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伍德：我们必须为梵文买单么？
我们必须为梵文买单么？
[英]迈克尔•伍德 著
王立秋 试译
指出以下几点可能是有所帮助的。我们都位于某个地方，即便我们自认为是从纯粹的经历(biography, 传记、履历)中解放出来的世界主义者。我是老的理想主义的不列颠体制的受益者，一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剑桥求学的文法学院学生，当时和我一样幸运的人还不多。如果我们不能负担这样一个体制，因为我们希望使好的教育可为更多的人所用的话——如果那是我们真正的理由和我们真正的意图——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合适的，为这个体制提供资金的新方式了。
但我们还记得这样一个体制的价值，无论代价如何。在我十六岁之后，我需要说服我的父母才能继续留在学校，但当时他们很容易说服，而当时整个更大的文化（环境）也有助于说服他们。高等教育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而它之所以是免费的又因为它是好东西。它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化资本”——而且与文化的关联要比和资本的关联密切得多得多得多得多。那种教育是“公善/公共物品”的感觉本身就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并且这种感觉使其他的一切也成为可能：音乐学院和农学院，自由的研究，无私心的好奇心，工程学院，死语言的学位。我们可以细节性地注解这种价值，而且我们也应该这么做；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它变成为了钱的价值，或把价值与延伸的用途混为一谈。
但如果我们没有机会给出这种注解，或事实证明我们根本就不去提供这种注解呢？第二次回闪，这一次是到过去的糟糕的日子。我在马岛战争期间回到英国，有时这场战争也被称作福克兰群岛战争，并在埃塞斯特大学教书，直到1995年。在被问到这一时期的时候，我通常会说，我发现代表大学（科系，学院，学科，我们更年轻的同事们的工作）进行的战斗是非常艰苦的工作但同时也是令人兴奋的：有东西可争。但输掉所有的战斗并不好玩，而我一直试图找出我们竟然如此彻底地输掉了全部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此我们能做什么？
让我尽可能直白地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如果我们不能使用我们敌人的语言的话，那么，他们不但不会听我们的——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听我们的——而且他们不能。我们需要说些他们能听的东西，如果他们愿意听的话。“他们”，顺便说一句，包括大学内外的各色人等。但如果我们不能在输掉这场战斗的同时使用那种语言呢？如果我们不可能谈论成本收益——因为我们对成本或收益的理解不同于我们的敌人？我们如何做天体物理学而不把它变成科幻（科学的虚构）呢？我们从希腊韵律学那里又会拿出什么可转移的技术呢？我想到了马拉美的一句话：贩卖不应被出售的东西——特别是在它根本就卖不掉的情况下——又有什么好处呢？一个被大卫•维莱茨可爱的，对一个杰出学者可能带给RAE的出版物的描述——他把它描述为“一张很好的书后目录(back catalogue, 旧作品集)”——触发的想法。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有足够的思想，也对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他们死的时候却几乎没有目录，无论是书前的还是书后的。
这不是一个狭隘的术语问题——尽管我不确定术语问题到底是不是都是狭隘的。在撒切尔时代，就像在美国的里根时代，在争论中出现的一个强大的假设不是在右派与左派之间也不是在不同的意见和立场之间的，而是在那些知道现实是什么样子的人和那些不知道现实是什么的人之间的。如果你不知道现实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同意那些确定他们知道并且有权力贯彻他们的想法的人的话——那么，你是对是错无所谓，因为无论如何你都无关紧要了。而现实是……无论什么，只要你能引起一些保守主义者（小c）的重视。这一运动在美国尤其是灾难性的，在那里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共享一种反对极端的共识，而且整体上说，现在也如此。左翼自由主义者成为一个特别的问题，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已经到了任何一个人理性地所能达到的左的程度。当前英美抗议的人群在这方面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迹象：与别人的疯狂相反，异见又可以是理性的了。
所以当现实，与大学教育相关的事实，是学生的要求和未来的工作——一对你能想到的最虚构的前提——的时候，我们该说什么来支持为知识本身而知识的追求呢？特别是如果为某事本身而做某事的观念本身已经或多或少已经在这个民族的风土上消失了的话？不模糊，同时又不落入市场的圈套——我们还能说什么？
这里有两种回答的模式，我们可能需要在需要的时候既同时使用又分开使用这两种回答方式。首先，对知识的追求不需要能量与激情，它激发的热情之外的论证，而一个不鼓励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追求的社会已经开始以它所不能看到的方式使自身变得贫乏了。尼采曾经把人定义为创造知识的动物——好吧，严格来说他们已经创造了认识，erkennen，“去认识事物”，并承认它们。如果我们不能给知识以足够的关爱，以便让其他人去寻找它——哪怕我们不想去——的话，我们就会为此而成为次人，或者说一种更低级的人类。而这里甚至第一个建立在无私的研究的德性之上的回答也开始滑向了实践的范畴，因为一个不以这样的方式来重视知识的社会迟早要在各领域为做到这点的社会所胜过。
第二种回答模式。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社会，并且不需要出于我们自己的考虑拥有某种特别的，对上帝的计划的洞见，那么，我们就不知道未来什么知识对我们是有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在一个表面上没有意义的甚或疯狂的研究的重点我们会发现什么知识。许多我们最有用的发明是在纯粹理论的领域开始的。这不是无脑的乐观主义。挂在大英图书馆外的，出自玛丽•居里的格言是大谬不然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值得害怕的，它只是有待研究的。”我们可以害怕许多事物，而且我们也应当害怕，而且我们要害怕一些事物是因为我们理解它们。但这不成其为不想理解它们的理由。我们可以在我们具有知识的时候很好地也可以糟糕地对待知识；但我们不大可能会想去我们的无知中寻求庇护，那里并不安全。
如果你想要知识的话你就得为它买单如果你不为它买单的话你就不能拥有它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原则——如果你在经营一家小商店的话，但这个原则甚至对一桩生意来说也是不成立的，一旦这桩生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你会输掉竞争，而竞争并不对几个便士锱铢必较。发明，新科技，研究中允许人们找到一些正确道路的那些所有的错误的道路在哪里？在我生活的新泽西的那个区域，许多当地人对过去的怀念不是任何大学或学习设施，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立的，他们怀念的是以前的贝尔实验室，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人们为研究而研究，而对公司利润的考虑知识次要的地方而为人们所铭记。我从不相信这些实验室具有如此传奇性的地位，但我不确定我谨慎的怀疑主义会在我刚刚获得的关于这个地方是七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家乡的知识后还会继续存在。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机构显然是可能的，或者说，过去时可能的。并且可能不再可能，正如当前这些实验室的拥有者，法国公司阿尔卡特朗讯留下的记录展示的那样。
而这种可能性把我引向了商业与商业行话(business-speak)，以及更宽泛地，工作的企业界与商学院和管理学院之间的区分。我们被要求去想象，把我们的大学想象为某种只跟奖章和昨天的质量评估打交道的人们相处的那种梦想的生意，而不是真实的生意。当然，这个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也有真的相信自由市场的生意人——直到它不再相信他们。撒切尔相信市场，直到美国人停止购买英国的飞机。然后她相信（英美）特殊关系。商学院和管理学院无疑教授了（有时候）真的得到实践的实践。但是，比如说，我和莱弗休姆信托基金会的合作经验，却强烈地暗示这点，即，许多首席执行，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对（赚）钱的能力(quality for money)感兴趣——这与金钱的价值截然不同——且甚至对根本就不直接与金钱发生关系的能力感兴趣。他们的问题，比如说，关于一个梵文学者的问题，会是“她有多牛逼？”而不是：“谁关心梵文啊，为什么我们为它买单？”这与撒切尔对一个告诉她她正在读历史学的牛津本科生的回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撒切尔应该会说：“多么奢侈啊。”那些认为高等教育理应不实践的方面是一种奢侈，而国家对这种奢侈不负责人的人，在一种相当可怜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他们不必为它们买单。但他们的孩子得，而我们的孩子也得——而且不是用钱（来买的）。
迈克尔•伍德在《伦敦书评》主办的，于2011年11月26日在伦敦国王学院举办的会议“遭到攻击的大学”上的发言。
[注]译自Michael Wood, ‘Must we pay for Sanskrit?’,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3 No. 24 • 15 December 2011, p. 10. at.
http://www.lrb.co.uk/v33/n24/michael-wood/must-we-pay-for-sanskrit, trans. Liqiu Wang. 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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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迈克尔•伍德 著
王立秋 试译
指出以下几点可能是有所帮助的。我们都位于某个地方，即便我们自认为是从纯粹的经历(biography, 传记、履历)中解放出来的世界主义者。我是老的理想主义的不列颠体制的受益者，一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剑桥求学的文法学院学生，当时和我一样幸运的人还不多。如果我们不能负担这样一个体制，因为我们希望使好的教育可为更多的人所用的话——如果那是我们真正的理由和我们真正的意图——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合适的，为这个体制提供资金的新方式了。
但我们还记得这样一个体制的价值，无论代价如何。在我十六岁之后，我需要说服我的父母才能继续留在学校，但当时他们很容易说服，而当时整个更大的文化（环境）也有助于说服他们。高等教育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而它之所以是免费的又因为它是好东西。它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化资本”——而且与文化的关联要比和资本的关联密切得多得多得多得多。那种教育是“公善/公共物品”的感觉本身就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并且这种感觉使其他的一切也成为可能：音乐学院和农学院，自由的研究，无私心的好奇心，工程学院，死语言的学位。我们可以细节性地注解这种价值，而且我们也应该这么做；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它变成为了钱的价值，或把价值与延伸的用途混为一谈。
但如果我们没有机会给出这种注解，或事实证明我们根本就不去提供这种注解呢？第二次回闪，这一次是到过去的糟糕的日子。我在马岛战争期间回到英国，有时这场战争也被称作福克兰群岛战争，并在埃塞斯特大学教书，直到1995年。在被问到这一时期的时候，我通常会说，我发现代表大学（科系，学院，学科，我们更年轻的同事们的工作）进行的战斗是非常艰苦的工作但同时也是令人兴奋的：有东西可争。但输掉所有的战斗并不好玩，而我一直试图找出我们竟然如此彻底地输掉了全部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此我们能做什么？
让我尽可能直白地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如果我们不能使用我们敌人的语言的话，那么，他们不但不会听我们的——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听我们的——而且他们不能。我们需要说些他们能听的东西，如果他们愿意听的话。“他们”，顺便说一句，包括大学内外的各色人等。但如果我们不能在输掉这场战斗的同时使用那种语言呢？如果我们不可能谈论成本收益——因为我们对成本或收益的理解不同于我们的敌人？我们如何做天体物理学而不把它变成科幻（科学的虚构）呢？我们从希腊韵律学那里又会拿出什么可转移的技术呢？我想到了马拉美的一句话：贩卖不应被出售的东西——特别是在它根本就卖不掉的情况下——又有什么好处呢？一个被大卫•维莱茨可爱的，对一个杰出学者可能带给RAE的出版物的描述——他把它描述为“一张很好的书后目录(back catalogue, 旧作品集)”——触发的想法。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有足够的思想，也对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他们死的时候却几乎没有目录，无论是书前的还是书后的。
这不是一个狭隘的术语问题——尽管我不确定术语问题到底是不是都是狭隘的。在撒切尔时代，就像在美国的里根时代，在争论中出现的一个强大的假设不是在右派与左派之间也不是在不同的意见和立场之间的，而是在那些知道现实是什么样子的人和那些不知道现实是什么的人之间的。如果你不知道现实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同意那些确定他们知道并且有权力贯彻他们的想法的人的话——那么，你是对是错无所谓，因为无论如何你都无关紧要了。而现实是……无论什么，只要你能引起一些保守主义者（小c）的重视。这一运动在美国尤其是灾难性的，在那里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共享一种反对极端的共识，而且整体上说，现在也如此。左翼自由主义者成为一个特别的问题，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已经到了任何一个人理性地所能达到的左的程度。当前英美抗议的人群在这方面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迹象：与别人的疯狂相反，异见又可以是理性的了。
所以当现实，与大学教育相关的事实，是学生的要求和未来的工作——一对你能想到的最虚构的前提——的时候，我们该说什么来支持为知识本身而知识的追求呢？特别是如果为某事本身而做某事的观念本身已经或多或少已经在这个民族的风土上消失了的话？不模糊，同时又不落入市场的圈套——我们还能说什么？
这里有两种回答的模式，我们可能需要在需要的时候既同时使用又分开使用这两种回答方式。首先，对知识的追求不需要能量与激情，它激发的热情之外的论证，而一个不鼓励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追求的社会已经开始以它所不能看到的方式使自身变得贫乏了。尼采曾经把人定义为创造知识的动物——好吧，严格来说他们已经创造了认识，erkennen，“去认识事物”，并承认它们。如果我们不能给知识以足够的关爱，以便让其他人去寻找它——哪怕我们不想去——的话，我们就会为此而成为次人，或者说一种更低级的人类。而这里甚至第一个建立在无私的研究的德性之上的回答也开始滑向了实践的范畴，因为一个不以这样的方式来重视知识的社会迟早要在各领域为做到这点的社会所胜过。
第二种回答模式。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社会，并且不需要出于我们自己的考虑拥有某种特别的，对上帝的计划的洞见，那么，我们就不知道未来什么知识对我们是有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在一个表面上没有意义的甚或疯狂的研究的重点我们会发现什么知识。许多我们最有用的发明是在纯粹理论的领域开始的。这不是无脑的乐观主义。挂在大英图书馆外的，出自玛丽•居里的格言是大谬不然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值得害怕的，它只是有待研究的。”我们可以害怕许多事物，而且我们也应当害怕，而且我们要害怕一些事物是因为我们理解它们。但这不成其为不想理解它们的理由。我们可以在我们具有知识的时候很好地也可以糟糕地对待知识；但我们不大可能会想去我们的无知中寻求庇护，那里并不安全。
如果你想要知识的话你就得为它买单如果你不为它买单的话你就不能拥有它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原则——如果你在经营一家小商店的话，但这个原则甚至对一桩生意来说也是不成立的，一旦这桩生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你会输掉竞争，而竞争并不对几个便士锱铢必较。发明，新科技，研究中允许人们找到一些正确道路的那些所有的错误的道路在哪里？在我生活的新泽西的那个区域，许多当地人对过去的怀念不是任何大学或学习设施，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立的，他们怀念的是以前的贝尔实验室，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人们为研究而研究，而对公司利润的考虑知识次要的地方而为人们所铭记。我从不相信这些实验室具有如此传奇性的地位，但我不确定我谨慎的怀疑主义会在我刚刚获得的关于这个地方是七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家乡的知识后还会继续存在。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机构显然是可能的，或者说，过去时可能的。并且可能不再可能，正如当前这些实验室的拥有者，法国公司阿尔卡特朗讯留下的记录展示的那样。
而这种可能性把我引向了商业与商业行话(business-speak)，以及更宽泛地，工作的企业界与商学院和管理学院之间的区分。我们被要求去想象，把我们的大学想象为某种只跟奖章和昨天的质量评估打交道的人们相处的那种梦想的生意，而不是真实的生意。当然，这个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也有真的相信自由市场的生意人——直到它不再相信他们。撒切尔相信市场，直到美国人停止购买英国的飞机。然后她相信（英美）特殊关系。商学院和管理学院无疑教授了（有时候）真的得到实践的实践。但是，比如说，我和莱弗休姆信托基金会的合作经验，却强烈地暗示这点，即，许多首席执行，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对（赚）钱的能力(quality for money)感兴趣——这与金钱的价值截然不同——且甚至对根本就不直接与金钱发生关系的能力感兴趣。他们的问题，比如说，关于一个梵文学者的问题，会是“她有多牛逼？”而不是：“谁关心梵文啊，为什么我们为它买单？”这与撒切尔对一个告诉她她正在读历史学的牛津本科生的回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撒切尔应该会说：“多么奢侈啊。”那些认为高等教育理应不实践的方面是一种奢侈，而国家对这种奢侈不负责人的人，在一种相当可怜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他们不必为它们买单。但他们的孩子得，而我们的孩子也得——而且不是用钱（来买的）。
迈克尔•伍德在《伦敦书评》主办的，于2011年11月26日在伦敦国王学院举办的会议“遭到攻击的大学”上的发言。
[注]译自Michael Wood, ‘Must we pay for Sanskrit?’,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3 No. 24 • 15 December 2011, p. 10. at.
http://www.lrb.co.uk/v33/n24/michael-wood/must-we-pay-for-sanskrit, trans. Liqiu Wang. 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