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泪 摘抄

 回想起1951年在旧金山他曾帮我整顿行装送我上船回国，
又想到五年前曾收到他寄来的新年贺卡。
我想，阔别二十八年之后重见一面也许挺有意思。
我开后门打听到他住在北京饭店当时的国宾馆的房间号码，打了电话给他。
我很高兴他还记得我他约我周末见面，可我当天下午就要离京。
他说正忙于准备讲稿，于是我们商定在他房间内见面十五分钟。
政道比我小六岁当年是我们一帮过从较密的中国研究生中的“小弟弟”。
现在，五十出头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看上去仍然很年轻，娃娃脸，肤色滋润，不过头有点儿秃了。
他先介绍了他的太太，然后我们俩面对面隔着一张小圆桌，在两把大扶手椅上坐下来。
他问到我的处境，我这次从安徽来北京的缘故，一些朋友们的经历。
我只能简单扼要地作答，因为我怕多占他宝贵的时间，并且他也没流露出强烈的兴趣或感情。
他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的神气。
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
他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
我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莩葬身一抔黄土。
即便在我们交谈时我的肋条还隐隐作痛，由于在来饭店的公车上受到红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
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
也许我会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哦，不！
我当场决定，我决不会用一辈子接受再教育的苦杯换取无产阶级专政头目的敬酒。
不，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