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雷锋：从敬老院老人一天被志愿者洗了八次头谈谈怎样帮助他人

姥姥膝盖不好，手术换了个人造关节，在家养病，妈妈有空就去看看。今天早上她说姥姥让今天不要去了，昨天家里来人探望她，呆到四点多，她觉得累想还是自己休息一下好了。
这让我联想到一件事。周日和一个做社会企业创业的朋友的朋友逛博物馆闲聊，他提到有一个敬老院，某日由于太多单位的志愿者去做好事，老人们一天被洗了八次头。大约1990年代上过中学大学的人都记得那时候一到春天就组织大家植树，说是搞绿化，但是多年之后看报道才知道很多这样植的树根本没有人灌溉护理，很多时候就是做个秀，不久就干枯了。小树苗被做好事的人摧残，多少还只是让人觉得荒唐；没想到，老人的头发，也成为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做好事的对象，让我很是担心她们有没有感冒。
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因为觉得生活太无聊，以往参加的艺术社团又光说不练，大二的时候找了个支教社团，因为加入的时候只有三四个人，所以我很快成了支教负责人。于是每周一次去给农民工孩子上课成了我获得各种心理满足的机会——有充分的时间对着孩子唠唠叨叨，卖弄自己的一点学识，从孩子信赖的眼神里得到温暖和对自我的肯定，让自己得到被需要的感觉...反正觉得大概是自己收获甚丰，虽然隐隐约约也感觉到，我们这些所谓名牌大学学生给孩子讲的东西，可能是既不系统也不好懂，闹不好就是自说自话。
大二夏天的时候报名参加一个民间组织到甘肃支教的行动，去之前有一些诸如梁晓燕这样的公益界元老给我们培训，发现NGO圈子里的人谈的很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样去做真正能帮助他人的事情。当时的受讯内容我记不太清了，只是记得有些这样的例子：1, 在西藏，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在统一的教育大纲指导下，不教孩子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当地生产和民族文化有关的重要知识，却让他们花很多时间学习几何学、英语这样他们觉得用处不大的知识；2, 给西部孩子的助学款，有时候给了孩子的父亲，父亲直接拿了钱去买酒，还是没有让孩子去上学。
这两个例子，都颇为值得回味，都是试图帮助某个人群却可能出了偏差的例子。帮助他人，起码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是想帮受助者实现的事情，是不是对受助者有好处；第二，这个事情是不是受助者乐意追求的；第三，帮助的手段是否对头，是否真的可以实现目标。
让老太太一天洗八次头，恐怕没有人认为是老太太们需要的。问题是志愿者们大概根本没有考虑到之前也有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志愿者（除了可能第一批去洗头的人）都没有主动去问问老人们，他们到底最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他们只是简单地想，洗头是好的，必然是老人需要的，也必然是当下老人需要的。于是他们就做了错误的事情。
让西藏的孩子学他们看似无用的知识，就复杂一些。我们的文化里，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比较喜欢直接告诉别人你需要什么，从我们对很多民族地区颐指气使的援助到我们很多人的爸妈对我们从小到大无微不至的耳提面命，真正的“受助目标”都不难发现其中的不切实际。我们现在很多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是严重大汉族主义的，而且还经常是汉族强制下的事实上的西化（虽然可能是用西方比较老甚至过时的东西），比如在藏族地区确实学校里传承他们当地文化的时间很少，甚至自由受限。但是另一方面，几何和英语是否就对孩子们没有用？可能也未必。殖民主义的历史其实很值得各种做公益事业的人好好研究，殖民主义立场是很有问题的，手段也是很有问题的，但是，殖民过程确实传播了大量的文明成果，而这些好的变化，并不是被殖民的人当初主动需求的。这就好像父母教养小孩，有很多父母有先见之明让小孩学习或者遵守的事情，小孩当初可能是不领情的，虽然多年之后可能会感激。不是说殖民的态度可取（而且更要不得的是殖民主义心态我们大汉族里很多人都有），而是说哪怕你要帮助他人，他人真的需要什么也不是你或者他一定就一下子很明白的。
而那个受助孩子父亲用捐款买酒的事情，则说明做好事确实还要看执行。我们做具体的事情帮助身边的人比较容易，整个过程很容易控制；然而在一个更复杂的社会境遇里，比如通过组织机构帮助他人，比如帮助远方的人，或者长时间帮助某个人某些人，就要复杂些。
这些都是大问题，实在不是一篇小日志可以谈论清楚的。不过可能是这些天学雷锋这件事又被宣传部门抬出来，又多少触动了我的神经。老一代人诸如我父亲，很多人觉得现在世风日下，应该好好拿出雷锋的大旗祭拜祭拜；而我们这样的青年人中很多人都更倾向于把雷锋看作是早期的一个被惊心策划和包装的正值宣传道具。不过为什么当年学雷锋貌似见成效，现在太多走过场？我觉得我上面提出的三点还是有助于分析的。首先，在六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社会生活还是比较简单，人们的价值判断比较单一，而且很多人生活中需要帮忙的地方是直观可见的，而帮这个忙往往需要调动的社会资源不是特别复杂——雷锋日记中那么多事情都是帮助具体的人做具体的、往往是体力付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而且雷锋生活的环境毕竟是个相当封闭的社会中的极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不说认识，起码也都知道可信——不太久以前的中国农村基本还是这样。然而现在的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出现了网络，出现了复杂的经济和权力的阶层差别，人们生活中的需求也大大丰富了，一般人需要被帮助的，都不是简单的填报肚子或者协助体力劳动等方面的需求，而是更为复杂的需求——医疗、教育、职业发展、财富积累等等。雷锋时代多数人接近无产阶级，所有主要是体力和具体技术；而当代社会普通人都有了相对而言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另外，随着通信技术和媒体的发达，我们可以帮助的人的种类大大增加，分布也大大广泛。
总而言之，帮助什么人，别人需要什么，别人乐意接受什么样的帮助，还有怎么让别人真正受到帮助，这些问题，在今天都比雷锋时代变得复杂许多——或者更准确地讲，我们可以进行更复杂细致的思考。因此，简单一个学雷锋，难得推动开展，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复杂的社会里，其实有一种帮助他人的做法我认为是最值得提倡的，那就是从帮助自己开始。这不是简单地独善其身，好像现在很多人软绵绵地讲“对自己好一点”；这个帮助自己的要害，就是不要简单地把自己看作一个个体，而要看作某个有独特需求的群体中的一员。比如，一个人可以同时是青年，女性，小职员，大胖子，肠燥症和焦虑症患者，大龄圣斗士，有个酗酒的爹、得了乳腺癌的娘、有自闭症的小侄子。所有这些中的人和一点，都可能意味着某些特别的需求，同时也会有很多其他人和她有共同的诉求，如果他们能相互联系认识甚至建立组织，他们就可能众志成城相互帮助并且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比如已经出现了一些自闭症患者家属和癌症康复者的组织。我记得原来读过的一个非常让我感动感慨的例子，是关于美国的小儿癌症患者家属们。因为小儿癌症相对发病率很低，病例罕见，因此长期以来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和药物开发很少，反而造成了小儿癌症死亡率很高。大概是在1970年代左右，美国的小儿癌症患者家属们开始联合起来，呼吁建立全国系统的小儿癌症数据库，系统开展小儿癌症研究，导致大概二三十年里（实在具体数字记不得了）美国小儿癌症的治愈率有了巨大的提高。
去美国参观办事的人经常会发现，美国有相当一批公共设施，尤其是很多基金会，都是遭遇不幸的人的父母家属以其名义创建的，从而把自身遭遇的挫折转化为帮助他人的持续动力；而所帮助的对象，往往是不幸逝去者的同类。于是我们看到癌症患者的遗产称为了癌症研究基金，矿难遗孀支持共同保险，贫困人口建立信贷联盟， 自杀少年的父母捐助青少年救助机构，因为性取向问题自杀的青年的父母痛定思痛之后投身同志平权运动，
美国没有什么类似学雷锋的事情，也不是因为美国人比中国人高尚（其实从个人经验来看我觉得人性的善恶真的到处半斤八两），而是大概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帮助不帮助他人完全是个基本价值判断问题，这种问题根本不是需要模仿别人做的。倒是美国有句话现在中国人很多也知道，“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v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