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影响

 知识分子恐怕是世界上最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即使在诸多事件都已经无可否认的证明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现实生活中“百无一用”后，依然有凯恩斯之流自诩“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然而，仅仅因为知识分子自以为是不代表知识分子说的话就是没有道理的。亚当斯密是一名标准的知识分子。他学富五车，却行为能力极为低下，以至于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处理不利索。我正在读P.J. O'Rourke介绍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书籍《On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作者自由主义和刻意幽默的背后，O'Rourke提及的最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在斯密之前，人们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对的，在斯密之后，人们认为自私自利不但是必然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开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 interest）是良性的。
当然，亚当斯密能够成为分水岭，不可能都是亚当斯密本人的成果。任何人的成就固然有其本身的天才和勤奋的因素，也和整个社会与环境息息相关。如果欧洲本身未能在18世纪经历“启蒙”，那么亚当斯密不要是能够成为经济学之父，只要说几句和教义不符的话就身首异处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亚当斯密更像是一面旗帜，其背后是其他哲人以及无数普通凡夫俗子所做出的贡献。
虽然如此，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旗帜本身也是既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思想是会影响行为的。研究显示，越是资本主义盛行的社会，人就会越自私。越是熟悉经济学的人，其行为方式也就更贴近经济学中所谓“理性人”的模式。
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效果，我们通常无法退一步来看我们日常生活中行为的不自然部分。由于我们的举止和思维方式太过稀松平常，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些模式“本该如此”。但从盖伊·多伊彻《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这样的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于颜色的认知和通过语言对于颜色的表达和形容都不是天然的，更不要说更为复杂的行为方式了。
现代经济学认为所有人都在理性的逐利，但现实却告诉我们并非如此。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理智，人类学则告诉我们，不同的社会可以追逐不同的东西。在《The Social Animal》中，David Brooks写道，人的动机从根本上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其可以因为天生基因、周边的家人、日常生活的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等诸多因素而有所改变。
亚当斯密这样的哲人所提出的思想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人在做一件事时，大多会问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做，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往往基于人本身既有的一套思维体系当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体系或许并不完整、也不深邃，甚至本身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当正是这样的思维体系成为了我们人生的指南针。
在Steven Pinker的最新力作《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中，这名知名的哈佛心理学家写道，今人之所以远不如古人暴力，其根本原因有二：古人必须暴力才能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古人认为采取暴力并无不妥。相比之下，现代社会之人需要通过合作才能互利互惠，而且大多数人从内心已经将暴力视为错的。
在Pinker的叙事中，我们没有看到亚当斯密这样一位分水岭式的人物。但熟知历史的人可以说，从伊拉斯谟到甘地等诸多哲人和政治家无不为这一进程做出了贡献。这些人有些是实干家，有些则是知识分子。实干家提供的是执行力，是他们共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而知识分子则为其提供了指南针。
这正是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所在。虽然知识分子无法所谓“绝对真实”，也无法为“生活的真谛是什么”此类无解的问题找出让人满意的答案，但知识分子往往能够找出一个比既有现状略好的解决方案。
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贡献，那么即使我们全盘推翻既有体系也无法得到更好的生活。这是因为，在一种体系被发现不行之后就会出现真空。此时，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好的体系将其取代，不然的话人们在小兴奋之后又会开始循规蹈矩的生活。
是否能够提供这种服务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的差别。普通人也许无法从道德、社会学、经济学等层面告诉你为什么贫富差距有什么不对，但他们都可以告诉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不对的。研究早就告诉我们，人天生既有道德感，虽然这份道德感并无不一定有逻辑，而且也会很容易的被社会因素所影响，但归根到底，大多数人天生即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此时，拥有知识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精准的发现问题，更有深度的去分析问题，甚至可以跳过我们本身思维的盲点让我们看到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但知识无法为我们带来质的飞跃。
相比之下，只有在有了知识后，我们才能找到真正比既有系统更好的解决方案。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知识并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或者只是前人的经验，而是一种包罗万象、接近“真理”的东西。
从纸张上吸引养分是必须的。“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在这种情况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够帮助我们绕过不少弯路。第一个发明轮子的人是天才，21世纪还在琢磨怎么发明轮子的人是智障。虽然人类累积的知识是巨大的，但死读书并不是办法，而不能纸上谈兵这一告诫自古既有。这是因为，生活的道理和原则其实大家都懂，是真正的“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但如何妥善利用每一个道理却是门艺术。《孙子兵法》谁都可以看，但看完这本宝典后是成为赵括还是成为战无不胜的武田信玄却是个人的修行。如何能够做到活学活用才是真正的本事，而这时仅仅看书和死记硬背所无法赋予我们的。
能够让我们学会如何活学活用的只有经验，而这种经验又分两种：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在这两种经验中，直接经验虽然让我们印象深刻，却也是有限的。而且，个人经验强调因果性，忽略偶然性和数据思维的必须性，以至于个人经验所得到的结晶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害无益的。
因此，我们是十分有必要依赖前人经验的，这和需要读书获取学识是一样的道理，但如何吸取间接经验也是一门学问。这是因为，采取经验时我们往往会同样陷入纸上谈兵的泥潭中，并且因为自己脑海中的盲点而各种想当然。
鉴于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把偶然的事件逻辑化，并从中找出莫须有的教训来。比如政治方面，我们很难说什么好、什么不好。从表面上来看，西方成熟的政经体系是值得临摹的，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数十年的摸索后依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The Mystery of Capital》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尔南多·德索托写道，以南美为例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全面引入西方体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地很多的传统与西方体系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引入一个所谓合理的体系会造成“排外反应”。因此，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成功的案例是少见的，像中国这种不伦不类的反而是大多数国家的遭遇。
很多人认为，如果无法全盘吸引舶来体系，那么我们亦可以吸收这些体系中的某一部分。但在很多时候，这种零敲碎打的引入并不理想。这是因为，整个西方体系乃是一个系统。在《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福山提到，西方社会学近几十年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从整体去理解另一个社会。某些单独看起来是不理性的行为其实整体看是十分合理的。
比如西方人一早假设人乃是自私自利的，所以在分配蛋糕时一定会给自己留较大一块。此时，当他们看到某些原始部落会公平分蛋糕、甚至让对方多占时就变得十分不理解，认为对方没有进化好。近年来，我们才知道这些部落如此做是有道理的。公平分蛋糕的部落很多以狩猎为生，而打猎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运气的。此时，最合理的方法自然是任何人有战果就和其他人分享，因为这保证自己运气不佳时也有饭吃。同理，那些让别人多吃多占的部落多有一些潜在的原则，要求每个人受人滴水之恩就必须涌泉相报，因此每个人才会愿意随时随地向他们施恩、以备不时之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复杂的，而且其中每个部分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此时，如果我们仅仅引入社会制度的某一部分，那么其来到一个陌生环境下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也是不可知的。正因为如此，自埃德蒙·伯克以来的保守主义者才强调，即使我们要进步，也要一小步、一小步来，同时任何太过激进的措施都是难以得逞的，因为其肯定会被根深蒂固的原有思想所“排外”。
伯克在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时即预言，这场革命会无法实现自己的初衷的，而他的这一正确的语言正是源自于他对“社会和未来不可知”这一根本信念。实际上，就连亚当斯密那会横扫世界的经济论都花了200年时间逐步传播，更不要说其他没那么正确、也没那么有影响力的学说了。因此，作为知识分子，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范畴也是十分必须的。
在讨论了这些问题后，我们就可以知道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做得了。他们应该从书本上获得学识，却不应该认为自己可以立刻活学活用、战无不胜。他们应该多听多看，从而吸取他人的经验，但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任何教训都有可能是有误导性的。为了避免冒进，采取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论调是必须的，知道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不可知的，之后在可知的范围内去尽人事，大力宣传自己的学说或去做实事，才是一名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