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我们时代的政治 （au：王维佳 via：《读书》2011.12)
在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知识领地蕴含了影响众多当代政治问题的潜力，这就是信息传播。无论是对“平的世界”、“全球公民社会”这些总体历史状况的热情憧憬，还是对民主、平等、自由、公共性等现代政治议题的激烈辩论，无论是欢呼新经济和创意阶层的兴起，还是哀叹碎片化和功利性的“后现代状况”，我们都无法忽视媒体和传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对传播现象的认识本身就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
然而，当代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很多潜在逻辑和冷战时代的知识遗产却常常制造理解这些传播现象的政治阻碍。一方面，以媒介为中心，以发展为确定前提的技术决定论和抽象经验主义拒绝将传播现象放在历史与权力关系中考察，由此搁置了任何有关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这些追求普遍规律的媒介知识虽然不讨论政治，但是却一刻不停地提供政治。“威权对自由”、“国家对市场”等万能公式常常被不假思索地确立。例如，随着网络信息沟通的逐渐发达，近来时髦的新媒体研究常常乐于营造技术发展将带来“全球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乐观氛围，却忘了回答众多前提性的问题：都市中产阶级的媒介表达在特定文化意识背景下如何具有民主和进步的充分代表性？传播的“民主化”是否仅仅等于“国家”的退却？媒介技术的本质特征是创造新型社会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吗？
是什么样的“政治”限制了理解传播的知识质量呢？加拿大学者赵月枝新出版的文集《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直接回应了这些普遍流行的传播观念。此书以丰富的经验材料和新颖的视角讨论了大量有关全球传播和中国传播的现实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信息传播业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更为我们探讨传播与当代政治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可能。
传播与“平”的政治
信息传播业从来就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分割，无论你说它带来了“大同”和“民主”，还是说它助长了舆论控制和战争毁灭。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一部远距离通讯和国际传播的发展史，既可以被书写成一部殖民扩张史和冷战史，也可以被书写成一部科技发展史和民主进步史。当然，在我们的时代，更为人熟知的是后一种历史。
当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中想要向读者证明这个世界正在变“平”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一个半世纪前的《共产党宣言》竟是颇为切题的论据。于是，一个全球自由市场的预言家竟大段引用了十九世纪号召底层造反的革命宣言。然而，弗里德曼可能忘了，人类刚刚经历的二十世纪历史几乎颠倒了《共产党宣言》的原始方案。在这段“极端的年代”中，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据阶级、民族、种族等可识别的身份组织起来的联合反抗并没有让马克思预想的冲破所有空间和文化区隔的“无产阶级化”真正出现。而弗里德曼所欢呼的“个人解放”的大同年代正是在终止二十世纪革命这一奇特的历史进程，并在文化上钳制任何重拾（再创造）这段历史遗产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才得以展开的。直到全球性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再次来袭，我们才发现二十世纪反体制运动所针对的问题，在“平的世界”中一个个地重现了。
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中曾经指出：“资本无止境的累积过程需要‘权力无边’的政治结构，能用不断增加权力来保护不断增加的财富。”在这一过程中，传播领域的变化显然至关重要，它不仅自身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产业，而且通过对舆论的塑造容纳了剥夺与抗争的权力消长。当我们回顾全球信息传播业在这段“平”的历史中的转变历程时，不难发现以“解除规制”和“自由市场”为口号的媒体变革实际上成为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实现国际资本力量重组这一“政治工程”的重要铺垫。
赵月枝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段历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作为“平”的政治的重要工具，传播业在“市场化”的招牌下，出现了两个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结构转变历程：
首先，在民族国家内部，各国传播业中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原则普遍衰落，资本逻辑的主要政治障碍被拆除。如果说私有化、为资本松绑和国家从公共服务领域中退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司空见惯的政策潮流，那么各国大众传媒和电信业的转型则是这一潮流的直接体现。例如，公共或由国家严格管制下的商营广播电视曾被认为是保障西方民主制度、维护社会公益的“公共讲坛”。然而，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强调公共性的广播电视业与其他国有产业部门一起不断地被新兴的意识形态攻击，其中既有“市场竞争”、“自由高效”等经济上的说辞，也有“消费者至上”、“多样性选择”等文化上的鼓噪，在资本力量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推动下，一个传媒业的“市场化热潮”率先波及了几乎所有欧美国家。具体形式是国家大幅削减对广播电视业的财政补贴,与此同时“放松管制”，即为资本进入这一行业并实行大规模兼并松绑，让资本、广告和其他商业性收入支配传媒业的发展。
其次，传播领域内的权力重组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迅速向全球蔓延，并改变了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从国际传播的治理体制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商业贸易规则中“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理念代替了文化自主和多样性的民主诉求，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倡导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日渐式微，世贸组织和其他贸易组织则取代了联合国成为管理世界传播的主要机构。这一轮治理体制调整的制度性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界性的以资本为导向的媒体体系的形成。这不仅体现在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等传媒巨无霸的崛起，还体现在各国的文化生产都开始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商业化的媒体生产方式在“本土形式”的伪装下扩散到全球各地。
数十年的改革之后，“独立性”、“专业主义”、“社会公益”、“公正准则”、“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这些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传媒业的金字招牌在商业大潮中一个个地褪色了。为资本松绑的传播政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兼并行动和全球性超级传媒王国，从而使传播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资源集中和垄断，击碎了名义上的市场竞争带来多元文化和民主政治的许诺。
这场传播领域内的新自由主义化为全球范围内阶级力量的重组带来了双重效益，它不仅借着新技术和新经济的东风为资本增殖开拓了领地，更通过创造一个后现代的“单向度社会”，促进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营造出缺乏政治想象力的保守文化氛围。赵月枝用“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来概括这一历史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概念揭示了“平的世界”这幅绚烂多彩的帷幔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极权般的新型统治制度。文化观念和所有权都高度统一的信息传播业不仅忙于制造都市消费者的无限需求和选择，忙于生产对“帝国”体制的赞美和承认，而且正以无与伦比的权力过滤和打压着另类的政治话语。当然，“帝国”理论是否能够将二十世纪的政治遗产一笔勾销则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崛起的特殊路径更是给这些“后现代”的政治方案出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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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接轨”的政治
在近几十年“全球化”的欢呼声中，我们常常有时空错乱的感觉。那些遥远的离我们越来越近，而原本近在身边的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当我们观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上海世博中国馆”中的国族史叙事时，竟发现数千年前的古老文化直接与当代的“同一个梦想”接驳，民族解放和大众革命的现代历程完全无法在这些盛大的展示中觅得一席之地。在空间上，全球都市中的金融信息、明星趣闻和时尚潮流整天包围着“世界公民们”，而那些过去通过“民族国家”或“第三世界”的认同与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边缘社会群体现在却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留给他们的只是“人道的”关怀和文化上的猎奇。
作为对“平”的积极肯定和呼应，“接轨”的观念渐渐植入许多发展中国家知识精英的“政治无意识”当中。这不仅体现在他们集体性地对自身现代历史经验的遗忘和清理上，还体现在他们对特定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体制那种天真的“反历史”阐释上。
要了解新闻传播界的“接轨”意识，赵月枝对中国媒体一九九九年“入世”报道的话语分析是再精彩不过的例子。通过对“入世”前夕中国国内各种报纸的数百篇相关报道进行研究，作者发现这些新闻内容不但系统地抹去了中国长期缺席GATT/WTO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原因，而且边缘化了正在西雅图发生的反全球化抗议，并最终通过将城市富裕阶层的利益指代为“老百姓”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来拒绝对这一经济进程的复杂性进行客观呈现。作者敏锐地捕捉了“入世”这一词汇在中国都市中产阶级政治思维中的深刻含义，即“重新进入新世界，成为国际社会和‘文明社会’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接轨意识下，“入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实质经济影响当然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议题，媒体也自觉地放弃了“专业主义”的平衡原则。
文化传播领域的“接轨”观念只有放在改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社会角色和文化意识变迁的脉络中才能透彻地理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改革将原本体制内的“文化干部”和“思想工作者”部分地转变为面向市场的文化商人和文化劳工。这一过程在九十年代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中达到高潮。媒体从国家获得的行政拨款越来越少，从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则越来越多，因而相应地建立了与利润最大化目标配套的内部激励机制、管理手段和劳动关系。这些运营方式的变化进而又使得国家的行政调解和思想动员能力进一步减弱。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占据天然优势的群体在改革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先前为国家独占的公共传播资源。因此，这场改革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播资源的准私有化过程。
在中国经济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体制的疏离创造了他们与多种政治经济集团进行有机“接轨”的条件和可能性。那些既没有完全脱离国家保护，又顺利地进入了资本市场这个“新体制”的传媒业者构成了中国社会一股越发独特而重要的政治力量，逐渐形成可以影响日后中国政治经济进程和社会舆论的相对独立的“都市传媒知识分子群体”。
从文化意识转变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业者的第一个反应是摆脱“政治”和“阶级斗争”对传播活动的影响。在当时新闻界的讨论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议题，一是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认识论，即对职业新闻实践的非政治性理解和对“专业性”的强调；二是都市职业传媒机构的独立自主始终被直接等同于社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进步。这在事实上创造了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取国家传播资源的道德基础。相对于传统媒体体制的“党性”理论，知识分子提出了媒体的“人民性”理论。但这一群体“代表人民”的合法性却被搁置不论。以此为基础，改革时代的传媒业者一直视自身为社会的公器。只要媒体脱离了国家体制就具有了天然的“公共性”，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在传媒业改革初期的文化意识中，国家体制常常被简化成一个指令性和束缚性的落后制度，因而这套体制中的所有思想元素几乎都被传媒业者所抛弃。由此出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都市职业传媒机构“公共性”和“代表性”的宣称正是在传统的“群众路线”和“通讯员制度”等知识分子与基层的沟通机制逐渐解体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矛盾状况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城市改革出现若干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状况下，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审美”和社会知识上对抽象规律的探求一起限制了知识分子对严肃社会问题的实质性与公共性讨论。与此同时，在令人目眩的商品大潮和消费文化的“动员”下，这一群体几乎是十分自然地将“现代化”与源自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建立了等同关系，因而市场专业主义的新闻操作和媒体制度本身就被指认为现代的、先进的和民主的，这一点几乎用不着讨论了。
然而，如果按照“平”的标准来理解，中国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蕴含了非常多的“不彻底”要素。国家在改革中并没有放弃媒体的所有权，媒体管理者仍然身兼国家干部的身份，各种舆论的调控和内容的规制也还存在，商业价值和市民品位不时受到干预而难以彻底确立，市场新闻业的价值守则也常常被挑战。这些状况与中国社会其他政治经济领域的转型一样，表明了中国的改革过程并没有采用“休克”式的“接轨”路径，而是保留了大量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并不断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中摸索前行。从思想文化上来说，这种不彻底的局面与“接轨”的政治无法共融，因而都市传媒业者对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不满时时出现在网络甚至报端。从政治经济上来说，国家所有权的保留对受惠于占有传播资源使用权和间接使用权的各种群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可能推进的发展转型意味着中央与地方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关系可能进行新一轮调整。整个社会的发展观念和文化政治在悄然发生变化，这自然对开放市场下的受益者及有关知识分子造成了压力，并不断体现在大众传媒，特别是沿海都市传媒对各种新闻议题的选取和报道角度上。这些传播业的复杂状况和矛盾给我们时代的政治走向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传播领域内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意识将成为影响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问题，因而有充分的理由被列入知识分子公共讨论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单。
（《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赵月枝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58.00元）
然而，当代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很多潜在逻辑和冷战时代的知识遗产却常常制造理解这些传播现象的政治阻碍。一方面，以媒介为中心，以发展为确定前提的技术决定论和抽象经验主义拒绝将传播现象放在历史与权力关系中考察，由此搁置了任何有关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这些追求普遍规律的媒介知识虽然不讨论政治，但是却一刻不停地提供政治。“威权对自由”、“国家对市场”等万能公式常常被不假思索地确立。例如，随着网络信息沟通的逐渐发达，近来时髦的新媒体研究常常乐于营造技术发展将带来“全球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乐观氛围，却忘了回答众多前提性的问题：都市中产阶级的媒介表达在特定文化意识背景下如何具有民主和进步的充分代表性？传播的“民主化”是否仅仅等于“国家”的退却？媒介技术的本质特征是创造新型社会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吗？
是什么样的“政治”限制了理解传播的知识质量呢？加拿大学者赵月枝新出版的文集《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直接回应了这些普遍流行的传播观念。此书以丰富的经验材料和新颖的视角讨论了大量有关全球传播和中国传播的现实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信息传播业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更为我们探讨传播与当代政治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可能。
传播与“平”的政治
信息传播业从来就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分割，无论你说它带来了“大同”和“民主”，还是说它助长了舆论控制和战争毁灭。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一部远距离通讯和国际传播的发展史，既可以被书写成一部殖民扩张史和冷战史，也可以被书写成一部科技发展史和民主进步史。当然，在我们的时代，更为人熟知的是后一种历史。
当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中想要向读者证明这个世界正在变“平”的时候，他惊喜地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一个半世纪前的《共产党宣言》竟是颇为切题的论据。于是，一个全球自由市场的预言家竟大段引用了十九世纪号召底层造反的革命宣言。然而，弗里德曼可能忘了，人类刚刚经历的二十世纪历史几乎颠倒了《共产党宣言》的原始方案。在这段“极端的年代”中，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据阶级、民族、种族等可识别的身份组织起来的联合反抗并没有让马克思预想的冲破所有空间和文化区隔的“无产阶级化”真正出现。而弗里德曼所欢呼的“个人解放”的大同年代正是在终止二十世纪革命这一奇特的历史进程，并在文化上钳制任何重拾（再创造）这段历史遗产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才得以展开的。直到全球性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再次来袭，我们才发现二十世纪反体制运动所针对的问题，在“平的世界”中一个个地重现了。
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中曾经指出：“资本无止境的累积过程需要‘权力无边’的政治结构，能用不断增加权力来保护不断增加的财富。”在这一过程中，传播领域的变化显然至关重要，它不仅自身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产业，而且通过对舆论的塑造容纳了剥夺与抗争的权力消长。当我们回顾全球信息传播业在这段“平”的历史中的转变历程时，不难发现以“解除规制”和“自由市场”为口号的媒体变革实际上成为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实现国际资本力量重组这一“政治工程”的重要铺垫。
赵月枝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段历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作为“平”的政治的重要工具，传播业在“市场化”的招牌下，出现了两个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结构转变历程：
首先，在民族国家内部，各国传播业中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原则普遍衰落，资本逻辑的主要政治障碍被拆除。如果说私有化、为资本松绑和国家从公共服务领域中退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司空见惯的政策潮流，那么各国大众传媒和电信业的转型则是这一潮流的直接体现。例如，公共或由国家严格管制下的商营广播电视曾被认为是保障西方民主制度、维护社会公益的“公共讲坛”。然而，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强调公共性的广播电视业与其他国有产业部门一起不断地被新兴的意识形态攻击，其中既有“市场竞争”、“自由高效”等经济上的说辞，也有“消费者至上”、“多样性选择”等文化上的鼓噪，在资本力量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推动下，一个传媒业的“市场化热潮”率先波及了几乎所有欧美国家。具体形式是国家大幅削减对广播电视业的财政补贴,与此同时“放松管制”，即为资本进入这一行业并实行大规模兼并松绑，让资本、广告和其他商业性收入支配传媒业的发展。
其次，传播领域内的权力重组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迅速向全球蔓延，并改变了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从国际传播的治理体制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商业贸易规则中“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理念代替了文化自主和多样性的民主诉求，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倡导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日渐式微，世贸组织和其他贸易组织则取代了联合国成为管理世界传播的主要机构。这一轮治理体制调整的制度性结果是导致了一个世界性的以资本为导向的媒体体系的形成。这不仅体现在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等传媒巨无霸的崛起，还体现在各国的文化生产都开始遵循资本增殖的逻辑，商业化的媒体生产方式在“本土形式”的伪装下扩散到全球各地。
数十年的改革之后，“独立性”、“专业主义”、“社会公益”、“公正准则”、“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这些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传媒业的金字招牌在商业大潮中一个个地褪色了。为资本松绑的传播政策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兼并行动和全球性超级传媒王国，从而使传播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资源集中和垄断，击碎了名义上的市场竞争带来多元文化和民主政治的许诺。
这场传播领域内的新自由主义化为全球范围内阶级力量的重组带来了双重效益，它不仅借着新技术和新经济的东风为资本增殖开拓了领地，更通过创造一个后现代的“单向度社会”，促进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营造出缺乏政治想象力的保守文化氛围。赵月枝用“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来概括这一历史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概念揭示了“平的世界”这幅绚烂多彩的帷幔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极权般的新型统治制度。文化观念和所有权都高度统一的信息传播业不仅忙于制造都市消费者的无限需求和选择，忙于生产对“帝国”体制的赞美和承认，而且正以无与伦比的权力过滤和打压着另类的政治话语。当然，“帝国”理论是否能够将二十世纪的政治遗产一笔勾销则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崛起的特殊路径更是给这些“后现代”的政治方案出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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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接轨”的政治
在近几十年“全球化”的欢呼声中，我们常常有时空错乱的感觉。那些遥远的离我们越来越近，而原本近在身边的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当我们观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上海世博中国馆”中的国族史叙事时，竟发现数千年前的古老文化直接与当代的“同一个梦想”接驳，民族解放和大众革命的现代历程完全无法在这些盛大的展示中觅得一席之地。在空间上，全球都市中的金融信息、明星趣闻和时尚潮流整天包围着“世界公民们”，而那些过去通过“民族国家”或“第三世界”的认同与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边缘社会群体现在却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留给他们的只是“人道的”关怀和文化上的猎奇。
作为对“平”的积极肯定和呼应，“接轨”的观念渐渐植入许多发展中国家知识精英的“政治无意识”当中。这不仅体现在他们集体性地对自身现代历史经验的遗忘和清理上，还体现在他们对特定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体制那种天真的“反历史”阐释上。
要了解新闻传播界的“接轨”意识，赵月枝对中国媒体一九九九年“入世”报道的话语分析是再精彩不过的例子。通过对“入世”前夕中国国内各种报纸的数百篇相关报道进行研究，作者发现这些新闻内容不但系统地抹去了中国长期缺席GATT/WTO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原因，而且边缘化了正在西雅图发生的反全球化抗议，并最终通过将城市富裕阶层的利益指代为“老百姓”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来拒绝对这一经济进程的复杂性进行客观呈现。作者敏锐地捕捉了“入世”这一词汇在中国都市中产阶级政治思维中的深刻含义，即“重新进入新世界，成为国际社会和‘文明社会’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接轨意识下，“入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实质经济影响当然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议题，媒体也自觉地放弃了“专业主义”的平衡原则。
文化传播领域的“接轨”观念只有放在改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社会角色和文化意识变迁的脉络中才能透彻地理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改革将原本体制内的“文化干部”和“思想工作者”部分地转变为面向市场的文化商人和文化劳工。这一过程在九十年代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中达到高潮。媒体从国家获得的行政拨款越来越少，从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则越来越多，因而相应地建立了与利润最大化目标配套的内部激励机制、管理手段和劳动关系。这些运营方式的变化进而又使得国家的行政调解和思想动员能力进一步减弱。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占据天然优势的群体在改革过程中获得了很多先前为国家独占的公共传播资源。因此，这场改革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播资源的准私有化过程。
在中国经济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体制的疏离创造了他们与多种政治经济集团进行有机“接轨”的条件和可能性。那些既没有完全脱离国家保护，又顺利地进入了资本市场这个“新体制”的传媒业者构成了中国社会一股越发独特而重要的政治力量，逐渐形成可以影响日后中国政治经济进程和社会舆论的相对独立的“都市传媒知识分子群体”。
从文化意识转变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业者的第一个反应是摆脱“政治”和“阶级斗争”对传播活动的影响。在当时新闻界的讨论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议题，一是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认识论，即对职业新闻实践的非政治性理解和对“专业性”的强调；二是都市职业传媒机构的独立自主始终被直接等同于社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进步。这在事实上创造了都市文化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取国家传播资源的道德基础。相对于传统媒体体制的“党性”理论，知识分子提出了媒体的“人民性”理论。但这一群体“代表人民”的合法性却被搁置不论。以此为基础，改革时代的传媒业者一直视自身为社会的公器。只要媒体脱离了国家体制就具有了天然的“公共性”，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在传媒业改革初期的文化意识中，国家体制常常被简化成一个指令性和束缚性的落后制度，因而这套体制中的所有思想元素几乎都被传媒业者所抛弃。由此出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都市职业传媒机构“公共性”和“代表性”的宣称正是在传统的“群众路线”和“通讯员制度”等知识分子与基层的沟通机制逐渐解体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矛盾状况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城市改革出现若干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状况下，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审美”和社会知识上对抽象规律的探求一起限制了知识分子对严肃社会问题的实质性与公共性讨论。与此同时，在令人目眩的商品大潮和消费文化的“动员”下，这一群体几乎是十分自然地将“现代化”与源自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建立了等同关系，因而市场专业主义的新闻操作和媒体制度本身就被指认为现代的、先进的和民主的，这一点几乎用不着讨论了。
然而，如果按照“平”的标准来理解，中国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蕴含了非常多的“不彻底”要素。国家在改革中并没有放弃媒体的所有权，媒体管理者仍然身兼国家干部的身份，各种舆论的调控和内容的规制也还存在，商业价值和市民品位不时受到干预而难以彻底确立，市场新闻业的价值守则也常常被挑战。这些状况与中国社会其他政治经济领域的转型一样，表明了中国的改革过程并没有采用“休克”式的“接轨”路径，而是保留了大量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并不断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中摸索前行。从思想文化上来说，这种不彻底的局面与“接轨”的政治无法共融，因而都市传媒业者对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不满时时出现在网络甚至报端。从政治经济上来说，国家所有权的保留对受惠于占有传播资源使用权和间接使用权的各种群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可能推进的发展转型意味着中央与地方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关系可能进行新一轮调整。整个社会的发展观念和文化政治在悄然发生变化，这自然对开放市场下的受益者及有关知识分子造成了压力，并不断体现在大众传媒，特别是沿海都市传媒对各种新闻议题的选取和报道角度上。这些传播业的复杂状况和矛盾给我们时代的政治走向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传播领域内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意识将成为影响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问题，因而有充分的理由被列入知识分子公共讨论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单。
（《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赵月枝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版，5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