,意念就被牵连,累了,不安就来了。
许多时候芭蕾是一种安魂艺术,她就像马蒂斯的油画一样,有着摇摇椅的功能,能哄我们轻轻入眠。
你不禁要问,你到底描述的是一个弗拉门科还是芭蕾的世界?
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俄罗斯套头娃娃。在这个世界里弗拉门科与芭蕾同时跳动,合二为一。当我在芭蕾里看到弗拉门科,那激动远非旁人所能理解。
打我第一眼看见弗拉门科,我就明白这是西班牙王国给我服下的一剂猛药。弗拉门科舞台上,男女舞者甩头飞溅的汗水是我内心许久无法平息的忧伤、激情与梦想。我熟悉它们如我的左右掌纹。他们永远伴伴我左右,我却常常读不懂他们。弗拉门科的夜里,常常升起一轮满月。“月如钩,梧桐深院锁清秋”太过残酷,本就寂寞无言了,何必再添心伤。弗拉门科舞女的眼眸是深秋时节的落下的最后一片叶子。如果她曾到过古国东方,她一定还保有温存,迎风而立地只渴望饮一瓢清泉水。怎奈一生颠簸,实非时运不济,她只是被颓废唯美的爱尔兰才子点了穴,只得遵从天性与命运。
弗拉门科舞者忧郁成性。那是他们对艺术的注脚,如果不曾将忧伤郁结于心,又怎能让我们在刚劲的舞步中读到水波荡漾的缱绻柔情。
弗拉门科在芭蕾里。不是被生拉硬拽进去的,而是嵌其中,汲其精髓。芭蕾常常将弗拉门科的火爆脾气轻轻吹,就像母亲把烫嘴的食物送到孩子嘴里之前,习惯性地吹吹那般充满爱意。它让疲于奔命的空气放缓脚步,染上一点柔情蜜意。你看那弗拉门科舞女,不也头戴一朵血红饰花,偶尔低头,娇羞地以花侍人。
芭蕾终究还是芭蕾。她是贵族们头冠上的孔雀羽毛,不徐不疾,温文尔雅,没有大风吹,更别谈堪摘折枝。
每个人都会渴望跳起芭蕾,那是排斥不确定的人类对田园牧歌的朴素向往。芭蕾依然是芭蕾,偷得弗拉门科在它里面不停生长。当小女孩长大了,褪去稚气、重新打开音乐盒,看见芭蕾舞小人乐此不疲地在圆形玻璃舞台上打转时,她还会像童年一样渴望自己也能像小人一样旋转起舞吗?
我们长大了就成了芭蕾舞小人,总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蓄势阻挠着——它随时都给我们备着一定量的安眠药,除了镇静,还能麻痹神经,甚至要了我们的命。于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响板,一把西班牙吉他,一双带钉的高跟舞鞋,一句弗拉门科歌者的深喉低唱,把弗拉门科的激情冻结成火之冰往我们头上猛砸,好让我们惊醒在这个昏昏欲睡的浑浑噩噩里。
众人皆睡你独醒的滋味卡在喉咙里。那么请今夜跳一曲弗拉门科,明日,让自己好好担负起那份忧伤的激情。
古巴上演着很独特的芭蕾。前人留下过整齐划一,她偏偏离经叛道。这也正是这个国家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独特命运。当在古巴芭蕾里看到弗拉门科,我很庆幸,几乎喜极而泣。受困中,我对那激情过目不忘,纵使忧伤。
我在古巴芭蕾里看到了弗拉门科。芭蕾舞女与弗拉门科舞女,外面演着,住到心里去。我感到心中有芭蕾舞女在跳弗拉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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