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则非道—读《关尹子》(旧文重发）
《关尹子》这部书传说是春秋末期尹喜所著，尹喜就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上那个请求老子留著《道德经》的函谷关守吏，据说他因此得到了老子的真传，后来被奉为道家一祖。不过《关尹子》这部书，据后人考证，乃是宋人托名之作，其中杂合了儒、道、释三家的思想。就本人阅读来说，也明显地感觉到了它和《老子》、《庄子》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书中对“道”的理解。
书的第一章都在论道。此书开篇便道：“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显然是对《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一种澄清。人们在读到老子这句话的时候，往往会觉得“道”是一个非常幽深玄秘的存在，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关尹子》一开篇就说：“不可言即道”呢？事实上，它并不是说不能说的就是“道”，它想表明的是，我们不应该把精力花费在对“道”无谓的言辩之上，因为，“道”本来就是要求人们去妄，无执的。也就是说，人不仅不能执于万物，同样的人也不能顽固地执守“道”，明白这个道理才能称为得道之人。
书中反复强调了这一思想。“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像这样的话，书中还有很多，这里多举无益。它认为一个人如果 “忽遇異物，橫執為道”，固执所谓的“道”对于他的修道来说只不过是“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它还进一步地指出固执于“道”可能给人带来的巨大的危害。它说：“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把固执于“道”的人比喻成了迷惑于鱼饵的鱼，鱼饵不但于鱼无益，反而可能使鱼丧失生命，“道”也一样。它还说：“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也是这个道理。它还用这个道理反面地解释了《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说：“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认为一个固执于所谓“道”的人，甚至会在早晨刚刚听到了精妙的“道”之后，晚上就因为太固执于“道”而死亡。
这种思想其实在《庄子》里面已见端倪，不过庄子虽然有这种认识，还是不能从他的“齐物”思想中摆脱出来，整一部《庄子》都以“齐物”思想为核心，企图消除世界万物的差别，从而达到他的“逍遥无待”的理想状态，但最终却难于消除“齐物”与万物的差别。不过还是让我们看一下他的这种思想的端倪吧。他在《齐物论》中提出了消除万物的差别性之后，发现自己的言论事实上也正在制造一种差别，所以就想提出一种补救的办法来，就提出了“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这样的说法，想通过不断的否定来达到他所谓的“齐物”。不过最终他还是陷入了“齐物”的泥潭而不可自拔。
与《庄子》不同，《关尹子》看清了所谓的“道”的虚妄与物的虚妄，是一样的，物不可执，“不可执”也不可执，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按照规律来办事。与老子的“以柔得刚”的规律不同，《关尹子》虽然也认为不能过分逞强，但它同样没有沉溺在对“柔”当中，相反的，它在对规律的认识上显得比老庄理性得多。比如在治国方面，老庄很自然地要排斥一切的繁琐的名目，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在他们看来是无谓的，他们追求的是摒弃文明成果的“毫无矫饰”的“小国寡民”社会。而《关尹子》并不认同老庄的这种想法，在《极》篇中，它说：“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在这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成为了圣人“自然”而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它看来，“仁义礼智信”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我想《关尹子》大概意识到了，社会组织本身需要的规范性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这正是它对“自然”二字理解的深刻性之所在。“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眾人，特物不能拘爾。”在《关尹子》看来真正的圣人并不刻意表现出有什么与众不同，真正的圣人表现得与众人无异：“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眾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眾人。”他们与大众相处不是用所谓的“道”来教育大众，而是注重顺应大众的习惯，这才真正符合处世规律。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出来。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种全新的对“自然”二字的认识。按照《关尹子》的认识，我们追求自然，但“自然”并不是消极地否定一切作为，而是按照各方面存在的客观规律来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如果一味地想要自然而自然的话，那就成了另一种不自然了。一个人如果想要当隐士的话，按照《关尹子》的理论来说，似乎不必到偏僻的村野之处装出一副很清高的样子，在闹市当中同样也有隐士。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想要遁入佛门的话，也没有必要到寺庙里面念佛吃斋，房中也可成佛。
书的第一章都在论道。此书开篇便道：“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显然是对《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一种澄清。人们在读到老子这句话的时候，往往会觉得“道”是一个非常幽深玄秘的存在，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关尹子》一开篇就说：“不可言即道”呢？事实上，它并不是说不能说的就是“道”，它想表明的是，我们不应该把精力花费在对“道”无谓的言辩之上，因为，“道”本来就是要求人们去妄，无执的。也就是说，人不仅不能执于万物，同样的人也不能顽固地执守“道”，明白这个道理才能称为得道之人。
书中反复强调了这一思想。“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像这样的话，书中还有很多，这里多举无益。它认为一个人如果 “忽遇異物，橫執為道”，固执所谓的“道”对于他的修道来说只不过是“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它还进一步地指出固执于“道”可能给人带来的巨大的危害。它说：“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把固执于“道”的人比喻成了迷惑于鱼饵的鱼，鱼饵不但于鱼无益，反而可能使鱼丧失生命，“道”也一样。它还说：“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也是这个道理。它还用这个道理反面地解释了《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说：“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认为一个固执于所谓“道”的人，甚至会在早晨刚刚听到了精妙的“道”之后，晚上就因为太固执于“道”而死亡。
这种思想其实在《庄子》里面已见端倪，不过庄子虽然有这种认识，还是不能从他的“齐物”思想中摆脱出来，整一部《庄子》都以“齐物”思想为核心，企图消除世界万物的差别，从而达到他的“逍遥无待”的理想状态，但最终却难于消除“齐物”与万物的差别。不过还是让我们看一下他的这种思想的端倪吧。他在《齐物论》中提出了消除万物的差别性之后，发现自己的言论事实上也正在制造一种差别，所以就想提出一种补救的办法来，就提出了“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这样的说法，想通过不断的否定来达到他所谓的“齐物”。不过最终他还是陷入了“齐物”的泥潭而不可自拔。
与《庄子》不同，《关尹子》看清了所谓的“道”的虚妄与物的虚妄，是一样的，物不可执，“不可执”也不可执，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按照规律来办事。与老子的“以柔得刚”的规律不同，《关尹子》虽然也认为不能过分逞强，但它同样没有沉溺在对“柔”当中，相反的，它在对规律的认识上显得比老庄理性得多。比如在治国方面，老庄很自然地要排斥一切的繁琐的名目，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在他们看来是无谓的，他们追求的是摒弃文明成果的“毫无矫饰”的“小国寡民”社会。而《关尹子》并不认同老庄的这种想法，在《极》篇中，它说：“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在这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成为了圣人“自然”而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它看来，“仁义礼智信”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我想《关尹子》大概意识到了，社会组织本身需要的规范性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这正是它对“自然”二字理解的深刻性之所在。“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眾人，特物不能拘爾。”在《关尹子》看来真正的圣人并不刻意表现出有什么与众不同，真正的圣人表现得与众人无异：“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眾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眾人。”他们与大众相处不是用所谓的“道”来教育大众，而是注重顺应大众的习惯，这才真正符合处世规律。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出来。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种全新的对“自然”二字的认识。按照《关尹子》的认识，我们追求自然，但“自然”并不是消极地否定一切作为，而是按照各方面存在的客观规律来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如果一味地想要自然而自然的话，那就成了另一种不自然了。一个人如果想要当隐士的话，按照《关尹子》的理论来说，似乎不必到偏僻的村野之处装出一副很清高的样子，在闹市当中同样也有隐士。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想要遁入佛门的话，也没有必要到寺庙里面念佛吃斋，房中也可成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