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女”停播 我有话说
从“超女”到“快女”，2004年以来湖南卫视的造星节目就在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然而明年，湖南卫视的粉丝们却不能从这家以娱乐节目著称的电视频道上看到“快女”这类大众选秀节目了。对于国家广电局的做法，我没有资格也不愿意多说什么，但是平心而论“快女”这个节目，它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
我真正关注“快女”是在今年夏天。总决赛上选手的各具特色，点评老师的犀利和坚持，充满着温暖、善良、爱、关怀、奋进、感恩、慈善、环保的积极主题……都让我感动，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给了普通人乃至社会底层人一个可贵的上升渠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先谈谈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节目。当众所周知的“马诺事件”发生，很多人就跳出批判节目、批判拜金女……其实这只是一些表面因素，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当这些年轻人感觉到前途无望时，她们发现只有一艘船可以搭，就是嫁人，嫁给什么人才能有出头的机会呢？对于她们来说，嫁个有钱人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阶层凝固化”可怕的现实问题。
郎咸平先生在他一本书里也有这样一个例子，说广州对大学生作过一个调查，其中“宁嫁福二代，不嫁穷鬼”的占到５０％多。而且这５０％多的人，基本上都不是富有或权贵家庭的孩子，反而是些穷大学生。之后，他评论说“仔细想想，这些穷人除了‘嫁’大款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上升渠道了，这才是这么多人产生这么扭曲想法的原因。”的确，对于社会普通人来说，特别是穷人来说，在过去可以通过读书的方式，一步步实现脱贫致富，而现在这个路子似乎被堵住了或者说是变得很窄了，很多人光靠读书是不行了，因为读书之后找不到工作，然后读研，还找不到工作，再读博士……虽然我还不敢像郎先生那么断定地说：“我们整个社会上升的渠道已经被少数人掌控了”，但我确实觉得当今社会普通人的确很难实现自己的“中国梦”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近年来“公务员热”现象高温不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就在2005年，“超女”节目风靡全国之时，有一首网络歌曲《我是草根我怕谁》准确地阐释了“快女”效应，人人有机会“秀出自己”而成为“超级大明星”。歌曲在“你=成功者=权威=投资商=大人物”与“我=小人物=网虫=草根”的二元对照中，把草根界定为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叙述了“天天我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的奋斗成功的梦想，在这里，曾经被作为“背景、后台”的“名声”和“权力”如今“并不重要”了，因为“网络时代我和你平等PK”，并且“百姓才是真正的评委”。在“个人”获得成功越来越艰难的时代，那些有幸成功的“草根”，最大限度地支撑着“人人都有机会成功”的神话。在这个意义上，“快女”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它让人们相信这是一个弱势、底层也能成功、成名的舞台，所以它成为“美国梦”最为生动的中国版本。
现在，让我们回看今年那些名列前茅的“快乐女生”：段林希、洪晨、刘忻、苏妙玲……她们都是来自普通家庭，有的甚至是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如冠军小段就是一个父母离异初中毕业就到酒吧唱歌的孩子，如果没有“快女”这个节目，我想她很可能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纵使她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有着坚强的意志、有着超群的创作能力；再如家境贫寒的小万苏妙玲，她在大学里学的是会计专业，平时很喜欢唱歌，如果不参加“快女”，她也不会这么顺利地踏上音乐生涯，因为她的家庭拿不出太多的钱供她学习艺术，就算将来她有心向学，也要经历一段非常复杂坎坷的道路，最终的结果也不可预知……所以，能看到她们通过“快女”的平台脱颖而出，这正是栏目可贵的彰显。
当然，世人对“快女”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算明年被迫停办。但在“快女”的带动下，全国其他电视台掀起的以造星选秀为主的热潮正在进一步升温，如上海卫视的《中国达人秀》、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天下达人秀》、河南卫视的《你最有才》等等。这些节目在继承和发扬之后，也要直面一些与“快女”相似的问题，比如部分观众认为存在内幕，有些评委过于偏激，个别选手存在道德问题等等。希望这些如火如荼的选秀节目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解决问题的同时，更好的履行初衷。正如湖南卫视新闻发言人李浩所言，从文化产业的角度，选秀节目的拉动力很强。这类节目的导向也很重要，选秀产生的大众明星，如果德艺双馨，那对喜爱他的粉丝有正面引导力。因此，光靠选秀节目搭建平台是不够的，还要靠选秀节目结束后对选手再进行培养。包装成功后，对社会的正面效果很大。
诚然娱乐节目能够承担社会责任是好件事，但是它的“不务正业”是不能也不应该减轻社会自身的责任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应该看到并理解当今中国青年急切的向上意愿，并拿出措施来引导、保障意愿的实现和增加意愿实现的可能性。希望不远的将来，在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能有更多可贵的机会向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底层人开放，让所有人都享有公正平等的上升渠道。
我真正关注“快女”是在今年夏天。总决赛上选手的各具特色，点评老师的犀利和坚持，充满着温暖、善良、爱、关怀、奋进、感恩、慈善、环保的积极主题……都让我感动，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给了普通人乃至社会底层人一个可贵的上升渠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先谈谈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节目。当众所周知的“马诺事件”发生，很多人就跳出批判节目、批判拜金女……其实这只是一些表面因素，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当这些年轻人感觉到前途无望时，她们发现只有一艘船可以搭，就是嫁人，嫁给什么人才能有出头的机会呢？对于她们来说，嫁个有钱人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阶层凝固化”可怕的现实问题。
郎咸平先生在他一本书里也有这样一个例子，说广州对大学生作过一个调查，其中“宁嫁福二代，不嫁穷鬼”的占到５０％多。而且这５０％多的人，基本上都不是富有或权贵家庭的孩子，反而是些穷大学生。之后，他评论说“仔细想想，这些穷人除了‘嫁’大款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上升渠道了，这才是这么多人产生这么扭曲想法的原因。”的确，对于社会普通人来说，特别是穷人来说，在过去可以通过读书的方式，一步步实现脱贫致富，而现在这个路子似乎被堵住了或者说是变得很窄了，很多人光靠读书是不行了，因为读书之后找不到工作，然后读研，还找不到工作，再读博士……虽然我还不敢像郎先生那么断定地说：“我们整个社会上升的渠道已经被少数人掌控了”，但我确实觉得当今社会普通人的确很难实现自己的“中国梦”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近年来“公务员热”现象高温不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就在2005年，“超女”节目风靡全国之时，有一首网络歌曲《我是草根我怕谁》准确地阐释了“快女”效应，人人有机会“秀出自己”而成为“超级大明星”。歌曲在“你=成功者=权威=投资商=大人物”与“我=小人物=网虫=草根”的二元对照中，把草根界定为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叙述了“天天我都在努力，希望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的奋斗成功的梦想，在这里，曾经被作为“背景、后台”的“名声”和“权力”如今“并不重要”了，因为“网络时代我和你平等PK”，并且“百姓才是真正的评委”。在“个人”获得成功越来越艰难的时代，那些有幸成功的“草根”，最大限度地支撑着“人人都有机会成功”的神话。在这个意义上，“快女”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它让人们相信这是一个弱势、底层也能成功、成名的舞台，所以它成为“美国梦”最为生动的中国版本。
现在，让我们回看今年那些名列前茅的“快乐女生”：段林希、洪晨、刘忻、苏妙玲……她们都是来自普通家庭，有的甚至是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如冠军小段就是一个父母离异初中毕业就到酒吧唱歌的孩子，如果没有“快女”这个节目，我想她很可能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纵使她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有着坚强的意志、有着超群的创作能力；再如家境贫寒的小万苏妙玲，她在大学里学的是会计专业，平时很喜欢唱歌，如果不参加“快女”，她也不会这么顺利地踏上音乐生涯，因为她的家庭拿不出太多的钱供她学习艺术，就算将来她有心向学，也要经历一段非常复杂坎坷的道路，最终的结果也不可预知……所以，能看到她们通过“快女”的平台脱颖而出，这正是栏目可贵的彰显。
当然，世人对“快女”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算明年被迫停办。但在“快女”的带动下，全国其他电视台掀起的以造星选秀为主的热潮正在进一步升温，如上海卫视的《中国达人秀》、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天下达人秀》、河南卫视的《你最有才》等等。这些节目在继承和发扬之后，也要直面一些与“快女”相似的问题，比如部分观众认为存在内幕，有些评委过于偏激，个别选手存在道德问题等等。希望这些如火如荼的选秀节目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解决问题的同时，更好的履行初衷。正如湖南卫视新闻发言人李浩所言，从文化产业的角度，选秀节目的拉动力很强。这类节目的导向也很重要，选秀产生的大众明星，如果德艺双馨，那对喜爱他的粉丝有正面引导力。因此，光靠选秀节目搭建平台是不够的，还要靠选秀节目结束后对选手再进行培养。包装成功后，对社会的正面效果很大。
诚然娱乐节目能够承担社会责任是好件事，但是它的“不务正业”是不能也不应该减轻社会自身的责任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应该看到并理解当今中国青年急切的向上意愿，并拿出措施来引导、保障意愿的实现和增加意愿实现的可能性。希望不远的将来，在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能有更多可贵的机会向普通人特别是社会底层人开放，让所有人都享有公正平等的上升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