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效率
从效率（efficiency）的角度来看，专制其实真是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手段，因为不用走多重投票的中间过程，也不用靠讨论啦集思广益啦等等耗费时间耗费资源的方式来得出结论，所以专制的直接管理成本非常的低。但如同投资的风险收益曲线一样，高效率的制度同时也意味着高风险的制度，其风险主要在于专制的人：如果恰好碰到一个把系统整体利益放在前位，鞠躬尽瘁真心实意愿意为“大众”进行有效资源管理这样的管理人，那么这个系统（或者说社会）的发展简直就会勇往直前所向披靡。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强大汉武帝时期和令人赞叹的康熙王朝等，无一不是生逢明君，当皇帝的头脑清醒又充满好奇心，胸襟宽广思想开明，国家资源和历史环境都很不错，能人贤士也有施展拳脚的机会，所以国家发展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可一旦遇上一位不怎么样的管理者，要么是没能力，要么没魄力，或者干脆就是个骗子无赖加流氓，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千年基业毁于一旦的惨痛景象。就比如说清朝吧，康乾之治之后从嘉庆皇帝起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慈禧太后这拨最没远见，尽管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更深层次的生产力原理来解释清朝的没落大概更有说服力，但单从管理的效率来看，从康熙到慈禧，这个制度的本质并未改变，群众基础也基本一致，并不是说康熙时的贤才良士到了慈禧那时就都不存在了；真正最显著的改变是上层管理者的变更，由于新的CEO团队不具备战略眼光，不能适应激励变更的竞争新环境，所以整个系统一败涂地，在变革中被扫地出门。
另一个明确显示专制式的管理手段高风险性的是采取高级合伙人制度的公司，比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不管是安永，德勤，还是“弼马温（KPMG）”，普华永道，这种高级合伙人的公司体制都与一个由不同商店组合起来的超级购物中心类似，每个合伙人管理一个或几个自营小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每家店表面上都合乎购物中心的要求：门面光鲜，干净卫生，宾至如归；但若要深入到小店的内部去细看，店与店的区别却还蛮大。这种区别并非根本性的制度差异——每家店都在相差无几的大环境中搞内部区别性小专制，因为尽管高级合伙人自行负责自己这一摊的经营管理，但由于采取全部合伙人利润分摊的方式，所以依然要依据整个购物中心的总体经营方针方案执行。排除了大制度上的差异，小店与小店之间的主要差异就是管理的人了。同样都是专制的管理方式，遇到一个体恤下属又有战略眼光的好合伙人，这个店就能运营良好，连创佳绩；可倘若遇到一个既没才华又没胸襟的蛮横合伙人，再加上这种高级合伙人制度的公司并没有什么真正用来制约合伙人的有效机制，除非出现重大失误，一旦成为合伙人便很难对其进行制约，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下面的员工即使有所不满也别无他法，只能走人了事。从这个角度上看，“四大”的超高换员率，除了工作时间工作报酬等方面的因素，作为管理人的高级合伙人的水平优劣，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评估一个不民主的制度，从某次性单一事件来看其是否合理是否有效都不大正确，因为决定这样制度统治结果的其实是一种不可控因素，也就是说制度的管理者是否恰好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科技要求。或者说，同样都是不民主的专制管理方式，倘若碰上了天时地利人和，再残暴再弱智的管理者也有可能让自己旗下的小系统依靠惯性稳定发展；而一旦遭遇天灾人祸，一位开明的优秀专制管理者也可能最终失败。所以评判非民主的专制管理方式，必须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要通过时间上的长跨度来消除“运气”这个不定因素的影响，力求让大家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来公平考量。
而民主，尽管从效率上讲确实不怎么样，但层层选拔考核的机制和切实有效监督机制的存在却大大降低了制度的风险性，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或科技水平条件下，给出足够的时间，民主的制度都能够通过群策群力的方式找到最顺应历史潮流的具体管理方式。但代价呢，就是管理成本的显著上升。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效率就要多付资源；要节省资源就要承担高风险。现代制度研究的核心其实就是怎样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历史等因素的不同组合来找到一个最优均衡点。
不过，尽管民主具有上面所说的种种优势，但在比较专制与民主的管理方法时，直接否定专制也很武断，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下，比如敌军入侵或者感染病爆发等时刻，社会强烈需求效率，要快，要高效，没有时间给民主来群策群力找出“最正确”的解决方法；而至于风险，只要做出错误决定的风险小于等于七嘴八舌不作为的风险，专政就是绝对的最佳策略。
同时，民主还具有比较难缠的“刚性”，也就是说，从民主向专制倾斜十分困难，因为“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比如美国这种独立后没受过什么大动荡的社会，早就习惯了高成本高耗资源的民主，社会管理方式就是以资源浪费决策拖拉来换取小风险的缓速稳步发展。一分钱一分货，从全球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既然人家能够支付得起，自然还是相对最优的管理方式，就是性价比可能不算很高。而且一旦爆发突发事件，比如2005年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高成本费时费力的民主制度的缺陷就暴露的十分明显，各个部门都在推卸责任，没有人有足够的权限站出来拍板说应该立刻如何处理，结果洪水袭来慌忙撤退的时候，无数校车公车被白白水淹，大批没有私人交通工具的低收入人民沦为难民，滞留在超级圆顶（Superdome）体育馆和国际会展中心长达一个星期之久。同样道理还有美国的枪支管理制度。美国独立战争中社会充分享受了枪支自由的好处，家家户户都有私枪在殖民地对英抗战中全民皆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时至今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装备早已远远超越了私家军备的最大可能，枪支自由对所谓对抗紧急状况的意义更是几乎完全消失，可禁枪，甚至仅仅是加强枪支管制的法案调整都很难被通过。我的几个朋友就说，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宁可承担枪支自由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作为代价，也要保障照个人拥有枪支的权益，因为“相对于人民无法随时联合起来反抗暴政与侵略的风险，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要小得多”。尽管我认为这样的理由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早已过时，但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都具有刚性，一旦过界便很难紧缩。
不仅民主具有“刚性”从而难向集权方向迈进，从专制到民主的管理方式演变也很不容易，因为让既得利益阶层主动放权也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悖论行为，很难想象哪个当权派愿意干这种损己的事情。不过网络的发展与全球化的普及，却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民主的好处，比如十一月期《国家地理》杂志里描述的汤加王国，基本就是人民在越来越频繁的接触了解外部社会信息后强烈呼吁废除君主制。信息科技进步与全球化使以前的极端专制制度寻求稳定的成本极大提高，所以，在信息革命发生前，变革主要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发生，而全球化的信息社会却能够带来和平演变的某种可能。我觉得大陆目前的制度发展就基本属于良性，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大概就是一种寻求专制与民主均衡点的实践吧。要是真的找到了，哪怕仅仅是接近均衡，前途都不可限量！
另一个明确显示专制式的管理手段高风险性的是采取高级合伙人制度的公司，比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不管是安永，德勤，还是“弼马温（KPMG）”，普华永道，这种高级合伙人的公司体制都与一个由不同商店组合起来的超级购物中心类似，每个合伙人管理一个或几个自营小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每家店表面上都合乎购物中心的要求：门面光鲜，干净卫生，宾至如归；但若要深入到小店的内部去细看，店与店的区别却还蛮大。这种区别并非根本性的制度差异——每家店都在相差无几的大环境中搞内部区别性小专制，因为尽管高级合伙人自行负责自己这一摊的经营管理，但由于采取全部合伙人利润分摊的方式，所以依然要依据整个购物中心的总体经营方针方案执行。排除了大制度上的差异，小店与小店之间的主要差异就是管理的人了。同样都是专制的管理方式，遇到一个体恤下属又有战略眼光的好合伙人，这个店就能运营良好，连创佳绩；可倘若遇到一个既没才华又没胸襟的蛮横合伙人，再加上这种高级合伙人制度的公司并没有什么真正用来制约合伙人的有效机制，除非出现重大失误，一旦成为合伙人便很难对其进行制约，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下面的员工即使有所不满也别无他法，只能走人了事。从这个角度上看，“四大”的超高换员率，除了工作时间工作报酬等方面的因素，作为管理人的高级合伙人的水平优劣，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评估一个不民主的制度，从某次性单一事件来看其是否合理是否有效都不大正确，因为决定这样制度统治结果的其实是一种不可控因素，也就是说制度的管理者是否恰好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科技要求。或者说，同样都是不民主的专制管理方式，倘若碰上了天时地利人和，再残暴再弱智的管理者也有可能让自己旗下的小系统依靠惯性稳定发展；而一旦遭遇天灾人祸，一位开明的优秀专制管理者也可能最终失败。所以评判非民主的专制管理方式，必须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要通过时间上的长跨度来消除“运气”这个不定因素的影响，力求让大家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来公平考量。
而民主，尽管从效率上讲确实不怎么样，但层层选拔考核的机制和切实有效监督机制的存在却大大降低了制度的风险性，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或科技水平条件下，给出足够的时间，民主的制度都能够通过群策群力的方式找到最顺应历史潮流的具体管理方式。但代价呢，就是管理成本的显著上升。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效率就要多付资源；要节省资源就要承担高风险。现代制度研究的核心其实就是怎样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历史等因素的不同组合来找到一个最优均衡点。
不过，尽管民主具有上面所说的种种优势，但在比较专制与民主的管理方法时，直接否定专制也很武断，尤其是在紧急状况下，比如敌军入侵或者感染病爆发等时刻，社会强烈需求效率，要快，要高效，没有时间给民主来群策群力找出“最正确”的解决方法；而至于风险，只要做出错误决定的风险小于等于七嘴八舌不作为的风险，专政就是绝对的最佳策略。
同时，民主还具有比较难缠的“刚性”，也就是说，从民主向专制倾斜十分困难，因为“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比如美国这种独立后没受过什么大动荡的社会，早就习惯了高成本高耗资源的民主，社会管理方式就是以资源浪费决策拖拉来换取小风险的缓速稳步发展。一分钱一分货，从全球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既然人家能够支付得起，自然还是相对最优的管理方式，就是性价比可能不算很高。而且一旦爆发突发事件，比如2005年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高成本费时费力的民主制度的缺陷就暴露的十分明显，各个部门都在推卸责任，没有人有足够的权限站出来拍板说应该立刻如何处理，结果洪水袭来慌忙撤退的时候，无数校车公车被白白水淹，大批没有私人交通工具的低收入人民沦为难民，滞留在超级圆顶（Superdome）体育馆和国际会展中心长达一个星期之久。同样道理还有美国的枪支管理制度。美国独立战争中社会充分享受了枪支自由的好处，家家户户都有私枪在殖民地对英抗战中全民皆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时至今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装备早已远远超越了私家军备的最大可能，枪支自由对所谓对抗紧急状况的意义更是几乎完全消失，可禁枪，甚至仅仅是加强枪支管制的法案调整都很难被通过。我的几个朋友就说，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宁可承担枪支自由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作为代价，也要保障照个人拥有枪支的权益，因为“相对于人民无法随时联合起来反抗暴政与侵略的风险，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要小得多”。尽管我认为这样的理由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早已过时，但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都具有刚性，一旦过界便很难紧缩。
不仅民主具有“刚性”从而难向集权方向迈进，从专制到民主的管理方式演变也很不容易，因为让既得利益阶层主动放权也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悖论行为，很难想象哪个当权派愿意干这种损己的事情。不过网络的发展与全球化的普及，却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民主的好处，比如十一月期《国家地理》杂志里描述的汤加王国，基本就是人民在越来越频繁的接触了解外部社会信息后强烈呼吁废除君主制。信息科技进步与全球化使以前的极端专制制度寻求稳定的成本极大提高，所以，在信息革命发生前，变革主要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发生，而全球化的信息社会却能够带来和平演变的某种可能。我觉得大陆目前的制度发展就基本属于良性，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大概就是一种寻求专制与民主均衡点的实践吧。要是真的找到了，哪怕仅仅是接近均衡，前途都不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