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散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相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少了业余读史的恣肆飞扬，多了专业治史的严谨有度，于是，我这业余人士读来，便觉得沉稳有余，畅快不足。我对曾国藩所知甚少，无力置评，只就自己有感触的部分，略记几笔。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常用来形容晚清官场腐败，以前光会引用，从未想过从制度层面去寻找问题的成因。此书最具价值的部分，便是关于曾国藩经济生活的一章“曾国藩一生的收入和支出”，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视角很独特，也很下了一番功夫。从中可见晚清政府官场实状，可见清朝经济制度的利与弊。
康熙爷一句“永不加赋”说得爽快，却苦了朝廷为收支问题焦头烂额。雍正朝尚有余银，遇上乾隆这个大手大脚的主儿，家底败得七七八八，到道光只能算勉强维持。道光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守成之君，没心思没能力也没魄力去动祖宗成法。清政府实行“薄俸制”，官员单靠俸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能维持一家老小温饱无虞已是艰难，妄论应对官场酬酢。京官收入渠道少，曾国藩在京为官多年，常常举债度日。只有外放地方，才能增加收入。地方征收的税赋，一多半是为了维护官府的运作和官场上的往来。曾国藩外放两江总督，雇马车、仆役、幕僚，都得自掏腰包，朝廷给的行政经费少得可怜，要办事还得自己筹钱。所以官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办事也就是少花钱，地方乡绅才有了用武之地。
“薄俸制”同样在军队实行。清军分八旗和绿（lù）营。清军打仗训练所用的装备都得自备，为了省钱，装备都疏于维护，为了不损坏武器、劳顿马匹，训练也就荒疏了。当兵成了兼职，平日里士兵都忙着从事副业养家糊口，连训练都花钱雇人代替。如此战斗力，无怪乎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
晚清官场腐败，并非几个人的力量就能整肃。单靠皇帝不行，单靠某几个所谓忠良也不行。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曾积极响应咸丰帝的号召，上书力陈时弊，提出很多改革措施，甚至连皇帝都批评。他批评官场丑恶可谓入骨入里：“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担责任咎。琐屑者，锱铢必较，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眼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然而，官场大流非一二人之力便可去浊还清，也非划清界限，坚决对抗便能成事。
曾国藩早年不信邪，摆出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架势，弄得很不招人待见，做事处处碰壁，无比艰难。他毕竟是现实主义者，一大优点是能分析实际情况，应对以有效之法，另一大优点是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贯彻理学家自我修养之法，练就了无比精深的涵养功夫。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经过走投无路濒临自绝的困境，三十岁后大彻大悟，一套为人处世之法，应对官场，应对朝廷，令可用之人为其所用，可用之条件为其所用，办成地方团练，消灭太平天国，功名最盛之际全身而退。他的追求或者理想，正是儒家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臻于至善”，从实现人格理想的角度而言，他很纯粹。而为了应对外部世界，他却又必须向某些人某些规则妥协，终其一生，他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尊重，庆吊往来，礼数周到”。惯用规则者生，官场如是，又有哪个圈子不如是，出来混的，都得读读曾老爷子的日记。
柴静的跋写得极好，若非详读曾国藩日记，深入反思，并与作者深入讨论，写不出这样的简洁精准。这姑娘做事就是实与真，过她手的每一个人每一件物事都仿佛嵌入她的生命，深邃，震撼。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常用来形容晚清官场腐败，以前光会引用，从未想过从制度层面去寻找问题的成因。此书最具价值的部分，便是关于曾国藩经济生活的一章“曾国藩一生的收入和支出”，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视角很独特，也很下了一番功夫。从中可见晚清政府官场实状，可见清朝经济制度的利与弊。
康熙爷一句“永不加赋”说得爽快，却苦了朝廷为收支问题焦头烂额。雍正朝尚有余银，遇上乾隆这个大手大脚的主儿，家底败得七七八八，到道光只能算勉强维持。道光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守成之君，没心思没能力也没魄力去动祖宗成法。清政府实行“薄俸制”，官员单靠俸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能维持一家老小温饱无虞已是艰难，妄论应对官场酬酢。京官收入渠道少，曾国藩在京为官多年，常常举债度日。只有外放地方，才能增加收入。地方征收的税赋，一多半是为了维护官府的运作和官场上的往来。曾国藩外放两江总督，雇马车、仆役、幕僚，都得自掏腰包，朝廷给的行政经费少得可怜，要办事还得自己筹钱。所以官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办事也就是少花钱，地方乡绅才有了用武之地。
“薄俸制”同样在军队实行。清军分八旗和绿（lù）营。清军打仗训练所用的装备都得自备，为了省钱，装备都疏于维护，为了不损坏武器、劳顿马匹，训练也就荒疏了。当兵成了兼职，平日里士兵都忙着从事副业养家糊口，连训练都花钱雇人代替。如此战斗力，无怪乎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
晚清官场腐败，并非几个人的力量就能整肃。单靠皇帝不行，单靠某几个所谓忠良也不行。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曾积极响应咸丰帝的号召，上书力陈时弊，提出很多改革措施，甚至连皇帝都批评。他批评官场丑恶可谓入骨入里：“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担责任咎。琐屑者，锱铢必较，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眼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然而，官场大流非一二人之力便可去浊还清，也非划清界限，坚决对抗便能成事。
曾国藩早年不信邪，摆出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架势，弄得很不招人待见，做事处处碰壁，无比艰难。他毕竟是现实主义者，一大优点是能分析实际情况，应对以有效之法，另一大优点是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贯彻理学家自我修养之法，练就了无比精深的涵养功夫。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经过走投无路濒临自绝的困境，三十岁后大彻大悟，一套为人处世之法，应对官场，应对朝廷，令可用之人为其所用，可用之条件为其所用，办成地方团练，消灭太平天国，功名最盛之际全身而退。他的追求或者理想，正是儒家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臻于至善”，从实现人格理想的角度而言，他很纯粹。而为了应对外部世界，他却又必须向某些人某些规则妥协，终其一生，他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尊重，庆吊往来，礼数周到”。惯用规则者生，官场如是，又有哪个圈子不如是，出来混的，都得读读曾老爷子的日记。
柴静的跋写得极好，若非详读曾国藩日记，深入反思，并与作者深入讨论，写不出这样的简洁精准。这姑娘做事就是实与真，过她手的每一个人每一件物事都仿佛嵌入她的生命，深邃，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