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我从共产主义转型中学到的七件事
转自：译者
作者：Andrei Shleifer
发表：2012年2月5日
原文：Seven Things I Learned About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 Vox
最近，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见文末注释）的会议组织者问我，为了纪念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改革转型20周年，我对转型中的经验教训有何评论。这一作业主要是想让我谈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学到了那些最初我不懂的事。要不受"马后炮"的影响很需要功力，但我会尽力。这个名单可能对未来的改革者有用，虽然已经不剩下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了。有些问题不只是与共产主义国家有关；倚重中央集权经济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好，以下是我从共产主义转型中学到的七件事。
首先，在所有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中，经济活动在转型一开始会收缩，某些地方是急剧收缩。在许多国家，经济衰退开始得更早，但延续了下来。在俄罗斯，（近十年的）经济陡然下跌的幅度及其漫长都让人大为惊讶。贸易受冲击最大的国家（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最为温和的衰退。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衰退比官方统计的要温和得多——非官方的经济扩张了，共产主义国家夸大其GDP、国防预算的削减等等—— 但这并不等于说，是发生了衰退，并且是令人惊讶的这一基本事实不存在。这些下降与基本经济理论相悖，价格自由浮动应当立即改善资源分配。主要教训是，改革者不应指望能立即恢复增长。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第二，衰退不是永久性的。随着衰退的出现，经济恢复和快速增长几乎在各地涌现。20多年来，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水平大幅增加，虽然官方的GDP显示的是比较温和的改善，任何与生活质量有关的直接指标（再次提出共产主义下的GDP的计算问题）与之都不一致。和预测的相同，资本主义发挥作用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一段时间内，情况看起来不算太好。所以我们学到的教训是：要有信心——资本主义确实有效。
第三，产出的衰退不会导致民粹主义抬头——许多经济学家曾这么担心。不错，是有一些改革型政府下台了，但不是民粹者所为。在许多国家，政治变成了由新经济精英，所谓的寡头，主导，而不是民族主义者，前者将财富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结合了起来 。站在1992年的角度来看，这堪称大大的意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欧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在过渡了20年后，在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巨大的绝对的改善后出现了。事实上，所有转型国家的人都会转型不满，甚至在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国家，他们还是不满（这本身就令人惊讶，也是主要的困惑所在——未来的改革者需谨记）。但教训很明确：改革者无需担心民粹主义，要担心的是新权贵掌控政治。
第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夸大了他们能力，他们认为可以排出改革的先后次序和某些战术选择（例如私有化）的重要程度。回想起来，许多推演改革的讨论都是离奇的——是否应当先建设机构，公司是否应对私有化做准备，是发行私有化债券好还是基金私有化更好，一个一个地进行私有化是否可行。几乎各地的改革者，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大大高估了控制力。政治和能力经常会干预、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大部分的战术选择。不过，大多数国家尽管选择不同，结果却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教训（以下是显著的和可惜的例外：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所有的转型国家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用私有化和稳定宏观经济，以及司法和体制改革来支撑市场经济。教训是：不需要过分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拖延，期望未来可以出现更有序的改革。
第五，经济学家大大夸大了利益激励的好处，而不是人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利益激励着墨太多，对人力资本又谈得太少。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优胜者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得不怎么样。完成市场转型的是新人，而不是有着更强激励的老人。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识到这一点并写了出来，但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治中，这一教训都是深刻的：你不能教一条老狗学会新把戏，有利益驱动也没戏。
第六，不要高估宏观经济危机，甚至是拖欠债务的长期后果，这很重要。在1997-98年，俄罗斯经历了一场重大危机，一些知识渊博的观察家说，这会让俄罗斯倒退20年，但在1999-2000年，俄罗斯开始了快速增长。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从东亚到阿根廷的其他地方。债务重组不一定会留下永久的伤痕。这对改革者来说是一大深刻的教训，他们总是被国际金融界吓得止步不前：对危机不要惊慌失措；它们来得快、去得快。
第七，要预测经济比预测政治演变容易得多。虽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最终都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却形形色色，有的成为了完全的民主制度，有的还是原始的独裁统治，还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各种形态。这方面似乎有一种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离西方越远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和欧盟相关的，就越明显地民主化了，远东的一些国家通常要更专制。在中间的，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多年的政治路径上左右摇摆。教训是：中等收入的国家最终会走向民主，但不象走向资本主义那么直接和连续。
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总部设在奥地利。
作者简介：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作者：Andrei Shleifer
发表：2012年2月5日
原文：Seven Things I Learned About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 Vox
最近，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见文末注释）的会议组织者问我，为了纪念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改革转型20周年，我对转型中的经验教训有何评论。这一作业主要是想让我谈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学到了那些最初我不懂的事。要不受"马后炮"的影响很需要功力，但我会尽力。这个名单可能对未来的改革者有用，虽然已经不剩下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了。有些问题不只是与共产主义国家有关；倚重中央集权经济的问题都是类似的。好，以下是我从共产主义转型中学到的七件事。
首先，在所有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中，经济活动在转型一开始会收缩，某些地方是急剧收缩。在许多国家，经济衰退开始得更早，但延续了下来。在俄罗斯，（近十年的）经济陡然下跌的幅度及其漫长都让人大为惊讶。贸易受冲击最大的国家（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最为温和的衰退。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衰退比官方统计的要温和得多——非官方的经济扩张了，共产主义国家夸大其GDP、国防预算的削减等等—— 但这并不等于说，是发生了衰退，并且是令人惊讶的这一基本事实不存在。这些下降与基本经济理论相悖，价格自由浮动应当立即改善资源分配。主要教训是，改革者不应指望能立即恢复增长。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第二，衰退不是永久性的。随着衰退的出现，经济恢复和快速增长几乎在各地涌现。20多年来，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水平大幅增加，虽然官方的GDP显示的是比较温和的改善，任何与生活质量有关的直接指标（再次提出共产主义下的GDP的计算问题）与之都不一致。和预测的相同，资本主义发挥作用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一段时间内，情况看起来不算太好。所以我们学到的教训是：要有信心——资本主义确实有效。
第三，产出的衰退不会导致民粹主义抬头——许多经济学家曾这么担心。不错，是有一些改革型政府下台了，但不是民粹者所为。在许多国家，政治变成了由新经济精英，所谓的寡头，主导，而不是民族主义者，前者将财富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结合了起来 。站在1992年的角度来看，这堪称大大的意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欧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在过渡了20年后，在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巨大的绝对的改善后出现了。事实上，所有转型国家的人都会转型不满，甚至在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国家，他们还是不满（这本身就令人惊讶，也是主要的困惑所在——未来的改革者需谨记）。但教训很明确：改革者无需担心民粹主义，要担心的是新权贵掌控政治。
第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夸大了他们能力，他们认为可以排出改革的先后次序和某些战术选择（例如私有化）的重要程度。回想起来，许多推演改革的讨论都是离奇的——是否应当先建设机构，公司是否应对私有化做准备，是发行私有化债券好还是基金私有化更好，一个一个地进行私有化是否可行。几乎各地的改革者，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大大高估了控制力。政治和能力经常会干预、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大部分的战术选择。不过，大多数国家尽管选择不同，结果却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教训（以下是显著的和可惜的例外：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所有的转型国家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用私有化和稳定宏观经济，以及司法和体制改革来支撑市场经济。教训是：不需要过分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拖延，期望未来可以出现更有序的改革。
第五，经济学家大大夸大了利益激励的好处，而不是人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利益激励着墨太多，对人力资本又谈得太少。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优胜者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得不怎么样。完成市场转型的是新人，而不是有着更强激励的老人。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意识到这一点并写了出来，但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治中，这一教训都是深刻的：你不能教一条老狗学会新把戏，有利益驱动也没戏。
第六，不要高估宏观经济危机，甚至是拖欠债务的长期后果，这很重要。在1997-98年，俄罗斯经历了一场重大危机，一些知识渊博的观察家说，这会让俄罗斯倒退20年，但在1999-2000年，俄罗斯开始了快速增长。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从东亚到阿根廷的其他地方。债务重组不一定会留下永久的伤痕。这对改革者来说是一大深刻的教训，他们总是被国际金融界吓得止步不前：对危机不要惊慌失措；它们来得快、去得快。
第七，要预测经济比预测政治演变容易得多。虽然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最终都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却形形色色，有的成为了完全的民主制度，有的还是原始的独裁统治，还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各种形态。这方面似乎有一种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离西方越远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和欧盟相关的，就越明显地民主化了，远东的一些国家通常要更专制。在中间的，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20多年的政治路径上左右摇摆。教训是：中等收入的国家最终会走向民主，但不象走向资本主义那么直接和连续。
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总部设在奥地利。
作者简介：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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