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试图鞭打大象的人

一
在狄更斯诞辰两百周年的前夕，我走在Camden大街上。正值下班的高峰期，雪花在黄昏的霓虹灯中变幻着颜色，从地铁里涌出来一张张面带倦色的脸，街两旁的商铺正忙着做打烊前的最后生意，穷人们一如往常挤在连成一片的慈善店里，仔细挑选着从垃圾回收箱里收集来的服装和生活用品。这里，仍像狄更斯的维多利亚时代一样，是中低收入阶层和穷人们聚集的地方，英国记者Henry Mayhew1840年出版《伦敦劳工和穷人》 一书中，它曾作为一个恶鼠，小偷，乞丐，流浪汉以及“抹着浓妆，却连一双袜子也没有的妓女”的舞台粉末登场，而狄更斯就曾是这个舞台上最闪亮的一颗明星。望着街边摊档里随着打烊时分的逼近正在疯狂减价的冰冷的残羹剩饭，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张12岁的小童工那饥饿而疲倦的脸……
那是1822年，狄更斯一家结束了英国南部Chatham小镇牧歌般的农庄生活，为了寻求更好的生计，狄更斯的父亲带着一家大小搬迁到了这条街上。像所有进城的打工者一样，狄更斯的父亲为养活一家大小，四处碰撞着，但是现实却不尽人意。
根据史料记载，19世纪初叶的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早期，2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上。资源贫乏，社会动荡，法制极度不健全，数以万计的人为了逃离贫困而逃往美国和澳大利亚。甚至逃无可逃的人只好拖家带口走进济贫院（workhouses）。济贫院是20世纪以前，英国政府为了避免穷人向其讨债，把责任推到慈善机构身上的产物。它最初由教会机构负责打理，在19世纪早期，英国有超过3765个济贫院，它们后来成了狄更斯小说中的20个孤儿生活的发源地。在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里：“济贫院是一个冰冷如地狱一样的地方，凡进入济贫院的人，必须和父母分开住（如果有父母的话），父母亦被分开。包括儿童在内，里面的人每天要承担繁重的苦力活。”这个监狱般恶劣的环境，即使到了George Orwell的时代，亦未得以很大的改善，George Orwell就曾在“枕头如石头一般坚硬，被褥又臭又脏，面包仅够填牙缝”的济贫院里待过（George Orwell：《伦敦巴黎沉浮记》）。
为了不至于沦落到济贫院，狄更斯的父母在Camden大街举着繁重的债务，租了一间大房子，开设了一家小学校，然而却没有一个孩子来报名学习。12岁的狄更斯为了帮补家计，在一家压榨童工的黑工厂没日没夜的工作，以至于其他孩子们都以为他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儿。生意失败，狄更斯的父亲被抓进监狱，母亲和其他孩子们为了有一口饭吃，只好一起陪着坐牢，狄更斯的上学梦一再破灭，他只能继续待在童工厂里，并学会了在哪里可以买到1先令的面包，哪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黄油。童工厂的那段噩梦般的记忆，像魔鬼的影子一样伴随着狄更斯的一生。即使成名后的狄更斯搬离了Camden，住进中产阶级聚集的Russell Square大街，他仍常常回到这里。
“童工厂的经验，多少使他患上了某种程度上的强迫症，令他一刻也不能休息，他如果不是伏案写作，就是端着笔记本走在Camden大街上，记录那些廉价商品的价格，或为形形色色的穷人，小贩以及恶房东们刻画着群像。”在狄更斯博物馆每周三举办的“狄更斯阅读会”上，一位狄更斯的学者说道。
这段往事，被BBC制作成一套以真人演绎的纪录片，在狄更斯200周年诞辰纪念的一系列节目中，每天有超过百万的人在电视或者BBCipayer上收看。
二
在Camden的一家古董店里，我惊讶地发现了一排维多利亚时代平民的旧服装。艳丽的花色，粗造的棉布，并不细致的针脚。记得BBC的一位女主持人，在最近一档讲述狄更斯私人生活的节目中，曾穿着狄更斯出名后最喜欢的服装出场：“白色衬衫，红色中国丝绸马甲，绿色领带”——这种充满了圣诞节喜庆色彩的配搭，到了贵族出身的Virginia Woolf 的口中，也许会被刻薄地描述为“cheesy（俗气）”吧？她虽然没有像美国作家Henry James那样将狄更斯抨击为“最肤浅自大的小说家!”却也强烈地表示过她对狄更斯的不屑：“那小报式的骇人耸听，狗血煽情和难以置信。”可见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狄更斯。
George Orwell就认为狄更斯的作品略显简单。他在1940出版的散文集《鲸鱼内部》中这样评价狄更斯，他厌恶贵族，这一阶层极少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曾因“缺乏描述绅士的能力”而被耻笑；他显然也不喜欢资产阶级，但却没能找到最有力的武器抨击他们；对于这多少有些狭窄的价值观的形成，George Orwell又解释道，狄更斯来源于英国的清教徒传统，他们大部分是信奉上帝或耶稣的地主和农民，这一阶层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逐渐被城市化，随后发展为视个人成功为个人奋斗的结果的城市低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这一阶层直到今天仍在英国人口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但这个阶层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则一直是不争的现实。他们对政府的威力和作用始终半信半疑。对于George Orwell的判断，我身边不少艺术家朋友也表示认同，狄更斯虽然着重描写乞丐和孤儿，小偷和妓女这些穷人们的生活，但穷人的梦想则更多的是一种“过个体面的圣诞节”的中产阶级梦想，作为穷人代言人的他，因此并没有能够游离于低中产阶级或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之外。
对狄更斯的质疑，似乎更多地来自女性主义者。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打开电台，在BBC“女人时间”的访谈栏目“狄更斯和他的女人们”中，Jenny Hartley，Roehampton大学的文学教授，就带着典型的英国女知识分子的口吻，遗憾地说道：“在某种程度上，狄更斯确实无法超越他的时代，比如他那隐藏的性别歧视倾向。”英国作家Bechhofer Roberts 就曾在《盲目崇拜》里映射狄更斯总是不断地与小姨子们有染，并如何在中年发迹之后抛弃为他生了10个孩子，共同生活了21年的结发之妻，爱上比自己小27岁的18岁的女演员，并让她诞下私生子的事实；在英国女作家Miriam Margolyes 和Sonia Fraser 合作出版的书《狄更斯的女人》中，狄更斯显然被放置在一具象征着男权的棺木里：“他深信女人是家里的天使，应该把朝颜贡献给厨房，家务活和孩子的尿布中。但是他在获得这一切后，又把她们残忍地抛弃了。”传记作家Claire Tomalin在她那1990年代的畅销书《看不见的女人》中，亦大胆揭露了狄更斯和小情人Nelly Ternan之间的悲情故事，讲述Nelly Ternan怎样从一个诡异，诙谐，桀骜不驯的洛丽塔，逐渐沦为狄更斯的“new house keeper”，并指出，正是因为他那与他好打不平的作派不相符的大男子主义，酿造了又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悲剧”。英国戏剧明星Ralph Fiennes更将《看不见的女人》改编成电影，预计将于2012年年底公映。
尽管如此，喜欢狄更斯的读者却显然仍大有人在。仅仅在Camden区域的几家书店，例如Waterstones Booksellers书店，Primrose Hill 书店和英国图书馆书店，我就看到被放置在显赫位置的“狄更斯专柜”，这些书经过一版再般，现在被包装成印刷精美的，典型的畅销书的样子。在Marylebone地铁口的WHSmith书店里，我问一位摸样30岁出头的店员，狄更斯的书还畅销吗？他说：“以前一般，但最近正好赶上他的200周年诞辰，媒体借此大做文章，所以买的人比前几年翻了几倍。”为了验证他的话，我随后查阅了资料，在专事讨论畅销书的buzzle网站上，狄更斯的《双城记》仍保持着惊人的销量——仅次于排在第1位的《圣经》，而《哈利波特》则被排到了第9位。
“让爱始于家，让公正指向社会（Charity begins at home, and justice begins next door）。”是狄更斯的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管他是否在他的私人生活中履行了他的承诺，他发表了上千部戏剧，22部脍炙人口的畅销小说，3本以上包括《英国儿童史》，《意大利画像》在内的文论集，一直以来被英国公众和媒体看作“穷人的代言人”，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G. K. Chesterton.，20世纪早期的文学评论家，曾担心狄更斯会被追求新潮的出版界遗忘，在1906年发表在纽约的一篇评论中疾呼：“千万不要让那些自以为是的荒谬之论和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审慎，将狄更斯珍贵的文学遗产打入冷宫。”美国评论家Mackenzie Carpenter也因年轻一代不再读大部头的书，在Pittsburgh 邮报上发表文章表达其内心的忧患：“200周年纪念，是一种文化复兴，还是一道挽歌？”
然而从这段时间英国文化界掀起的“狄更斯”热潮来看，G. K. Chesterton.的担忧似乎是没有必要的。狄更斯显然并没有被今天新一代的英国文学评论家遗忘。文学评论家Fred W. Boege赞美道：“狄更斯无疑是像俄罗斯作家Dostoevsky那样伟大的作家”；文学评论家Jon Michael Varese去年圣诞前夕在左派报纸Guardian上发表文章说：“狄更斯善于将那些最具有普遍性的主题，融入一丝不苟的，永恒的细节描述之中。”文学评论家G.K Chesterton则说：“当狄更斯变成一个大众偶像，人们关心起他的服装，他的女人，他的发型来，他笔下的人物们就自然地变得比狄更斯要真实起来。他创造的那些人物，如此真实，让我们没法遗忘，哪怕我们拼命想去遗忘。”英国著名的年轻女记者，观察报和BBC的名嘴Anita Sethi在她为狄更斯200周年撰写的《狄更斯礼赞》中写道：“针对布克文学奖（The Booker Prize）的主评委Stella Rimington所提出的‘文学作品的好坏和其易读性有关’这一问题，狄更斯的作品会跳出来提醒我们，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分割法，他的作品就非常地易读，但是却仍充满了文学重量，好的作品就应该像他的作品那样跨越这种分割，传达出一种普遍性。”
三
2012年2月7日，狄更斯200岁生日。我到狄更斯博物馆参加他的2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虽然天气寒冷，来的人却还是不少。博物馆是一栋夹在普通民宅之间，由狄更斯成名后在Russell Square大街的宅邸改造起来的维多利亚建筑。除了将前会客厅改为专卖纪念品的商店，并在后院加设了一家小咖啡厅以外，整栋建筑和其内部设施基本上保持着原貌。暗红色的印花地毯，脚踏钢琴和装饰略显繁琐的玻璃花瓶，罗可可风格的半扶手沙发，原木椅子规整而对称地摆放着，壁橱里整齐地摆放着碗碟和显示主人小趣味的装饰物……一切都显露着一股 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品位，似乎相当符合George Orwell对狄更斯的判断。
为了招待来宾，博物馆特意做了免费的巧克力蛋糕，咖啡厅里，两位侍应特意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服装，为这一纪念日助兴。我和一位来宾交谈起来，谈到最近的“狄更斯热”，他说，显然，媒体是在借狄更斯发泄民愤嘛！
回想他的话，确实很有道理。200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童工厂和济贫院已经被废除，英国在1990年代后更进入了一个高福利制度社会，住房津贴，失业津贴，残疾津贴和国民医疗保险曾一度让穷人们也能拥有圣诞夜的烟花和火鸡，狄更斯笔下那些衣裳褴褛的孤儿和乞丐们曾一度消失。但是，这个高福利高社会保障的美梦到了今天却被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伴随着“我们到底身处荒凉山庄（《Bleak House》，狄更斯的小说）还是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狄更斯的另一部小说）”的悲伤叹息。自圣诞前夕，关于狄更斯的文章就开始陆续地占据着大报小报的文化版头条。平安前夜，发表在Evening Standard的头版文章以“对于狄更斯的圣诞憧憬，我们心怀亏欠”为题写到：“街头暴乱，政客无暇顾及，银行家们的贪婪一如既往丝毫不改，一百万英国青年失业，这真是一个庆祝狄更斯两百周年的大好时光！”狄更斯的传记作家Simon Callow则抱怨道：“如果狄更斯仍活着，他一定正在忙着采集伦敦地铁公司和国民医疗保险机构的丑闻。”“为什么我们还在读狄更斯？”Guardian的一篇文章答道：“狄更斯的小说和戏剧，在他那个年代，就像今天的报纸和电视一样，总是第一时间报道着关于穷街陋巷的新闻和传闻，关于贫穷和慈悲，而这些故事，今天却仍在不断地上演。从某种意义上来，狄更斯不仅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也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众所周知，英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冰霜期，高福利制度正随着政府大力消减福利补贴和公共部门开支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Gordon Brown已经发布了银行崩溃的警告。虽然狄更斯笔下的贫民窟似乎不像当年那样随处可见，但据英国会计协会统计，在2009年到2010年，英国处于贫困线上的人口占据着总人口的17.1，比起19世纪末的25%，显然并没有少多少。在19世纪，超过90%的城市人口住在狄更斯所描述的“充满了恶房东的”私人出租屋里。在1990年代，因为政府修建了大量的廉租房，租私房的人下降到9%，但在最近的5年，这个数字却飙升到了40%。Metro报在2012年初预计，对于狄更斯笔下的那些中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要节衣缩食，每年攒上1000英镑，在20年后才有可能付清一套2居室公寓的首期。过去，当人们读着狄更斯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也许不用担心Tiny Tim（《圣诞颂歌》里流浪街头的残疾小孩）的拐杖在新漆上的刮痕，会影响Bob Cratchit（《圣诞颂歌》里总是被虐待的小职员）的购房计划，但现在这个蝴蝶效应似乎已经传遍整个英伦。
2012年2月，教育部长Nick Gibb 说道：“文盲问题仍像狄更斯的时代一样，沉重地敲击着英国社会最底层的人。”Billy childish，英国当代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就故意以错误的语法和拼写来表达这群“最底层的人”的愤怒。他的诗歌中写道：“这个一个愤怒的男人，直到35岁前还没有穿过一双不是在慈善店买的旧鞋子。”他住在狄更斯曾度过童年的小镇Chatham，但是那里已经不再是狄更斯传记中的所描述的，充满田园诗意的桃花源。我曾去过这个被Billy childish描述为“丑陋的，死气沉沉”的小镇。Billy childish在这里度过了15年靠救济金的生活。在他的自传体小说《赤裸的青春》里，他描述到：“这是一种在寒冬的夜晚睡在满是破洞的睡袋里，第二天一早还得应付恶房东的生活。”
Chatham小镇的白天冷冷清清，到了夜晚则满是醉熏熏的，随地呕吐的年轻人。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是那些在1990年代在政府廉租房中长大的孩子们，由于他们的父母长期依赖着为失业人士提供的住房津贴和失业津贴，他们自出生起，就目睹着大人们那无所事事了无希望的生活，所以缺乏斗志。他们在15岁以后就不得不辍学，一部分原因也许出于自暴自弃，更主要的原因是付不起学费，尤其是2011年以后急剧上涨的学费。因为教育程度低下，自然找不到工作，这团庞大的乌云就逐渐形成了100万青少年失业大军。在2011年消减福利资金的政策颁布后，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到当地的“就业扶助中心”报告，但是从就业扶助中心那里，他们并没有得到比清扫大街，洗车，或者在麦当劳买汉堡包更理想的工作。就算是这些纯体力的，重复性的，毫无创新精神的，被George Orwell《巴黎伦敦沉浮录》里抨击为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机制里的，像螺丝钉一样的工作，也并不见得就能得到。
在1865年，啤酒的销量是15.5百万加仑。自2000年起，英国人均饮酒量为26.8公升每年，这个数字是1876年，狄更斯时代的10倍。在2011年，15%的英国人变成了酒鬼——虽然狄更斯好酒，但是他听到这个消息的他，也许不一定会笑得出来。
这些失望的年轻人，或者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或者在街头打架滋事。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青少年街头打斗虽然盛行，但是死亡率却并不高。而根据警方报道，在2007年，伦敦本地就有169起街头打斗事件，其中四分之一涉及蓄意谋杀。参与打斗的青少年们，被媒体称为“现代版的雾都孤儿”。狄更斯博物馆的馆长Alex Werner说道：“当狄更斯被迫辍学，在童工厂里做苦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几乎就要成为这些街头烂仔的一员了。这是为什么他在成名后，为贫民儿童免费学校大力宣传，甚至私下帮助那些小擦鞋匠，那些流浪的儿童，使他们能够获得一线生机的主要原因。”女记者Anita Sethi则说：“每次我回到Manchester，都会想起狄更斯，对我来说，Manchester这座混乱的工业城市的避难所之一，就是狄更斯在1852年修建的免费公共图书馆。”
有的人却认为慈善不见得可以改善这种状况，这让在狄更斯时代被称为“善行”的行为在今天却受到了质疑。自2011年秋季以来，我几乎每天打开BBC电台4，都会听到关于“福利制度”的激烈讨论，反对者比如David Cameron，认为人们应该多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不要老想着靠福利支持。
Buckingham 大学的博士，狄更斯的学者John Drew 则说：“在《荒凉山庄》中，Jelly夫人把她所有的钱都捐献给了非洲，却丝毫没有考虑她那11个孩子。狄更斯也是这样的人，他和当时一家银行业的继承人Angela Bernadette女士一起，创建贫民儿童免费学校，并为他们提供干净的宿舍。”
四
从狄更斯博物馆出来，我拿着供游客使用的《狄更斯带你游伦敦》的地图，沿着他当年的足迹，朝泰姆士河边走去。在满大街的游客和疯狂的促销中，我试图通过狄更斯作品早期版本的插图，遥想150年前的街景。那时的街道是怎样的呢？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在Chatham 小镇的一个叫“狄更斯乐园”的游乐园里，我曾见到过的景象。乐园的设计者通过蜡像和微型建筑，构筑了一派热闹蒸腾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公众娱乐画面：那是一个以街头剧场为中心，伴随着扑克赌博游戏，吹拉弹奏的民歌，马戏团的表演，魔术，哑剧和各种几乎已经失传的街头杂耍艺术的画面。人们在大街上彻夜狂欢着，偶尔会有被噪音吵得受不了的人，从二楼的窗口冷不妨地泼下一盘水来。类似这样的画面，我在一部叫《les Enfants du paradis》的法国早期有声电影中就曾看到过，但是现在却已不复存在了。
我边走边留意着沿路的几家大戏院，戏剧门口虽然还挂着大幅海报，但几乎都只是像《芝加哥》或者《摇滚年代》那样的保留剧目。
我想起在最近刊登在《Shotlist》上的一篇文章，Anne Perry，维多利亚侦探小说《Pitt和僧侣》的作者，在文中感叹道：“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我们曾有过一个戏剧的黄金时代，我们有过Oscar Wilde, George Bernard Shaw, Gilbert 和Sullivan, 还有来自挪威的 Henrik Ibsen，那位曾经以其戏剧道出女性需要丈夫和家庭之外的生活的大剧作家。那个时代，就连普通的家庭聚会，都会有一两个擅长文艺的能手，拉手风琴或者弹曼陀铃，甚至演奏钢琴为一大家子人助兴。即使在那段狄更斯全家举债为生的岁月里，狄更斯的姐姐仍孜孜不倦地练习着钢琴，她后来进入了皇家音乐学院深造。有钱人也同样热爱着戏剧，他们定期在家里举办宴会，邀请音乐家和戏剧家及其演员们上门表演。在1868年，皇家管弦乐队就曾亲眼目睹两位音乐剧人，Arthur Lloyd 和Jolly Nash，私下为威尔士亲王表演。”
据说狄更斯本人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让自己的剧本搬上舞台的机会。他不但写剧本，创作歌词，自己也参演，并经营着剧院。《圣诞颂歌》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仍是舞台剧的常备节目，这盛况不单只在伦敦，也被感染到了纽约。在纽约，仅Madison Square Garden一家剧院，自1994年9月开业以来，就有超过200万观众观看《圣诞颂歌》。狄更斯的另外两黜名剧，The Cricket on the Hearth 和The Chimes 也曾一度辉煌过。
在一个叫“最好的时光，狄更斯和他的戏剧”的展览中，观众们可以欣赏到当时的戏票，狄更斯和演员们的海报，感受到戏剧曾带给人们的非凡体验。而今天，据统计，在英国，仅有23%的人迈出家中的电视屏幕，其中18%在购物，只有2%在看戏剧和音乐演出。Anne Perry 又说道：“在狄更斯的时代，人们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电子游戏。所以只单纯地想像这个画面，今天的英国，人们每天平均花4小时18分钟看电视，就不难得出也许维多利亚时代才是一个在文化娱乐上相对神智健全的时代，诸如此类的悲伤结论。”
还好，今天我们还有电影。我带着一丝欣慰走进位于泰姆士河边的英国电影协会。这里正举办着“狄更斯电影回顾展。”多归于影视公司对于狄更斯作品通俗性的热爱，目前英语范围内就已经有超过53部通过狄更斯的戏剧剧本和小说改编的电影。至于电视剧则更是不断地推陈出新。虽然在专业影评人眼里，大部分关于狄更斯作品的改编电影都只停留在好莱坞的水准，但这对于只读微博和facebook的年轻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良性的文学普及教育，也许正是因为电影，为狄更斯赢得了facebook上的几十万名粉丝也不一定。
坐在供观众休息的咖啡厅里，我翻看着狄更斯电影回顾展的画册，望着封面上印着的狄更斯的肖像，我不禁想起在George Orwell《论狄更斯》一文中的话：“我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所见到的狄更斯的那张脸，和照片里的狄更斯的脸，不太相同。这是一张大约年近四十的男人的脸，红润的面颊上点缀着一小措山羊胡，他总在笑着，他的笑容里没有得意，也没有恶意，有的只是愤怒，这是一张总是在反抗着什么的男人的脸，他贸然反抗，携带着慷慨无畏的愤怒。也许可以这样说，这是一张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的机智的脸，是一张在所有发臭的正统思想中冒出来的，带着仇恨的，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战斗着的脸……对于狄更斯来说，英国社会就像一头大象，需要一根手杖在令人可喜的鞭打中前行。”
”
附：
TIME 杂志精选的10大狄更斯的小说（排名按先后次序）
Bleak House
Great Expectations
Little Dorrit
David Copperfield
Our Mutual Friend
A Tale of Two Cities
The Pickwick Papers
Hard Times
Dombey and Son
Oliver Twist
（上海外滩画报文化版特写“狄更斯200周年诞辰专题”，已发，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