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和哥大东亚系
110年前，在美国当仆人的中国劳工丁龙捐献了自己的全部积蓄1.2万美元，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设立汉学系,以传播中华文化。他的主人卡本蒂埃为了实现丁龙的愿望，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上个世纪末，考稽梳理西方汉学旧事的时候，我不经意间撩开了美国汉学尘封的一角，查找出了一百年前一个卑微的赴美华工丁龙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之间的因缘。此事时隔久远且缺乏正规记录，我只能利用口述证言、一鳞半爪的史料、私人记录、信件和未经公开的校史文件、会议记录、美国郡县史及镇志考稽、电话、信访等，尽量还原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在当时的发生地只是一件人人知之但却语焉不详的飘渺往事，如果没有当时那段筚路蓝缕的挖掘和抢救还原历程，它也许永远就只能流于传说了。
穷苦华人劳工丁龙110年前捐钱兴办汉学系的事情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是一个常识。但是，如果哪天有人贸然问一声“为什么”，得到的很可能是令人绝望的无解。为此，我踏上了寻找答案的道路。按理说，这事情发生不过一百余年，这么近的史实求证起来有何难呢？可惜的是，当时的丁龙默默无闻，他的一生也许就做了这么一件大事，然后就云逸杳遁了。
丁龙捐款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查遍相关文献，翻遍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查找了纽约市和周围几个州、县的人口登记和出生及死亡记录，询问了纽约警察局一百年前的户籍记录，查找了美国和加拿大海关进出北美之中国旅客的所有登记，甚至连当时丁龙曾经生活过的加州旧金山和奥克兰市的政府记录都曾查询过，但丁龙仍然隐藏在尘封的历史中。最后，我查找到了一个多世纪前哥伦比亚大学两任校长和一个校董之间大约三年间的通信，丁龙的故事才神奇而朦胧地浮出水面。
卑微华工的宏大心愿
1901年春夏之交，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当时按照美国人的习惯被称为“猪仔”、来自中国广东的华工丁龙。这位贫穷的华工为了宣扬彼时倍受屈辱的祖国的文明和文化，终生未婚，孜孜矻矻省吃俭用，想将一生积蓄捐献给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研究系。
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于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建，目的在于造就其殖民地的统治者，没想到培养的却是自己的掘墓人——哥伦比亚大学前两届毕业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从起草宪法者到后来当上总统、财政部长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哥大最早建在纽约华尔街附近，那个地方临近金融区和市政府，到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后来学校扩大，它就向上城推移到了现在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可是到了1897年，有远见的校长发现那个地方又快成了市中心，决定学校还要继续北迁。
这样，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了百老汇116街的今址。校区新建，百废待兴，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像是一个大工地，一派生机，热气腾腾。丁龙捐建汉学系的往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有人捐钱，美国大学一般是乐于接受的，但这次却出现了意外。首先，这笔捐款是有条件的，它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建立一个汉学系。其次，建汉学系要用多少钱，这个卑微的华工根本没有概念。他自己没有正式上过学，他一生的积蓄是1.2万美元，这对当时一般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而言也是巨款，但对要在世界著名大学建立一个学术系科来说，差得太远。第三个条件就更重要了：那时等级森严，名牌大学也并不是谁捐的钱都收的。
为了用这笔捐款达成自己的心愿，丁龙历尽艰辛。幸运的是，当时他有一个敬重他和深深赏识他的主人卡本蒂埃(1824-1918)将军。卡本蒂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校友和大金主，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和女校的校董。为了实现自己仆人的这个愿望，卡本蒂埃多次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任校长斡旋，自己又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甚至捐献出了自己在纽约的住房；建成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之日，他本人也被拖累至濒临破产，只得搬回纽约上州乡村的老家度过余生。这场持续多年的捐献史无前例甚至堪称悲壮。
事情还没有这样简单。即使有了富翁和杰出校友、校董的出面支持并追加补足了建系的全部花销，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校方还是不愿意以丁龙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来命名和设立一个系科。他们曾经想用当时清朝总理大臣李鸿章的名义（李当时刚刚访问过纽约，在纽约家喻户晓）；也想过用当时清朝驻美大使伍廷芳的名义来命名这个系；后来，慈禧太后得悉消息后，捐赠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五千多卷善本书，学校又想用中国皇家的名义来命名。令人钦佩的是，卡本蒂埃始终坚持用仆人丁龙来命名这个系科，否则他就撤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妥协了，于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还能记着这位华工的名字。
卡本蒂埃1850年前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其先祖来自欧洲。他出身微寒但成绩优异，是律师和实业家，在开发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中，他以一己之力打造了今天闻名西海岸的奥克兰市。他在当地修铁路、建海港、造大坝、筹建军队和市政府，并自任市长。晚年，他把奥克兰市交还给了联邦政府后，退休回到纽约老家。
卡本蒂埃的名字，是我在寻找有关丁龙的历史的艰难探索中偶然发现的。因为发现了他，丁龙捐款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汉学系的全程就在我们面前渐渐展开了。
主仆之间的承诺与情谊
其实，我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是在童年时期，它像一个美丽传说，支离破碎、断断续续却颇为感人。没想到，数十年后，在梳理美国汉学史时，我发现它就发生在我求学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为了验证这段史实，我采访过学校最早的华人汉学教授、102岁的王际真先生，也采访过荣休教授夏志清和其他前辈。可惜的是，这件事虽然过去不过百年且人人皆知，但却几乎没有任何书面资料留存下来。在知道此事的一代人那里，它是口传历史，而到了下一代人那里，它就只能流于民俗传说、罗曼史和无缘无据的稗官野史了。
从前辈教授那里，我得知了有关丁龙的全部故事。但故事不是历史，我需要文件和笔录的材料证实。于是，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试图查找文献和史料。很幸运，我查找到了早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一位前辈蒋彝的一份书面记录，算是公开出版的一份资料，其中简单提到这件史实。蒋彝先生在东亚系任教时距此事发生尚不甚远，他大约接触过一些知情者，他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可惜，他的记述很简略，而且是文学性描写，很难服人。
一个偶然的际遇，我因搜求其他资料，与东亚图书馆的一位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她建议我到校史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
档案馆没让我失望，我在那里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丁龙”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一页的标示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那时只有四位教授荣膺此位，此四人皆担任过系主任之职。在这个条目下，一行简短介绍表明这一学衔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在1901年由卡本蒂埃惠赠基金所建。卡本蒂埃的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佣人丁龙而设的。另一页则是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早年报道丁龙捐助一生积蓄感动其主故事的一份英文报纸的短文。
这些发现给我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特别是此事的另一个主角——卡本蒂埃浮出了水面。我顺藤摸瓜调出了卡本蒂埃的文卷，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先生热心地帮我捧来了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历史资料，其中包括筹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期间卡本蒂埃和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史料。我翻阅着这满载沉重历史的亲笔书信和文件，不禁心潮起伏。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寻找有关卡本蒂埃的资料。历尽周折，我终于复原了卡本蒂埃的身世以及他建造美国铁路大干线时雇佣中国劳工并选择丁龙做他管家的往事。那时，加州正疯狂地虐待华工，但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在同华人接触中，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要强的优秀品质。丁龙就是被雇佣的华工之一，他只受过一些起码的教育，略能读书写字，且谨遵孔夫子的教诲。大约在19世纪50年代，他开始跟随卡本蒂埃，成了他的私人管家，为他做饭并打理日常事务。卡本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有时难免发脾气。一次，由于为一些烦琐的小事烦恼，他解雇了丁龙并让他立即离开。次日清晨，他才意识到了自己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忠诚的仆人，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什么麻烦。但出乎意料的是，早晨开饭时，丁龙竟奇迹般地出现了，并一如既往给他准备了早餐。卡本蒂埃深感悔愧，并立誓不再犯同样的毛病。丁龙平静地原谅了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本质上是个好人，孔夫子的教导也使他深知忠诚的重要。丁龙的忠诚感动了卡本蒂埃，使他知道了在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孔夫子。
1889年，卡本蒂埃离开加州返回纽约，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卡本蒂埃向丁龙许愿，要为他做一件事，这时候，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一幕——丁龙提出要在哥伦比亚建一个汉学系，并决定为此捐出自己全部1.2万美元的积蓄，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为促进中美之间的互相了解做点事。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其实他对孔夫子也所知甚少。而卑微如他，却做出了富贵如王公巨卿、博学如鸿儒太傅辈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义举。他只是以中国人的个体形象在海外挣扎，并以自己信奉的理想和道德标准去严格要求自己，却在无形中感化了别人，传播了中华文明。
诚心感动哥大校长
1901年6月8日，深受感动的卡本蒂埃写信给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50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此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笔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留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1901年6月28日，丁龙也写信捐出了自己的积蓄。他在写给校长的信中标明“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并在署名中写上了“一个中国人”。（见右上图）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卡本蒂埃这样写道：“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慎小心，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考虑到当时美国一般民众特别是居心险恶的政治家煽动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卡本蒂埃如此褒赞丁龙，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连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都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
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回复道：“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之出身寒微却生性高贵具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同样是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当时国会法案通过的迫害华人的条款：“我并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更不是在帮残酷和落后的中国辩护，其统治者的罪恶使得它在行进途中蹒跚踉跄、步履维艰。但现在看起来似乎应该是我们去更多地了解和关注住在东亚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那大约七亿人们的时候了。”(1901年7月20日)
经过努力，丁龙和卡本蒂埃在哥伦比亚大学建汉学系的诚心感动了校长和当权者，当年的学校毕业生典礼上,学校方面宣布了这一消息。而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不同于学殖深厚的欧洲汉学（滥觞于文艺复兴），它们大多偏重于实用目的。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之一，而且也是完全按照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在创办东亚系时就得到了捐助人卡本蒂埃的慷慨捐助。正是因为“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欧洲任何大学的酬金，使得它能够邀请到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极为郑重其事，派出了哥伦比亚大学最优秀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最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巨匠弗兰兹·博厄斯(FranzBoas)教授。哥大校长直接托付这位著名的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慕尼黑为筹建汉学系遴选“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人选。博厄斯和其他教授选中了世界汉学巨擘德国人夏德(此人后来为胡适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此前，他们荐举了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来哥大做“中国与中国人”系列讲座，以启动汉学系建系进程。系列讲座后来出版，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最高水平。
此后的一百年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秉承传统，一直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镇。难能可贵的是，系主任富路特教授后来关于系史的著作，正式记述了这段传奇的建系历程。
那么，丁龙后来究竟归于何处？20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建校250年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寻找。我们找到了卡本蒂埃在纽约上州高文镇度晚年的老家。我惊奇地查找到了那个小镇上有一条一百年前命名的“丁龙路”。一百年来，小镇上的人们用这种别致的方式来铭记一位在美国做过贡献的东方人。
卡本蒂埃也有出色的后续表现。认识了丁龙，也就认识了他在遥远东方的祖国，卡本蒂埃后来又捐款给丁龙家乡的岭南大学医学院，在岭南大学的校史记录上，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早年捐款者卡本蒂埃的名字。
丁龙的故事乍看上去有些不可能、不可信和不可知。像是神话，却是现实。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渺小，但人的意志不死。丁龙以卑微之身做成了彪炳史册的大事。中国曾经出过武训，我当年的调查报告曾经把丁龙比做“纽约的武训”。眼下的中国已远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中国有了经济能力，有了发言的权力，我们更要珍惜。不要怕自己渺小，不要怕自己能力不够，更不要自我膨胀和盲目虚骄。瞄准高尚事业，有理想，敢于把理想诉诸实践并且始终不放弃，你就是丁龙。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学院讲师）
 |
上个世纪末，考稽梳理西方汉学旧事的时候，我不经意间撩开了美国汉学尘封的一角，查找出了一百年前一个卑微的赴美华工丁龙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之间的因缘。此事时隔久远且缺乏正规记录，我只能利用口述证言、一鳞半爪的史料、私人记录、信件和未经公开的校史文件、会议记录、美国郡县史及镇志考稽、电话、信访等，尽量还原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在当时的发生地只是一件人人知之但却语焉不详的飘渺往事，如果没有当时那段筚路蓝缕的挖掘和抢救还原历程，它也许永远就只能流于传说了。
穷苦华人劳工丁龙110年前捐钱兴办汉学系的事情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是一个常识。但是，如果哪天有人贸然问一声“为什么”，得到的很可能是令人绝望的无解。为此，我踏上了寻找答案的道路。按理说，这事情发生不过一百余年，这么近的史实求证起来有何难呢？可惜的是，当时的丁龙默默无闻，他的一生也许就做了这么一件大事，然后就云逸杳遁了。
丁龙捐款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查遍相关文献，翻遍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查找了纽约市和周围几个州、县的人口登记和出生及死亡记录，询问了纽约警察局一百年前的户籍记录，查找了美国和加拿大海关进出北美之中国旅客的所有登记，甚至连当时丁龙曾经生活过的加州旧金山和奥克兰市的政府记录都曾查询过，但丁龙仍然隐藏在尘封的历史中。最后，我查找到了一个多世纪前哥伦比亚大学两任校长和一个校董之间大约三年间的通信，丁龙的故事才神奇而朦胧地浮出水面。
卑微华工的宏大心愿
1901年春夏之交，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当时按照美国人的习惯被称为“猪仔”、来自中国广东的华工丁龙。这位贫穷的华工为了宣扬彼时倍受屈辱的祖国的文明和文化，终生未婚，孜孜矻矻省吃俭用，想将一生积蓄捐献给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研究系。
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于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建，目的在于造就其殖民地的统治者，没想到培养的却是自己的掘墓人——哥伦比亚大学前两届毕业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从起草宪法者到后来当上总统、财政部长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哥大最早建在纽约华尔街附近，那个地方临近金融区和市政府，到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后来学校扩大，它就向上城推移到了现在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可是到了1897年，有远见的校长发现那个地方又快成了市中心，决定学校还要继续北迁。
这样，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了百老汇116街的今址。校区新建，百废待兴，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像是一个大工地，一派生机，热气腾腾。丁龙捐建汉学系的往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有人捐钱，美国大学一般是乐于接受的，但这次却出现了意外。首先，这笔捐款是有条件的，它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建立一个汉学系。其次，建汉学系要用多少钱，这个卑微的华工根本没有概念。他自己没有正式上过学，他一生的积蓄是1.2万美元，这对当时一般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而言也是巨款，但对要在世界著名大学建立一个学术系科来说，差得太远。第三个条件就更重要了：那时等级森严，名牌大学也并不是谁捐的钱都收的。
为了用这笔捐款达成自己的心愿，丁龙历尽艰辛。幸运的是，当时他有一个敬重他和深深赏识他的主人卡本蒂埃(1824-1918)将军。卡本蒂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校友和大金主，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和女校的校董。为了实现自己仆人的这个愿望，卡本蒂埃多次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任校长斡旋，自己又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甚至捐献出了自己在纽约的住房；建成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之日，他本人也被拖累至濒临破产，只得搬回纽约上州乡村的老家度过余生。这场持续多年的捐献史无前例甚至堪称悲壮。
事情还没有这样简单。即使有了富翁和杰出校友、校董的出面支持并追加补足了建系的全部花销，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校方还是不愿意以丁龙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来命名和设立一个系科。他们曾经想用当时清朝总理大臣李鸿章的名义（李当时刚刚访问过纽约，在纽约家喻户晓）；也想过用当时清朝驻美大使伍廷芳的名义来命名这个系；后来，慈禧太后得悉消息后，捐赠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五千多卷善本书，学校又想用中国皇家的名义来命名。令人钦佩的是，卡本蒂埃始终坚持用仆人丁龙来命名这个系科，否则他就撤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妥协了，于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还能记着这位华工的名字。
卡本蒂埃1850年前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其先祖来自欧洲。他出身微寒但成绩优异，是律师和实业家，在开发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中，他以一己之力打造了今天闻名西海岸的奥克兰市。他在当地修铁路、建海港、造大坝、筹建军队和市政府，并自任市长。晚年，他把奥克兰市交还给了联邦政府后，退休回到纽约老家。
卡本蒂埃的名字，是我在寻找有关丁龙的历史的艰难探索中偶然发现的。因为发现了他，丁龙捐款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汉学系的全程就在我们面前渐渐展开了。
主仆之间的承诺与情谊
其实，我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是在童年时期，它像一个美丽传说，支离破碎、断断续续却颇为感人。没想到，数十年后，在梳理美国汉学史时，我发现它就发生在我求学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为了验证这段史实，我采访过学校最早的华人汉学教授、102岁的王际真先生，也采访过荣休教授夏志清和其他前辈。可惜的是，这件事虽然过去不过百年且人人皆知，但却几乎没有任何书面资料留存下来。在知道此事的一代人那里，它是口传历史，而到了下一代人那里，它就只能流于民俗传说、罗曼史和无缘无据的稗官野史了。
从前辈教授那里，我得知了有关丁龙的全部故事。但故事不是历史，我需要文件和笔录的材料证实。于是，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试图查找文献和史料。很幸运，我查找到了早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一位前辈蒋彝的一份书面记录，算是公开出版的一份资料，其中简单提到这件史实。蒋彝先生在东亚系任教时距此事发生尚不甚远，他大约接触过一些知情者，他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可惜，他的记述很简略，而且是文学性描写，很难服人。
一个偶然的际遇，我因搜求其他资料，与东亚图书馆的一位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她建议我到校史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
档案馆没让我失望，我在那里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丁龙”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一页的标示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那时只有四位教授荣膺此位，此四人皆担任过系主任之职。在这个条目下，一行简短介绍表明这一学衔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在1901年由卡本蒂埃惠赠基金所建。卡本蒂埃的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佣人丁龙而设的。另一页则是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早年报道丁龙捐助一生积蓄感动其主故事的一份英文报纸的短文。
这些发现给我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特别是此事的另一个主角——卡本蒂埃浮出了水面。我顺藤摸瓜调出了卡本蒂埃的文卷，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先生热心地帮我捧来了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历史资料，其中包括筹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期间卡本蒂埃和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史料。我翻阅着这满载沉重历史的亲笔书信和文件，不禁心潮起伏。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寻找有关卡本蒂埃的资料。历尽周折，我终于复原了卡本蒂埃的身世以及他建造美国铁路大干线时雇佣中国劳工并选择丁龙做他管家的往事。那时，加州正疯狂地虐待华工，但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在同华人接触中，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要强的优秀品质。丁龙就是被雇佣的华工之一，他只受过一些起码的教育，略能读书写字，且谨遵孔夫子的教诲。大约在19世纪50年代，他开始跟随卡本蒂埃，成了他的私人管家，为他做饭并打理日常事务。卡本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有时难免发脾气。一次，由于为一些烦琐的小事烦恼，他解雇了丁龙并让他立即离开。次日清晨，他才意识到了自己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忠诚的仆人，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什么麻烦。但出乎意料的是，早晨开饭时，丁龙竟奇迹般地出现了，并一如既往给他准备了早餐。卡本蒂埃深感悔愧，并立誓不再犯同样的毛病。丁龙平静地原谅了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本质上是个好人，孔夫子的教导也使他深知忠诚的重要。丁龙的忠诚感动了卡本蒂埃，使他知道了在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孔夫子。
1889年，卡本蒂埃离开加州返回纽约，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卡本蒂埃向丁龙许愿，要为他做一件事，这时候，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一幕——丁龙提出要在哥伦比亚建一个汉学系，并决定为此捐出自己全部1.2万美元的积蓄，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为促进中美之间的互相了解做点事。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其实他对孔夫子也所知甚少。而卑微如他，却做出了富贵如王公巨卿、博学如鸿儒太傅辈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义举。他只是以中国人的个体形象在海外挣扎，并以自己信奉的理想和道德标准去严格要求自己，却在无形中感化了别人，传播了中华文明。
诚心感动哥大校长
1901年6月8日，深受感动的卡本蒂埃写信给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50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此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笔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留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1901年6月28日，丁龙也写信捐出了自己的积蓄。他在写给校长的信中标明“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并在署名中写上了“一个中国人”。（见右上图）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卡本蒂埃这样写道：“不错，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慎小心，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考虑到当时美国一般民众特别是居心险恶的政治家煽动反华仇华的时代背景，卡本蒂埃如此褒赞丁龙，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连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都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
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回复道：“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之出身寒微却生性高贵具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同样是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当时国会法案通过的迫害华人的条款：“我并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更不是在帮残酷和落后的中国辩护，其统治者的罪恶使得它在行进途中蹒跚踉跄、步履维艰。但现在看起来似乎应该是我们去更多地了解和关注住在东亚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那大约七亿人们的时候了。”(1901年7月20日)
经过努力，丁龙和卡本蒂埃在哥伦比亚大学建汉学系的诚心感动了校长和当权者，当年的学校毕业生典礼上,学校方面宣布了这一消息。而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不同于学殖深厚的欧洲汉学（滥觞于文艺复兴），它们大多偏重于实用目的。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之一，而且也是完全按照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在创办东亚系时就得到了捐助人卡本蒂埃的慷慨捐助。正是因为“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欧洲任何大学的酬金，使得它能够邀请到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极为郑重其事，派出了哥伦比亚大学最优秀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最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巨匠弗兰兹·博厄斯(FranzBoas)教授。哥大校长直接托付这位著名的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慕尼黑为筹建汉学系遴选“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人选。博厄斯和其他教授选中了世界汉学巨擘德国人夏德(此人后来为胡适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此前，他们荐举了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来哥大做“中国与中国人”系列讲座，以启动汉学系建系进程。系列讲座后来出版，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最高水平。
此后的一百年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秉承传统，一直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镇。难能可贵的是，系主任富路特教授后来关于系史的著作，正式记述了这段传奇的建系历程。
那么，丁龙后来究竟归于何处？20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建校250年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寻找。我们找到了卡本蒂埃在纽约上州高文镇度晚年的老家。我惊奇地查找到了那个小镇上有一条一百年前命名的“丁龙路”。一百年来，小镇上的人们用这种别致的方式来铭记一位在美国做过贡献的东方人。
卡本蒂埃也有出色的后续表现。认识了丁龙，也就认识了他在遥远东方的祖国，卡本蒂埃后来又捐款给丁龙家乡的岭南大学医学院，在岭南大学的校史记录上，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早年捐款者卡本蒂埃的名字。
丁龙的故事乍看上去有些不可能、不可信和不可知。像是神话，却是现实。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渺小，但人的意志不死。丁龙以卑微之身做成了彪炳史册的大事。中国曾经出过武训，我当年的调查报告曾经把丁龙比做“纽约的武训”。眼下的中国已远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中国有了经济能力，有了发言的权力，我们更要珍惜。不要怕自己渺小，不要怕自己能力不够，更不要自我膨胀和盲目虚骄。瞄准高尚事业，有理想，敢于把理想诉诸实践并且始终不放弃，你就是丁龙。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