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语言时……
语言学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的人类学有四个分支,其中之一就是语言人类学(另外三个是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无论是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在做田野调查时,语言作为基本的交流的手段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在一年的实地考察中,能掌握当地的语言,那是最好不过了。因为它不仅能让学者更好地融于当地生活,还可以通过语言的学习了解相应的文化与历史。因为语言是所有文化都具有的最初与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它是文化特征与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一旦语言消失,附着在上面的两者也容易一并消失。因此,保护文化的一个方面就是保护语言。
但随着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日益紧密等多种原因,语言多样性受到了威胁。据语言学家们估计,1万年前,世界上至少有1.5万种语言,现在只剩下了6500种语言,而其中的一半将于50—100年间消失。现在世界上95%的语言只有5%的人口在说,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说着最常用的20种语言。再来看中国,政治对语言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由于官方对方言长期的不友好,加速了它们的消失与削弱,很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已经不会说本地方言了,普通话成为他们的母语。这个现象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但在保护多样性上,就不利了。
学习文化人类学必然会涉及到语言的部分,所以国内最近的两条新闻引起了我的关注。一条是上海部分公交线路增加上海话报站服务引发的争议,一条是明年起实施对广东方言及繁体字的限制规定。这两条新闻都与语言有关,但又不仅仅局限于语言。21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刊载的文章《方言的政治》的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作者认为:“语言都带有意识形态,甚至语言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对待语言如果不能从工具性的角度去看待,便很容易使自己沉沦在语言的意识形态特质里,变成可怕的语言霸权思维。……当语言的提供者不能把语言当做纯粹的沟通工具,而是具有这样那样涵义的东西,意识形态的魅影就要出来作怪了。”
确实,语言常常不仅仅与语言有关,它往往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受政治的影响。人类学家Graham曾经说过:“当人们谈论语言的时候,他们往往谈论的是种族”。另一位语言学家Max Weinreich说:“主流语言(官方语言)是有军队的方言。”他们指出了语言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语言学家看来,所有语言都同样的复杂(sophisticated),都能够很好的满足说话者的需求,没有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更高级,它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为什么有些语言会成为官方语言,有些不会?除了客观原因外(比如一种语言的普及程度),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最有势力的阶层往往决定了什么是“合适”的语言。
美国境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一共说着约322种不同的语言,虽然标准美语(Standard Spoken American English)的地位和重要性远不如国内的普通话,也没有人在乎说得是否标准,但黑人所说的英语是广受批评和轻视的,虽然美国其实还有多种英语方言,如Appalachian English、Dutchified Pennsylvania English、Hawaiian Creole Gullah、Hispanic English。黑人所说的英语也是一种方言,简称为AAVE(African-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也叫做Ebonics,被很多人认为语言规则混乱并缺乏条理。1950年代至1970年代,美国还有一个文化赤字理论(cultural deficit theorists),把非裔美国人在学校成绩不佳的原因归咎于他们使用的语言,认为只要他们把英语说好了,成绩就会跟着好起来了。但语言学家William Labov与他的同事们经过研究,认为黑人所说的英语和其他英语方言没有什么不同,和其他语言一样简单的遵循着一些规则,它并不比其他语言更好或更坏。为什么人们会赞誉或批评某种口音或语言,那是因为语言表明了种族背景、社会阶层和地理位置等社会其他方面的情况。
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与谁交谈,怎样与他人交谈(如一般人不直接叫父母的名字,但会直接称呼继父母的名字,体现了他们在子女心目中两种不同的地位),都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的事,背后往往受到了文化与社会的影响。比如,社会上层和底层的人们一般不改变语言,因为他们的阶级地位是固定的,上升或下降的空间很小。所以他们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口音等说法方式去讨好、取悦其他人。与此相反,下层中产阶级的人们却很喜欢模仿上层人士说话的方式,希望向上流动,提升社会地位。他们与亲朋说话时常常用一种方式或口音,在外说话时用另一种方式或口音。Labov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表明,虽然人们不愿意承认,但其实我们确实喜欢通过一个人的语言去评判他/她,推测对方的社会地位:“What we say and how we say it are ways of telling people who we are socially or, perhaps, who we would like to be.”
在美国,因为种族复杂,语言也往往成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政治话题,如在是否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这个问题上。在近年的一项调查中,87%的美国人认为英语应该成为官方语言,美国的一个号称有180万会员的组织U.S.ENGLISH也一直致力于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但美国国会至今不曾通过一部联邦法案规定国家的官方语言。很多人(包括人类学家)不希望通过官方语言的原因之一是认为打着有利于国家凝聚力和提供更多工作机会的官方语言,实际上容易让那些贫穷的人或没有权力的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可能不会说英语),使他们更难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或者政府公职。也许是因为这些争论,截至2010年夏天,美国有只有30个州把英语列为官方语言。在我看来,平等,不仅仅意味着政治权利,也同样意味着可以自由使用让自己感到舒服的语言。
但随着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日益紧密等多种原因,语言多样性受到了威胁。据语言学家们估计,1万年前,世界上至少有1.5万种语言,现在只剩下了6500种语言,而其中的一半将于50—100年间消失。现在世界上95%的语言只有5%的人口在说,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说着最常用的20种语言。再来看中国,政治对语言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由于官方对方言长期的不友好,加速了它们的消失与削弱,很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已经不会说本地方言了,普通话成为他们的母语。这个现象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但在保护多样性上,就不利了。
学习文化人类学必然会涉及到语言的部分,所以国内最近的两条新闻引起了我的关注。一条是上海部分公交线路增加上海话报站服务引发的争议,一条是明年起实施对广东方言及繁体字的限制规定。这两条新闻都与语言有关,但又不仅仅局限于语言。21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刊载的文章《方言的政治》的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作者认为:“语言都带有意识形态,甚至语言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对待语言如果不能从工具性的角度去看待,便很容易使自己沉沦在语言的意识形态特质里,变成可怕的语言霸权思维。……当语言的提供者不能把语言当做纯粹的沟通工具,而是具有这样那样涵义的东西,意识形态的魅影就要出来作怪了。”
确实,语言常常不仅仅与语言有关,它往往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体现,受政治的影响。人类学家Graham曾经说过:“当人们谈论语言的时候,他们往往谈论的是种族”。另一位语言学家Max Weinreich说:“主流语言(官方语言)是有军队的方言。”他们指出了语言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在语言学家看来,所有语言都同样的复杂(sophisticated),都能够很好的满足说话者的需求,没有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更高级,它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但为什么有些语言会成为官方语言,有些不会?除了客观原因外(比如一种语言的普及程度),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最有势力的阶层往往决定了什么是“合适”的语言。
美国境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一共说着约322种不同的语言,虽然标准美语(Standard Spoken American English)的地位和重要性远不如国内的普通话,也没有人在乎说得是否标准,但黑人所说的英语是广受批评和轻视的,虽然美国其实还有多种英语方言,如Appalachian English、Dutchified Pennsylvania English、Hawaiian Creole Gullah、Hispanic English。黑人所说的英语也是一种方言,简称为AAVE(African-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也叫做Ebonics,被很多人认为语言规则混乱并缺乏条理。1950年代至1970年代,美国还有一个文化赤字理论(cultural deficit theorists),把非裔美国人在学校成绩不佳的原因归咎于他们使用的语言,认为只要他们把英语说好了,成绩就会跟着好起来了。但语言学家William Labov与他的同事们经过研究,认为黑人所说的英语和其他英语方言没有什么不同,和其他语言一样简单的遵循着一些规则,它并不比其他语言更好或更坏。为什么人们会赞誉或批评某种口音或语言,那是因为语言表明了种族背景、社会阶层和地理位置等社会其他方面的情况。
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与谁交谈,怎样与他人交谈(如一般人不直接叫父母的名字,但会直接称呼继父母的名字,体现了他们在子女心目中两种不同的地位),都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的事,背后往往受到了文化与社会的影响。比如,社会上层和底层的人们一般不改变语言,因为他们的阶级地位是固定的,上升或下降的空间很小。所以他们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口音等说法方式去讨好、取悦其他人。与此相反,下层中产阶级的人们却很喜欢模仿上层人士说话的方式,希望向上流动,提升社会地位。他们与亲朋说话时常常用一种方式或口音,在外说话时用另一种方式或口音。Labov经过一系列的研究表明,虽然人们不愿意承认,但其实我们确实喜欢通过一个人的语言去评判他/她,推测对方的社会地位:“What we say and how we say it are ways of telling people who we are socially or, perhaps, who we would like to be.”
在美国,因为种族复杂,语言也往往成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政治话题,如在是否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这个问题上。在近年的一项调查中,87%的美国人认为英语应该成为官方语言,美国的一个号称有180万会员的组织U.S.ENGLISH也一直致力于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但美国国会至今不曾通过一部联邦法案规定国家的官方语言。很多人(包括人类学家)不希望通过官方语言的原因之一是认为打着有利于国家凝聚力和提供更多工作机会的官方语言,实际上容易让那些贫穷的人或没有权力的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可能不会说英语),使他们更难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或者政府公职。也许是因为这些争论,截至2010年夏天,美国有只有30个州把英语列为官方语言。在我看来,平等,不仅仅意味着政治权利,也同样意味着可以自由使用让自己感到舒服的语言。
蓝调共和
(Houston, United States)
"Don't walk in front of me, I may not follow.Don't walk behind 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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