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你回来了吗——《活着》讲述的汶川震后再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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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女儿祝星雨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再生一个孩子成了祝俊生、叶红梅夫妇最大的愿望，也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重压。
叶红梅有事没事就看手机中的一段录像——女儿做算术题时偷着数手指头，妈妈把“作弊证据”偷录下来，女儿被揭穿之后不好意思说话，只是低头笑。
祝俊生则对女儿的乖巧念念不忘：“一见到瓶子我就想起女儿，捡一个瓶子能卖一毛钱，捡5个瓶子就能吃手撕饼。完了，啥都没有了，刚刚小学二年级……”
“汶川大地震69227位遇难者中包括5335名学生，也就是说，像祝家这样的丧子家庭有五千多个，他们绝大部分准备再生育。”独立纪录片人范俭说，“国家有个地震再生育政策，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怀孕，两次是免费生育，第三次就要自费了。”
叶红梅已经四十出头，属于高龄产妇，选择试管怀孕，每次花费3万元左右。范俭遇到叶红梅时，她的第一次试管生育失败，正准备第二次生育，那将是他们的孤注一掷。
2011年12月5日，讲述叶红梅和祝俊生再生育故事的纪录片《活着》，在2011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获得评审团特别奖。
【孩子的魂会随着新的生命回来】
2009年夏天，范俭来到都江堰，拍摄完成一个灾后心理援助项目的工作。他因此接触到很多准备再生育的丧子夫妇，“那段时间总能看到怀不上孩子的母亲以泪洗面。”这年10月，他决定以再生育夫妇为主题拍摄自己的纪录片，带着自己借到的钱开始了第一次拍摄。
跟拍对象都是都江堰市新建小学遇难孩子的父母。他们普遍面临的困难是，当地医疗条件不够，要做试管婴儿只能到成都去。每次试管生育的手术、复查持续几个月，去成都就要住院或住宾馆。虽然国家报销医疗费用，但来回路费、食宿只能自己负担，而这些家庭普遍是中下收入。
“祝老四”祝俊生46岁，性情中人，经常喝点小酒仰天长叹，在墙上写下“女儿，今天是你的生日”之类字句。接触深了，他对范俭揭开自己的伤疤——地震发生时，他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孩子在废墟底喊：“爸爸，爸爸，快来救我。”祝俊生说：“女儿你等着，爸爸救你。”后来一拨专业救援人员劝说家长离开废墟，由他们施救，结果孩子还是遇难了。祝老四总是说，自己如果坚持救孩子，会不会是另一个结果呢？
地震之前，祝家夫妇开一个早餐铺子，勉强度日。地震后他们搬到板房区，祝老四开始搞装修，干一些零工。生孩子则变成叶红梅最重要的，也是惟一的“工作”。
家里穷得叮当响，祝老四隔三差五就发誓戒烟戒酒，泡杯茶都想，“茶里都是钱哪！”镜头中，夫妇俩领来北京捐献的衣服，祝老四会习惯性地在每个兜里掏一下，期待意外之喜。
两口子都是爽快人。当范俭提出记录他们的再生育过程，两人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不过开始的两个月，他们还是把范俭当客人，“请进”、“请坐”、“请喝茶”之外，几乎不会在镜头前自然表达。范俭不太提问，更多的是陪伴与倾听，一起做饭一起喝酒。“很遗憾没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的板房太小了。”
拍摄叶红梅在医院里的某些治疗行为时，她多少有点别扭，但也没有抵触。“一个男的老在人家妇产科，我的存在本身就显得很怪异，我能感觉到人家讨厌我。”范俭说，他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每天去妇产科呆着，不拍我也坐在那儿。当然，他事先跟医院的宣传部门沟通过。
2009年12月，范俭用现有素材剪出片花，带到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这是个需要长期拍摄的项目，靠自己借钱肯定不够。片花很快吸引了日本NHK电视台的兴趣。“日本人也会这么想，孩子的魂会随着新的生命重新回来。”范俭说。NHK和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先后成为纪录片《活着》的合作制片方，预购了影片在各自地区的播映权，并在这部预算80万人民币的影片中各占1/4股份。
【要个孩子就像摸500万的彩票】
2010年春天，叶红梅正式开始第二次试管生育的尝试。祝家夫妻已经不把范俭当外人了，镜头里祝老四跟朋友炫耀：“今天我去医院取了（精子），一大杯，满了，子弹已经上膛！”
这次祝家向朋友借了1000块，承诺将来用低保还债。在成都住院，两人的生活费每天至少40元。钱勉强够用，可是叶红梅已经40岁了，检查总是一身毛病，扎针、抽血、取卵、植入胚胎，每个环节都疼得脸发青。祝老四手足无措：“看你可怜死了，每天抽一次血，我帮不上忙啊……”体外受精的胚胎移植之后，要住院两个星期保胎。叶红梅谨小慎微，连个喷嚏都要忍住。“要个孩子就像摸500万的彩票。”她说。
夫妇俩一心想再要个女孩儿，“生儿子就是女儿永远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祝老四泪眼汪汪地说。医生很严肃：不能选择性别，那是犯法的。祝老四说，如果自己跳楼女儿能回来，他就跳楼。
2010年“5·12”，孩子的忌日，叶红梅想到新建小学遗址烧点纸，放个鞭炮，结果有人阻拦，没能进入校门。“其实当天他们闹过矛盾，祝老四不让叶红梅去新建小学，因为那会被视为扰乱秩序。可惜我没拍上。”范俭说。
最后叶红梅去了孩子的墓园，临走时她对着墓碑说，“孩子，妈妈走了，跟妈妈回板房里去。”女儿已经不能应答，天真的笑容凝固在黑白照片中。那天的墓园五彩缤纷，挂满风车、毛绒玩具、布娃娃、鲜花。“墓地也是不让拍的，我们被人‘请’去，要求删除画面。”还好摄影助理机灵，换了一张空白卡给他们看，蒙混过去。
很多板房邻居都是努力尝试试管再生育的“病友”，他们的成败无时不牵动着祝家夫妇的心。邻居试管失败，两口子马上联想到自己，愈发忐忑。邻居试管成功，孩子落地，他们献花祝贺。那位妈妈一手抱着新生儿，一手拿着以前孩子的照片说：“他哥哥不走，永远不可能有他。以后他和他的后代，还要上坟看哥哥。”听着听着，祝老四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不少邻家夫妻因为怀不上孩子分手了，叶红梅半真半假地对祝老四说，假如没有孩子，咱们就分了吧。祝老四嘿嘿一笑，不接茬儿。叶红梅的朋友敲打祝老四：“听说你要找个小的，花钱请人生？”“那得好几万，比试管贵。”祝老四还真一副认真考虑过的样子。
“他们习惯用玩笑的方式来呈现真实的忧虑，交流中并不遮‘丑’，非常坦诚。”范俭1999年从武汉大学毕业，曾在中央电视台《纪事》栏目当记者，2007年才离开央视。捕捉这样的生活细节，是那时候就得有的基本功。
【你不想要的时候它莫名其妙来了】
祝家夫妇在医院遇到一对病友夫妻。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特别亲近，两家经常一起吃饭，相互勉励。“两家至少成功一家。”祝老四说。“不，都要成功！”那家的丈夫说。祝老四扭脸对着镜头笑：“这就是和谐社会！”
化验结果出来，病友夫妻“中奖了”。叶红梅躺在床上带着羡慕：“你那天说梦见女儿回来了，刚好那天怀上。”又喝别人家的喜酒，祝老四心里不是滋味：“你们先考，我们后考，你们及格了，我们还没拿到考卷。”病友欢天喜地回家了，祝老四忽然忿忿：“不让走非走，说好了晚上还一起吃的……把我们扔在这儿。”
回到病房，祝老四还硬撑着跟妻子开玩笑，话没说完就忍不住哭得像个孩子。“都是典型中国人的性格。”范俭说，“尤其祝老四那种四川男人，天塌下来我得开个玩笑。叶红梅很能忍，我有时候希望她哭出来，但她始终忍住不哭。”
两人最后一次免费试管生育的结果等来了。医生说不行。叶红梅没有多问，转身对等在外面的丈夫平淡地说，不行。祝老四笑了笑，没说话。
范俭以为拍摄已经可以结束了，请祝家夫妻吃了个饭。“我劝他们操心别的事情，比如说你们的房子是不是要搬了？谈得更多的是收养一个孩子，叶红梅已经让我帮她留意新疆、海南等地的相关信息，打定主意从远处找一个小孩来收养。”
吃完这顿饭，范俭回到北京。
在《活着》的结尾部分，范俭特意选择了祝家夫妇二次试管失败后的几个生活细节，天没有塌下来，生活在继续——夫妻二人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朋友抱着新生的孩子，过吊桥时叶红梅伸手护着孩子；叶红梅坐在椅子上，祝老四蹲在板房门前的菜地里抓菜青虫，一边用四川话嘟囔：“一来来一堆，虫子有联络暗号？”
一个月后，一通电话把范俭立刻拽回都江堰。叶红梅意外怀孕了，是自然受孕。
两口子百思不得其解，医生分析，就是因为失败之后叶红梅彻底放松了，完全不想再生育这件事儿了。祝老四喜气洋洋地歪叼着烟说：“自己制造原子弹！”
祝家夫妇把范俭带进了产房。2011年5月20日，当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响起，端着摄影机的范俭忍不住热泪盈眶。
怀孕早期叶红梅做过胎检，知道是男孩，没敢告诉祝老四。护士把孩子抱来给叶红梅看，的确是男孩。叶红梅对范俭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下祝老四要不高兴了。”随后拍到的情节，范俭最终没有剪进完成的影片：
祝老四看到新生命，嘴上不停地说“哦，嗯，好，挺好”。第二天夫妻回到家，看到女儿的照片，祝老四终于又绷不住嚎啕大哭：“女儿啊，你再也回不来了……”
2011年7月，范俭又去了一趟都江堰。祝家变得热闹起来，孩子经常闹着要吃奶，夫妻二人三句话不离孩子，墙上那些涂鸦全都没有了，女儿照片也取下来了。叶红梅的眼神光彩熠熠，祝老四也憧憬起开小饭馆的未来。
《活着》的片头和片尾都取自一个场景——夫妻二人回到地震中受损严重的旧居，收拾出一大包女儿的衣服，扔到江里。本来打算全部扔掉，但叶红梅最终还是留下一件粉色的小线衣。
“他们家旧宅是危房，自己不住了，有个亲戚想要去住几天，他们就把里面的东西清理出来。怎么处理女儿的衣服，烧掉还是扔水里？他们两个商量了一下，决定扔到江里。”范俭认为这是一种告别，生活毕竟要往前走。
片子起初叫《重生》。范俭的女朋友臧妮提议叫《活着》。“其实我们拍摄的是活着的问题，讲的不仅仅是生育，而是生命。”范俭说，“生命特别无常，你想要的时候它不给你，你不想要的时候他莫名其妙就来了。然后有一天，他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范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对成功受孕而让祝老四特别伤心的病友夫妇，怀上没多久就流产了。现在，他们收养了一个孩子。
转自《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5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