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痞性
文人的痞性
在我们的脑海里似乎无意识的定格着一个斯斯文文，唯唯诺诺，亦或则峨冠博带、风度翩翩的双面文人形象，这一切似乎不全是真实的文人特征，但总是被很多人这样描述着、传播着。这样的坊间耳闻目见的形象似乎也反映着一个事实—--当许多平头老百姓将家国兴衰的希望寄于羽扇纶巾的翩翩公子时，得到的却是个瞻前顾后、忧忧虑虑的鼠辈回复。在长久的封建社会的沉疴中文人的形象是非常的尴尬的，闻达于诸侯，兴国安邦的使命让他们疲于奔波，王侯卿相的家天下里他们难有太多的作为，那么寄情山水，沦于柳巷成了他们躲避责任和排解苦闷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了。可是传统礼教滋养的文人中却真的有一些文痞敢于面对这样惨淡的人生，敢于挑战至高的权利。
这样的知识分子素有一种名士情结，从魏晋开始，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就成为文人名士的标准形象，而隐于其中的就是其内心的痞性。作为一个三纲五常礼教捍卫者的书生，能有这样的血性也不失为中国的特色
祢衡裸骂曹操，方孝孺狂斥朱棣，章太炎针砭袁世凯，马寅初怒对蒋介石，李敖骂蒋经国……这里面的痞性正是体现了一个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时的勇敢与正义，因此名士之根不在痞，而在良知与正义、勇敢与磊落。如果只是混迹市井、欺软怕硬，谄媚于权力，厉骂无权无力的民众，则与名士无关，只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痞子。
具有独立人格、把正义看得比生命更重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代都可以找到许多人。如魏晋时代的嵇康，不苟同于司马昭集团，一篇《与山巨源之绝交书》写得酣畅淋漓，最后招致杀身之祸，“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成为其千古悼音;明代的方孝儒，宁死不愿为篡位的明成祖写诏书，最后被诛十族，自己也惨遭腰斩;还有被明王朝视为异端的李贽，力排世人对孔教之迷信，倡言“童心说”，称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一生屡遭迫害而始终顽强不屈，最后在76岁高龄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逮捕入狱，自刎身死;还有清代的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清失败后，以死来抗命清朝廷征召他赴博学鸿词和参修国史;近代，则有作为古文化煞尾者的王国维，因不忍心看到祖国被蹂躏列强的铁蹄下，身投昆明湖自尽。更有中国最硬脊梁的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笔为匕首，一生坚韧地与专制和反动做斗争。
辜鸿铭曾回忆在北大教学时的一则佚事：袁世凯出身行伍，总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向辜鸿铭吹嘘，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说道骂人与痞性的文人，现在的中国除了李敖还有两个很难绕得开的名字———孔庆东和韩寒。不可否认这二位在文学或者说的时事评论界是有贡献，但是作为一个“文痞”此二人的行径和思想动力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孔庆东江湖人称“北大醉侠”对于这个“醉侠”诨号的由来我没有细细考证，但是我认为就之前微博上怒骂南周记者以及评论香港人素质时的所作所为他顶多称得上一个“醉”，侠者仁义公道之所系也，无根据的谩骂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侠”。更何况此人最善兴民怨、护主之能事。作为一个文人，至少要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而作为社会知识的承载着，义不容辞的要将自己的知识普及之大众，同时捍卫人民的自由与生活的安逸。在这一点上韩寒的作用要比孔庆东强的多，此处我们虑过二人的政治倾向，单就传民意、正民心来说，韩寒的调侃、讥讽，甚至是耍流氓都比孔教授的义正言辞更适合作为一个文人。
因为，不管是谁，倘真要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或者举着文人、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的旗子，混迹于文坛、学界和知识圈子，那么，就应责无旁贷地用真心、动真情、求真知、说真相、讲真话、爱真理、做真人，争当社会屋脊。要是没点痞性，指望知识分子站出来的时候，却把屋子锁得严实实的，躲在门后头、趴在床底下，原本极为岸然的道貌，一下成了软绵绵的草包，或者偷偷窜到痞性权贵那里，鞍前马后，当起了吹手、喊起了号，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是缺钙而是缺骨头了。
追根结底，“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孔庆东之流，却把观点交锋，当成了用粗俗的言语去恶心别人，架势摆得十足，却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力量。
不论你是从何种渠道汲取的知识，也不论你所处的是什么位置，作为一个知识的承载者，作为一个文人，就应该以布道的精神去感化去引导还处于混沌或者迷惘中的人们；而那些还在受着身心折磨，仍然饱受欺凌的人，你所作的不仅仅是教导了，而是以一个捍卫真理将领的身份来保护这些被剥落生存自由的人，让他们免于匮乏和恐惧，当然，面对如铜墙铁壁的权利时，文人的之乎者也还是比不上痞态痞气好使。
保持文人的博学、养就文人的达观、呵护内心的执拗、捍卫生者的尊严，彰显在时间的轨轴上亘古不变得真理与公义，面对再大的挑战与掣肘，拿出蕴藏骨髓的痞性——“我是流氓我怕谁”
在我们的脑海里似乎无意识的定格着一个斯斯文文，唯唯诺诺，亦或则峨冠博带、风度翩翩的双面文人形象，这一切似乎不全是真实的文人特征，但总是被很多人这样描述着、传播着。这样的坊间耳闻目见的形象似乎也反映着一个事实—--当许多平头老百姓将家国兴衰的希望寄于羽扇纶巾的翩翩公子时，得到的却是个瞻前顾后、忧忧虑虑的鼠辈回复。在长久的封建社会的沉疴中文人的形象是非常的尴尬的，闻达于诸侯，兴国安邦的使命让他们疲于奔波，王侯卿相的家天下里他们难有太多的作为，那么寄情山水，沦于柳巷成了他们躲避责任和排解苦闷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了。可是传统礼教滋养的文人中却真的有一些文痞敢于面对这样惨淡的人生，敢于挑战至高的权利。
这样的知识分子素有一种名士情结，从魏晋开始，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就成为文人名士的标准形象，而隐于其中的就是其内心的痞性。作为一个三纲五常礼教捍卫者的书生，能有这样的血性也不失为中国的特色
祢衡裸骂曹操，方孝孺狂斥朱棣，章太炎针砭袁世凯，马寅初怒对蒋介石，李敖骂蒋经国……这里面的痞性正是体现了一个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时的勇敢与正义，因此名士之根不在痞，而在良知与正义、勇敢与磊落。如果只是混迹市井、欺软怕硬，谄媚于权力，厉骂无权无力的民众，则与名士无关，只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痞子。
具有独立人格、把正义看得比生命更重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代都可以找到许多人。如魏晋时代的嵇康，不苟同于司马昭集团，一篇《与山巨源之绝交书》写得酣畅淋漓，最后招致杀身之祸，“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成为其千古悼音;明代的方孝儒，宁死不愿为篡位的明成祖写诏书，最后被诛十族，自己也惨遭腰斩;还有被明王朝视为异端的李贽，力排世人对孔教之迷信，倡言“童心说”，称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一生屡遭迫害而始终顽强不屈，最后在76岁高龄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逮捕入狱，自刎身死;还有清代的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清失败后，以死来抗命清朝廷征召他赴博学鸿词和参修国史;近代，则有作为古文化煞尾者的王国维，因不忍心看到祖国被蹂躏列强的铁蹄下，身投昆明湖自尽。更有中国最硬脊梁的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笔为匕首，一生坚韧地与专制和反动做斗争。
辜鸿铭曾回忆在北大教学时的一则佚事：袁世凯出身行伍，总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向辜鸿铭吹嘘，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说道骂人与痞性的文人，现在的中国除了李敖还有两个很难绕得开的名字———孔庆东和韩寒。不可否认这二位在文学或者说的时事评论界是有贡献，但是作为一个“文痞”此二人的行径和思想动力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孔庆东江湖人称“北大醉侠”对于这个“醉侠”诨号的由来我没有细细考证，但是我认为就之前微博上怒骂南周记者以及评论香港人素质时的所作所为他顶多称得上一个“醉”，侠者仁义公道之所系也，无根据的谩骂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侠”。更何况此人最善兴民怨、护主之能事。作为一个文人，至少要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而作为社会知识的承载着，义不容辞的要将自己的知识普及之大众，同时捍卫人民的自由与生活的安逸。在这一点上韩寒的作用要比孔庆东强的多，此处我们虑过二人的政治倾向，单就传民意、正民心来说，韩寒的调侃、讥讽，甚至是耍流氓都比孔教授的义正言辞更适合作为一个文人。
因为，不管是谁，倘真要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或者举着文人、学者或者知识分子的旗子，混迹于文坛、学界和知识圈子，那么，就应责无旁贷地用真心、动真情、求真知、说真相、讲真话、爱真理、做真人，争当社会屋脊。要是没点痞性，指望知识分子站出来的时候，却把屋子锁得严实实的，躲在门后头、趴在床底下，原本极为岸然的道貌，一下成了软绵绵的草包，或者偷偷窜到痞性权贵那里，鞍前马后，当起了吹手、喊起了号，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是缺钙而是缺骨头了。
追根结底，“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孔庆东之流，却把观点交锋，当成了用粗俗的言语去恶心别人，架势摆得十足，却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力量。
不论你是从何种渠道汲取的知识，也不论你所处的是什么位置，作为一个知识的承载者，作为一个文人，就应该以布道的精神去感化去引导还处于混沌或者迷惘中的人们；而那些还在受着身心折磨，仍然饱受欺凌的人，你所作的不仅仅是教导了，而是以一个捍卫真理将领的身份来保护这些被剥落生存自由的人，让他们免于匮乏和恐惧，当然，面对如铜墙铁壁的权利时，文人的之乎者也还是比不上痞态痞气好使。
保持文人的博学、养就文人的达观、呵护内心的执拗、捍卫生者的尊严，彰显在时间的轨轴上亘古不变得真理与公义，面对再大的挑战与掣肘，拿出蕴藏骨髓的痞性——“我是流氓我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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