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之重拾
每个人每个阶段可能心中会有一个议题。在这个时间段里读的每本书，似乎都能为这个议题贡献一部分解答。或者，书籍帮我们拼凑起一个心中的世界。
这两本书是前面没记录完读后感的：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和刘心武的小说《钟鼓楼》。http://www.douban.com/note/173192645/当时没写完，因为偶一耽搁，很快就忘记内容了。今天在地铁上忽然又想起来。
梁启超29岁写《李鸿章》传，并不是因为他对李鸿章推崇备至而要为他著书立说，同年李鸿章刚刚离世，年轻的梁启超对那个世界有太多见解，需要通过李鸿章来直抒胸臆。在梁启超的眼中，李鸿章是个“不学无术”之人。为何？李鸿章大有才干，手段了得，且能忍辱负重，却眼界狭隘，对当时的潮流没有超前的认识，因此只能以他的才干，为一个趋死的旧世界添片刻苟延残喘。
怎么就“不学无术”呢？因为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彼时19世纪“竞争进化之世”，国民之原理，世界之大势，政治之本原，是什么？
李鸿章所在的时代，世界势力大潮仿佛平复，内中却酝酿汹涌：”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
而科学进步成为世界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伊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飚，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
李鸿章看似把握潮流，兴办洋务，可是“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
为对比，梁启超特列出了日本在战事以前所办的洋务，包括了语言、教育、商务、机械制造、国防、外交、数学化学等各学科、开矿、纺织、船务、医学等各方面。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纵使派学生出国留学，“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而且最后军事和商务的洋务运动都失败了。
“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
那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作为一个有可能左右国家命运的人，他应该知道什么呢？
他应该知国家之为何物，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一种解放国民力量的新的政体，在酝酿，在彼方已成气候，“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而这边厢，李鸿章却仅仅“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在早期梁启超的改革思想里，他已经隐隐感觉到世界的政治在改变，在从专制走向另一种方式。
有一个我从野史里读来的没有验证过的小故事可能可以说明一二。李鸿章出访英国，看到了英国的报纸，发现上面大小诸事都登载，大不以为然。他向英国人提出：譬如火灾等事，就不应让女王知道。而有些事实真相，有违政府旨意，也不应让读者知道。
梁启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问何为国务，何为政治，何为一个国家改革的具体细节。而只见皮毛，不问根源，贪图捷径，做山寨文章的事，是国人的习性。好比绣花枕头，表面好看，可全是堆砌，内里经不住推敲。这种习性，恐怕之前受了政治的影响，现在却被商业推波助澜。绣花枕头随处可见，比如各档穿越大戏，服装、演员、场景恁的华丽光鲜，一开口都是恶仿红楼梦的腔调：“既如此，我竟不知”“横竖不过是身子不适，并无大碍”“也未可知也”“，剧情都不经推敲，只图个表面囫囵。要说挖古，老祖宗有无数的好东西，怎么就少有人肯静下心来细细研究观察，扫去尘土认真奉出一两件？总是才有半瓶子水就急着自抬身价。考据里有大文章。愿意认真做研究，才能得到真理吧。抄袭也要认认真真地抄，才能举一反三个好来。此谓“有学”。
唯一的，年年看米兰、巴黎时装周上顶尖品牌风光走秀，传承有序，天马行空，而国内的秀场惨不忍睹。不如就把一两个穿越戏里偶尔复刻的两件戏服直接走上去，我看靠老祖宗还能稍微拼个一二，“也未可知也”。
《钟鼓楼》更新一个新的时代。40岁的刘心武在1983年写成《钟鼓楼》，叙述的是1982年的北京钟鼓楼一带什刹海附近的一条胡同在12月12日这一天发生的故事。八十年代，一切仿佛百废待兴，各个角落愿意沉心图强的普通人正厚积待发。让人感慨，让人欣慰，让人顿生希望，经历过荒芜和混乱，我们终于要走向正途了。
然而这丝希望的脉络，又断在何时呢？
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何时能实践？
后来我在电视剧《我和我的小姨》里看到一个北京城晨雾茫茫，钟鼓楼相顾而望的镜头。你可知道，钟鼓楼为何要一横一竖，一长一宽？或许真的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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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书是前面没记录完读后感的：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和刘心武的小说《钟鼓楼》。http://www.douban.com/note/173192645/当时没写完，因为偶一耽搁，很快就忘记内容了。今天在地铁上忽然又想起来。
梁启超29岁写《李鸿章》传，并不是因为他对李鸿章推崇备至而要为他著书立说，同年李鸿章刚刚离世，年轻的梁启超对那个世界有太多见解，需要通过李鸿章来直抒胸臆。在梁启超的眼中，李鸿章是个“不学无术”之人。为何？李鸿章大有才干，手段了得，且能忍辱负重，却眼界狭隘，对当时的潮流没有超前的认识，因此只能以他的才干，为一个趋死的旧世界添片刻苟延残喘。
怎么就“不学无术”呢？因为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彼时19世纪“竞争进化之世”，国民之原理，世界之大势，政治之本原，是什么？
李鸿章所在的时代，世界势力大潮仿佛平复，内中却酝酿汹涌：”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
而科学进步成为世界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伊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飚，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
李鸿章看似把握潮流，兴办洋务，可是“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
为对比，梁启超特列出了日本在战事以前所办的洋务，包括了语言、教育、商务、机械制造、国防、外交、数学化学等各学科、开矿、纺织、船务、医学等各方面。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纵使派学生出国留学，“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而且最后军事和商务的洋务运动都失败了。
“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
那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作为一个有可能左右国家命运的人，他应该知道什么呢？
他应该知国家之为何物，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一种解放国民力量的新的政体，在酝酿，在彼方已成气候，“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而这边厢，李鸿章却仅仅“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在早期梁启超的改革思想里，他已经隐隐感觉到世界的政治在改变，在从专制走向另一种方式。
有一个我从野史里读来的没有验证过的小故事可能可以说明一二。李鸿章出访英国，看到了英国的报纸，发现上面大小诸事都登载，大不以为然。他向英国人提出：譬如火灾等事，就不应让女王知道。而有些事实真相，有违政府旨意，也不应让读者知道。
梁启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问何为国务，何为政治，何为一个国家改革的具体细节。而只见皮毛，不问根源，贪图捷径，做山寨文章的事，是国人的习性。好比绣花枕头，表面好看，可全是堆砌，内里经不住推敲。这种习性，恐怕之前受了政治的影响，现在却被商业推波助澜。绣花枕头随处可见，比如各档穿越大戏，服装、演员、场景恁的华丽光鲜，一开口都是恶仿红楼梦的腔调：“既如此，我竟不知”“横竖不过是身子不适，并无大碍”“也未可知也”“，剧情都不经推敲，只图个表面囫囵。要说挖古，老祖宗有无数的好东西，怎么就少有人肯静下心来细细研究观察，扫去尘土认真奉出一两件？总是才有半瓶子水就急着自抬身价。考据里有大文章。愿意认真做研究，才能得到真理吧。抄袭也要认认真真地抄，才能举一反三个好来。此谓“有学”。
唯一的，年年看米兰、巴黎时装周上顶尖品牌风光走秀，传承有序，天马行空，而国内的秀场惨不忍睹。不如就把一两个穿越戏里偶尔复刻的两件戏服直接走上去，我看靠老祖宗还能稍微拼个一二，“也未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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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古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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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古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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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华丽堆砌更气韵万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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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博会日本馆的表演剧场，竟然感受到了这样的意象，当投影的白鹤，飞过两侧…… |
《钟鼓楼》更新一个新的时代。40岁的刘心武在1983年写成《钟鼓楼》，叙述的是1982年的北京钟鼓楼一带什刹海附近的一条胡同在12月12日这一天发生的故事。八十年代，一切仿佛百废待兴，各个角落愿意沉心图强的普通人正厚积待发。让人感慨，让人欣慰，让人顿生希望，经历过荒芜和混乱，我们终于要走向正途了。
然而这丝希望的脉络，又断在何时呢？
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何时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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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电视剧《我和我的小姨》里看到一个北京城晨雾茫茫，钟鼓楼相顾而望的镜头。你可知道，钟鼓楼为何要一横一竖，一长一宽？或许真的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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