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绑架了的国家利益

在中国讨论问题最怕的就是“道德”这两个字了，某些人习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挥舞着道德的大棒，攻击那些他们反对的人，最犀利的“道德”武器当属国家利益，一旦讨论一个问题对方使用了国家利益，你知道你应当闭嘴了，因为在说下去你可能会成为汉奸、卖国贼以及置国家利益不顾的民族败类。同辈人中很不好的一点就是惯于把事实判断上升到价值观判断的高度，把是不是的问题变成对不对的问题，一旦牵扯到国家利益这样的话题每个人无不标榜为一个爱国者，也不管平时是随地大小便或者上公交车不投钱，但都要在这个问题上鲜明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无他，这样做让人们一下子感觉到了一股子道德上的优越感，中国坏也就坏在这样一批人的手里了，动不动就寄出那杆道德大棒，国家利益、国家意志这些词汇如跳跳糖般在这些人的口中飞舞，你问问他什么事国家利益，他却哑口无言了，强以不知以为知，这不仅是无知，更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并非先天生成的，而是后天一系列的环境所致。
可是请问，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究竟谁能代表“国家利益”？
国家早已经成为一个神化了的必须去魅的字眼。
 法国电影《国家利益》描述的就是政府中某些人以“国家利益”为掩护，干着军火走私的勾当，同时无情消灭知情者。美国电影《恐怖地带》也是如此。故事片虽是虚构，却不乏事实依据。极权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残酷血腥，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无论战前战后多次大规模的政治清洗，都是在“国家利益”名义下进行的。苏联长期软禁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理由也是如此。
英国人安德鲁·韦伯斯特在《发展社会学》中说：权力不仅表明“谁在做什么？”或“谁决定”，更重要的是要看现行政策在客观上使谁受益？爱因斯坦支持建立“以色列国”，这是犹太人在世界各国普遍的悲惨命运决定的。但爱因斯坦对“国家”的作用却作了严格的限制。他曾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我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我很欣赏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卓越洞见。
  如此一来，“国家利益”就不可能被抽象并神化，它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发现，不同制度下的“国家利益”的内涵其实是不一样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利益”是家天下的利益，“朕即国家”；如今虽然很多国家号称“人民共和”——国家是每一个公民的国家，实际上某些“人民共和国”不过把持在一小撮人手里。
这样一来，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法国的辐柯这句话的意思：“以权力来解读历史，更容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权力的结构决定文明的面目——就像金字塔的制度背景必然是奴隶制，如果那时有舆论宣传的必要的话，也必然是“举国奴隶称颂伟大工程”。我们就知道，通过金字塔可以推测它的制度基础，同样从“举国欢呼”或“一致拥护通过”的话语很容易判定一个政权的本质。
把国家利益当做国民利益来解读会更清晰一些，这个国家是谁的，是全体国民的，国民通过有效的程序授权政府进行管理，这个有效的程序就是选举，因为政府天然恶的本性，所以要设立制度去分割国家权力，制约和平衡这些权力，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利益是全民利益，才能保证国家的进步能落实到每一个个人，这样的国家利益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
假如中国收回钓鱼岛，周围有些丰富的石油，但是国内的油价却是只升不降，这就是寡头绑架了国家利益，即国民利益，因为国家的强大成果并非全民共享而是高层独占。
那些真正为国家利益奋斗的人孤独且伟大，他们不仅仅要受到政府的威胁，也不被他们为之努力的国民们的不理解，这样的人使稀缺的，那些动辄谈论国家利益的人无非是这样做安全性大且能得到道德上的满足感而已，你让他们真正去同独裁和专制斗争他们才不干呢，你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卫国战争期间两三个日本兵就能占领一个县城了。
韩寒说过一句话：你可以不为自由奋斗，但是不要为高墙筑砖。我一直把这当做我的底线，人总归还是有点底线的好，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