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我们的村落，from南方周末20111222
学程二期
我一般非常不情愿在毕业典礼演讲，因为这个场合的听众一定是最糟糕的听众——你还没开口，他就巴不得你已经结束，而且，他决心已下，不管你说什么，只要戴着方帽子走出了这个大厅的门，他这一生不会记得你今天说过的任何一句话。
虽然如此，我还是来了，不仅只是因为，受邀到医学院演讲是一份给我的光荣和喜悦，也因为我“精打细算”过了——迟早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的手里。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自然渴望在床边低头探视我的你，不只在专业上出类拔萃，更是一个具有社会承担﹑充满关怀和热情的个人。
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毕业典礼，五六年非常艰难的医学训练，今天结束了。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今天其实只是你“学程一期”的毕业典礼，一期的核心科目是医学。但是今天同时是你“学程二期”的开学典礼，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二期比一期困难，因为它没有教科书，也没有指导教授。在今天的15分钟里我打算和你们分享的，是一点点我自己的“人生”笔记。
奶粉和头虱
我成长在台湾南部一个滨海的小城，叫做高雄。1961那一年，小学二年级，发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个女生突然严重呕吐，被紧急送到医院。没多久，学校就让我们都回家了，全市的学校关闭。过了一段日子，当我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班上几个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种病，名叫“霍乱”。我们当时当然不知道，高雄的“邻村”——香港，在同时，被同一波传染病所袭击，15个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们的命运就是彼此相连的，但是我们懵懂无知。
是的，我是一个在所谓“第三世界”长大的小孩。想象一下这些黑白镜头：年轻的母亲们坐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价的圣诞饰灯，孩子们满地乱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来的恤衫；那运气特别好的，刚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标语，或者凑巧就是“净重二十磅”。
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第一件感觉讶异的事就是，咦，怎么美国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来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个女生都有头虱，白色细小的虱卵附着在一根一根发丝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为是白粉粉的头皮屑。时不时，你会看见教室门口，一个老师手里举着一罐DDT杀虫剂，对准一个蹲着的女生的头，认真喷洒。
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很多相同的记忆，而奶粉﹑廉价圣诞灯﹑霍乱和头虱，都是贫穷的印记。如果我们从我的童年时代继续回溯一两代，黑白照片里的景象会更灰暗。一个西方传教士在1895年来到中国，她所看到的是，“街头到处都是皮肤溃烂的人，大脖子的﹑肢体残缺变形的﹑瞎了眼的，还有多得无可想象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1900年，一个日本作家来到了香港，无意间闯进了一家医院，便朝病房里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见一个幽暗的房间，光光的床板上躺着一个“低级中国人，像蛆在蠕动，恶臭刺鼻”，日本人夺门而逃。
可是，为什么和你们说这些呢？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这样的场合，和你们说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
目光如炬者
你们是香港大学一百周年的毕业生，而香港大学的前身，是1887年成立的“香港华人西医学堂”。如果这点你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了不起，那我们看看1887年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不妨记得，在1887年，尸体的解剖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还是大逆不道的，而西医学堂已经要求它的学生必修解剖课。我们不妨记得，当鲁迅的父亲重病在床——那已是1897年，绍兴的医生给他开的药引，是一对蟋蟀，而且必须是“元配”。了解这个时代氛围，你才能体会到，124年前，创办西医学堂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改变时代的里程碑，你才能意识到，那幕后推动的人，必须配备多么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多么远大的器识与目光，才可能开创那样的新时代。是何启和Patrick Manson这样的拓荒者，把你们带到今天这个礼堂里来的。
1887年10月1日，香港华人西医学堂首度举行开学典礼，首任学堂院长Patrick Manson致辞——曾经在台湾和厦门行医的Manson到今天都被尊称为“热带医学之父”——他说，这个西医学堂，“会为香港创造一个机会，使香港不仅只是一个商品中心，它更可以是一个科学研究的中心”。看着台下的入学新生，他语重心长地说，“古典希腊人总爱自豪而且极度认真地数他们的著名伟人，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新的中国，当学者争论谁是中国的著名伟人的时候，会有一些伟人来自香港，而且此刻就坐在这个开学典礼之中。”
三十多个学生参加了1887年的开学典礼，学习五年之后，1892年的首届毕业生，却只有两名。其中之一，成为婆罗洲山打根的小镇医生，另一个，觉得医治个别病人远不如医治整个国家，于是决定放弃行医，彻底改行。
这个学名登记为“孙逸仙”的学生，起先只有一个非常小的计划，有点像今天的大学生利用暑假去做小区服务。他走在香港的街头，看见英国管理的城市如此井然有序，惊异之余，百思不解：为什么只隔八九十公里的距离，自己的家乡，一个叫香山的小城，却是如此混乱落后？他的小计划，就是把香山变成一个小香港。说到做到，二十多岁的西医学堂学生孙逸仙，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家乡，号召同村的青年出来铺桥修路，目标是修出一条路将两个邻村连通起来。这个小计划，最后由于地方吏治的腐败，以失败告终。小计划的失败，震撼了他，他于是转而进行一个略大的计划，就是推翻整个帝国。
从Manson1887年的开学致辞，到今天2011年的毕业演讲，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深沉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来自一些特殊的人。目光如炬者，革新了教育制度；行动如剑者，改造了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既聪慧又锲而不舍的人，发明了各种疫苗。今天你我所处的世界，天花彻底灭绝，疟疾和霍乱病毒已经相当程度被控制，台湾和香港的女生已经不知道有“头虱”这个东西。西医学堂创立124年之后的今天，港大医学院培养出很多世界顶尖的学者和医生，为全球社区的幸福作贡献。
而你们，正是踏着这个传统的足迹一路走来的。
亚洲的第一名
也许你会问，既然前面的“长老们”，譬如Patrick Manson，譬如孙逸仙，已经完成这么多重大的贡献，还有什么是你们这一代人，是你，可以做梦，可以挑战，可以全身投入，可以奉献和追求的呢？今天的世界，还有什么未完成﹑待完成的使命吗？
我相信有。
43岁的Patrick Manson在创建西医学堂之前，研究过他所处的时与地。地，是香港，那时香港华人的医疗照顾与对洋人的照顾相比是一个悲惨的状态。时，是晚清，传统的价值体系正分崩离析而新的秩序和结构还未成形。孙逸仙毕业时26岁，每天从上环爬上陡峭的石阶上学，无时无刻不在“诊断”这个社会的存在状态，思索如何为人创造更大的幸福。
那么你们所处的时和地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先看看你们是谁。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学生，20%来自医学专业家庭，也就是说，这20%的学生有双亲或者双亲之一已经是医生或护士。你们之中60%的人，父母那一代已经具有高等学历。很明确地说，你们是社会的菁英层。即便现在还不是，将来也会是。
而你们所身处的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香港这个“村子”，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享有近三万美金的每年人均所得，700万居民中却有123万人生存在贫穷线下——所谓“贫穷线”，指的是收入低于市民平均所得的一半以下。如果这听起来太抽象，没感觉，你试试看走到大学前面般含道的某一个街口站一会儿，数一数放学回家走在马路上的学童：一﹑二﹑三﹑四，在香港，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在最繁华﹑最气派的中环，那些推着重物上坡的白发老婆婆是如何佝偻着背，与她的负荷挣扎的？在你们所属的这个社会里，40%的长辈属于贫穷线下的低收入户。
来到香港机场的访客，马上会被一个漂亮的招牌所吸引，广告词很简单：“香港是亚洲的世界大都会。”这个广告不说出来的是，香港是亚洲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大都会，贫富差距之大，超过印度，超过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已开发地区里，香港的分配不均，也名列首位。
你和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一个摄影师不必守候太久就可以在街头捕捉到这样的画面：刚好一辆Rolls Royce缓缓驶过一个老人的身影，他正低着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翻找东西。
最寻常最微小的
我无意鼓吹你们应该效法鲁迅弃医从文，或者跟随孙逸仙做革命家，或者全都去从事社会工作，因为人生有太多有趣的路可以选择了。我想说的仅只是，身为这么一个重要传承的接棒人，你也许可以多花那么一点点时间思索一下自己来自哪里﹑何处可之。124年前，第一颗石头打下了桩，铺出的路，一路绵延到下一村——你今天的所在。Patrick Manson抵抗无知，坚持科学实证的知识学习；孙逸仙抵抗腐败，坚持清明合理的管理制度。你是否想过：在你的时代里，在你的社会里，你会抵抗些什么，坚持些什么？
我倒不希望你能立即回答，因为如果你能随口回答，我反而要怀疑你的真诚。一个人所抵抗的以及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做“信仰”。但是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信仰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信仰流露在举手投足之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Patrick Manson后来担任伦敦殖民部的医疗顾问，负责为申请到热带亚非地区做下层工作的人进行体检，体检不通过的，就得不到这样的工作机会。这时，他发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问题：90%的体检者都有一口烂牙，检查不合格。毕竟，有钱人才看得起牙医。他该怎么办呢？
Manson是这么处理的。他给上司写了封信，说，以烂牙理由“淘汰掉他们等同于淘汰掉整个他们这个阶层的人”，他建议政府为穷困的人提供牙医的服务。
有些专业者看见烂牙就是烂牙。有些人，譬如Manson，看见烂牙的同时，却也看见人的存在状态——他认识痛苦。就是这种看起来很不重要﹑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里的判断和抉择，决定了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
花香不散
我14岁那年，全家搬到一个台湾南部的小渔村。因为贫穷，孩子们生病时，母亲不敢带我们去看医生——她付不起医药费。有一天，小弟发高烧，咳嗽严重到一个程度，母亲不得不鼓起勇气去找村子里的医生。我们都被带去了。四个年龄不同﹑高高矮矮的孩子一字排开，愣愣地站在这个乡村医生的对面。他很安静，几乎不说话，偶尔开口，声音轻柔，说的话我们却听不十分懂，是在地腔话的闽南语，还有日语。
林医师仔细地检查孩子的身体，把护士拿过来的药塞进母亲的手里，用听不懂的语言教导她怎么照顾孩子，然后，坚持不收母亲的钱。此后，一直到四个孩子都长大，他不曾接受过母亲的付费。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个医生。那个小小的诊疗室，几乎没什么家具，地板是光秃秃的水泥，却是一尘不染。诊疗室外连着一个窄窄的院落，洒进墙里的阳光照亮了花草油晶晶的叶子。茉莉花盛开，香气一直在房间里绕着不散。
（2011年11月28日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原稿为英文，此文系翻译）
我一般非常不情愿在毕业典礼演讲，因为这个场合的听众一定是最糟糕的听众——你还没开口，他就巴不得你已经结束，而且，他决心已下，不管你说什么，只要戴着方帽子走出了这个大厅的门，他这一生不会记得你今天说过的任何一句话。
虽然如此，我还是来了，不仅只是因为，受邀到医学院演讲是一份给我的光荣和喜悦，也因为我“精打细算”过了——迟早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的手里。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自然渴望在床边低头探视我的你，不只在专业上出类拔萃，更是一个具有社会承担﹑充满关怀和热情的个人。
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毕业典礼，五六年非常艰难的医学训练，今天结束了。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今天其实只是你“学程一期”的毕业典礼，一期的核心科目是医学。但是今天同时是你“学程二期”的开学典礼，二期的核心科目是“人生”。二期比一期困难，因为它没有教科书，也没有指导教授。在今天的15分钟里我打算和你们分享的，是一点点我自己的“人生”笔记。
奶粉和头虱
我成长在台湾南部一个滨海的小城，叫做高雄。1961那一年，小学二年级，发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个女生突然严重呕吐，被紧急送到医院。没多久，学校就让我们都回家了，全市的学校关闭。过了一段日子，当我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班上几个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种病，名叫“霍乱”。我们当时当然不知道，高雄的“邻村”——香港，在同时，被同一波传染病所袭击，15个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们的命运就是彼此相连的，但是我们懵懂无知。
是的，我是一个在所谓“第三世界”长大的小孩。想象一下这些黑白镜头：年轻的母亲们坐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价的圣诞饰灯，孩子们满地乱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来的恤衫；那运气特别好的，刚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标语，或者凑巧就是“净重二十磅”。
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第一件感觉讶异的事就是，咦，怎么美国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来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个女生都有头虱，白色细小的虱卵附着在一根一根发丝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为是白粉粉的头皮屑。时不时，你会看见教室门口，一个老师手里举着一罐DDT杀虫剂，对准一个蹲着的女生的头，认真喷洒。
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很多相同的记忆，而奶粉﹑廉价圣诞灯﹑霍乱和头虱，都是贫穷的印记。如果我们从我的童年时代继续回溯一两代，黑白照片里的景象会更灰暗。一个西方传教士在1895年来到中国，她所看到的是，“街头到处都是皮肤溃烂的人，大脖子的﹑肢体残缺变形的﹑瞎了眼的，还有多得无可想象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1900年，一个日本作家来到了香港，无意间闯进了一家医院，便朝病房里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见一个幽暗的房间，光光的床板上躺着一个“低级中国人，像蛆在蠕动，恶臭刺鼻”，日本人夺门而逃。
可是，为什么和你们说这些呢？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这样的场合，和你们说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
目光如炬者
你们是香港大学一百周年的毕业生，而香港大学的前身，是1887年成立的“香港华人西医学堂”。如果这点你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了不起，那我们看看1887年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不妨记得，在1887年，尸体的解剖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还是大逆不道的，而西医学堂已经要求它的学生必修解剖课。我们不妨记得，当鲁迅的父亲重病在床——那已是1897年，绍兴的医生给他开的药引，是一对蟋蟀，而且必须是“元配”。了解这个时代氛围，你才能体会到，124年前，创办西医学堂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改变时代的里程碑，你才能意识到，那幕后推动的人，必须配备多么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多么远大的器识与目光，才可能开创那样的新时代。是何启和Patrick Manson这样的拓荒者，把你们带到今天这个礼堂里来的。
1887年10月1日，香港华人西医学堂首度举行开学典礼，首任学堂院长Patrick Manson致辞——曾经在台湾和厦门行医的Manson到今天都被尊称为“热带医学之父”——他说，这个西医学堂，“会为香港创造一个机会，使香港不仅只是一个商品中心，它更可以是一个科学研究的中心”。看着台下的入学新生，他语重心长地说，“古典希腊人总爱自豪而且极度认真地数他们的著名伟人，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新的中国，当学者争论谁是中国的著名伟人的时候，会有一些伟人来自香港，而且此刻就坐在这个开学典礼之中。”
三十多个学生参加了1887年的开学典礼，学习五年之后，1892年的首届毕业生，却只有两名。其中之一，成为婆罗洲山打根的小镇医生，另一个，觉得医治个别病人远不如医治整个国家，于是决定放弃行医，彻底改行。
这个学名登记为“孙逸仙”的学生，起先只有一个非常小的计划，有点像今天的大学生利用暑假去做小区服务。他走在香港的街头，看见英国管理的城市如此井然有序，惊异之余，百思不解：为什么只隔八九十公里的距离，自己的家乡，一个叫香山的小城，却是如此混乱落后？他的小计划，就是把香山变成一个小香港。说到做到，二十多岁的西医学堂学生孙逸仙，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家乡，号召同村的青年出来铺桥修路，目标是修出一条路将两个邻村连通起来。这个小计划，最后由于地方吏治的腐败，以失败告终。小计划的失败，震撼了他，他于是转而进行一个略大的计划，就是推翻整个帝国。
从Manson1887年的开学致辞，到今天2011年的毕业演讲，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了深沉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来自一些特殊的人。目光如炬者，革新了教育制度；行动如剑者，改造了整个国家；还有很多既聪慧又锲而不舍的人，发明了各种疫苗。今天你我所处的世界，天花彻底灭绝，疟疾和霍乱病毒已经相当程度被控制，台湾和香港的女生已经不知道有“头虱”这个东西。西医学堂创立124年之后的今天，港大医学院培养出很多世界顶尖的学者和医生，为全球社区的幸福作贡献。
而你们，正是踏着这个传统的足迹一路走来的。
亚洲的第一名
也许你会问，既然前面的“长老们”，譬如Patrick Manson，譬如孙逸仙，已经完成这么多重大的贡献，还有什么是你们这一代人，是你，可以做梦，可以挑战，可以全身投入，可以奉献和追求的呢？今天的世界，还有什么未完成﹑待完成的使命吗？
我相信有。
43岁的Patrick Manson在创建西医学堂之前，研究过他所处的时与地。地，是香港，那时香港华人的医疗照顾与对洋人的照顾相比是一个悲惨的状态。时，是晚清，传统的价值体系正分崩离析而新的秩序和结构还未成形。孙逸仙毕业时26岁，每天从上环爬上陡峭的石阶上学，无时无刻不在“诊断”这个社会的存在状态，思索如何为人创造更大的幸福。
那么你们所处的时和地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先看看你们是谁。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学生，20%来自医学专业家庭，也就是说，这20%的学生有双亲或者双亲之一已经是医生或护士。你们之中60%的人，父母那一代已经具有高等学历。很明确地说，你们是社会的菁英层。即便现在还不是，将来也会是。
而你们所身处的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香港这个“村子”，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享有近三万美金的每年人均所得，700万居民中却有123万人生存在贫穷线下——所谓“贫穷线”，指的是收入低于市民平均所得的一半以下。如果这听起来太抽象，没感觉，你试试看走到大学前面般含道的某一个街口站一会儿，数一数放学回家走在马路上的学童：一﹑二﹑三﹑四，在香港，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线下。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在最繁华﹑最气派的中环，那些推着重物上坡的白发老婆婆是如何佝偻着背，与她的负荷挣扎的？在你们所属的这个社会里，40%的长辈属于贫穷线下的低收入户。
来到香港机场的访客，马上会被一个漂亮的招牌所吸引，广告词很简单：“香港是亚洲的世界大都会。”这个广告不说出来的是，香港是亚洲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大都会，贫富差距之大，超过印度，超过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已开发地区里，香港的分配不均，也名列首位。
你和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最特殊的地方就是，一个摄影师不必守候太久就可以在街头捕捉到这样的画面：刚好一辆Rolls Royce缓缓驶过一个老人的身影，他正低着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翻找东西。
最寻常最微小的
我无意鼓吹你们应该效法鲁迅弃医从文，或者跟随孙逸仙做革命家，或者全都去从事社会工作，因为人生有太多有趣的路可以选择了。我想说的仅只是，身为这么一个重要传承的接棒人，你也许可以多花那么一点点时间思索一下自己来自哪里﹑何处可之。124年前，第一颗石头打下了桩，铺出的路，一路绵延到下一村——你今天的所在。Patrick Manson抵抗无知，坚持科学实证的知识学习；孙逸仙抵抗腐败，坚持清明合理的管理制度。你是否想过：在你的时代里，在你的社会里，你会抵抗些什么，坚持些什么？
我倒不希望你能立即回答，因为如果你能随口回答，我反而要怀疑你的真诚。一个人所抵抗的以及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做“信仰”。但是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信仰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信仰流露在举手投足之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Patrick Manson后来担任伦敦殖民部的医疗顾问，负责为申请到热带亚非地区做下层工作的人进行体检，体检不通过的，就得不到这样的工作机会。这时，他发现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问题：90%的体检者都有一口烂牙，检查不合格。毕竟，有钱人才看得起牙医。他该怎么办呢？
Manson是这么处理的。他给上司写了封信，说，以烂牙理由“淘汰掉他们等同于淘汰掉整个他们这个阶层的人”，他建议政府为穷困的人提供牙医的服务。
有些专业者看见烂牙就是烂牙。有些人，譬如Manson，看见烂牙的同时，却也看见人的存在状态——他认识痛苦。就是这种看起来很不重要﹑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里的判断和抉择，决定了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
花香不散
我14岁那年，全家搬到一个台湾南部的小渔村。因为贫穷，孩子们生病时，母亲不敢带我们去看医生——她付不起医药费。有一天，小弟发高烧，咳嗽严重到一个程度，母亲不得不鼓起勇气去找村子里的医生。我们都被带去了。四个年龄不同﹑高高矮矮的孩子一字排开，愣愣地站在这个乡村医生的对面。他很安静，几乎不说话，偶尔开口，声音轻柔，说的话我们却听不十分懂，是在地腔话的闽南语，还有日语。
林医师仔细地检查孩子的身体，把护士拿过来的药塞进母亲的手里，用听不懂的语言教导她怎么照顾孩子，然后，坚持不收母亲的钱。此后，一直到四个孩子都长大，他不曾接受过母亲的付费。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个医生。那个小小的诊疗室，几乎没什么家具，地板是光秃秃的水泥，却是一尘不染。诊疗室外连着一个窄窄的院落，洒进墙里的阳光照亮了花草油晶晶的叶子。茉莉花盛开，香气一直在房间里绕着不散。
（2011年11月28日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原稿为英文，此文系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