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殖器割礼
割礼本来是指对男女两性生殖器进行加工的手术和仪式，原始时代曾经流行于世界各地。目前国际主流社会所说的割礼，专指非洲社会在女孩进入青春期前后，将她的阴蒂、大阴唇、小阴唇切进行割除的手术和仪式。割除之后将阴道口缝合起来，剩下一个排尿的小孔。直到她进入婚姻状态，才拆开这道封锁。
这种习俗起始于什么时代不可考（有人说起源于四千年前），至今依然盛行于非洲将近三十个国家。据联合国有关组织报告，估计全球有1亿2千万到1亿4千万女性被切割了生殖器，每年还有300万女孩面临着生殖器被切割的危险。经过联合国等一些世界性组织的批评和介入，目前世界上依然每年有200万女孩被实施“割礼”，每天有6000人会惨遭这种残酷手术之害。
对于这种手术的残酷性，旁人一般无法真切了解。世界超级名模沃莉丝·德里是美籍索马里人，她在童年时期就遭受割礼手术，成名之后为此四处奔波，用她的亲身经历呼吁革除这种陋习，并成为联合国反对割礼日（每年2月6日）的形象大使。她对于自己割礼经历的叙述，震撼了许多读者，使人们对这种习俗有了感性认识。
在我大约5岁的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你父亲碰见了那个吉普赛女人，她不定哪天就会来这里。"
在我行割礼之前的那个晚上，家里人对我小题大作，在晚饭时我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食物。妈妈告诉我不要喝太多的水或奶。我躺在那里激动得睡不着觉，直到突然妈妈站在我面前向我打着手势。天依然很黑。我紧抓住我 的小毯子，带着睡意踉踉跄跄地跟 在妈妈后面。我们走出屋子进入树丛。"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妈妈说。我们坐在冰冷的 地上。天正在渐渐泛白，很快，我听到那个吉普赛女人咔嗒咔嗒的便鞋声。还没等我看清，她已到了我的身边。
"坐到那儿去。"她指着一块平平的石头。没有交谈，妈妈把我定在那块石头上，她坐在我身后，将我的头搬过来靠在她的胸前，用双腿夹住我的身子，我双臂抱住她的大腿。妈妈将一棵老树的一节树根放在我口中，"咬住它。"
我被吓呆了，"要杀我了！"我含着树根咕噜着。妈妈俯身耳语："做个好女孩，宝贝，为了妈妈勇敢些，会很快过去的。"我从两腿间偷看过去，看见那个吉普赛女人。那老太婆冷冷地看着我，双眼毫无生气。她在一个旧包里乱翻一阵，长长的手指从里面 摸索出一个破剃须刀片，我看见那锯齿状的刀片上还残留着已干的血迹。她在上面吐口唾沫，然后将刀片在她的裙 子上擦擦，在她擦刀片的时候我眼前的世界已变得一片黑暗? 妈妈用一块布蒙住了我的眼睛。
接下去我只感到身上的肉被割去，真切地听到刀片在我皮肤上回来钴的声音，那种 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没有动，我告诉自己，越是动，这种折磨便会持续得越久。不幸的是，我的双腿开始颤抖，而且无法控制。我祈祷着："上帝啊，让这一切快点结束吧！"不久，痛苦是结束了--我疼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时，蒙眼的布已被取掉。我看见那个吉普赛女人已把那些从她身旁的刺 槐树上摘下的荆刺堆成一堆，她用这些刺在我皮肤上扎上小孔，然后用一根结实的线穿过这些小孔，好把我的伤口缝起来。我的双腿已完全麻木，但两腿间的伤痛剧烈无比，以至我真希望自己能够立刻死掉。
这种残酷的手术在观念上有什么依据？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各民族在割礼起源的时代都没有留下相关文献，对于其真实的意图和观念依据只能通过对割礼地区的现代居民的表述来追索。这些居民所提供的意见归结为两点，第一种意见说，割礼是为了性的洁净，因为那些割除的东西是脏的；第二种意见认为，割礼是为了审美的需要，因为这样是美的。
我们不必在两种意见中赞成一种反对一种，因为不同的人群对同样的问题会出现不同的理解，所以这两种意见都是对的。何况，性的问题和美的问题，就其本源而言，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达尔文曾经引述一位英国哲学家的话说，人类的衣服并不是起源于御寒的目的，而是起源于装饰动机。这个观点值得我们仔细斟酌。而装饰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无疑是为了增强自己在异性面前的性吸引力。至今我们还用“服饰”二字指称与衣服有关的文化艺术现象，这个名字就透露了服装起源的若干秘密。
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割礼习俗还有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据美国人类学家罗维研究，非洲马赛人每四年给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举行一次割礼，这种割礼实际上是成人仪式。同一年举行割礼仪式的年轻人属于同一个“军事年龄级”和“婚姻年龄级”。所有同一年龄的少男在经过割礼之后组成同一个军事组织，驻扎在同一个营地，他们成为部族的最主要的保卫者，也是实施军事行为的主体。日后的婚配中，他们也将跟同一个“婚姻年龄级”的少女相对应，也就是说他们只能从同一次实施割礼的那个年龄级的少女群中寻找配偶。（罗维《初民社会》162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所以，每四年一次的割礼仪式，对马赛人来说是社会分群的一种文化标志，离开了这个标志，他们将不知道如何给自己的民族分群，不知道怎样组织军队，不知道怎样组织婚姻关系。所以，他们对少男少女生殖器官的加工，不但是对他们个体地位的提高（从此可以进入成为社会），也是组织社会分群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马赛人是一个没有政治领袖的民族，他们只有一个卜师通过占卜决定军队的行止。割礼作为他们社会分群的原则之一，构成了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起到了组织社会生活、维系社会的秩序的作用。如果突然废除割礼，他们的社会将无所适从。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割礼导致对身体的重大伤害，造成当事人的精神恐惧和痛苦，这一点为当今的主流社会（也就是强势文化）所无法接受。而超高跟鞋、隆胸等等给人体带来的伤害是隐性的，能够得到当今的主流社会欣赏和鼓励。所以，全世界富于同情心的人士都在关心割礼，而不会用同样的姿态去关心隆胸和超高跟鞋。这会不会也是一种文化歧视？
我当然也反对割礼，但是我觉得反对割礼的时候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当一种文化认为只有实行了割礼的女性才是洁净的、美丽的、可信任的，那么，这种文化中的女性就只有通过割礼才能获得荣誉、地位和性选择的优势。也就是说，如果她敢于不实施割礼，那么她就将失去做一个体面人的资格，甚至面临嫁不出去的风险。这一点很像中国古代的裹脚。当年的裹脚就是一项关系到体面、社会身份和性选择权利的文化行为（尽管是残害人的文化行为。一种文化本来就不保证对所有的人有利），一个女性如果敢于不裹脚，她不但无法争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甚至无法拥有起码的生存空间（直接的结果在性选择的市场失去优势，无法体面地嫁给一个体面的绅士）。所以，裹脚就成了女性保持性选择的优势、争取生存空间的一项积极措施，所以，哪个为孩子的前途负责的父母都不敢错过为女儿裹脚的时机。同样的道理，非洲割礼得支付一笔不小的手术费，可是再穷的父母也得咬紧牙关为女儿攒足这笔开支，因为事关女儿的前途和命运。
所以，在反对非洲割礼的事业中，有两点必须特别注意。第一，切不可因为那些人群还在实施割礼，就用歧视的眼光批评他们残酷和愚昧。历史上的许多文化现象，在旁人和后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必须首先予以理解和同情，然后再以平等之姿态，促成他们的文化之改变。第二，我们应该意识到，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所谓“思想启蒙”，不是改变父母和女儿的思想观念，最重要的是改变一种文化环境及其走向。即使父母及其女儿接受了主流社会的人道主义观念，认为不应该实施割礼，可是，为了在相应的文化环境中获得性选择的优势和生存竞争的优势，他们还是会被迫选择割礼。所以，如果养育和鼓励割礼习俗的文化环境不改变，单方面要求女孩和她的父母拒绝割礼，他们是不愿意予以配合的。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割礼陋习之所以在非洲一些国家屡禁不止，是因为政府对此未予以高度重视。按照我们的理解，要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氛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制定相关法律作为导向，同时由精英群体率先奉行使之形成风尚。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常识，但在非洲未必完全适用。
世界卫生组织的批评源于他们对非洲政治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在西方殖民者介入之前，非洲一部分地区还不知道国家和政府是什么东西。西方学者称之为“有序的无政府状态”，那个所谓“有序”，乃是各个氏族和部落各自为政、自治自决的状态。另一部分地区处于部落酋长制之中，那是一种原始的民主制度，虽然也有国王和政府，虽然国王像神一样受到膜拜和奉养，可是国王的存废取决于各路酋长是不是愿意拥戴之。国王对酋长们所代表的各个部落、氏族的社会生活基本无力过问，他的暴力仅能敲诈一些贡赋而已。所有部落和氏族的社会政治生活依然相当独立，自决其事。甚至还有马赛人这种极端“社会化”、很不“政治化”的民族，他们在为期不远的过去还没有自己的政治领袖，连仪式性的酋长也没有一位，出征打仗靠一位卜师占卜而定。
总之，非洲社会是社会空间比较大、政府行为比较弱的民族。这些在殖民者退出之后仅仅执政几十年的政府，远不像中国和欧洲的政府那样具有两千多年控制社会资源、组织社会运动的经验和权威，他们对社会制度、文化习尚、国民行为模式的影响力远不像西方和中国人所想像的那么大。所以，他们即使有政府出面，也不会像当年的中国那样，政府一声令下，裹脚的现象就比较迅速地被废止，零星的遗存所维持的时间也不太长。事实上有不少（大约十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制定过禁止割礼的法令，可是一直难于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对于割礼，无论国际社会多么重视，无论联合国组织如何利用“反对切割女性生殖器国际日”不遗余力地给当事人群和政府施加压力，其效果不可能来得太迅速。国际主流社会在实施反对割礼的措施时，必须具有清醒的持久战意识。
这种习俗起始于什么时代不可考（有人说起源于四千年前），至今依然盛行于非洲将近三十个国家。据联合国有关组织报告，估计全球有1亿2千万到1亿4千万女性被切割了生殖器，每年还有300万女孩面临着生殖器被切割的危险。经过联合国等一些世界性组织的批评和介入，目前世界上依然每年有200万女孩被实施“割礼”，每天有6000人会惨遭这种残酷手术之害。
对于这种手术的残酷性，旁人一般无法真切了解。世界超级名模沃莉丝·德里是美籍索马里人，她在童年时期就遭受割礼手术，成名之后为此四处奔波，用她的亲身经历呼吁革除这种陋习，并成为联合国反对割礼日（每年2月6日）的形象大使。她对于自己割礼经历的叙述，震撼了许多读者，使人们对这种习俗有了感性认识。
在我大约5岁的一天晚上，母亲对我说："你父亲碰见了那个吉普赛女人，她不定哪天就会来这里。"
在我行割礼之前的那个晚上，家里人对我小题大作，在晚饭时我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食物。妈妈告诉我不要喝太多的水或奶。我躺在那里激动得睡不着觉，直到突然妈妈站在我面前向我打着手势。天依然很黑。我紧抓住我 的小毯子，带着睡意踉踉跄跄地跟 在妈妈后面。我们走出屋子进入树丛。"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妈妈说。我们坐在冰冷的 地上。天正在渐渐泛白，很快，我听到那个吉普赛女人咔嗒咔嗒的便鞋声。还没等我看清，她已到了我的身边。
"坐到那儿去。"她指着一块平平的石头。没有交谈，妈妈把我定在那块石头上，她坐在我身后，将我的头搬过来靠在她的胸前，用双腿夹住我的身子，我双臂抱住她的大腿。妈妈将一棵老树的一节树根放在我口中，"咬住它。"
我被吓呆了，"要杀我了！"我含着树根咕噜着。妈妈俯身耳语："做个好女孩，宝贝，为了妈妈勇敢些，会很快过去的。"我从两腿间偷看过去，看见那个吉普赛女人。那老太婆冷冷地看着我，双眼毫无生气。她在一个旧包里乱翻一阵，长长的手指从里面 摸索出一个破剃须刀片，我看见那锯齿状的刀片上还残留着已干的血迹。她在上面吐口唾沫，然后将刀片在她的裙 子上擦擦，在她擦刀片的时候我眼前的世界已变得一片黑暗? 妈妈用一块布蒙住了我的眼睛。
接下去我只感到身上的肉被割去，真切地听到刀片在我皮肤上回来钴的声音，那种 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我没有动，我告诉自己，越是动，这种折磨便会持续得越久。不幸的是，我的双腿开始颤抖，而且无法控制。我祈祷着："上帝啊，让这一切快点结束吧！"不久，痛苦是结束了--我疼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时，蒙眼的布已被取掉。我看见那个吉普赛女人已把那些从她身旁的刺 槐树上摘下的荆刺堆成一堆，她用这些刺在我皮肤上扎上小孔，然后用一根结实的线穿过这些小孔，好把我的伤口缝起来。我的双腿已完全麻木，但两腿间的伤痛剧烈无比，以至我真希望自己能够立刻死掉。
这种残酷的手术在观念上有什么依据？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各民族在割礼起源的时代都没有留下相关文献，对于其真实的意图和观念依据只能通过对割礼地区的现代居民的表述来追索。这些居民所提供的意见归结为两点，第一种意见说，割礼是为了性的洁净，因为那些割除的东西是脏的；第二种意见认为，割礼是为了审美的需要，因为这样是美的。
我们不必在两种意见中赞成一种反对一种，因为不同的人群对同样的问题会出现不同的理解，所以这两种意见都是对的。何况，性的问题和美的问题，就其本源而言，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达尔文曾经引述一位英国哲学家的话说，人类的衣服并不是起源于御寒的目的，而是起源于装饰动机。这个观点值得我们仔细斟酌。而装饰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无疑是为了增强自己在异性面前的性吸引力。至今我们还用“服饰”二字指称与衣服有关的文化艺术现象，这个名字就透露了服装起源的若干秘密。
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割礼习俗还有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据美国人类学家罗维研究，非洲马赛人每四年给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举行一次割礼，这种割礼实际上是成人仪式。同一年举行割礼仪式的年轻人属于同一个“军事年龄级”和“婚姻年龄级”。所有同一年龄的少男在经过割礼之后组成同一个军事组织，驻扎在同一个营地，他们成为部族的最主要的保卫者，也是实施军事行为的主体。日后的婚配中，他们也将跟同一个“婚姻年龄级”的少女相对应，也就是说他们只能从同一次实施割礼的那个年龄级的少女群中寻找配偶。（罗维《初民社会》162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所以，每四年一次的割礼仪式，对马赛人来说是社会分群的一种文化标志，离开了这个标志，他们将不知道如何给自己的民族分群，不知道怎样组织军队，不知道怎样组织婚姻关系。所以，他们对少男少女生殖器官的加工，不但是对他们个体地位的提高（从此可以进入成为社会），也是组织社会分群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马赛人是一个没有政治领袖的民族，他们只有一个卜师通过占卜决定军队的行止。割礼作为他们社会分群的原则之一，构成了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起到了组织社会生活、维系社会的秩序的作用。如果突然废除割礼，他们的社会将无所适从。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割礼导致对身体的重大伤害，造成当事人的精神恐惧和痛苦，这一点为当今的主流社会（也就是强势文化）所无法接受。而超高跟鞋、隆胸等等给人体带来的伤害是隐性的，能够得到当今的主流社会欣赏和鼓励。所以，全世界富于同情心的人士都在关心割礼，而不会用同样的姿态去关心隆胸和超高跟鞋。这会不会也是一种文化歧视？
我当然也反对割礼，但是我觉得反对割礼的时候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当一种文化认为只有实行了割礼的女性才是洁净的、美丽的、可信任的，那么，这种文化中的女性就只有通过割礼才能获得荣誉、地位和性选择的优势。也就是说，如果她敢于不实施割礼，那么她就将失去做一个体面人的资格，甚至面临嫁不出去的风险。这一点很像中国古代的裹脚。当年的裹脚就是一项关系到体面、社会身份和性选择权利的文化行为（尽管是残害人的文化行为。一种文化本来就不保证对所有的人有利），一个女性如果敢于不裹脚，她不但无法争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甚至无法拥有起码的生存空间（直接的结果在性选择的市场失去优势，无法体面地嫁给一个体面的绅士）。所以，裹脚就成了女性保持性选择的优势、争取生存空间的一项积极措施，所以，哪个为孩子的前途负责的父母都不敢错过为女儿裹脚的时机。同样的道理，非洲割礼得支付一笔不小的手术费，可是再穷的父母也得咬紧牙关为女儿攒足这笔开支，因为事关女儿的前途和命运。
所以，在反对非洲割礼的事业中，有两点必须特别注意。第一，切不可因为那些人群还在实施割礼，就用歧视的眼光批评他们残酷和愚昧。历史上的许多文化现象，在旁人和后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必须首先予以理解和同情，然后再以平等之姿态，促成他们的文化之改变。第二，我们应该意识到，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所谓“思想启蒙”，不是改变父母和女儿的思想观念，最重要的是改变一种文化环境及其走向。即使父母及其女儿接受了主流社会的人道主义观念，认为不应该实施割礼，可是，为了在相应的文化环境中获得性选择的优势和生存竞争的优势，他们还是会被迫选择割礼。所以，如果养育和鼓励割礼习俗的文化环境不改变，单方面要求女孩和她的父母拒绝割礼，他们是不愿意予以配合的。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割礼陋习之所以在非洲一些国家屡禁不止，是因为政府对此未予以高度重视。按照我们的理解，要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氛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制定相关法律作为导向，同时由精英群体率先奉行使之形成风尚。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常识，但在非洲未必完全适用。
世界卫生组织的批评源于他们对非洲政治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在西方殖民者介入之前，非洲一部分地区还不知道国家和政府是什么东西。西方学者称之为“有序的无政府状态”，那个所谓“有序”，乃是各个氏族和部落各自为政、自治自决的状态。另一部分地区处于部落酋长制之中，那是一种原始的民主制度，虽然也有国王和政府，虽然国王像神一样受到膜拜和奉养，可是国王的存废取决于各路酋长是不是愿意拥戴之。国王对酋长们所代表的各个部落、氏族的社会生活基本无力过问，他的暴力仅能敲诈一些贡赋而已。所有部落和氏族的社会政治生活依然相当独立，自决其事。甚至还有马赛人这种极端“社会化”、很不“政治化”的民族，他们在为期不远的过去还没有自己的政治领袖，连仪式性的酋长也没有一位，出征打仗靠一位卜师占卜而定。
总之，非洲社会是社会空间比较大、政府行为比较弱的民族。这些在殖民者退出之后仅仅执政几十年的政府，远不像中国和欧洲的政府那样具有两千多年控制社会资源、组织社会运动的经验和权威，他们对社会制度、文化习尚、国民行为模式的影响力远不像西方和中国人所想像的那么大。所以，他们即使有政府出面，也不会像当年的中国那样，政府一声令下，裹脚的现象就比较迅速地被废止，零星的遗存所维持的时间也不太长。事实上有不少（大约十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制定过禁止割礼的法令，可是一直难于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对于割礼，无论国际社会多么重视，无论联合国组织如何利用“反对切割女性生殖器国际日”不遗余力地给当事人群和政府施加压力，其效果不可能来得太迅速。国际主流社会在实施反对割礼的措施时，必须具有清醒的持久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