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中国音乐展望"引发的思考
参加了个“未来十年中国音乐展望”论坛。
音乐，我是外行，去的原因是觉得这个讨论会涉及些音乐以外的东西，或许对我有所裨益。另一个原因是对天大前任校长、现在的南大校长龚克先生和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纲教授多少有些好奇。
不废话了，整理一下他们的发言要点，再讲讲我的感悟吧。
龚校长的发言里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点是受众的观点。他认为不仅是音乐、任何一种文化的未来走向都取决于他的受众。要想朝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首先要做的培养好它的受众。而未来的受众中会有更多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会有留学中国的受众群体出现。音乐要做的是适应文化素养更高的受众群体。后面又讲到了媒体的影响。媒体对大众的文化欣赏应该具有引导的责任。换言之，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审美素养的媒体和具有审美观的评论，媒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大众的教育者之一。
把这些东西和自己原有的观点整合起来，我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对传媒人的要求。传媒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对自己的受众负责。无论报道还是评论，都要最大程度客观、全面的反映事实。传媒人应该是一个冷静的思考者，他对事件的判断、措辞都不应该被其个人或义愤填膺、或极度同情、悲悯等情感所左右。目的是让受众足够接近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媒体不应该左右受众的判断，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应该是受众群体培养好了自己的判断能力，不论其判断结果正面还是负面。
最可怕的是不了解事实就发表过激见解。“我爸是李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看了三联的对事件追踪调查后的报道，并没有对这句话有什么批判的意思。但与此同时，很多评论者断章取义，发表对“官二代”的一系列批判。我不知道这是为了制造噱头还是无心的，但现今很多报道都是“标题党”，倒是不争的事实。
这又让我思考起传媒人存在的意义了。记得《看天下》有个口号：做最有影响力的杂志。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句话。媒体到底该不该追求影响力呢？一个顽强而执拗的媒体人首先要坚守的理念应该是接近真相、报道真相。真相与影响力应该是具有相关性的，《南方周末》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函数关系。
影响力到底该不该是媒体所刻意追求的呢？媒体的全部收入都来自其影响力，这是它的生存基础。从这点上来讲，似乎影响力可以排在第一位上去追求了。但从本心的角度来讲，真相似乎是最重要的。
或许二者并不矛盾，但我总觉得真相只是提高影响力的途径之一，影响力可以通过噱头等非真相的方式获取，是个功利的东西，不该作为信条的。
想的有些远了，回到龚校长的第二个观点上来。
这个观点与我们大学生群体有关。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着两项要求：一是行业分化更加细致，我们需要掌握针对某一行业的深入的、系统化的技能来提高职业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具有全面的、完美的知识广度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这个问题没有给我带来太多困惑。我们想要的东西变多了，质量也变高了，那最直接的获取途径就是更加辛苦。我曾羡慕、佩服过那些所谓的“天才”。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很幼稚。“天才”不过是长了一颗不错的脑子，而这并不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只是上天发明的小概率事件眷顾了他而已。不是天才，却一直很辛苦的努力靠近自己梦想的人才是伟大的，不管结果如何。不劳而获是人天生的惰性所带来的价值观。但经过教育、各种经历以后，有脑子的人都会将它摒弃。
叶小纲教授也带给我些许感悟。他谈到感性教育的缺失。这种感性和我之前所说的感性不同。它强调的是审美的能力和艺术所带来的直觉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感性还是有些用的，把这种感性融合在理性里，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我不大懂艺术，也就不多讲了。
抛开他们的讲话内容，我再次感受到了“人”这个奇特的命题。龚校长给人的感觉是个严谨的科学家，讲话的顺序逻辑性很强；叶教授则是幽默的，思维似乎有些跳跃性，不是很规整的的感觉；上海大剧院的创始人钱先生是个会讲故事的人，想来是人情练达的。我看到的大致就这么多，其他的感悟说不清楚了，或许是没有采访、近距离接触的缘故吧。
音乐，我是外行，去的原因是觉得这个讨论会涉及些音乐以外的东西，或许对我有所裨益。另一个原因是对天大前任校长、现在的南大校长龚克先生和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叶小纲教授多少有些好奇。
不废话了，整理一下他们的发言要点，再讲讲我的感悟吧。
龚校长的发言里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点是受众的观点。他认为不仅是音乐、任何一种文化的未来走向都取决于他的受众。要想朝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首先要做的培养好它的受众。而未来的受众中会有更多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会有留学中国的受众群体出现。音乐要做的是适应文化素养更高的受众群体。后面又讲到了媒体的影响。媒体对大众的文化欣赏应该具有引导的责任。换言之，我们需要的是具有审美素养的媒体和具有审美观的评论，媒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大众的教育者之一。
把这些东西和自己原有的观点整合起来，我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对传媒人的要求。传媒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对自己的受众负责。无论报道还是评论，都要最大程度客观、全面的反映事实。传媒人应该是一个冷静的思考者，他对事件的判断、措辞都不应该被其个人或义愤填膺、或极度同情、悲悯等情感所左右。目的是让受众足够接近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媒体不应该左右受众的判断，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应该是受众群体培养好了自己的判断能力，不论其判断结果正面还是负面。
最可怕的是不了解事实就发表过激见解。“我爸是李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看了三联的对事件追踪调查后的报道，并没有对这句话有什么批判的意思。但与此同时，很多评论者断章取义，发表对“官二代”的一系列批判。我不知道这是为了制造噱头还是无心的，但现今很多报道都是“标题党”，倒是不争的事实。
这又让我思考起传媒人存在的意义了。记得《看天下》有个口号：做最有影响力的杂志。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句话。媒体到底该不该追求影响力呢？一个顽强而执拗的媒体人首先要坚守的理念应该是接近真相、报道真相。真相与影响力应该是具有相关性的，《南方周末》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函数关系。
影响力到底该不该是媒体所刻意追求的呢？媒体的全部收入都来自其影响力，这是它的生存基础。从这点上来讲，似乎影响力可以排在第一位上去追求了。但从本心的角度来讲，真相似乎是最重要的。
或许二者并不矛盾，但我总觉得真相只是提高影响力的途径之一，影响力可以通过噱头等非真相的方式获取，是个功利的东西，不该作为信条的。
想的有些远了，回到龚校长的第二个观点上来。
这个观点与我们大学生群体有关。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着两项要求：一是行业分化更加细致，我们需要掌握针对某一行业的深入的、系统化的技能来提高职业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具有全面的、完美的知识广度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这个问题没有给我带来太多困惑。我们想要的东西变多了，质量也变高了，那最直接的获取途径就是更加辛苦。我曾羡慕、佩服过那些所谓的“天才”。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很幼稚。“天才”不过是长了一颗不错的脑子，而这并不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只是上天发明的小概率事件眷顾了他而已。不是天才，却一直很辛苦的努力靠近自己梦想的人才是伟大的，不管结果如何。不劳而获是人天生的惰性所带来的价值观。但经过教育、各种经历以后，有脑子的人都会将它摒弃。
叶小纲教授也带给我些许感悟。他谈到感性教育的缺失。这种感性和我之前所说的感性不同。它强调的是审美的能力和艺术所带来的直觉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感性还是有些用的，把这种感性融合在理性里，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我不大懂艺术，也就不多讲了。
抛开他们的讲话内容，我再次感受到了“人”这个奇特的命题。龚校长给人的感觉是个严谨的科学家，讲话的顺序逻辑性很强；叶教授则是幽默的，思维似乎有些跳跃性，不是很规整的的感觉；上海大剧院的创始人钱先生是个会讲故事的人，想来是人情练达的。我看到的大致就这么多，其他的感悟说不清楚了，或许是没有采访、近距离接触的缘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