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唔易做

文豪唔易做
卢德坤
    文艺批评界就像个自由茶话会，各色人等均可争先恐后发表一己之见。当然，声音大的，善于抢白的，不一定是有道理的。不过，就算人人都有偏见———即使渊博如圣伯夫者，也难逃此讥———换个角度说，他们没准都有自个独到的看法。只要不是太离谱，应该欢迎百花齐放，多方听取意见。现在，我们的茶话会迎来了自然主义派宗师左拉。
    这本《法国六大文豪传》，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读物。初看题目，读者可能都以为左拉写了夏多布里昂、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圣伯夫、福楼拜六人的传记。然而，这六篇长文统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也不是“思想传记”，因为左拉只是截取了一些点与面，没有进行长跨度的综述。写夏多布里昂的，像是一篇“夏多布里昂塑像在其故乡落成”的新闻报道，杂以相关的“时评”；写巴尔扎克的，像是一篇《巴尔扎克通信集》书评；写福楼拜的，重点在后头那篇悼文。不过这些长文，都可以纳入包容性强的“文艺评论”范围内。我们知道，左拉是个多产的小说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多产的文艺批评家，全集中有9本“批评著作”(据钱锺书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说法，不知之后是否增加了丰厚的集外文)。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中给左拉辟了一节，说他厚今薄古，对往代常出言不逊。不过，“左拉是一位比公认看法更为优秀精微的实用批评家……他长于品评同辈及上一代的作家，将个人特点揭示出来”，上述六位“文豪”肯定在左拉长于品评的人物队列里。
     在我看来，《法国六大文豪传》中写得最好的是关于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三篇，时常能看到一些精警的说法。他能品瑜，会求疵，文章中还保留了很多掌故。比如，他演绎同代大批评家泰纳的看法，称司汤达“愈是漠视自然，愈是阉割人，愈是封闭在哲学抽象中，就站得愈高……必须这样强调，因为有趣之处就在这里。拿司汤达的一个人物来说吧：这是一部装配完美的智力和激情的机器”(页34)，片面、偏执的司汤达，却能获得“强烈的真实”(页35)；他说，读过巴尔扎克书信集，首先体察到的是巴尔扎克的善良、乐观，“在文学这种可怕的职业中，这是两个十分罕见的优点，因为文学要使性格最好的人很快变得尖酸刻薄和愁容满面”(页61)。这是非常有独创性的说法，左拉随后引用了大量巴尔扎克书信做例证，大部分与钱和“写几页纸”有关：1834年11月，虽然尚有1.4万法郎债务在身，巴尔扎克写信给母亲说，想给她一笔资本，此后只要欠她一个人的债(页69)；1832年，巴尔扎克写信给母亲说：“我至少有六个星期的完全安静，才能写出两部作品……当我可以写作时，我就写出手稿；当我不写作时，我就考虑怎样写作。我从来没有休息……我有三百页手稿要写出来。”(页67)通过这些摘引，左拉很快为我们树立起一个天真的、仿佛有无限战斗力的、勇往直前的巴尔扎克的形象。要是换成圣伯夫、普鲁斯特点评巴尔扎克的书信集，没准都会说首要印象是“庸俗”。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普鲁斯特和圣伯夫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
    以客观性、科学性为首务的左拉，写起批评文字来，情感是充沛的，这点在上述给巴尔扎克的赞词以及下面要谈到的给福楼拜的悼文中最为显著。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克洛德·鲁瓦曾说，左拉是“始终富有人情味的抒情诗人”。1880年5月11日，周二，福楼拜去世后第四天，葬礼举行，左拉是为数不很多的送葬人之一，他为福楼拜故乡卢昂的市民之冷漠感到寒心(福楼拜对他们也是冷漠的)，他为福楼拜的大棺材放不进墓地，最后只能斜放而“心碎”(页187)。在另一篇文章中，左拉给《包法利夫人》的是毫无转圜余地的赞美：《包法利夫人》具有“小说最终典范的明晰和完美”，福楼拜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巴尔扎克有时无法廓清的森林里挥起斧头，带来光明”(页163)。不过，人情归人情，该说的还是要说。左拉对福楼拜的态度前后经历变化，他在上述那篇悼文中说，他觉得福氏的文学思想非常缺乏条理，经常发一些生硬的奇谈怪论，充满矛盾。最让他惊讶的是，《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竟然不热爱现代世界，说到底是个浪漫派，而不是他早前说的自然主义宗师。福楼拜和左拉讨论夏多布里昂时认为，在文学上，只有写得好的句子才是重要的，左拉回说：“句子写得好之外，《包法利夫人》中还有别的东西……”(页196)左拉曾指责圣伯夫对夏多布里昂等作家的态度前后不一，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正常现象。后来读过圣伯夫的书信集后，左拉修正说，没有考虑圣伯夫发表看法时的环境，说到底圣伯夫还是敢作敢为的(页155)。关于这个问题，圣伯夫的态度可用他常引用的一句话来表明：“我们在变动着，我们在评断变动着的人。”读《法国六大文豪传》，我们可以知道左拉的文艺观是发展的、不迷信的，自己也是愿意接受批评的。对这六大“文豪”，左拉景仰的程度不一，但都有“茬”可挑。文豪不是那么好当的，无数口水袭来，仍能浮在上头的，才算是一个。福楼拜曾在信件中说，“几乎每个星期一，读到我们的好汉左拉的文章，我就冒火”，不知左拉看到否？
    左拉对圣伯夫颇多劣评，猛敲的地方与后来的普鲁斯特多有重合：圣伯夫无法认识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创新处，没给多少好评。圣伯夫的失误判断中有多少是有道理的，有多少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是个很好议题。让我觉得特奇的是，左拉的批评有一种拿性别做文章的倾向。他说，巴尔扎克雄赳赳，圣伯夫阴柔，性格中有很多女性的成分。关于后面一点，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亦做如是观。另外，左拉还说，女性们都很明白福楼拜不是一个女性化的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后，男性的萨特在《家庭的白痴》中说福楼拜同时是男人和女人，“他情愿成为女人呵护下的女人”(转引自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中译本页53)。我不太明白左拉是不是这个意思：阴柔性格的人，在文学中就处于卑格？这样的观点，不值一驳。或许，文艺评论永远不只是文艺评论，批评家与作家都有很多文艺之外的东西要捍卫。勃兰兑斯等人说，圣伯夫是法国现代批评的奠基人、一代宗师。韦勒克甚至说，上世纪最初30年兴起抵制圣伯夫风潮，乃因圣伯夫“超群出众”。圣伯夫的中文出版物稀少，我在此顺带呼吁一声：法国文学翻译名家范希衡先生译有超过百万字的圣伯夫批评文集，哪家有眼光、有能力的出版社赶快整理整理，出一出吧。
    无论评判哪位“文豪”，左拉也不探问一下人家是否愿意，最后几乎都会将他们扯到自然主义上：司汤达是自然主义的“演变之首”、巴尔扎克是自然主义的创始人，诸如此类，“宗派味”十足。不知在别处如何，在我们这里，虽然自然主义的左拉的书还在源源不断地印，但多少文艺茶话会还在谈论他呢？即使他曾经写过备受赞赏的小说，发过真的高明论断。或许，在他们的眼中，左拉，并非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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