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琳：双手打开理想国
刘瑞琳:双手打开理想国
2012-02-24 刊于 浙江日报(杭州) 记者：童桦 陈若茜
刘瑞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公司总经理。关注刘瑞琳，是因为她用8年的时间，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贝贝特出版公司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刘瑞琳这三个字，或许并不为众多读者熟识，但如果列出《资中筠自选集》、《窗里窗外》、《辛亥：摇晃的中国》、《青玉案》、《西夏旅馆》等一系列出自于她手上的书，绝大多数读者都会惊呼：“原来她就是那个幕后人。”
如果再说出她从去年开始悉心打造的“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在今年所获得的空前反响，相信有更多的读者会好奇，刘瑞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出版人？贝贝特，又是一家何如的出版公司？
理想需要人来打开
刘瑞琳为人低调，从各大新闻报道中鲜见其踪，但她做的事却总能吸引媒体的目光，比如集结资中筠、章诒和（微博）、陈丹青、白岩松等40余位各行业意见领袖的“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着实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文化热潮，一时间模仿、跟进者无数。
但谁能知道，这一创意的诞生是充满如此多的坎坷。
“2010年是北京贝贝特成立10周年，我一直在想，作为一家积累众多文化资源的出版公司，贝贝特是不能私享这些取自于社会的资源的，读者那么信任我们，我们能不能把资源回馈给读者？又以什么形式回馈？”
当时的刘瑞琳整天都在考虑这些问题，却一直没有清晰的概念，直到她看到自家女儿为了参加草莓音乐节，竟然带着一股子兴奋劲儿提前很长时间做准备后才醒悟，“为什么没有年轻人能够对文化、思想、艺术有这种向往？如果我们能够举办一种活动，来吸引这种渴望和自己心中景仰的人有头脑上、思想上的交流，大家像过节一样，那该有多好？”
但什么名字才适合这个活动？她的眉头又紧皱起来。7月的北京酷暑难耐，她独自一人站在自家的阳台上，仔细推敲着每一个可能的名字。“就和给孩子取名一样，费劲，因为这是基于出版又超出出版范畴，是创意文化的事。”刘瑞琳虽对那段时光稍有淡忘，但一经回忆后便清晰如昨，“有员工一下子说起‘理想国’这个词，大家才突然眼前一亮，都感觉可以。”柏拉图的著作，从此被贝贝特赋予了新的含义。而第一期活动的主题也随之敲定下来，“想象另一种可能”。
于是，2010年9月22日，这场文化盛会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正式举行，怀着期待和忐忑，刘瑞琳和她的团队迎来了涤荡他们视野的两天。
困难中充满理想
“出版社不能只闷着头出书，得和读者有互动，而贝贝特之所以能办沙龙，就是以往的积累在起作用，这让我们能够把握住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刘瑞琳坦诚地说。
在她眼里，文化沙龙就像人一样，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并非穿的特漂亮，名字特响亮，沙龙就会有好的效果。“沙龙是一个活体，场地、嘉宾等一切给人的都是活的印象，如果将拆分开来的单个部分拿出来，很难说会让很多人都满意，这特不靠谱。”
众所周知，沙龙要精彩，对谈不可缺。比如陈丹青、梁文道、易中天等人，就是一定需要对谈的，但配完他们的搭档，其他人又怎么配？已经有了绘画的，还缺个音乐的，定谁又会合适？
“我开了无数次会，看了无数的安排，在找不到搭配和找不到合适的题目的选项上划了一遍又一遍，人都昏了。”刘瑞琳回想起那段连改十几稿的时光就头昏脑胀，“陈丹青谈民国合适，但对谈的人就不一定行了，有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跟谁对谈合适，只能我们提供一份名单供他选择，然后再分头联系敲定主题，这就变成复杂的动态过程，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大家要听的才是关键，你场地美不美，叫什么名字都是次要的，这块花的功夫最无形，但最起效果。”她告诉我们，第一届“想象另一种可能”文化沙龙请了20多个人，第二届“打开”请了40多个人，“别看最后只有20个人来到现场，他们的背后可是一份长达70个人的名单，毕竟有很多人没有档期安排，或者临时变更行程。”
其实，在去年举办第二届“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的时候，刘瑞琳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筹备林青霞新书《窗里窗外》的首发式。如何和现有的出版工作做好协调，一样成为需要她克服的困难之一。
“当时我忙得团团转，手机、邮箱压根儿没有时间去接、去看，根本不知道她联系过我。”晚上回到家，刘瑞琳才知道林青霞直到晚上11点还给她家中打过电话，她的手机上更有好几个林青霞的未接电话，邮箱里则躺着数封林青霞的问询邮件，内容如出一辙，“你好像特别忙，我打你电话也不接。”
“我哪敢告诉她我在忙沙龙的事啊，她和姜文都是我在中间联系，我担心她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沙龙的事，会放不下心和害怕。”刘瑞琳谈及此处笑着说，直到沙龙结束后林青霞才知道这件事，连说“你们怎么在做那么大的事啊？”
当然，《窗里窗外》最后的首发式同样获得了空前的反响，大卖20万册。
理想花开无限意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一家出版公司还起劲的做着这种不赚钱的事情，真傻，真不靠谱。但刘瑞琳，就喜欢这股傻劲。
“整个就是我个人和团队的傻，没那么多算计，你如果有算计，就不会做的，”刘瑞琳颇为自嘲，“我觉得沙龙很值得，值得下大力气做，有一种想做的冲动，有一种想把它做得非常好的动力。”
回想起文化沙龙的初步构思时期，她说她的目的真的很单纯，但举办两届的文化沙龙现在已经不能不做了。
“我们就是想宣传作者，有一种跟人分享的使命感和意愿，然后你会很幸福，会很有成就感。这时候你的考虑就会超出出版社了，这该是种社会责任吧。”
那么多人，那么短时间内，那么高度的认同，刘瑞琳仍是避免着和媒体的直接接触，因为她是真的不想跑到前台吸引镁光灯。“你把自己弄成名人，作者都不是名人，不是很滑稽吗？我的责任和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去读作者的书，沙龙就是对出版本质的回归，而我自己，只是厨房里的女人，这么多人等着吃饭，你要端出好菜，你不能让大家失望。”
修得好厨艺的刘瑞琳烹饪了文化沙龙这道大餐，而文化沙龙又给贝贝特引来更多的赞誉和食客。2003年刘瑞琳刚到公司的时候，全公司上下都面临着没米下锅的窘境，但现在是好的资源不断地流到他们手上。在广西师大出本书，已经成为作者们的荣耀。
“出版这行业是5年、10年的长期发展过程，我们今天做的事也许要5年后才会看到结果，毕竟文化不是一个断层。所以你不要和别人比，你和自己比，你自己进步就行，如果谁家做什么事你也去做什么事，你就永远跟在后面，不会有创造力，也不会有进步。”
“我巴不得每年都是新人，但中国找得到有影响力又要会说的人是很少的，但我们尽量会换点新面孔，‘理想’这两个字，本身就不是具象的，空气中飘动的气质你都是没法定下来的，况且大家对新一届沙龙的期待又那么高，这也是一种压力。”她倒是有了一个新的设想，那就是把沙龙流动起来，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作不同形式的沙龙。
再者，经过文化沙龙淬炼的贝贝特早已不是单纯的出版公司，如何才能营造出一种文化生态已经成为整个团队上下考虑的问题。“你没法去安排这个生态环境中的每一个环节，但我们想将理念的模式固定下来，沙龙的气质会越来越成熟，同时打造相对开放和成熟的文化事业链，实现我们文化上的理想，出版还是我们的原点。”
这便是刘瑞琳对新年的愿景。她希望文化沙龙这个平台能带给孩子们一些东西，一些气质。
2012-02-24 刊于 浙江日报(杭州) 记者：童桦 陈若茜
刘瑞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公司总经理。关注刘瑞琳，是因为她用8年的时间，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贝贝特出版公司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刘瑞琳这三个字，或许并不为众多读者熟识，但如果列出《资中筠自选集》、《窗里窗外》、《辛亥：摇晃的中国》、《青玉案》、《西夏旅馆》等一系列出自于她手上的书，绝大多数读者都会惊呼：“原来她就是那个幕后人。”
如果再说出她从去年开始悉心打造的“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在今年所获得的空前反响，相信有更多的读者会好奇，刘瑞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出版人？贝贝特，又是一家何如的出版公司？
理想需要人来打开
刘瑞琳为人低调，从各大新闻报道中鲜见其踪，但她做的事却总能吸引媒体的目光，比如集结资中筠、章诒和（微博）、陈丹青、白岩松等40余位各行业意见领袖的“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着实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文化热潮，一时间模仿、跟进者无数。
但谁能知道，这一创意的诞生是充满如此多的坎坷。
“2010年是北京贝贝特成立10周年，我一直在想，作为一家积累众多文化资源的出版公司，贝贝特是不能私享这些取自于社会的资源的，读者那么信任我们，我们能不能把资源回馈给读者？又以什么形式回馈？”
当时的刘瑞琳整天都在考虑这些问题，却一直没有清晰的概念，直到她看到自家女儿为了参加草莓音乐节，竟然带着一股子兴奋劲儿提前很长时间做准备后才醒悟，“为什么没有年轻人能够对文化、思想、艺术有这种向往？如果我们能够举办一种活动，来吸引这种渴望和自己心中景仰的人有头脑上、思想上的交流，大家像过节一样，那该有多好？”
但什么名字才适合这个活动？她的眉头又紧皱起来。7月的北京酷暑难耐，她独自一人站在自家的阳台上，仔细推敲着每一个可能的名字。“就和给孩子取名一样，费劲，因为这是基于出版又超出出版范畴，是创意文化的事。”刘瑞琳虽对那段时光稍有淡忘，但一经回忆后便清晰如昨，“有员工一下子说起‘理想国’这个词，大家才突然眼前一亮，都感觉可以。”柏拉图的著作，从此被贝贝特赋予了新的含义。而第一期活动的主题也随之敲定下来，“想象另一种可能”。
于是，2010年9月22日，这场文化盛会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正式举行，怀着期待和忐忑，刘瑞琳和她的团队迎来了涤荡他们视野的两天。
困难中充满理想
“出版社不能只闷着头出书，得和读者有互动，而贝贝特之所以能办沙龙，就是以往的积累在起作用，这让我们能够把握住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刘瑞琳坦诚地说。
在她眼里，文化沙龙就像人一样，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并非穿的特漂亮，名字特响亮，沙龙就会有好的效果。“沙龙是一个活体，场地、嘉宾等一切给人的都是活的印象，如果将拆分开来的单个部分拿出来，很难说会让很多人都满意，这特不靠谱。”
众所周知，沙龙要精彩，对谈不可缺。比如陈丹青、梁文道、易中天等人，就是一定需要对谈的，但配完他们的搭档，其他人又怎么配？已经有了绘画的，还缺个音乐的，定谁又会合适？
“我开了无数次会，看了无数的安排，在找不到搭配和找不到合适的题目的选项上划了一遍又一遍，人都昏了。”刘瑞琳回想起那段连改十几稿的时光就头昏脑胀，“陈丹青谈民国合适，但对谈的人就不一定行了，有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跟谁对谈合适，只能我们提供一份名单供他选择，然后再分头联系敲定主题，这就变成复杂的动态过程，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大家要听的才是关键，你场地美不美，叫什么名字都是次要的，这块花的功夫最无形，但最起效果。”她告诉我们，第一届“想象另一种可能”文化沙龙请了20多个人，第二届“打开”请了40多个人，“别看最后只有20个人来到现场，他们的背后可是一份长达70个人的名单，毕竟有很多人没有档期安排，或者临时变更行程。”
其实，在去年举办第二届“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的时候，刘瑞琳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筹备林青霞新书《窗里窗外》的首发式。如何和现有的出版工作做好协调，一样成为需要她克服的困难之一。
“当时我忙得团团转，手机、邮箱压根儿没有时间去接、去看，根本不知道她联系过我。”晚上回到家，刘瑞琳才知道林青霞直到晚上11点还给她家中打过电话，她的手机上更有好几个林青霞的未接电话，邮箱里则躺着数封林青霞的问询邮件，内容如出一辙，“你好像特别忙，我打你电话也不接。”
“我哪敢告诉她我在忙沙龙的事啊，她和姜文都是我在中间联系，我担心她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沙龙的事，会放不下心和害怕。”刘瑞琳谈及此处笑着说，直到沙龙结束后林青霞才知道这件事，连说“你们怎么在做那么大的事啊？”
当然，《窗里窗外》最后的首发式同样获得了空前的反响，大卖20万册。
理想花开无限意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一家出版公司还起劲的做着这种不赚钱的事情，真傻，真不靠谱。但刘瑞琳，就喜欢这股傻劲。
“整个就是我个人和团队的傻，没那么多算计，你如果有算计，就不会做的，”刘瑞琳颇为自嘲，“我觉得沙龙很值得，值得下大力气做，有一种想做的冲动，有一种想把它做得非常好的动力。”
回想起文化沙龙的初步构思时期，她说她的目的真的很单纯，但举办两届的文化沙龙现在已经不能不做了。
“我们就是想宣传作者，有一种跟人分享的使命感和意愿，然后你会很幸福，会很有成就感。这时候你的考虑就会超出出版社了，这该是种社会责任吧。”
那么多人，那么短时间内，那么高度的认同，刘瑞琳仍是避免着和媒体的直接接触，因为她是真的不想跑到前台吸引镁光灯。“你把自己弄成名人，作者都不是名人，不是很滑稽吗？我的责任和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去读作者的书，沙龙就是对出版本质的回归，而我自己，只是厨房里的女人，这么多人等着吃饭，你要端出好菜，你不能让大家失望。”
修得好厨艺的刘瑞琳烹饪了文化沙龙这道大餐，而文化沙龙又给贝贝特引来更多的赞誉和食客。2003年刘瑞琳刚到公司的时候，全公司上下都面临着没米下锅的窘境，但现在是好的资源不断地流到他们手上。在广西师大出本书，已经成为作者们的荣耀。
“出版这行业是5年、10年的长期发展过程，我们今天做的事也许要5年后才会看到结果，毕竟文化不是一个断层。所以你不要和别人比，你和自己比，你自己进步就行，如果谁家做什么事你也去做什么事，你就永远跟在后面，不会有创造力，也不会有进步。”
“我巴不得每年都是新人，但中国找得到有影响力又要会说的人是很少的，但我们尽量会换点新面孔，‘理想’这两个字，本身就不是具象的，空气中飘动的气质你都是没法定下来的，况且大家对新一届沙龙的期待又那么高，这也是一种压力。”她倒是有了一个新的设想，那就是把沙龙流动起来，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作不同形式的沙龙。
再者，经过文化沙龙淬炼的贝贝特早已不是单纯的出版公司，如何才能营造出一种文化生态已经成为整个团队上下考虑的问题。“你没法去安排这个生态环境中的每一个环节，但我们想将理念的模式固定下来，沙龙的气质会越来越成熟，同时打造相对开放和成熟的文化事业链，实现我们文化上的理想，出版还是我们的原点。”
这便是刘瑞琳对新年的愿景。她希望文化沙龙这个平台能带给孩子们一些东西，一些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