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女权主义是可能的吗
全球女性主义是可能的吗？
—关于妇女史的书写(美国马里兰大学妇女学系主任、教授,著名妇女史学家摩赛斯博士学术讲座)
Is a Global Feminism Possible?
----The Writing of Women’s history
2003年11月10日下午2：00-4：30
今天，我将要讲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历史以及女性主义在未来的可能性。当谈到女性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我将要利用我自己对美国和西欧女性主义历史的知识，但是，当我讲到未来的时候，我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女性主义是可能的吗？
让我首先解释一下：撰写女性主义历史的学者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境地——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女性主义”是不存在的；那么当我们要写女性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决定如何写呢？我们希望得到明确回答是武断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说这种回答是武断的？这是因为书写女性主义史的是我们当代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上的行动者，是我们这些当代历史学家在告诉人们谁是女性主义者什么是女性主义。说它是有意义的，是因为通过我们对历史上女性主义的建构，我们在确定着今天女性主义运动的含义。我将要解释的是：在传统的历史中，历史学家忽视了妇女在社会经济或者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但是在过去的25年中，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中的不少人研究女性主义，她们/他们根据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证明妇女几乎参与了男性所参加的所有历史活动；同时，历史学家也发现女性活动与男性活动的一些差别。
我将描述这些差别。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差别不是所有女性与男性的差别，例外总是存在的。对此，我也会简略地加以描述。首先，是关于鼓励妇女进行活动的条件。看来，至少在美国和西方，导致妇女进行行动有两条途径：第一，在教会或社区进行活动，妇女的参与是可以被接受的。第二条途径是参加解放运动，例如参加反对奴隶制的运动。看来，在这两种场合下，妇女开始理解到女性在她们的社会中被剥夺了权力。我的理解是，谈到娼妓问题的教会妇女怀着将这些妓女从她们的“罪”中拯救出来的愿望，但在拯救的过程中，教会妇女却发现后者没有维持生计的其它手段，因为其它的工作机会对妇女关上了大门。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反对奴隶制的妇女，当她们听着废奴主义领导人讲到自由的时候，她们会问自己：我们到底享受了多少自由？因为她们自己的这些领导人不听她们的意见，甚至不允许她们在公众场合谈论关于反对奴隶制的问题。
历史学家发现，妇女对于一些问题要比男性更加注意：首先是家庭问题（不管是保卫传统家庭，还是组织起来进行家庭变革，还是甚至抛弃传统的家庭）；第二个关注点是：关于食物和住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都是可能关注的；第三个关注点是，妇女一直走在和平运动的前列。这一点可能是历史学家不同意的。但是，我想明确指出的是：妇女的确参加了许多男性参加的活动，例如，妇女参加了种族平等、经济平等运动和劳工运动等。
你们一定知道，妇女活动家既参加了右翼运动，也参加了进步运动，例如，一项近来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德国，妇女的活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历史学家写了不少关于妇的组织方式的著作，这些组织活动与男性不同，这些活动开拓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进步学生中非常流行的团体，并且还是非正式的团体活动的先河。她们也在只有妇女参加的团体中进行活动。不是因为谦虚，也许有人以为是这样；也不是因为男性将女性们从组织中排斥出去，而是因为她们发现在只有妇女参加的团体中，她们的组织才受到鼓励。
历史学家是不是把所有的妇女的活动都称之为“女性主义”呢？如果不是，什么样的行动在历史学家那里才称之为“女性主义”？或她们/他们把什么人称之为女性主义者？
一些历史学家说，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应该将过去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们归为女权主义。然而，美国开始使用“女权主义”这一词汇是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而且只有那些在政府中任职或在大学中教书的职业妇女们才会使用这个词汇。我同意将这些妇女称为女权主义者，但我不认为只有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才是活动家。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我这样的做法，而且已经使用了一种不同的历史策略，即，将今天的女权主义定义为是多阶级的、多种族的，并开始追溯这样的多元女权主义的历史根源。例如，历史学家们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欧美的那些争取妇女投票权、服装改革、已婚妇女的财产权的妇女们称为女权主义者。历史学家们也将第二国际中的女社会主义者们称为女权主义者，这些妇女组成自己的妇女组织，并努力扩大妇女的影响，但她们却不自称为女权主义者。这些女社会主义者们被今天的女权主义者赞誉为“母亲奠基者”。鉴于那些被不光彩地称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妇女权益的倡导者们，这些女社会主义者们只肯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
所以，历史学家们不但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为女权主义者，而且也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那些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们称为女权主义。但即使这样，我仍然相信美国历史学家们对女权主义的定义太窄了，因为不管那些妇女们的奋斗目标如何，她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或中上阶级的白人。
但我不是只简单地批评美国历史家，因为我期望女权主义能有一个不同的过去。作为一名研究十九世纪法国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我正在从事着我希望美国历史学家们所做的事。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女权主义”这个词就被广泛运用着。实际上，“广泛运用”是指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男男女女们，不但包括革命社会主义者，而且包括保皇党人。她们/他们对什么是女人味有着不同的观点，在奋斗目标上有着不同的排序，对于变革也有着不同的策略，但她们/他们都有着赋权妇女的共同渴望。
法国历史使我认识到，“女权主义”这一标签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有着不同的意义。
基于上述讨论，我提出如下结论：
在历史上有许多妇女活动家们，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从中拿出或挑选出一部分，然后称这些提倡妇女权利的男男女女们为女权主义者。所以，正是我们历史学家们，而不是别人在构建着女权主义的含义。
例如，在书写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时，我们只看到了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但请记住：这些妇女甚至并不知道有“女权主义”这一词汇。所以，是我们――历史学家们构建了“女权主义”的狭窄含义。在奴隶解放后，许多黑人妇女组成了妇女俱乐部来争取黑人妇女、黑人男人和所有女人，包括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的权利；我们现在知道，与男人们一道分享权力的美国犹瑞克印第安部落的妇女们在十九世纪中期，经常与倡导白人选举权的活动家们相遇，而且这些妇女显然对后者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能将这些黑人与印第安妇女们包容进来，“女权主义”将会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
我自己对女权主义的定义是很宽泛的：它既包括妇女，也包括男人，只要这些人：１）将性视为是体现社会政治地位权力的一个范畴；２）认为妇女是社会政治地位权力较低的一个群体；３）认为妇女们的被剥夺权力是能攻克的而且是应该被攻克的。
我的上面所述的要点在于：为什么我会花时间讨论历史学家们定义“女权主义”的不同方式？为什么历史家们所下定义的武断之处会引起我的注意？为什么我会在我研究法国历史的基础之上，提出，女权主义应该被广义地构建？
这些将我带到了另一个问题：全球女权主义运动和将这种运动命名为“女权主义”的可能性。全球女权主义存在吗？这样的命名有意义吗？
在国际会议中，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倡导赋权于妇女的人们聚在一起，这个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正是在这些会议中，越来越多的妇女们开始自称为女权主义者。但与此同时，许多妇女，事实上是大多数妇女，都回避女权主义这个称呼。在美国学生中，许多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们，甚至是那些进步的学生们、那些主修妇女研究的学生们，都不愿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学生越来越少了，即使她们/他们强烈赞同男女平等。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许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必然是因为美国电影电视将女权主义者们歪曲为丑陋的、无情的、憎恨男人的、荒谬的和歇斯底里的。而且，这些媒体形象还在全世界流传。
但为什么北美和欧洲以外的那些活动家们，甚至是进步的活动家们也否定女权主义，这里还存在着其它原因。对这些活动家而言，“女权主义”被视为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女权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相联系使得这一词汇在分析欧美以外的妇女经验时没什么用处。我曾听到，在这些活动家中，“女权主义”被漫画化为一场将所有男人都设为敌人的性/政治战争，并且强迫妇女们在为妇女平等而奋斗和争取国家解放之间做出抉择。这样的说法置女权主义历史于不顾。因为女权主义历史常常是团结的历史，融民族解放、社会公平和反种族斗争于一体，并且和这些运动的男性领导人们并肩作战。来自于欧洲和北美的女权主义者们已经将她们/他们的女权主义带给了非洲的黑人斗争；日本妇女抗议到朝鲜的“性旅游”，因为这种活动是两国性别歧视主义的象征，也是经常将妇女当作人质的帝国主义关系的继续。
女权主义的历史被忽视了，被视为是仅仅产生于西方社会的近期现象。然而，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已经表明，女权主义并不是西方强加于亚洲、非洲、中东妇女的，而是这些国家的历史环境产生了重要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变化，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中的妇女。在十八世纪，中国爆发了关于妇女受教育权的争论；在十九世纪早期的印度、十九世纪晚期的埃及和二十世纪的日本，都爆发了妇女社会解放的运动。但是，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在那么多非欧洲国家四处开花的那段时期“被从历史中隐藏起来了”。
我再次发问：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的确可以在多种其它称谓下持续进行，那么，我们对自己的称谓方式真的重要吗？我的回答是：重要。它重要，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很重要；那些歪曲我们历史的人并没有被妇女平等而触动；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妇女们既因为置身于全球运动而增强力量，也在以她们各自的命名方式反思着她们对全球运动的使命。换言之，我们对自己的称谓方式重要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都参加了赋权于妇女的共同任务。
但是，如果我们想取得国际妇女运动的胜利，我们就必须从女权主义的历史学习：１、对不同的人们而言，“女权主义”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点，具有不同的意义；２、我们必须允许不同的意义出现，以满足不同语境下妇女的不同需要和目标次序；３、女权主义绝不能认为性别歧视主义是妇女生活中唯一的压迫力量。既然阶级关系、结构性的贫困、文盲、饥饿和帝国主义都在妇女所遭受的压迫中起了重要作用，女权主义就必须是包容的、流动的、愿意接受矛盾的。所以，如果我们学到了这些历史教训，那么我们将大大受益。尽管我们的策略、我们的目标次序和我们的观点可能不同，但我们知道，我们彼此支持着，我们支持着妇女，我们支持着妇女的赋权。
克莱尔·摩赛斯（Claire G.Moses），美国马里兰大学妇女研究系主任、教授，历史系联席教授，《女性主义研究》编辑
—关于妇女史的书写(美国马里兰大学妇女学系主任、教授,著名妇女史学家摩赛斯博士学术讲座)
Is a Global Feminism Possible?
----The Writing of Women’s history
2003年11月10日下午2：00-4：30
今天，我将要讲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历史以及女性主义在未来的可能性。当谈到女性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我将要利用我自己对美国和西欧女性主义历史的知识，但是，当我讲到未来的时候，我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女性主义是可能的吗？
让我首先解释一下：撰写女性主义历史的学者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境地——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女性主义”是不存在的；那么当我们要写女性主义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决定如何写呢？我们希望得到明确回答是武断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说这种回答是武断的？这是因为书写女性主义史的是我们当代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上的行动者，是我们这些当代历史学家在告诉人们谁是女性主义者什么是女性主义。说它是有意义的，是因为通过我们对历史上女性主义的建构，我们在确定着今天女性主义运动的含义。我将要解释的是：在传统的历史中，历史学家忽视了妇女在社会经济或者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但是在过去的25年中，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中的不少人研究女性主义，她们/他们根据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证明妇女几乎参与了男性所参加的所有历史活动；同时，历史学家也发现女性活动与男性活动的一些差别。
我将描述这些差别。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差别不是所有女性与男性的差别，例外总是存在的。对此，我也会简略地加以描述。首先，是关于鼓励妇女进行活动的条件。看来，至少在美国和西方，导致妇女进行行动有两条途径：第一，在教会或社区进行活动，妇女的参与是可以被接受的。第二条途径是参加解放运动，例如参加反对奴隶制的运动。看来，在这两种场合下，妇女开始理解到女性在她们的社会中被剥夺了权力。我的理解是，谈到娼妓问题的教会妇女怀着将这些妓女从她们的“罪”中拯救出来的愿望，但在拯救的过程中，教会妇女却发现后者没有维持生计的其它手段，因为其它的工作机会对妇女关上了大门。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反对奴隶制的妇女，当她们听着废奴主义领导人讲到自由的时候，她们会问自己：我们到底享受了多少自由？因为她们自己的这些领导人不听她们的意见，甚至不允许她们在公众场合谈论关于反对奴隶制的问题。
历史学家发现，妇女对于一些问题要比男性更加注意：首先是家庭问题（不管是保卫传统家庭，还是组织起来进行家庭变革，还是甚至抛弃传统的家庭）；第二个关注点是：关于食物和住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都是可能关注的；第三个关注点是，妇女一直走在和平运动的前列。这一点可能是历史学家不同意的。但是，我想明确指出的是：妇女的确参加了许多男性参加的活动，例如，妇女参加了种族平等、经济平等运动和劳工运动等。
你们一定知道，妇女活动家既参加了右翼运动，也参加了进步运动，例如，一项近来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德国，妇女的活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历史学家写了不少关于妇的组织方式的著作，这些组织活动与男性不同，这些活动开拓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进步学生中非常流行的团体，并且还是非正式的团体活动的先河。她们也在只有妇女参加的团体中进行活动。不是因为谦虚，也许有人以为是这样；也不是因为男性将女性们从组织中排斥出去，而是因为她们发现在只有妇女参加的团体中，她们的组织才受到鼓励。
历史学家是不是把所有的妇女的活动都称之为“女性主义”呢？如果不是，什么样的行动在历史学家那里才称之为“女性主义”？或她们/他们把什么人称之为女性主义者？
一些历史学家说，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应该将过去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们归为女权主义。然而，美国开始使用“女权主义”这一词汇是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而且只有那些在政府中任职或在大学中教书的职业妇女们才会使用这个词汇。我同意将这些妇女称为女权主义者，但我不认为只有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才是活动家。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我这样的做法，而且已经使用了一种不同的历史策略，即，将今天的女权主义定义为是多阶级的、多种族的，并开始追溯这样的多元女权主义的历史根源。例如，历史学家们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欧美的那些争取妇女投票权、服装改革、已婚妇女的财产权的妇女们称为女权主义者。历史学家们也将第二国际中的女社会主义者们称为女权主义者，这些妇女组成自己的妇女组织，并努力扩大妇女的影响，但她们却不自称为女权主义者。这些女社会主义者们被今天的女权主义者赞誉为“母亲奠基者”。鉴于那些被不光彩地称为“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妇女权益的倡导者们，这些女社会主义者们只肯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
所以，历史学家们不但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妇女为女权主义者，而且也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那些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们称为女权主义。但即使这样，我仍然相信美国历史学家们对女权主义的定义太窄了，因为不管那些妇女们的奋斗目标如何，她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或中上阶级的白人。
但我不是只简单地批评美国历史家，因为我期望女权主义能有一个不同的过去。作为一名研究十九世纪法国女权主义的历史学家，我正在从事着我希望美国历史学家们所做的事。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女权主义”这个词就被广泛运用着。实际上，“广泛运用”是指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男男女女们，不但包括革命社会主义者，而且包括保皇党人。她们/他们对什么是女人味有着不同的观点，在奋斗目标上有着不同的排序，对于变革也有着不同的策略，但她们/他们都有着赋权妇女的共同渴望。
法国历史使我认识到，“女权主义”这一标签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有着不同的意义。
基于上述讨论，我提出如下结论：
在历史上有许多妇女活动家们，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从中拿出或挑选出一部分，然后称这些提倡妇女权利的男男女女们为女权主义者。所以，正是我们历史学家们，而不是别人在构建着女权主义的含义。
例如，在书写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时，我们只看到了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但请记住：这些妇女甚至并不知道有“女权主义”这一词汇。所以，是我们――历史学家们构建了“女权主义”的狭窄含义。在奴隶解放后，许多黑人妇女组成了妇女俱乐部来争取黑人妇女、黑人男人和所有女人，包括白人妇女和黑人妇女的权利；我们现在知道，与男人们一道分享权力的美国犹瑞克印第安部落的妇女们在十九世纪中期，经常与倡导白人选举权的活动家们相遇，而且这些妇女显然对后者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能将这些黑人与印第安妇女们包容进来，“女权主义”将会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
我自己对女权主义的定义是很宽泛的：它既包括妇女，也包括男人，只要这些人：１）将性视为是体现社会政治地位权力的一个范畴；２）认为妇女是社会政治地位权力较低的一个群体；３）认为妇女们的被剥夺权力是能攻克的而且是应该被攻克的。
我的上面所述的要点在于：为什么我会花时间讨论历史学家们定义“女权主义”的不同方式？为什么历史家们所下定义的武断之处会引起我的注意？为什么我会在我研究法国历史的基础之上，提出，女权主义应该被广义地构建？
这些将我带到了另一个问题：全球女权主义运动和将这种运动命名为“女权主义”的可能性。全球女权主义存在吗？这样的命名有意义吗？
在国际会议中，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倡导赋权于妇女的人们聚在一起，这个问题就会浮现出来。正是在这些会议中，越来越多的妇女们开始自称为女权主义者。但与此同时，许多妇女，事实上是大多数妇女，都回避女权主义这个称呼。在美国学生中，许多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们，甚至是那些进步的学生们、那些主修妇女研究的学生们，都不愿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学生越来越少了，即使她们/他们强烈赞同男女平等。这种现象的原因有许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必然是因为美国电影电视将女权主义者们歪曲为丑陋的、无情的、憎恨男人的、荒谬的和歇斯底里的。而且，这些媒体形象还在全世界流传。
但为什么北美和欧洲以外的那些活动家们，甚至是进步的活动家们也否定女权主义，这里还存在着其它原因。对这些活动家而言，“女权主义”被视为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女权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相联系使得这一词汇在分析欧美以外的妇女经验时没什么用处。我曾听到，在这些活动家中，“女权主义”被漫画化为一场将所有男人都设为敌人的性/政治战争，并且强迫妇女们在为妇女平等而奋斗和争取国家解放之间做出抉择。这样的说法置女权主义历史于不顾。因为女权主义历史常常是团结的历史，融民族解放、社会公平和反种族斗争于一体，并且和这些运动的男性领导人们并肩作战。来自于欧洲和北美的女权主义者们已经将她们/他们的女权主义带给了非洲的黑人斗争；日本妇女抗议到朝鲜的“性旅游”，因为这种活动是两国性别歧视主义的象征，也是经常将妇女当作人质的帝国主义关系的继续。
女权主义的历史被忽视了，被视为是仅仅产生于西方社会的近期现象。然而，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已经表明，女权主义并不是西方强加于亚洲、非洲、中东妇女的，而是这些国家的历史环境产生了重要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变化，从而影响了这些国家中的妇女。在十八世纪，中国爆发了关于妇女受教育权的争论；在十九世纪早期的印度、十九世纪晚期的埃及和二十世纪的日本，都爆发了妇女社会解放的运动。但是，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在那么多非欧洲国家四处开花的那段时期“被从历史中隐藏起来了”。
我再次发问：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的确可以在多种其它称谓下持续进行，那么，我们对自己的称谓方式真的重要吗？我的回答是：重要。它重要，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很重要；那些歪曲我们历史的人并没有被妇女平等而触动；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妇女们既因为置身于全球运动而增强力量，也在以她们各自的命名方式反思着她们对全球运动的使命。换言之，我们对自己的称谓方式重要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都参加了赋权于妇女的共同任务。
但是，如果我们想取得国际妇女运动的胜利，我们就必须从女权主义的历史学习：１、对不同的人们而言，“女权主义”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点，具有不同的意义；２、我们必须允许不同的意义出现，以满足不同语境下妇女的不同需要和目标次序；３、女权主义绝不能认为性别歧视主义是妇女生活中唯一的压迫力量。既然阶级关系、结构性的贫困、文盲、饥饿和帝国主义都在妇女所遭受的压迫中起了重要作用，女权主义就必须是包容的、流动的、愿意接受矛盾的。所以，如果我们学到了这些历史教训，那么我们将大大受益。尽管我们的策略、我们的目标次序和我们的观点可能不同，但我们知道，我们彼此支持着，我们支持着妇女，我们支持着妇女的赋权。
克莱尔·摩赛斯（Claire G.Moses），美国马里兰大学妇女研究系主任、教授，历史系联席教授，《女性主义研究》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