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笔
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修订本）摘录
开局修史，不但当局有所标榜，有所避趋，史臣也会有所迎合，而执事者又求迎合史臣。崔浩总裁史事，首在破邓渊狱后史臣裹足局面，一切惟“务从实录”是崇，显示自己忠于太武帝的付托。而竞趋之士为了迎合崔浩，更以国史刊石立衢，“欲彰浩直笔之迹”。古来权势宠幸者于臣君相与之际，有时未达一间，酿成事端，自贻伊戚。智如崔浩，也不免忘乎所以，竟不思伴君伴虎之谚。所以高允议论崔浩国史刊石诸事，竟说出了“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的重话来。崔浩希君之旨，以实录为依归，以直笔相标榜，终于栽倒在直笔之下！他可能至死也未曾明白人主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直笔。人主的复杂心态使希旨者祸福无常，给史学造成祸害，问题不正是出在“分寸之间”吗？
……崔浩以直笔、实录获谴，本不悖于史德。但他并不理解太武帝所言“务从实录”之意，除了有惩于邓渊狱事外，还有太武帝自己的理解与需要。诚如《史通·序传》所说：“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这才是太武帝所要的实录。修国史如果不能有所隐又有所称，这种实录是当局者所不能容许的。“盛矜于己而厚辱于先”，那就难保不取祸了。当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之时，先人事迹无涉荣辱，无大违碍；而当皇权在握，礼法人伦关切利害，成为衡量准则之时，所谓实录也就另有分寸。如若不然，皇权就要裁剪史法，约束史家，以至于屡屡出现迫害杀戮史家的惨案。历代史家必须思考和寻求为学和自处的两全之道，这也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
……只是自邓渊、崔浩以来百余年中史风污染，当途者既贪求国史之誉，又深畏国史之毁；既不能不标榜直笔实录，又吹毛求疵于直笔实录之中。风气积久，洗之愈难。不止是帝王干预修史，连权势之辈都想利用国史巩固家族地位，多求史官为先人作佳传。这就是《史通·直书》所说史臣也只有“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魏收的一部《魏书》，虽不远于是非，但亦难说清正，未行时已屡见纠纷，刊布后更被指责为“秽史”。宋人刘恕等在进其所校的魏收书中评此书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所以历代学者屡起为魏收“辨诬”而又难辨明白。在我看来，这也是北魏史风污染的一种必然的后果。今之视古如此，后之视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开局修史，不但当局有所标榜，有所避趋，史臣也会有所迎合，而执事者又求迎合史臣。崔浩总裁史事，首在破邓渊狱后史臣裹足局面，一切惟“务从实录”是崇，显示自己忠于太武帝的付托。而竞趋之士为了迎合崔浩，更以国史刊石立衢，“欲彰浩直笔之迹”。古来权势宠幸者于臣君相与之际，有时未达一间，酿成事端，自贻伊戚。智如崔浩，也不免忘乎所以，竟不思伴君伴虎之谚。所以高允议论崔浩国史刊石诸事，竟说出了“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的重话来。崔浩希君之旨，以实录为依归，以直笔相标榜，终于栽倒在直笔之下！他可能至死也未曾明白人主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直笔。人主的复杂心态使希旨者祸福无常，给史学造成祸害，问题不正是出在“分寸之间”吗？
……崔浩以直笔、实录获谴，本不悖于史德。但他并不理解太武帝所言“务从实录”之意，除了有惩于邓渊狱事外，还有太武帝自己的理解与需要。诚如《史通·序传》所说：“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这才是太武帝所要的实录。修国史如果不能有所隐又有所称，这种实录是当局者所不能容许的。“盛矜于己而厚辱于先”，那就难保不取祸了。当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之时，先人事迹无涉荣辱，无大违碍；而当皇权在握，礼法人伦关切利害，成为衡量准则之时，所谓实录也就另有分寸。如若不然，皇权就要裁剪史法，约束史家，以至于屡屡出现迫害杀戮史家的惨案。历代史家必须思考和寻求为学和自处的两全之道，这也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个值得留意的问题。
……只是自邓渊、崔浩以来百余年中史风污染，当途者既贪求国史之誉，又深畏国史之毁；既不能不标榜直笔实录，又吹毛求疵于直笔实录之中。风气积久，洗之愈难。不止是帝王干预修史，连权势之辈都想利用国史巩固家族地位，多求史官为先人作佳传。这就是《史通·直书》所说史臣也只有“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魏收的一部《魏书》，虽不远于是非，但亦难说清正，未行时已屡见纠纷，刊布后更被指责为“秽史”。宋人刘恕等在进其所校的魏收书中评此书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所以历代学者屡起为魏收“辨诬”而又难辨明白。在我看来，这也是北魏史风污染的一种必然的后果。今之视古如此，后之视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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