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 行者长至

                
                
中国有句古话，叫“仁者寿，生理完也”，意思是说，只有那些心底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才具备延年益寿，长命百岁的条件。用这句话就像在说汤晓丹，因为他正是这样一位宅心仁厚、有容乃大的仁者。
老子《道德经》中还有一句话，叫“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句话的意思是，最高的“善”就像流水，养育了天地万物，却永远虚怀若谷，避高趋下，不与万物争锋。正因为它与世无争，因此天下也就没有什么能与之抗衡。这句话也像在说汤晓丹，因为汤晓丹正是这样一位高风亮节、与世无争的百岁老人。
拍电影需要团队合作，有别于其它个体艺术创作。从事个体创作的人，个性张扬一些，甚至乖戾、孤僻一些也不足为奇，有时这种个性不但不会妨碍创作，还能为创作带来源源不断的激情和灵感。可电影不同，它的参与者必须善于合作，善于协调矛盾，善于对话沟通，善于推己及人，善于换位思考。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团队凝聚，才能完成创作任务。汤晓丹性格忠厚踏实，为人内敛谦和，似乎命中注定，这一生就该坐在导演椅上度过。
1933年，身为天一公司布景师的汤晓丹，意外得到一次机会，拍摄了处女作《白金龙》。这一机缘看似偶然，实际上恰恰与汤晓丹避高趋下的谦和个性有关。《白金龙》原是一部由粤剧名家薛觉先与夫人唐雪卿合演的舞台戏，因为广受欢迎，薛觉先便决定把它交由天一公司拍成电影。原计划由天一老板邵醉翁亲执导筒，未想开拍之前却走马换将，将毫无电影拍摄经验的汤晓丹从幕后推向台前。个中原因，一来，因为汤晓丹是公司里唯一会讲粤语的人，语言上的优势便于他把握剧情脉络，与演员充分交流；二来，也是更为重要的理由，邵醉翁私下担心薛觉先性格耿介，不好说话。于是便把为人厚道、寡言不争的汤晓丹拉来顶缸，以求避开薛觉先的锋芒。
结果影片在南洋市场一炮打响，为天一公司挣了一百万的票房。客观来看，影片大卖首先应归功于原作扎实的观众基础，同名舞台剧早已经过千锤百炼，更加上薛觉先、唐雪卿等名伶加盟，影片走红原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假设汤晓丹不是一个谦和宽厚的人，假设他个性张扬狂狷，难容于人，那么邵氏老板还会把这样一个天赐良机拱手相让吗？
所以说，机会总是垂青有德有备之人。1934年初，汤晓丹接到影片《一个女明星》的拍摄任务。他看过剧本，并不喜欢，本想婉言谢绝，但考虑到“如果没有巧妙的借口，日后只能受老板的冷遇或赐予一双小鞋”，于是，迫于生活，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为此，日后的汤晓丹还颇为感叹，觉得自己“没有沈西苓为了《女性的呐喊》宁可卷起铺盖离开天一那样的魄力”。在我看来，这正好是汤晓丹性格的最真写照。
终其一生，汤晓丹之所以能历经劫波、屹立不倒，恰与他这种直而不挺，曲而不挠的性格大有关系。特别是1949年以后，政治气候阴晴不定，多少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都难免折戟沉沙，在历次运动中断送了大好前程。而汤晓丹却能一一涉险过关，不能不说是他性格的胜利。早在建国初期，汤晓丹参加了一个为旧上海电影工作者举办的学习班。那时，他就暗下决心，“绝不提出自己喜欢搞什么题材，只要组织交下的任务，我就兢兢业业去完成”。
事实上正是如此，汤晓丹建国后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来自厂方分配的任务，很少有他的自主选择。即便如此，他的创作生涯依然风波不断。我粗粗统计了一下，仅从60年代中到80年代他退休这段时间，汤晓丹中途奉命放弃或停拍的影片就多达8部之多。比如，1980、1982年，汤晓丹奉命拍摄了《南昌起义》和《廖仲恺》，放弃了《淝水大战》和《望断天涯路》的筹备。1984年的《宋庆龄》、1986年的《末代皇帝》、1987年的《布衣老帅》，以及1988年的《官渡之战》，都是他自己想拍的影片，也因种种原因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如果不是一个心胸宽广、豁达无怨的人，这样的来回折腾，又有几个人能扛得过去？
但是汤晓丹的委曲求全，隐忍谦让，又绝非毫无原则的软弱和屈服。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汤晓丹从来都不含糊。正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41年，香港沦陷，日军曾经想利用他这个金牌导演，拍摄一部媚日影片《香港攻略》。在此关头，汤晓丹就能坚守民族大义，绝不委身事敌，最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潜回了广州。1943年，汤晓丹落脚“中制”，厂方动员他加入国民党，也遭汤晓丹婉言谢拒。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汤晓丹绝不是一个唯唯诺诺、一味逢迎，为偷生而苟且的碌碌之辈。相反，他对是非曲直、人心向北早已了然于心了。
这样的性格，让汤晓丹的电影无往而不胜。因为他善于察纳方家雅言，充分考虑上级、片商和观众的需求，在创作上从不自我膨胀、先己后人。因此他的影片总能在市场和票房上赢得成功。含蓄内敛，不事张扬的个性，甚至还渗透到汤晓丹刻画人物、营造氛围的电影声画语言当中，使他善于用一种含蓄隽永、细致入微的精致笔触，来触发人们微妙的心理律动。
影片《天堂春梦》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建筑工程师，抗战胜利之后，他复员回到上海，却无法像贪官那样拿金条去顶房子，到头来居无定所，流浪街头，可见世事的悖谬与不公。片中有一细节：男主角看到窗台上爬过一只蜗牛，不由得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的处境：蜗牛尚能背负着自己的家，独步天下，而我们这些以建筑为业的人，头上竟无片，何以安身立命？
人们都知道，汤晓丹素以拍摄军事影片见长，为此，这位从未侧身行伍的布衣导演，却被人们冠以“银幕将军”的美誉。主要原因乃是汤晓丹尤其擅长刻画战争环境中的人情与人性，以人的情感和人的心灵柔化了战争的残酷和坚硬。50年代初，汤晓丹拍摄《渡江侦察记》，当时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能表现战争的残酷和牺牲。剧情中有一处，正要表现战士吴老贵为掩护战友而牺牲的场面。怎么办？汤晓丹似乎没有被难倒，他为人物精心配置了一个重要道具——一只酒壶，在前面的剧情中做了充分的铺垫，不时让人物把酒壶拿出来嘬上两口。等到拍吴老贵牺牲场景时，汤晓丹便拿这只酒壶来大做文章。我们在银幕上丝毫没有看到吴老贵中枪倒地的动作，却看到那只酒壶被抛在了杂草丛里，瓶口张开，几滴残酒从中汩汩涌出。
这个镜头，用一种看似不经意的镜头语言，向观众传达出一种“物是人非”、“睹物思人”的浓郁诗情。可谓不着痕迹，尽得风流的神来之笔。汤晓丹在不触犯战争片禁忌的前提下，含蓄地完成了对牺牲的情感渲染。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让《渡江侦察记》一片大获成功。据当时的统计，这部影片在全国上影周期长达半年之久，观众人数多达1733万人次，创下了1954年国产片的最高观影纪录。这样的事例在汤晓丹半个世纪的电影生涯中俯拾即是，他的人品艺德由此可见一斑。
也许有人会说，汤晓丹处处小心谨慎，凡事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在那样一个动荡岁月，这才是一种真正称得上是“大勇若怯，大巧若拙”的人生智慧！有了这种智慧，汤晓丹闯过生命中的道道险关，由青葱弱冠，走向耄耋之年。这大概也应了一句古话，叫作“为者长成，行者长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