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社会科学》读后感（转载）(
《开放社会科学》读后感（转载）(2006-11-27 18:55:23)转载▼
西方社会科学经历了长时间的分化之后，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实践日益要求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促进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对话，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此背景下，1993年6月在葡萄牙古本根基金会的赞助下，由华勒斯坦任主席并组织来自不同地区并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成立“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经过两年的工作，写成了《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该报告书内容丰富、逻辑清晰并提出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在回顾并分析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之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科学现有的学科建制、组织模式持明显的否定立场，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反响热烈。[i]
本文以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清本书的内在思路，总结并概括其基本观点；二是对其主张给出自己的理解及评价。
一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观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科学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ii]。起初科学和哲学未加区分，都致力于探讨自然法则，两个知识领域是独立且平等的。后来，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重要性的加强，两个知识领域分化。19世纪初，科学大获全胜，科学开始与自然科学等同。于是，科学之外的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成了问题，它们无力创造“实际”的成果。与此同时，大学得到复兴并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制度性场所。应对不同的研究领域，多元学科开始形成，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也开始持续紧张。当时，社会变革的压力变得紧迫，这需要对支配社会的规则进行研究，这种社会需求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空间，也提出了要求：社会科学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社会科学在认识方式上转向自然科学就成为必然，19世纪上半叶社会科学的奠基者们纷纷转向牛顿物理学。
尽管在1850年之前，有关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已得到广泛的研究，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在1850-1914年间，学科分化完成并在大学里得到确认，获得共识性的学科有五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19世纪的新史学强调探明“实际发生的事情”，反对思辨哲学，历史研究应以经验性档案和客观数据为基础。19世纪出现了一个叫做经济学的学科，其普遍化假设使经济学研究直接地面向现时，经济史变得微不足道。与此同时，社会学也创立了，在孔德那里，社会学是一门“实证主义”性质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出现得晚一些，如果国家和市场是按照不同的逻辑来运行的，政治学也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们在十九世纪（无疑直到1945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学科。”[iii]在1850到1945年间，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的知识领域形成，相应的训练的制度化和研究的制度化也形成，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与之相近的学科划界，每一个学科都标识出自己固定的研究对象。“随着学科结构的建立，围绕着研究、分析和训练，形成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生产结构，产生出了大量我们今天视为现代社会科学遗产的文献。截止到1945年，组成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基本上都已经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主要大学里制度化了。”[iv]
1945年以后出现的三个新的发展动向深刻地影响了前一百年所形成的社会科学结构。首先是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二是社会的发展拓宽了人类活动的范围；三是大学的惊人发展和专业社会科学家人数的增加。这对社会科学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学科之间的区分模糊了，社会科学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偏狭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分也不再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性。1945年以后，构成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系统的三条明确的分界线都受到了挑战，“地区研究”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地区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也是一个受限制的形态），跨越了上述三重界线，这对社会科学组织方面的后果影响巨大，它表明：“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v]另外，地区研究对学科的影响也非常大，人种学和东方学存在的合法性被颠覆了，同时地区研究也影响了历史系和社会科学系的结构，史学与社会科学及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越来越趋向于合作甚至融合，各自方法论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学科的重合使得学科的界线模糊了，也使得学科越来越不纯粹，跨学科产生。与前一时期相反，1945年之后新学科层出不穷。
对普遍性的宣称是一切学科目的合法性的依据，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对社会科学之偏狭性的挑战最初就是针对这种普遍主义的，后来对偏狭性的挑战来自认识论挑战与政治挑战，前者要“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进行检讨，以便揭露各种暗藏的、毫无根据的先验假定”[vi]，这构成了开放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开放社会科学“以便使它们能够对自身的偏狭性所遭到的合理反对作出适当的、充分的回应，从而证明其对普遍的恰切性、适用性或有效性的宣称是有道理的”[vii]，这需要建立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的新发展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注重探寻普遍法则的认识论模型遭到釜底抽薪式的破坏；其次，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展“强调非直线性更甚于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于强调简单化”[viii]。此外，还强调测量者对测量本身的影响及“时间之箭”的作用。这些变化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很大，缓解了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矛盾，自然科学自身的诸多变化（比如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强调多样化的未来、分叉和选择，强调对历史的依赖性等）与社会科学里一些被忽视的重要传统相吻合。同时，文化研究的兴起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分界也不清晰了。自然科学谈论“时间之箭”，文学学者也在谈论理论，两种文化的区分也不再那么界线分明了，我们似乎正在朝向一个互不矛盾的诸知识领域的新方向迈进。
在分析上述1945年以来社会科学内部的争论后，我们应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呢？“为了在知识领域取得富有成果的进展，有必要围绕一些最主要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建立起新的、探索性的共识。”[ix]问题有三：一是研究者与研究活动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将时间和空间当作对我们的分析具有建构作用的内部变量；三是如何消除十九世纪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这三个假想的自律领域之间的人为分离。当然，重建社会科学并没有现有的蓝图，在重建之前还要考虑“人与自然”、“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普遍与特殊”、“客观性”等四个问题。
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二者都是通过时间之箭而构筑起来的单一宇宙的一部分，中立科学家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人的认识受自然的限制，要更严肃地面对复杂的社会动态。国家构成了传统社会科学分析的基础框架，构成了分析的最重要的边界，在最近几十年里，国家的作用减弱，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自然性被削弱了根基，行动从国家层次转移到了全球和地方层次。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发展了许多新的分析单位（如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等）试图削弱以国家为中心的倾向。“当然，拒绝承认国家作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地理容器，这绝不意味着国家不再被看成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关键性的建制，一项对经济、文化和社会过程有着深刻影响的建制。”[x]
许多对社会科学的偏狭性持批判态度的学者都否定虚假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在数量上增多。普遍主义从来都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世界是多元的，但我们也可以对共同的价值达成共识，“社会科学在探索一种经过更新和扩展的有意义的多元普遍主义的过程中，应当保持开阔的视野，广泛接纳针对一切文化（社会、民族）而展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xi]客观性的问题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其含义是：“知识不是先验的；通过研究，我们能够学会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能够突破原有的期待，体会到种种意想不到的惊奇。”[xii]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没有主观因素的参与，也不存在“中立”的学者，对社会的再现也不是照相式的，选择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客观性证明了学术研究的可能性，即提供更有效的解释性知识。反对知识的零碎化、朝着兼收并蓄的方向发展能使社会科学更具客观性。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社会科学如何重建呢？重建并没有简单、明了的公式，也不主张废除现有的学科分工，需要做的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必须对一切基础性问题进行讨论，鼓励其他人提出自己的建议。
二
本书的作者们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现状持一种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全盘否定，这和后现代主义完全不同，也和华勒斯坦本人在《否思社会科学》中的观点有很大的差距，这本书虽由华勒斯坦主编，但更主要是各位作者妥协的结果。该书持有的建设性批评的宗旨——由书名也可看出——是开放社会科学并重建社会科学，对后现代怀疑主义的反理论姿态持否定态度，仍郑重表示，“对统一性的探求乃是一门经过重建的历史型社会科学必须承担的义务。”[xiii]作者们持一种多元普遍主义的立场，表达了对客观性的认同，且并不主张废除现有的学科分工，这种分工还将以学科的形式存在，学科还可以起到疏导学术能量的作用，只是要对学科界限的有效性达成共识。因此，本书的立场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囿于阅读的限度，在此不可能对这本著作作出全面的评论，只是结合阅读本书谈几点体会。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体会：一是科学与知识的关系；二是学科与权力的关系；三是知识生产应以“问题”为出发点而不应以“学科”为出发点。
1．科学与知识的关系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一次学科结构的改变都伴随者认识论的较量，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自然科学认识世界的方式及其在后来发生的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学科结构的平衡。一开始科学的认识方式统治了知识领域，自然科学排斥人文知识，1945年以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发生了改变，倾向于一种“软性”的社会科学，其霸权地位有所改变，人文知识的价值提升。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发生改变，没有中立的观察者，完全确实的知识是不可能的。爱因斯坦曾经对科学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没有认识论——就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情形而言——科学就是原始的和混乱不堪的。”[xiv]因此，科学知识并不是一切知识的全部，那种认为科学知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在学科的问题上应破除对唯科学主义的崇奉，按照知识的本来性质确定学科之间的地位及相互关系。
2．学科与权力
“权力”这个词在书中出现了许多次，其含义显然不是指国家权力，是一种广义的权力，具体到本书，指的是一种学科权力或学术权力。作者自己的阅读体会是，这里的权力在内涵上相当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概念，权力不是宏大的国家权力，而是指细微的权力。学科与规训是同一个语词——discipline，它们共同的作用就是将研究者圈定在一个范围内，而这背后体现了权力，学科的形成、分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模式都体现了权力的作用。
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之后，学科之间确立了等级，自然科学被逐渐等同于科学并在知识领域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被当成了其他学科存在合法化依据，自然科学不把人文学科的知识当作科学，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一开始就产生对立，“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现在被界定为两种完全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识方式”[xv]。因此，在学科分化之初就存在学科之间的相互排斥，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获得合法性，其他学科不表明自己的“有用性”就无法获得来自国家的资金和制度上的支持，也无法向官方辩解所从事的学科的重要性。社会科学则倒向了自然科学，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而努力，即实证化、客观化和精确化等。这一围绕何谓有效知识而展开的认识论较量就是要确立学科的权力，即谁有权来操纵关于人类世界的知识，而不是关于某一个具体学科领域的知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本学科的领域进行“划界”，圈定势力范围，完成了学科的“圈地运动”，严格限定自己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敢僭越，也不去染指别的学科领域。同时，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也得到加强，成立了相应的系、所或学院，开设专业课程并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这样，学科的权力得到巩固并扩展，而且已经制度化地建立起来，一旦制度化就会形成利益集团，很难改变。
1945年之后，社会科学所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对“社会科学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狭的？”疑问，社会科学自诩能给出普遍主义的解释，但实际上是偏狭的，它只是男权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中充满了被遗忘的人群。社会科学要真是普遍的，就不能人为地区分“他者”，因此，非欧洲的地区“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要求，阐明理论前提的要求，实际上正是一种对非殖民化的要求，其宗旨是要改变造成了现存社会科学的特定制度化形态的各种权力。” [xvi]社会科学作为寻求普遍知识的活动，“他者”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为什么社会科学家还要宣称偏狭的社会科学是普遍的呢？“问题在于，社会权力的操纵者有一种自然的倾向，那就是把当前的情势看成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职是之故，随着权力格局的变化，关于真理的定义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xvii]这也构成了开放社会科学的一个理由，即建立一种多元的普遍主义。另一方面，1945年之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样就必然会改变“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内部斗争的权力平衡，而且有助于减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强硬区分。”[xviii]这种认识论的改变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平衡，人文学科受到重视，权力格局也发生了改变。
1945年以来社会科学内部的争论“在学术上蕴涵的意义与我们所继承的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并不完全协调一致”[xix]，社会科学自身的组织结构问题很难解决，学科成了一个强大的操纵机制，它操纵了学者的训练和训练结束之后的职业样式。每个人在组织上都归属一个学科，取得学位，在正规刊物上发表论文，参加自己学科的学术会议，这样一个操纵机制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控制机制，“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战后的一个趋势是学科的多样化，这样各门学科在资源分配上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在预算收紧的情况下，“随着各新兴的准学科结构要求占有更多的大学资源并试图更加直接地控制未来的分配，它们便侵蚀了现存主要学科的权力。在这场争夺战中，一些目前占有资金较少的群体，竭力从学术上为它们所建议的资源分配的转移提供抽象的辩护理由。”[xx]
3．以“问题”为出发点与以“学科”为出发点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的分析向我们表明，新知识的生产途径应以“问题”为出发点而不能以“学科”为出发点。传统的知识生产途径以学科为中心，学科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这样只能得出关于本学科的知识，而不能得出关于某个问题的普遍的知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转移到以“问题”为中心上来，从问题出发寻求理论资源，从多学科角度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甚而“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xxi]
关于“问题”与“学科”的关系，哈耶克同样作过精彩的论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就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综合”的性质，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我们必须把关于自由的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交融为一体，或者说为了增进我们对自由的洞见，我们必须把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起来对自由进行探究。”[xxii]哈耶克作为一位职业经济学家（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转向心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的研究是很耐人寻味的，为解决“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构的”这一哈耶克的终身问题，他动用了多学科的理论资源并同学术的专业化趋向做斗争。他认为，“具体的现实是不可能被分割成若干与各种科学学科研究相适应的不同且独特的对象的”[xxiii]，而且学科分割现象对教育也产生了不良影响，“研究专业的多样化，也导致了教学部门（系科）的激增。……一如我们所知，并不是每一项合理的研究专业都适合于作为一门科学教育的学科加以发展的。……学生应当彻底掌握一个界定明确的领域的知识，亦即应当全面掌握一个得到系统阐释的题域中的所有知识。”[xxiv]
西方社会科学经历了长时间的分化之后，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实践日益要求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促进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对话，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此背景下，1993年6月在葡萄牙古本根基金会的赞助下，由华勒斯坦任主席并组织来自不同地区并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成立“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经过两年的工作，写成了《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该报告书内容丰富、逻辑清晰并提出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在回顾并分析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之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科学现有的学科建制、组织模式持明显的否定立场，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反响热烈。[i]
本文以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清本书的内在思路，总结并概括其基本观点；二是对其主张给出自己的理解及评价。
一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观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科学被界定为“对于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ii]。起初科学和哲学未加区分，都致力于探讨自然法则，两个知识领域是独立且平等的。后来，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重要性的加强，两个知识领域分化。19世纪初，科学大获全胜，科学开始与自然科学等同。于是，科学之外的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成了问题，它们无力创造“实际”的成果。与此同时，大学得到复兴并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制度性场所。应对不同的研究领域，多元学科开始形成，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也开始持续紧张。当时，社会变革的压力变得紧迫，这需要对支配社会的规则进行研究，这种社会需求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空间，也提出了要求：社会科学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社会科学在认识方式上转向自然科学就成为必然，19世纪上半叶社会科学的奠基者们纷纷转向牛顿物理学。
尽管在1850年之前，有关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已得到广泛的研究，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在1850-1914年间，学科分化完成并在大学里得到确认，获得共识性的学科有五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19世纪的新史学强调探明“实际发生的事情”，反对思辨哲学，历史研究应以经验性档案和客观数据为基础。19世纪出现了一个叫做经济学的学科，其普遍化假设使经济学研究直接地面向现时，经济史变得微不足道。与此同时，社会学也创立了，在孔德那里，社会学是一门“实证主义”性质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政治学出现得晚一些，如果国家和市场是按照不同的逻辑来运行的，政治学也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们在十九世纪（无疑直到1945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学科。”[iii]在1850到1945年间，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的知识领域形成，相应的训练的制度化和研究的制度化也形成，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与之相近的学科划界，每一个学科都标识出自己固定的研究对象。“随着学科结构的建立，围绕着研究、分析和训练，形成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生产结构，产生出了大量我们今天视为现代社会科学遗产的文献。截止到1945年，组成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基本上都已经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主要大学里制度化了。”[iv]
1945年以后出现的三个新的发展动向深刻地影响了前一百年所形成的社会科学结构。首先是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二是社会的发展拓宽了人类活动的范围；三是大学的惊人发展和专业社会科学家人数的增加。这对社会科学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学科之间的区分模糊了，社会科学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偏狭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分也不再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性。1945年以后，构成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系统的三条明确的分界线都受到了挑战，“地区研究”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地区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也是一个受限制的形态），跨越了上述三重界线，这对社会科学组织方面的后果影响巨大，它表明：“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v]另外，地区研究对学科的影响也非常大，人种学和东方学存在的合法性被颠覆了，同时地区研究也影响了历史系和社会科学系的结构，史学与社会科学及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越来越趋向于合作甚至融合，各自方法论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学科的重合使得学科的界线模糊了，也使得学科越来越不纯粹，跨学科产生。与前一时期相反，1945年之后新学科层出不穷。
对普遍性的宣称是一切学科目的合法性的依据，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对社会科学之偏狭性的挑战最初就是针对这种普遍主义的，后来对偏狭性的挑战来自认识论挑战与政治挑战，前者要“对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进行检讨，以便揭露各种暗藏的、毫无根据的先验假定”[vi]，这构成了开放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开放社会科学“以便使它们能够对自身的偏狭性所遭到的合理反对作出适当的、充分的回应，从而证明其对普遍的恰切性、适用性或有效性的宣称是有道理的”[vii]，这需要建立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的新发展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注重探寻普遍法则的认识论模型遭到釜底抽薪式的破坏；其次，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展“强调非直线性更甚于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于强调简单化”[viii]。此外，还强调测量者对测量本身的影响及“时间之箭”的作用。这些变化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很大，缓解了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矛盾，自然科学自身的诸多变化（比如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强调多样化的未来、分叉和选择，强调对历史的依赖性等）与社会科学里一些被忽视的重要传统相吻合。同时，文化研究的兴起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分界也不清晰了。自然科学谈论“时间之箭”，文学学者也在谈论理论，两种文化的区分也不再那么界线分明了，我们似乎正在朝向一个互不矛盾的诸知识领域的新方向迈进。
在分析上述1945年以来社会科学内部的争论后，我们应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呢？“为了在知识领域取得富有成果的进展，有必要围绕一些最主要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建立起新的、探索性的共识。”[ix]问题有三：一是研究者与研究活动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将时间和空间当作对我们的分析具有建构作用的内部变量；三是如何消除十九世纪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这三个假想的自律领域之间的人为分离。当然，重建社会科学并没有现有的蓝图，在重建之前还要考虑“人与自然”、“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普遍与特殊”、“客观性”等四个问题。
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二者都是通过时间之箭而构筑起来的单一宇宙的一部分，中立科学家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人的认识受自然的限制，要更严肃地面对复杂的社会动态。国家构成了传统社会科学分析的基础框架，构成了分析的最重要的边界，在最近几十年里，国家的作用减弱，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自然性被削弱了根基，行动从国家层次转移到了全球和地方层次。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发展了许多新的分析单位（如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等）试图削弱以国家为中心的倾向。“当然，拒绝承认国家作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地理容器，这绝不意味着国家不再被看成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关键性的建制，一项对经济、文化和社会过程有着深刻影响的建制。”[x]
许多对社会科学的偏狭性持批判态度的学者都否定虚假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在数量上增多。普遍主义从来都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世界是多元的，但我们也可以对共同的价值达成共识，“社会科学在探索一种经过更新和扩展的有意义的多元普遍主义的过程中，应当保持开阔的视野，广泛接纳针对一切文化（社会、民族）而展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xi]客观性的问题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其含义是：“知识不是先验的；通过研究，我们能够学会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能够突破原有的期待，体会到种种意想不到的惊奇。”[xii]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没有主观因素的参与，也不存在“中立”的学者，对社会的再现也不是照相式的，选择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客观性证明了学术研究的可能性，即提供更有效的解释性知识。反对知识的零碎化、朝着兼收并蓄的方向发展能使社会科学更具客观性。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社会科学如何重建呢？重建并没有简单、明了的公式，也不主张废除现有的学科分工，需要做的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必须对一切基础性问题进行讨论，鼓励其他人提出自己的建议。
二
本书的作者们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现状持一种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全盘否定，这和后现代主义完全不同，也和华勒斯坦本人在《否思社会科学》中的观点有很大的差距，这本书虽由华勒斯坦主编，但更主要是各位作者妥协的结果。该书持有的建设性批评的宗旨——由书名也可看出——是开放社会科学并重建社会科学，对后现代怀疑主义的反理论姿态持否定态度，仍郑重表示，“对统一性的探求乃是一门经过重建的历史型社会科学必须承担的义务。”[xiii]作者们持一种多元普遍主义的立场，表达了对客观性的认同，且并不主张废除现有的学科分工，这种分工还将以学科的形式存在，学科还可以起到疏导学术能量的作用，只是要对学科界限的有效性达成共识。因此，本书的立场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囿于阅读的限度，在此不可能对这本著作作出全面的评论，只是结合阅读本书谈几点体会。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有三个方面的体会：一是科学与知识的关系；二是学科与权力的关系；三是知识生产应以“问题”为出发点而不应以“学科”为出发点。
1．科学与知识的关系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一次学科结构的改变都伴随者认识论的较量，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自然科学认识世界的方式及其在后来发生的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学科结构的平衡。一开始科学的认识方式统治了知识领域，自然科学排斥人文知识，1945年以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发生了改变，倾向于一种“软性”的社会科学，其霸权地位有所改变，人文知识的价值提升。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发生改变，没有中立的观察者，完全确实的知识是不可能的。爱因斯坦曾经对科学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没有认识论——就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情形而言——科学就是原始的和混乱不堪的。”[xiv]因此，科学知识并不是一切知识的全部，那种认为科学知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在学科的问题上应破除对唯科学主义的崇奉，按照知识的本来性质确定学科之间的地位及相互关系。
2．学科与权力
“权力”这个词在书中出现了许多次，其含义显然不是指国家权力，是一种广义的权力，具体到本书，指的是一种学科权力或学术权力。作者自己的阅读体会是，这里的权力在内涵上相当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概念，权力不是宏大的国家权力，而是指细微的权力。学科与规训是同一个语词——discipline，它们共同的作用就是将研究者圈定在一个范围内，而这背后体现了权力，学科的形成、分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模式都体现了权力的作用。
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之后，学科之间确立了等级，自然科学被逐渐等同于科学并在知识领域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被当成了其他学科存在合法化依据，自然科学不把人文学科的知识当作科学，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一开始就产生对立，“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现在被界定为两种完全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识方式”[xv]。因此，在学科分化之初就存在学科之间的相互排斥，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获得合法性，其他学科不表明自己的“有用性”就无法获得来自国家的资金和制度上的支持，也无法向官方辩解所从事的学科的重要性。社会科学则倒向了自然科学，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而努力，即实证化、客观化和精确化等。这一围绕何谓有效知识而展开的认识论较量就是要确立学科的权力，即谁有权来操纵关于人类世界的知识，而不是关于某一个具体学科领域的知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本学科的领域进行“划界”，圈定势力范围，完成了学科的“圈地运动”，严格限定自己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敢僭越，也不去染指别的学科领域。同时，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也得到加强，成立了相应的系、所或学院，开设专业课程并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这样，学科的权力得到巩固并扩展，而且已经制度化地建立起来，一旦制度化就会形成利益集团，很难改变。
1945年之后，社会科学所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对“社会科学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狭的？”疑问，社会科学自诩能给出普遍主义的解释，但实际上是偏狭的，它只是男权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中充满了被遗忘的人群。社会科学要真是普遍的，就不能人为地区分“他者”，因此，非欧洲的地区“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要求，阐明理论前提的要求，实际上正是一种对非殖民化的要求，其宗旨是要改变造成了现存社会科学的特定制度化形态的各种权力。” [xvi]社会科学作为寻求普遍知识的活动，“他者”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为什么社会科学家还要宣称偏狭的社会科学是普遍的呢？“问题在于，社会权力的操纵者有一种自然的倾向，那就是把当前的情势看成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职是之故，随着权力格局的变化，关于真理的定义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xvii]这也构成了开放社会科学的一个理由，即建立一种多元的普遍主义。另一方面，1945年之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样就必然会改变“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内部斗争的权力平衡，而且有助于减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强硬区分。”[xviii]这种认识论的改变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平衡，人文学科受到重视，权力格局也发生了改变。
1945年以来社会科学内部的争论“在学术上蕴涵的意义与我们所继承的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并不完全协调一致”[xix]，社会科学自身的组织结构问题很难解决，学科成了一个强大的操纵机制，它操纵了学者的训练和训练结束之后的职业样式。每个人在组织上都归属一个学科，取得学位，在正规刊物上发表论文，参加自己学科的学术会议，这样一个操纵机制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控制机制，“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战后的一个趋势是学科的多样化，这样各门学科在资源分配上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在预算收紧的情况下，“随着各新兴的准学科结构要求占有更多的大学资源并试图更加直接地控制未来的分配，它们便侵蚀了现存主要学科的权力。在这场争夺战中，一些目前占有资金较少的群体，竭力从学术上为它们所建议的资源分配的转移提供抽象的辩护理由。”[xx]
3．以“问题”为出发点与以“学科”为出发点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的分析向我们表明，新知识的生产途径应以“问题”为出发点而不能以“学科”为出发点。传统的知识生产途径以学科为中心，学科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这样只能得出关于本学科的知识，而不能得出关于某个问题的普遍的知识。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转移到以“问题”为中心上来，从问题出发寻求理论资源，从多学科角度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甚而“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xxi]
关于“问题”与“学科”的关系，哈耶克同样作过精彩的论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就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综合”的性质，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指出：“我们必须把关于自由的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交融为一体，或者说为了增进我们对自由的洞见，我们必须把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起来对自由进行探究。”[xxii]哈耶克作为一位职业经济学家（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转向心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的研究是很耐人寻味的，为解决“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构的”这一哈耶克的终身问题，他动用了多学科的理论资源并同学术的专业化趋向做斗争。他认为，“具体的现实是不可能被分割成若干与各种科学学科研究相适应的不同且独特的对象的”[xxiii]，而且学科分割现象对教育也产生了不良影响，“研究专业的多样化，也导致了教学部门（系科）的激增。……一如我们所知，并不是每一项合理的研究专业都适合于作为一门科学教育的学科加以发展的。……学生应当彻底掌握一个界定明确的领域的知识，亦即应当全面掌握一个得到系统阐释的题域中的所有知识。”[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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