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园地-从人类学视角看艺术作品中的汾酒形象（第一期）
从人类学视角看艺术作品中的汾酒形象
[刘斐丽，女，1986年1月，山西离石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史。本项目是山西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科研项目的一个成果，项目编号为PA2010001-02。感谢山西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提供这样的平台，感谢导师行龙教授和常利兵博士对本论文的指导和帮助。]
[内容摘要] 本文从人类学视角分析艺术作品中的汾酒形象以及嬗变，进而分析发生嬗变的实质和原因，最后得出只有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汾酒走向大众的过程的结论。通过本文的研究，汾酒在艺术作品中的形象更加清晰，这有助于研究汾酒的历史进而理解内在逻辑。
[关键词] 艺术作品 汾酒形象 人类学视角
前言
山西杏花村的汾酒从其出名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南北朝时期的山西汾酒在中国就是声名显赫的国酒[ 李百药，《北齐书卷十一·文襄六王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2年。]。汾酒以各种方式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它的关注，尤其是古代文人墨客的关注，其中仅是关于汾酒的诗词就不下千篇。这些诗词为研究汾酒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本文就是基于这些诗词而进行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在我们人类的演进史上，酒是由于食物出现了剩余发酵而成的。所谓“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 刘登阁著，《周易尚书》，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年。] 就是描述谷物自然发酵成酒这一现象。就是说，酒是在人类满足了无法回避之需求——食的前提下才出现的。从现在出土的酒具酒器可以看出早在夏商西周饮酒就已经相当普遍了。这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喝酒并非人类的本能之需求，那么是究竟是什么使得喝酒如此盛行呢？用酒的味道醇香可口来解释似乎有些无力，因为，相较于可以果腹的食物与可以解渴的水而言，酒无法满足人类的最根本的生理需求；相较于糖的甘甜而言，酒的味道不会更受人们的宠爱。喝酒这个人类的活动体现的是人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也就是说，喝不同的酒体现的是不同的口味与喜好还是不同的身份？有史料记载汾酒在清乾隆年间已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名酒，“惟饶裕之家，始能沽饮；其蓬户小民，虽欲饮而力不胜也”[ 乾隆二年八月初五日《甘肃巡抚德沛为陈烧酒毋庸严禁以免国法纷纭事奏折》中的汾酒史料：“至通行市卖之酒，俱来自山西，名日汾酒。因来路甚遥，价亦昂贵。惟饶裕之家，始能沽饮；其蓬户小民，虽欲饮而力不胜也。是甘省非产酒之区，向鲜私烧之弊，似可无庸置议 。”，藏于山西省吕梁市汾酒展览馆内。]。为什么人们会争着喝汾酒？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汾酒成名令人们如此追捧的？（消费可以体现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我们需要思考什么使对汾酒的需求成为需求：这种需求在什么条件下增加、如何增加以及为何增加。
既然汾酒成为一种需求，那么它必然可以满足人们的某种特殊的欲望，汾酒有哪些用途和意义呢？汾酒本身的用途和意义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嬗变呢？它的这些用途和意义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呢？一种物品所蕴含的意义并非是天然或必然的，这样的意义源于使用本身，特别是当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使用它们时。外部力量通常决定着什么东西是可以被赋予意义的，因而我们试图通过分析诗词中体现的汾酒形象来考量外部力量赋予汾酒何种意义、如何赋予以及为何赋予。从南北朝武成帝推荐“汾清”到唐朝关于汾酒的诗作的丰富再到乾隆帝的禁曲踩烧，汾酒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社会行为中，我们将研究它通过被赋予不同的用途而不断承载新的意义的历史过程，将研究中国或某个群体是如何从不熟悉汾酒逐渐成为汾酒的消费者。
一、文化建构：汾酒在艺术作品中呈现的形象
1、帝王喜爱之国酒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长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齐受禅，进爵为王。历位中书令、司州牧。初，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将诛杨愔等，孝瑜预其谋。及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 李百药，《北齐书卷十一·文襄六王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2年。]
公元561—564年，北齐高湛，以武成称帝。北齐的国都有上都和下都之分，它的上都在邺，就是现在河南的安阳；它的下都在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晋祠天龙山一带。武成帝在晋阳经常喝汾清，他劝在“邺”的高孝瑜，也要喝上两杯。从北齐的军事中心——晋阳写信向康舒王孝瑜推荐“汾清”酒，说明当时“汾清”酒质量之高、名气之大，足以达到“国家名酒”的级别，同时，以汾酒招待爱臣，体现了汾酒的地位。
2、诗会之名酒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名臣宋荦在告老还乡之际，组织了一场饮酒吟诗的告别宴会，举办了盛大的“中国诗会”。在这场“康熙中国汾酒诗会”上，山西汾酒成了指定名酒，当时诗坛水平最高的诗人齐聚一堂，对宴会用酒汾酒给予高度评价，并创作了明确提到山西汾酒的诗作9篇，被宋荦收入《西陂类稿》中，乾隆年间，全部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中。
宋荦的诗句“食单集方物，颇亦穷水陆。滦鲤登盘美，汾酒开瓶馥。紫菌与黄雀，琐细风味足。觞行一洒然，胸尘洗十斛”体现了汾酒的味道甘醇芳香和开阔的心胸。王式丹的诗句“起步更促坐，汾酒瓮初坼。名酎不虚传，深杯乃络绎”则反映出汾酒是当时享有盛名的名酒，而且赞叹它名不虚传。在这样一次代表当时诗坛水平最高的饮酒吟诗的诗会上，选用汾酒，可见汾酒是名士追捧的名酒。
3、会友之佳酿
历史上的诗人对汾酒中的竹叶青赞赏有佳，有众多诗句能看到竹叶青的影子，大多体现了以酒会友的情景。
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连。三春竹叶青，一曲鹍鸡弦。[ 庾信（北周），《春日离合》，逯钦立 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乐府杂记》解释说：以鹍鸡筋作琵琶弦，用铁器拨弹。边喝竹叶酒，边弹琵琶，兴致勃勃。可见这种酒的烈度不大，同竹叶青酒“香甜软绵”的特色是一脉相承的。这里体现的一种悠闲自得的心境和会友的惬意之心境。
劳将箬下忘忧物，寄与江城爱酒翁。铛脚三州何处会，瓮头一醆几时同。倾如竹叶盈樽绿，饮作桃花上面红。莫怪殷勤醉相忆，曾陪西省与南宫。[ 白居易（唐），《钱湖州以箬下酒，李苏州以五酘酒，相次寄到，无因同饮，聊咏所怀》，《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这里的铛脚三州是指唐薛大鼎、郑德本和贾敦颐，他们都是刺史，分治三州，唐大鼎守沧州，郑德本守瀛州，贾敦颐守冀州，皆有政绩，时人称“铛脚刺史”。这里体现的正是与友人同饮汾酒的畅快和豁达之心境。将汾酒定位为会友佳酿的形象，使汾酒更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丰富了汾酒的内涵。
4、驱寒消滞之药酒
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者，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也。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汾酒之下，山东膏梁烧次之，能藏至十年，则酒色变绿，上口转甜，亦犹光棍做久，便无火气，殊可交也。尝见童二树家泡烧酒十斤，用枸杞四两、苍术二两、巴戟天一两、布扎一月，开瓮甚香。如吃猪头、羊尾、“跳神肉”之类，非烧酒不可。亦各有所宜也。[ 袁枚，《山西汾酒》，《随园食单》，江苏：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08年。]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人。他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不仅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还是我国少有的美食家、饮食理论家。《随园食单》是清代一部较为系统的饮食文化专著，全书分成须知单、戒单、茶酒单等14个部分。在茶酒单里，作者谈到他独特的酒道，其中就指出了当时名酒——汾酒的特点。此作品涉及到汾酒的两个形象：味道一流的烧酒和有驱风寒、消积滞功效的烧酒。袁枚不仅道出汾酒乃最够劲的烧酒，而且指出烧酒的医药功效，也就是塑造出味道甘醇、一流烧酒和具有驱寒功效的汾酒形象。袁枚主张性灵论，追求真情实感，那么，对汾酒的喜爱就是他的真情流露；同时他是一位美食家，对酒有独到的见解，“余性不近酒，故律酒过严，转能深知酒味”[袁枚，《山西汾酒》，《随园食单》，江苏：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08年。
]，因而，他对汾酒的描述相对权威客观。
二、从统治者消费向普通平民消费的过渡
北齐武成帝饮汾清二杯，足见汾酒成为贡酒，得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并消费享用它；康熙年间的“中国汾酒诗会”中将汾酒作为指定用酒，足见其是文人消费的对象，我们可以从参加诗会的人的背景得知当时的文人也属于统治者阶层。不仅如此，历史上留下诗歌等艺术作品的人，几乎都是有深厚文化的人，武则天、苏轼、王绩等几乎都曾作为统治者治理过社会。因而，在古代中国，汾酒已经成为统治阶层消费的重要酒品，成为享有盛名的名酒。最高统治者用汾酒奖赏爱臣、诗坛用汾酒召开宴会，这些活动作为官方话语，体现和表征出一种意象：汾酒是口味醇正的名酒。可以说，饮用汾酒是精英地位的象征，是财富的象征。高官举办饮酒吟诗会需要一定的财力做支持，同时，也只有在丰衣足食的前提下才有雅兴把酒言欢、吟诗作对。贫苦百姓连吃饱穿暖都是一种奢望，更何况是口味醇正的汾酒呢？因而，这些艺术作品更多体现的是：汾酒是被控制着社会资源的统治者所消费的奢侈品形象。统治者对汾酒的消费则是附庸风雅和追求生活品味，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不单纯只具有饮料的功效。
和其他奢侈消费品一样，汾酒最初是显贵们的身份象征，随着粮食的充足和社会的安定，汾酒则沿袭了很多奢侈品所走的道路，在民间变得越来越流行。那么，汾酒是如何从统治阶层的奢侈消费品过渡到普通民众的消费品？在这样一个定位的转变过程中，是什么发挥了作用？怎样发挥作用的？文艺作品中呈现出汾酒具有会友和驱寒消滞的功能，这可以道破其中的玄机，即汾酒具有了接近民间的实用功能。文艺作品勾勒出一幅用汾酒款待友人的愉快情景，无疑是吸引普通民众的，尤其在讲义气重朋友的中国社会，其号召力就不言而喻了。同时，《随园食单》是向普通民众介绍饮食的作品，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社会里，它塑造出汾酒具有驱寒消滞的功效，则更是把汾酒推向民间的重要一环。
从这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汾酒的需求和消费从来就不是私人的、个体性的、被动的，而是社会性的、关系性的和具有主动性的。首先，统治阶层对汾酒的需求或许一开始是出于汾酒口味的独特、个人的喜欢，但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汾酒在被塑造成名酒之后，源源不断的需求则更多的是出于对名酒效应和社会身份象征的追逐了。其次，民间对于汾酒的需求则基于被建构出来的实用功能和它本身具备的地位象征。因而，艺术作品中展示的汾酒形象不仅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汾酒的需求和消费状况，而且可以揭示出一定的社会信息，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等。
三、汾酒大众化的成因
1、质量过硬
汾酒早在北齐一举成名，得益于质量过硬，口感绝佳。主要有五条经验：一制曲以小麦为原料，工艺精细，质量提高；二酿酒原料由粟改为高粱，提高了蒸煮速度和质量；三酿造工艺更加完善；四将原来的浊酒滤为清酒，色近于水，酒香纯正；五酿酒所用的“神井”之水清澈透明，清冽甘爽，煮沸不溢，盛器不锈，洗涤绵软。可见，汾酒味道甘醇是大众普遍接受喜爱汾酒的原因之一。[ 郭双威，《汾酒的文化》第一辑，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16页。]
2、政治因素
汾酒得到过历代统治者的认可。曾受到北齐武成帝的青睐；得到梁简文帝萧纲 “兰羞荐俎，竹酒澄芳”的赞美；唐代武则天在《游九龙潭》中写到“山窗游玉女，润户对琼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唯有风入松”[ 武则天，《游九龙潭》，《全唐诗》，5卷，第42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足见武则天对汾酒的喜爱；清朝乾隆皇帝只禁烧酒不禁汾酒[ 尹二苟，《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中所载汾酒史料考述》，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卷第1期。]，汾酒正是因为受到统治者的垂青才得以快速的发展壮大。统治者一方面给了汾酒充分的肯定，让其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这对奠定汾酒的名酒地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统治者禁止其他酒而不禁汾酒也在客观上扶持了汾酒的发展。在晚明及清代以来，因为国内人口激增，为了节约粮食，朝廷开始干预酿酒业的发展，我国的许多历史名酒，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中断生产，退出历史舞台。汾州府作为当时全国最集中的酿酒地区，成了一个例外，也正是因为朝廷干预的原因，汾酒才得以大规模涌向全国各地，以致产生了名噪一时的“汾酒帮”[ 范金民，《商帮探源述流》，《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
3、经济因素
汾酒属于烧酒，是用高粱等粗粮酿造而成的。在丰收之年，米谷充足，而大麦、高粱之类原本就不是常食之物，民间能够利用无急需之用的大麦高粱，酿成烧酒售出。同时，汾酒属于奢侈品，缴纳一定的税费自然能为国家的创收。因而，酿造汾酒不但可以解决丰收之年粗粮的贮藏问题，还能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不仅如此，酿造汾酒还能解决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酿造出来的汾酒其实是对粮食的深加工，增加了粮食的附加值，从而能提高出售价格。这样，酿造汾酒有利可图，出于酿酒人自身的经济利益的追逐，加之工艺先进、名声显赫，汾州府酿酒人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来发展汾酒事业。
4、文化因素
文人对汾酒的推崇无疑推动了汾酒的成名。他们是当时社会中的精英显贵，控制着社会的话语权，对社会中的事务享有评判权。因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文艺作品中表现出对汾酒的喜爱，并且刺激了他们的消费，这使得普通民众对汾酒趋之若鹜。同时，他们建构出汾酒具有会友的实用功能，强调汾酒的驱寒功效，都使得汾酒日益走向民间走向大众。
四、结语
汾酒直到现在的历史，可以根据制造它的特定社会的历史来理解。我们对汾酒的兴趣以及这种兴趣的历史，应该在我们自身历史的关系中来理解。在这种意义上，正如吉尔兹（Geertz）所教导我们的，汾酒是一个文本。这不仅是社会中某物的反映，而是再现了有着自身独立动力的传统。在汾酒长期的生产消费过程中，我们可以读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史、社会生活史。它有它自己的动力的历史连续性，它与任何其他文化或社会形式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而不是单向的。因而我们在研究艺术作品中的汾酒形象时，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发现汾酒被消费、被建构的历史。
[参考文献]
1、戴安娜·克兰（美），《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郭双威，《汾酒的文化》第一辑，杏花村汾酒文化丛书，2004年。
3、郭双威，《汾酒的文化》第三辑，杏花村汾酒文化丛书，2004年。
4、孟悦，《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西敏司（美），《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商务印书馆，2010年。
6、万伟成，《中华酒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
7、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英），《艺术社会学》，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
8、尹二苟，《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中所载汾酒史料考述》，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卷第1期。
9、范金民，《商帮探源述流》，《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
10、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Fenjiu's Images in Works of Art
Abstract:
From the angle of anthropolog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Fenjiu's images in works of art and the change of Fenjiu's images. Besides, the study expounds the reason why drinking Fenjiu became popular and excludes the conclusion that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Fenjiu's popular in public needs ,we should put it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lation. This study makes the Fenjiu's images in works of art become distinct and it contribute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Fenjiu, meanwhile, this is a case of studying work of art using the anthropological method.
Key Words:
Work of art; Fenjiu's image;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刘斐丽，女，1986年1月，山西离石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史。本项目是山西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科研项目的一个成果，项目编号为PA2010001-02。感谢山西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提供这样的平台，感谢导师行龙教授和常利兵博士对本论文的指导和帮助。]
[内容摘要] 本文从人类学视角分析艺术作品中的汾酒形象以及嬗变，进而分析发生嬗变的实质和原因，最后得出只有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汾酒走向大众的过程的结论。通过本文的研究，汾酒在艺术作品中的形象更加清晰，这有助于研究汾酒的历史进而理解内在逻辑。
[关键词] 艺术作品 汾酒形象 人类学视角
前言
山西杏花村的汾酒从其出名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南北朝时期的山西汾酒在中国就是声名显赫的国酒[ 李百药，《北齐书卷十一·文襄六王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2年。]。汾酒以各种方式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它的关注，尤其是古代文人墨客的关注，其中仅是关于汾酒的诗词就不下千篇。这些诗词为研究汾酒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本文就是基于这些诗词而进行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在我们人类的演进史上，酒是由于食物出现了剩余发酵而成的。所谓“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 刘登阁著，《周易尚书》，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年。] 就是描述谷物自然发酵成酒这一现象。就是说，酒是在人类满足了无法回避之需求——食的前提下才出现的。从现在出土的酒具酒器可以看出早在夏商西周饮酒就已经相当普遍了。这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喝酒并非人类的本能之需求，那么是究竟是什么使得喝酒如此盛行呢？用酒的味道醇香可口来解释似乎有些无力，因为，相较于可以果腹的食物与可以解渴的水而言，酒无法满足人类的最根本的生理需求；相较于糖的甘甜而言，酒的味道不会更受人们的宠爱。喝酒这个人类的活动体现的是人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也就是说，喝不同的酒体现的是不同的口味与喜好还是不同的身份？有史料记载汾酒在清乾隆年间已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名酒，“惟饶裕之家，始能沽饮；其蓬户小民，虽欲饮而力不胜也”[ 乾隆二年八月初五日《甘肃巡抚德沛为陈烧酒毋庸严禁以免国法纷纭事奏折》中的汾酒史料：“至通行市卖之酒，俱来自山西，名日汾酒。因来路甚遥，价亦昂贵。惟饶裕之家，始能沽饮；其蓬户小民，虽欲饮而力不胜也。是甘省非产酒之区，向鲜私烧之弊，似可无庸置议 。”，藏于山西省吕梁市汾酒展览馆内。]。为什么人们会争着喝汾酒？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汾酒成名令人们如此追捧的？（消费可以体现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我们需要思考什么使对汾酒的需求成为需求：这种需求在什么条件下增加、如何增加以及为何增加。
既然汾酒成为一种需求，那么它必然可以满足人们的某种特殊的欲望，汾酒有哪些用途和意义呢？汾酒本身的用途和意义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嬗变呢？它的这些用途和意义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呢？一种物品所蕴含的意义并非是天然或必然的，这样的意义源于使用本身，特别是当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使用它们时。外部力量通常决定着什么东西是可以被赋予意义的，因而我们试图通过分析诗词中体现的汾酒形象来考量外部力量赋予汾酒何种意义、如何赋予以及为何赋予。从南北朝武成帝推荐“汾清”到唐朝关于汾酒的诗作的丰富再到乾隆帝的禁曲踩烧，汾酒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社会行为中，我们将研究它通过被赋予不同的用途而不断承载新的意义的历史过程，将研究中国或某个群体是如何从不熟悉汾酒逐渐成为汾酒的消费者。
一、文化建构：汾酒在艺术作品中呈现的形象
1、帝王喜爱之国酒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长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齐受禅，进爵为王。历位中书令、司州牧。初，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将诛杨愔等，孝瑜预其谋。及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 李百药，《北齐书卷十一·文襄六王传》，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2年。]
公元561—564年，北齐高湛，以武成称帝。北齐的国都有上都和下都之分，它的上都在邺，就是现在河南的安阳；它的下都在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晋祠天龙山一带。武成帝在晋阳经常喝汾清，他劝在“邺”的高孝瑜，也要喝上两杯。从北齐的军事中心——晋阳写信向康舒王孝瑜推荐“汾清”酒，说明当时“汾清”酒质量之高、名气之大，足以达到“国家名酒”的级别，同时，以汾酒招待爱臣，体现了汾酒的地位。
2、诗会之名酒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名臣宋荦在告老还乡之际，组织了一场饮酒吟诗的告别宴会，举办了盛大的“中国诗会”。在这场“康熙中国汾酒诗会”上，山西汾酒成了指定名酒，当时诗坛水平最高的诗人齐聚一堂，对宴会用酒汾酒给予高度评价，并创作了明确提到山西汾酒的诗作9篇，被宋荦收入《西陂类稿》中，乾隆年间，全部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中。
宋荦的诗句“食单集方物，颇亦穷水陆。滦鲤登盘美，汾酒开瓶馥。紫菌与黄雀，琐细风味足。觞行一洒然，胸尘洗十斛”体现了汾酒的味道甘醇芳香和开阔的心胸。王式丹的诗句“起步更促坐，汾酒瓮初坼。名酎不虚传，深杯乃络绎”则反映出汾酒是当时享有盛名的名酒，而且赞叹它名不虚传。在这样一次代表当时诗坛水平最高的饮酒吟诗的诗会上，选用汾酒，可见汾酒是名士追捧的名酒。
3、会友之佳酿
历史上的诗人对汾酒中的竹叶青赞赏有佳，有众多诗句能看到竹叶青的影子，大多体现了以酒会友的情景。
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连。三春竹叶青，一曲鹍鸡弦。[ 庾信（北周），《春日离合》，逯钦立 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乐府杂记》解释说：以鹍鸡筋作琵琶弦，用铁器拨弹。边喝竹叶酒，边弹琵琶，兴致勃勃。可见这种酒的烈度不大，同竹叶青酒“香甜软绵”的特色是一脉相承的。这里体现的一种悠闲自得的心境和会友的惬意之心境。
劳将箬下忘忧物，寄与江城爱酒翁。铛脚三州何处会，瓮头一醆几时同。倾如竹叶盈樽绿，饮作桃花上面红。莫怪殷勤醉相忆，曾陪西省与南宫。[ 白居易（唐），《钱湖州以箬下酒，李苏州以五酘酒，相次寄到，无因同饮，聊咏所怀》，《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这里的铛脚三州是指唐薛大鼎、郑德本和贾敦颐，他们都是刺史，分治三州，唐大鼎守沧州，郑德本守瀛州，贾敦颐守冀州，皆有政绩，时人称“铛脚刺史”。这里体现的正是与友人同饮汾酒的畅快和豁达之心境。将汾酒定位为会友佳酿的形象，使汾酒更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丰富了汾酒的内涵。
4、驱寒消滞之药酒
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者，人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也。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烧酒不可。汾酒之下，山东膏梁烧次之，能藏至十年，则酒色变绿，上口转甜，亦犹光棍做久，便无火气，殊可交也。尝见童二树家泡烧酒十斤，用枸杞四两、苍术二两、巴戟天一两、布扎一月，开瓮甚香。如吃猪头、羊尾、“跳神肉”之类，非烧酒不可。亦各有所宜也。[ 袁枚，《山西汾酒》，《随园食单》，江苏：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08年。]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人。他与纪晓岚齐名，时称“南袁北纪”，不仅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还是我国少有的美食家、饮食理论家。《随园食单》是清代一部较为系统的饮食文化专著，全书分成须知单、戒单、茶酒单等14个部分。在茶酒单里，作者谈到他独特的酒道，其中就指出了当时名酒——汾酒的特点。此作品涉及到汾酒的两个形象：味道一流的烧酒和有驱风寒、消积滞功效的烧酒。袁枚不仅道出汾酒乃最够劲的烧酒，而且指出烧酒的医药功效，也就是塑造出味道甘醇、一流烧酒和具有驱寒功效的汾酒形象。袁枚主张性灵论，追求真情实感，那么，对汾酒的喜爱就是他的真情流露；同时他是一位美食家，对酒有独到的见解，“余性不近酒，故律酒过严，转能深知酒味”[袁枚，《山西汾酒》，《随园食单》，江苏：江苏广陵书社有限公司，2008年。
]，因而，他对汾酒的描述相对权威客观。
二、从统治者消费向普通平民消费的过渡
北齐武成帝饮汾清二杯，足见汾酒成为贡酒，得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并消费享用它；康熙年间的“中国汾酒诗会”中将汾酒作为指定用酒，足见其是文人消费的对象，我们可以从参加诗会的人的背景得知当时的文人也属于统治者阶层。不仅如此，历史上留下诗歌等艺术作品的人，几乎都是有深厚文化的人，武则天、苏轼、王绩等几乎都曾作为统治者治理过社会。因而，在古代中国，汾酒已经成为统治阶层消费的重要酒品，成为享有盛名的名酒。最高统治者用汾酒奖赏爱臣、诗坛用汾酒召开宴会，这些活动作为官方话语，体现和表征出一种意象：汾酒是口味醇正的名酒。可以说，饮用汾酒是精英地位的象征，是财富的象征。高官举办饮酒吟诗会需要一定的财力做支持，同时，也只有在丰衣足食的前提下才有雅兴把酒言欢、吟诗作对。贫苦百姓连吃饱穿暖都是一种奢望，更何况是口味醇正的汾酒呢？因而，这些艺术作品更多体现的是：汾酒是被控制着社会资源的统治者所消费的奢侈品形象。统治者对汾酒的消费则是附庸风雅和追求生活品味，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不单纯只具有饮料的功效。
和其他奢侈消费品一样，汾酒最初是显贵们的身份象征，随着粮食的充足和社会的安定，汾酒则沿袭了很多奢侈品所走的道路，在民间变得越来越流行。那么，汾酒是如何从统治阶层的奢侈消费品过渡到普通民众的消费品？在这样一个定位的转变过程中，是什么发挥了作用？怎样发挥作用的？文艺作品中呈现出汾酒具有会友和驱寒消滞的功能，这可以道破其中的玄机，即汾酒具有了接近民间的实用功能。文艺作品勾勒出一幅用汾酒款待友人的愉快情景，无疑是吸引普通民众的，尤其在讲义气重朋友的中国社会，其号召力就不言而喻了。同时，《随园食单》是向普通民众介绍饮食的作品，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社会里，它塑造出汾酒具有驱寒消滞的功效，则更是把汾酒推向民间的重要一环。
从这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汾酒的需求和消费从来就不是私人的、个体性的、被动的，而是社会性的、关系性的和具有主动性的。首先，统治阶层对汾酒的需求或许一开始是出于汾酒口味的独特、个人的喜欢，但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汾酒在被塑造成名酒之后，源源不断的需求则更多的是出于对名酒效应和社会身份象征的追逐了。其次，民间对于汾酒的需求则基于被建构出来的实用功能和它本身具备的地位象征。因而，艺术作品中展示的汾酒形象不仅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汾酒的需求和消费状况，而且可以揭示出一定的社会信息，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等。
三、汾酒大众化的成因
1、质量过硬
汾酒早在北齐一举成名，得益于质量过硬，口感绝佳。主要有五条经验：一制曲以小麦为原料，工艺精细，质量提高；二酿酒原料由粟改为高粱，提高了蒸煮速度和质量；三酿造工艺更加完善；四将原来的浊酒滤为清酒，色近于水，酒香纯正；五酿酒所用的“神井”之水清澈透明，清冽甘爽，煮沸不溢，盛器不锈，洗涤绵软。可见，汾酒味道甘醇是大众普遍接受喜爱汾酒的原因之一。[ 郭双威，《汾酒的文化》第一辑，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16页。]
2、政治因素
汾酒得到过历代统治者的认可。曾受到北齐武成帝的青睐；得到梁简文帝萧纲 “兰羞荐俎，竹酒澄芳”的赞美；唐代武则天在《游九龙潭》中写到“山窗游玉女，润户对琼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唯有风入松”[ 武则天，《游九龙潭》，《全唐诗》，5卷，第42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足见武则天对汾酒的喜爱；清朝乾隆皇帝只禁烧酒不禁汾酒[ 尹二苟，《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中所载汾酒史料考述》，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卷第1期。]，汾酒正是因为受到统治者的垂青才得以快速的发展壮大。统治者一方面给了汾酒充分的肯定，让其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这对奠定汾酒的名酒地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统治者禁止其他酒而不禁汾酒也在客观上扶持了汾酒的发展。在晚明及清代以来，因为国内人口激增，为了节约粮食，朝廷开始干预酿酒业的发展，我国的许多历史名酒，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中断生产，退出历史舞台。汾州府作为当时全国最集中的酿酒地区，成了一个例外，也正是因为朝廷干预的原因，汾酒才得以大规模涌向全国各地，以致产生了名噪一时的“汾酒帮”[ 范金民，《商帮探源述流》，《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
3、经济因素
汾酒属于烧酒，是用高粱等粗粮酿造而成的。在丰收之年，米谷充足，而大麦、高粱之类原本就不是常食之物，民间能够利用无急需之用的大麦高粱，酿成烧酒售出。同时，汾酒属于奢侈品，缴纳一定的税费自然能为国家的创收。因而，酿造汾酒不但可以解决丰收之年粗粮的贮藏问题，还能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不仅如此，酿造汾酒还能解决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酿造出来的汾酒其实是对粮食的深加工，增加了粮食的附加值，从而能提高出售价格。这样，酿造汾酒有利可图，出于酿酒人自身的经济利益的追逐，加之工艺先进、名声显赫，汾州府酿酒人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来发展汾酒事业。
4、文化因素
文人对汾酒的推崇无疑推动了汾酒的成名。他们是当时社会中的精英显贵，控制着社会的话语权，对社会中的事务享有评判权。因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文艺作品中表现出对汾酒的喜爱，并且刺激了他们的消费，这使得普通民众对汾酒趋之若鹜。同时，他们建构出汾酒具有会友的实用功能，强调汾酒的驱寒功效，都使得汾酒日益走向民间走向大众。
四、结语
汾酒直到现在的历史，可以根据制造它的特定社会的历史来理解。我们对汾酒的兴趣以及这种兴趣的历史，应该在我们自身历史的关系中来理解。在这种意义上，正如吉尔兹（Geertz）所教导我们的，汾酒是一个文本。这不仅是社会中某物的反映，而是再现了有着自身独立动力的传统。在汾酒长期的生产消费过程中，我们可以读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史、社会生活史。它有它自己的动力的历史连续性，它与任何其他文化或社会形式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而不是单向的。因而我们在研究艺术作品中的汾酒形象时，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发现汾酒被消费、被建构的历史。
[参考文献]
1、戴安娜·克兰（美），《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郭双威，《汾酒的文化》第一辑，杏花村汾酒文化丛书，2004年。
3、郭双威，《汾酒的文化》第三辑，杏花村汾酒文化丛书，2004年。
4、孟悦，《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5、西敏司（美），《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商务印书馆，2010年。
6、万伟成，《中华酒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
7、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英），《艺术社会学》，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
8、尹二苟，《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中所载汾酒史料考述》，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卷第1期。
9、范金民，《商帮探源述流》，《浙江学刊》，2006年第2期。
10、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Fenjiu's Images in Works of Art
Abstract:
From the angle of anthropolog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Fenjiu's images in works of art and the change of Fenjiu's images. Besides, the study expounds the reason why drinking Fenjiu became popular and excludes the conclusion that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Fenjiu's popular in public needs ,we should put it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lation. This study makes the Fenjiu's images in works of art become distinct and it contribute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Fenjiu, meanwhile, this is a case of studying work of art using the anthropological method.
Key Words:
Work of art; Fenjiu's image;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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