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我奶奶的父亲，外曾祖父）
此文是我奶奶的三弟，也就是我苏州阿公写的。
除了幼年夭折的梦熊和纪鹤外，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中和父亲接触最多的是彭哥，从出生到1937年参军的十四五年中，他有不少时间跟随母亲陪伴着父亲的。瑜姐最长，但是幼时很长一段时间是跟着祖父母或母亲生活中长泾，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大概也不到三年。球姐小时候曾经寄养在别人家，从瑜姐彭哥的记忆里也很少提到和球姐一起生活在父亲身边的事。皋哥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应该算是长的，因为父亲在他两岁时就从上海回到长泾与他和母亲共同生活，到父亲逝世有长达9年的时间。但是幼年是没有记忆的，因此最多可能可以回忆起他四五岁以后的五六年的岁月，而那时的父亲已经是风光不再，苦度余年了。我不足七周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对他的印象是十分模糊的。因此我只能从多少年来母亲和哥姐们零碎的片言只语和少量的文字材料来塑造父亲。我十分后悔，如果我把这件事提前十年来做（那时我也已经退休了），我就可以从哥姐包括堂兄那里获得更丰富的材料。现在可以说是悔之晚矣。
父亲生于1890年6月3日，农历是光绪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属虎。1912年之前，也就是他22岁之前，一直跟随祖父住在家乡长泾。关于这个阶段，彭哥有一段记述：“那时似乎我家家境并不很好，祖父考上秀才却并没有钱，好像祖母常常要帮助他。每天天色未明，父亲就要在祖父母床前一张春凳上高声读书，天亮吃过早饭后下田耕作”（摘自1987年写给我的信中，大概他是听父亲或母亲说的，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出生）。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几点：首先是父亲年轻时我们家境并不好，实际上还只是有少许田地的农民。后来由于我祖母比较会持家，家里逐渐的购置了一些田地。解放时我家有地二十余亩，都是水田，如果加上1946年父亲逝世时卖掉的一些，估计也就是三十多亩。这样推算，我父亲兄弟们分家时，祖父母大概已经积累了上百亩地，在鱼米之乡的江南，也算不错的了。瑜姐告诉我，1931年祖母逝世出殡那一天，场面非常隆重。扶灵、打幡的有很多长泾镇上的名流士绅（她说了好几个人的名字，如王萃伍、张冠春等，因为年岁相差很大，我大多不认识），路祭的人排了半里路长。如果祖父母没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不可能会有这样壮观的丧礼。当然这也和我祖父是秀才，在长泾镇上兴办学校、教书有关。其次，说明祖父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是比较典型的“耕读世家”。要求子女知书达理，而不是做村野莽夫。所以父亲从小就靠家庭教育打下了比较好的文学基础，培养了比较良好的道德修养。再有就是父亲是种过田吃过苦的人，因此，在一生中一直有一种刻苦敬业的精神。这种精神和工作态度也传到了我们这一代，我的哥姐和我对待工作都是兢兢业业无怨无悔的，不怕辛苦，就怕人家背后说你不负责任或能力低下。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也都具备这样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因此无论走到哪里上级和同事都赞赏他们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在工作和事业上，真是名声在外无可挑剔。实际上这已经成为我们张家传了四代的优秀家风。
这里，说一说祖父。祖父原名爾幹，后改名权，字瀛枝，后改为行之。生于1867年，故于1945年9月6日。从小读书，是清末的庠生（秀才）。我记得小时候在家里的书柜抽屉里还保存着白底小红格的宣纸稿纸，有不少张，上面工工整整写满了小楷字，都是文言文，一点也看不懂，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什么考卷。彭哥还记得“祖父的字实在工整，他考秀才时，学官特别称赞他的字写得好，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当年的考卷过去家里曾有保存，上书“張權 江苏省江阴县人士，面白无鬚” ”。
光绪三十年（1904），江苏等省兴办师范学堂。江苏的建校于苏州，于12月7日成立，国学大师罗振玉为第一任监督。该校初拟分初级和优级两班，因此称两级师范学堂。计划招生320名，因为校舍狭隘，先招讲习科40名，修业年限为半年；速成科120名，分3班，授业年限为一年半。祖父是两级师范的第一届讲习科毕业生，在同学录上排名第16位。从1904年11月入学（学校成立之前实际已经开学），1905年4月毕业，那时他已经38岁了。在《紫阳同学会同学录》上，这一班的实际毕业人数为26名。毕业回长泾后不清楚是否开始从教。到1910年（宣统二年），他在长泾创办了“保元女子小学”，校址设在河南面对张家祠堂内，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法系的张鉴，曾任该校校长。祖母因为不识字，吃够了文盲的苦头，所以很支持祖父兴办女学堂。至1913年，该校改办为乡第十国民小学，1918年停办。祖父晚年兴办新学，1921年镇上增设江阴县第六高等小学（同年更名为县公立第四高等小学，1918年与乡第一国民小学合并为县立长泾小学，抗战胜利后改名长泾镇中心国民学校）的一部分校地是祖父买了學田捐赠的。
据1991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长泾镇志》，祖父于辛亥革命后曾任长泾乡议会副议长，在革命后掀起的剪辫新风中，他是为首的几个人之一。1917年成立长泾劝学所，倡导办学，小学教育获得较大发展。祖父时任所长，这时他50岁。这些说明我祖父一直是重视和从事教育工作的，估计当那个副议长，也是为了让他管镇上的教育事业。
至于以后，就没有什么资料介绍他的情况了。在1932年编印的《紫阳同学会同学录》上，他的名下只有“江阴长泾”四个字，没有其它标注，这时他已经65岁，肯定是居家养老了。
在我懂事时起，祖父一直住在四叔家，他住在一间大约7、8平米的房间里。他的三餐是我们家和两个叔叔家轮流负责的，三个月还是一个月轮一次。记得每天下午放学，我和比我大一岁的堂兄元圻都必须先到他的房间背诵课文（我们两分别读小学一、二年级），然后才能回家。只要过关，就赏给我们每人一块饼干，当时饼干算是高级食品了。我们好像没有吃不到饼干挨训的时候。
祖父逝世时我六岁，刚上小学二年级。只记得父亲和叔叔们身穿白衣白裤，三人并排跪在床前（那时床已经移到厅堂里了）磕头。然后是母亲婶婶们。我们这些孙辈有没有跪着磕头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是要磕的。彭哥说，“祖父望重乡里，逝世时唁客云集，丧事极一时之盛。”我太小，记不得了。
父亲在1912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这个学校就是祖父就读的江苏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了。父亲是本科第一届学生，于1915年3月毕业，那一年他25岁。在《紫阳同学会同学录》中他排在这个班33名同学的第二名。第一名叫陈锡麒，号石珍。1932年（《紫阳同学会同学录》编纂印刷时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第三名叫费学诗，号子馀。1932年任职于吉林长春中国银行。第四名是施毓麒，号人夫，当时是省立苏州实验小学校长。根据苏州教育志记载，这第一、三、四名在读书时都是特别优秀受到学校领导嘉奖的，但就是没有提到父亲。我分析是在编写人查阅的资料中，以上三人都有一定地位，唯独父亲离开了正统的“事业单位”或“公务员队伍”到了洋行当职员。但是按照当时的规矩，同学录上的排序是按毕业成绩来排的。而且母亲多次讲过，父亲和陈石珍在学校一直是互为伯仲，不是你第一就是我第一。再看到父亲和陈、施的个人私交良好，说明父亲当时在班上应该是个佼佼者。所以毕业以后，他就被聘用到省立苏州实验小学任教。
在查阅《紫阳同学会同学录》时，还查到了二叔，他是省立一师本科第二届毕业生，比父亲晚一年。同学录上他排在班级34名同学的第9名，而且注明1932年他在长泾的大福蚕种场工作，我以前不知道他在蚕种场工作过。他和我的二舅冯纫秋（号澧蘭）是同班同学，二舅排名32，全班才34人，可见成绩相当一般。不知道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中他有没有起到介绍人的作用。此外，父亲一班还有两个人和我们家有一些关系：一位是程鹏程（号轶凡），是无锡严家桥人，排名第五。我的姑姑张静涵，就是嫁给严家桥一个叫程旭丹的，可能会和他有些渊源。另一个叫过耀桂（号瑶桂），排名第七，是瑜姐和平哥的婚姻介绍人，他和平哥都是无锡八士桥人。从父亲和这些同学的关系看，说明当时这个班级的学生是非常和睦团结的，毕业以后也常有联系，互相帮助。毕竟都是20出头的大人了，现在十七八岁的师范毕业生没有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成熟。
在苏州实验小学任教有多少年？不清楚。但是至少在3年以上。因为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校丛书”的《苏州市实验小学》一书中，其第一编1905——1927年之“概况”一节第一部分（我校二十年来的沿革）是1922.1—1945.12间任校长的施人夫先生写的。其中有这么一段：“民国七年，高等儿童不用国文教科书，开始试验长篇教材，视其性质分精读、略读二种。现在每年必须举行的大扫除，亦自本年开始。十月中拟定儿童自治组织大纲，推定起草员——吴研因、张保厚、赵欲仁、孙葑清、江景汉——照市自治制组织，定名三尚市”。这种学生自治组织是模仿社会，让学生分别担任一些“社会职务”，从小培养学生的社会工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本书第一编第四部分（师资情况）之（七）（吴研因与语体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中谈到：“1916年他总结了多年的小学国语教学经验，撰写成《小学国语科读法商榷》一书……。后应上海中华书局之聘，赴沪任该书局编辑，编写《新式学生字典》。一年后仍回附小任教。1918年8月1日，因主事俞子夷调南京工作，吴研因继任附小主事兼一师教员。……他亲自创办儿童自治组织“三尚市”（尚智、尚仁、尚勇），开展内容丰富的课外活动。”
以上两段文字说明：（1）吴在1916—1918年间曾去中华书局编学生字典，我幼时听母亲说过父亲曾编过字典并且出版过。如此看来，很可能就与此事有关。（2）吴任学校主事后即着手创办儿童自治组织，父亲一开始就参与此事。由于吴身兼数职，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做很多具体工作。而在起草员中，父亲名字紧列其后，说明父亲很可能是主要的起草人。再与（1）联系起来看，当时父亲应该是吴的得力助手和至交同仁。
再有，如母亲所说，父亲和陈石珍在班上成绩骄人，互为伯仲。因此陈到南京工作后（好像开始是在江苏省教育厅，后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邀父亲去南京共事，并寄来了委任状。由于祖父不同意父亲从政而作罢。这一方面说明父亲和他交情深厚，另一方面也说明父亲在学校是一个优秀的教师，正因为他的优秀，无意间铺下了他以后十几年的生活道路。
从1919到1922的四年，父亲究竟在哪里工作，无资料可查。到1923年，他已经在徐州工作了，因为大哥纪彭的名字就是取生在彭城的意思。
父亲是应一个叫吴声远的先生邀请，到徐州筹建“吴氏兄弟小学”并随即担任校长的。吴是英国犹太人沙逊1845年在上海开办的老沙逊洋行的买办（关于沙逊洋行的情况在网上可以查到），他怎么会认识或听说父亲这个人？没有听母亲或其他人说起过。母亲曾讲过，父亲在筹建该小学时，殚精竭虑，恪尽职守，搞得非常好，所有账目一清二楚，建筑质量也无可挑剔。吴声远极为赏识满意。为了表示感谢，送给我父亲一块金表，父亲婉拒了。当校长后，学校也办得非常出色。彭哥说“吴声远因为钦佩父亲，同时有意把这个学校从小学、中学一直扩充发展为第一流学校，所以请父亲到日本去考察。给他三千元经费（当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母亲读浒关蚕校（与三舅母同学）时虽然修习过日文，但不管用，同时我刚出生不久（一岁），不能同行。所以父亲带了一名翻译前去。当时的钱很大，父亲又省吃俭用，一起化了不过四、五百块钱，回来以后把钱缴回，但是吴声远坚决不收，父亲也不受。最后由吴声远给他全数买了股票”。从时间上推算，父亲去日本应该是1925年。我小时候在家里的书橱里，见到过父亲亲手绘制的日本学校的课堂布局等一套图件以及有关的文字材料，非常工整细气。还有不少双从日本买回来的鹿角筷子，这种筷子比我们常用的筷子短，筷头是尖的，筷尾像是削掉了一块，呈半圆形，每一双用窄纸条卷着，纸盒子装着。去年和皋哥聊天时还说起，这些筷子最后都给我们两个用丢了，当然主要还是我。我记得到新疆去工作的时候把最后的一双带去了，后来也不知所终。
彭哥信上说，由于吴声远敬重父亲的为人和能力，“不久，又把父亲调到洋行当副买办，专管出口（因为父亲认为用户是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而搞出口则是中国人赚外国人的钱）。他的待遇十分优厚，每月银元一百二十元，外加年年可观的红利，另外还有每年夏天两个月休假。经过多年积聚，再加上国家进入“黄金十年”，经济和其它各项建设突飞猛进，待遇红利年年增加，而股利所得更极为可观，所以逐渐变得家道小康。我曾听父亲说，他积满一万元，就准备不做事而去办实业。多年后又听说已经攒满了十万元，在那年代，实际上已算豪富之家了，但是我们居常如素，连我们都不知道我家是有钱人家。那时物价很低，长泾小学我们六年级级任兼教务主任每月薪水只有十二块钱，已算中上收入，应付日常生活也已颇有余裕。因为一块钱换三百个铜板，鸡蛋每个三枚铜板，大饼油条一付也只有三个铜板。”
父亲在洋行工作估计在十年左右。至于从徐州到上海老沙逊洋行的具体时间现在无从查实，但是应该在1929年之前，因为亡兄纪鹤是在这一年生在上海青浦白鹤江（港）的。到了洋行，我们家的生活就过得相当优越了。父亲在洋行要穿西装，我见到他过穿的西装马甲，还有马裤呢的大衣。彭哥说父亲曾经有过汽车，是奥斯丁牌的，而且是自己驾车。他说有一次父亲把车开到稻田里去了，母亲说是父亲开车时“望野眼”，看到一个女人，分心了，才开到了马路外边，当然这是夫妻间的戏谑。反正后来就不开了。
父亲在洋行工作肯定要会英文，在师范学校读书时不可能有良好的外语教学，所以父亲的外语基础应该不怎么样，那就得努力学习。母亲说，父亲学英文很刻苦，吃饭的时候，手指头还在碗底下或桌子上比划默写。那时父亲至少有三十好几接近四十岁了。这是我上初中时，母亲在看到我英文学得不好，多次告诉我的，要我像父亲那样努力学习。可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
根据瑜姐的回忆，父亲是1937年7月8日离开老沙逊洋行的，为什么离开不知道。从此就回到老家长泾。由于日本侵华，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彭哥说“抗战爆发，南京首都沦陷，父亲收听广播，政府的统一公债每股从百元跌到7块钱。山河破碎加之大量经济损失，使父亲极为难过。所幸公债仍抽签付息并有奖金，我家连连中奖，所以最后未伤元气。”但是，大量股票就等于成了废纸。
瑜姐回忆说，父亲回长泾后就到大福蚕种场当会计。那年冬天，日本人轰炸长泾，蚕种场也被炸到。老板“宋楚材带了全家逃离家乡去外地避难，而将会计事务重托给了父亲。父亲为了保存场里的一些资金，想方设法把钞票捲得紧紧的，塞在一个陶瓷瓶里，埋在地里，等他们回来，又重新交还给他们。”
大福蚕种场在镇的东头。泾水由东向西穿镇而过，河南是一场河北是后建的二场，架在泾水上的大福桥把它们连接起来。泾水在这里向南拐了个直角的弯，一场就在拐弯的部位。一场的西边是一个很宽阔的驳岸码头，是专门供运送桑叶的船卸载桑叶的，为了不让桑叶被雨淋湿免得蚕宝宝吃了生病，码头上面是像房子一样有向河倾斜的屋顶遮着的。码头连着一排南北向的长廊，长廊的西侧是一间间工房，东侧是蚕种场的主体。主体由三排东西向的房子，最南面的一排是办公室、机房、冷藏间等等，父亲的办公室是最东头的一间，他的办公桌放在房间西北角窗户底下，右手写字刚好不挡光。办公室铺的是木地板，房间很大但只有两三张桌子。最北边临河的一排房子都被日本人炸掉了，第二排的东段也炸掉了一些，地上都是杂草和瓦砾，但是房间地基长石条还都在。我没有事的时候经常去玩，因此时隔60多年还记得起来。
蚕种场的机房是发电和制冷的（蚕种要在冷库里冷藏保存）。1936年把发电设备独立出来成立了大明电灯厂，把多余的电力供应全镇照明，这在当时江南的区乡一级居民点是绝无仅有的，可惜1937年就被鬼子炸掉了。所以我小时候只见到家里的墙上有磁夹板夹着的电线和从房顶上垂吊着的有搪瓷灯罩的灯泡还有对灯泡悬挂高度起调节作用的沙葫芦，但是家里点的却是烧豆油和灯草的油盏。那个机工兼电工叫阿清，和我们家很亲热的，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模样。
厂里养了不少湖羊，是专门吃蚕宝宝吃剩的桑叶的。每到冬天，就要杀掉一些，场里就会让各职员家的人拿上盆子或缽头去分羊膏。当然这是抗战 以后的事了。我们家的人从小就爱吃羊肉。
一个深受儒家学说熏陶，把忠君爱国视为生命的人，却在日本魔爪铁蹄下的沦陷区做亡国奴，既无力抗争，又满腔怨愤。其心情的郁结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我现在好像特别能够理解父亲当时的心境。蚕种场的工作本来就有较强的季节性，空闲时间是比较多的。为了打发时间，父亲可能就靠读书消磨光阴。那个时候完全不像现在上班可以玩电脑、打扑克、、下象棋、搓麻将，最多就是看看报纸和闲书。
家里以前一直保存着父亲手抄的长泾地方志——《泾里志》，还有一本《格言联璧》，估计也是这个时候完成的。1961年我毕业去新疆时，把《格言联璧》带去了，一直由我保存。
八十年代长泾编写《长泾镇志》的时候，我的堂兄在夏荣宾家发现了《泾里志》，就要了回来并且寄给了我。为了不让父亲的手迹再流失，我利用休息时间日以继夜的用绘图笔重新抄了一遍，对其中各朝代的年份都标注了公历。然后复印了若干份，分寄给了哥姐、堂兄和长泾编写镇志的单位，原件原来想交给父亲的长房长孙即在台湾的国伟，后因故没有给他，交给皋哥家的旭东保存。《格言联璧》原件则交给我们家的肖蔚（弛）保存。
总之，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除了经济上蒙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外，其它方面也令人痛心。从祖父以下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彭哥说“山河破碎加之大量经济损失，使父亲极为难过”。瑜姐说“自抗战后，父亲的工作也停了（按：可能是指老沙逊洋行的工作），我记得父亲那时的心境就不太好，也许是对时局的动荡而不安，也许是身体不好”。说明父亲的身体确实就是受到这个沉重打击后逐渐变坏的。我们二叔为了把电线藏起来，不给日本人拿走，结果挨了日本人的耳光，受此奇耻大辱，二叔多次要上吊自杀。彭哥当时在上海斯盛中学上学，本来就是热血青年，又听说了二叔遭遇，就投笔从戎了。彭哥说“家乡沦陷后，祖父每年南京首都和家乡沦陷之日，都交代我们三家吃素。”前面说到克己敬业是我们家的优良家风，同样，深爱国家，关心时政，愿意为国尽忠也是我们张家的优良家风。和前者一样，她也已经深深烙刻到我们和下一代的身心里了。
总之，从此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终日闷闷不乐，反正我的印象里几乎没有看到过父亲的笑脸，这和抗战前的他真是天壤之别。本来父亲应该是一个兴趣广泛、乐观开朗的人，因为从我幼时看到的父亲遗物中，可以看出他的兴趣和爱好。比如，父亲有一只笙，是用一个布袋子套着的，我见到时已经有些散架了。父亲爱照相，照相机已经坏了，有一个放置颜料和调色的玻璃器皿是给照片着色用的。父亲还会哼两句京戏。彭哥说，母亲老说他唱得不好听，叫他别唱了。但是我小时候母亲还给我唱过“朱买臣休妻”的中的一段，我现在只记得有一句是“头上颤巍巍的朱宫花”。这肯定是父亲教她学唱的。我知道母亲的音乐细胞是比较贫乏的，可是她还记得，说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恩爱的。父亲有时也打打小麻将，但是只是在家里陪母亲和朋友打，其实兴趣不大。不像母亲只要有人打个招呼，就积极响应。据彭哥说，父亲在读书时还是学校的划船选手，得过第二名。
此外父亲有不少藏书，当然比不上那些藏书家，但是我记得有一个衣柜全是装的书，另外还有一个由三只较小的精致白木书箱摞起来的柜子，底部是一只抽屉，放的是鞋子。我记得的书有《资治通鉴》、《马氏文通》、《辞源》、《辞海》、《百科全书》（厚厚的三本一套）等等。还有好几幅书画，有一张墨龙是挂在厅里的，怒目圆睁，嘴里喷出一股水柱，十分威猛，气势滂沱。我最喜欢的是百鸟图，由四张条屏拼成，是工笔画，色彩很鲜艳。我数过真的有一百只各式各样的鸟。画上的羽毛、山石、花草都是微微凸起的，十分细腻，栩栩如生。有一段时间我把它拼挂在墙上，用细线拉个斜十字固定好，避免被风吹歪，有半面墙大小。解放以后，尤其是1951—1953年那一段，家里的生活相当困难，母亲只好不断的变卖东西。藏书、字画、乃至家具如红木还是硬木的大床、衣柜、杯盘碗盏等等，有时候白天去上学，下午回来就发现什么东西没有了。有少数几幅画是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搜去的，不知道肥了那一家。
父亲是抽烟的，小时候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有一只烟斗，大概是他在洋行工作时用的。而且一打开抽屉，就是一股强烈刺鼻的烟味，可见他的烟瘾不小。回到长泾后，他改抽旱烟，他的烟管有七八十公分长，铁的，不粗，头、嘴上铜的，挺重的。后来病倒以后就不抽烟了。
父亲的病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严重的，不清楚了。究竟是什么病，最后也没有搞清楚。当时好像是按胃病治的，老不让吃东西，因此母亲一直说是活活被饿死的。瑜姐回忆认为很可能是肠癌。母亲为了让父亲好起来，专门请道士在家里做了一天道场，但是回天乏力。父亲病后，就把他的床从楼上搬到楼下的客厅里，张有蚊帐。有一个护士叫韦慈英（音）几乎每天都要来给父亲打一针葡萄糖，我总喜欢把针瓶倒过来把里边的一点点剩液吃掉。父亲爱吃的水果是福桔，总是一小竹篓一小竹篓从小轮船上送来的，不知道是不是瑜姐买的。
父亲逝世是1946年7月23日，农历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下午。那天，我已经放学回家，正在后门外河边端着饭碗，一边吃冷茶淘饭，一边看河里来往的船只。突然，瑜姐慌忙从厨房冲出来，嘴里喊着“易弟快上来，好爹勿来事了！（勿来事就是不行）”我丢下饭碗跟着瑜姐跑到厅里，大家都在忙着张罗，我记得凑上去看了看已经没有气的父亲，印象还是比较安详的。以后的事我就记不清了。
父亲入殓时就在厅里，彭哥、皋哥和我三兄弟把遗体从床上抱起来放到棺木里，彭哥抱头胸，皋哥抱腰，我抱脚。因为我和皋哥都还小，力气不够，高度也不够，因此实际上是和母亲瑜姐球姐一起抬的。瑜姐球姐彭哥肯定是哭了，我好像没有哭，皋哥哭了没有不知道了。母亲后来说起这件事时好像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哭不出来。灵堂就设在客厅里，棺木用长凳搁起。前面有像窗帘一样下面向两侧分开的帷帐，可以在前方看到棺木的山头。帷帐前面放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挺大的锡烛台、香炉、供品，左前方是一只比半只西瓜还要大的铜磬。每到吃饭的时候，总是我去敲磬，敲三下，嘴里说着“好爹，吃饭吧。”再坐回到饭桌边坐下吃饭。
头七的时候，来家里吊唁的人很多，送白份（丧礼）的人更多。我记得礼簿有一寸厚，每页有十行左右，大半本都写满了。那几天，哥姐们和我呆在棺木两侧的帷帐后面，地上铺着稻草（叫草苫），母亲在帷帐前面。有人来吊唁，我们就在帷帐里叩头还礼。有时候困了，我就倒在草苫上睡着了。
我第一次见到神主（牌位）的制作。它由三部分组成：上面是两块立着的板子，一长一短，长的一块正面中间写：先考某某某之灵位。左下方是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写得小小的。背面上部厚，约五分之四的高度处锯出一个楔形槽口。槽口之下的厚度只有上部的一半。短的一块的顶部也削成楔形，刚好嵌入长板的槽中，长短两块合起来的厚度正好和长板的上部一样厚。还有一块就是底座，面上挖一个槽孔，其长宽刚好和立板的底部一致。短板的正面用极细小的小楷竖着写密密麻麻的字，内容是记述亡人的履历和生平。安装时这写字的一面紧贴长板的背面。在文字写好后，立板和底座都要用桐油或油漆涂好。等干透后，把两块立板合好，然后插入底座的槽中，三部分就混成一体了。神主的大小不一样，有没有讲究我就不懂了。底座一般都要雕花，繁简不一。父亲神主上的字全是请一位叫庭鲤的远房堂兄写的。
关于父亲出殡的情况我都忘掉了，只记得在棺木抬出门的时候放了好几响铳，声音比二踢脚炮仗响多了。
除了幼年夭折的梦熊和纪鹤外，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中和父亲接触最多的是彭哥，从出生到1937年参军的十四五年中，他有不少时间跟随母亲陪伴着父亲的。瑜姐最长，但是幼时很长一段时间是跟着祖父母或母亲生活中长泾，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大概也不到三年。球姐小时候曾经寄养在别人家，从瑜姐彭哥的记忆里也很少提到和球姐一起生活在父亲身边的事。皋哥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应该算是长的，因为父亲在他两岁时就从上海回到长泾与他和母亲共同生活，到父亲逝世有长达9年的时间。但是幼年是没有记忆的，因此最多可能可以回忆起他四五岁以后的五六年的岁月，而那时的父亲已经是风光不再，苦度余年了。我不足七周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对他的印象是十分模糊的。因此我只能从多少年来母亲和哥姐们零碎的片言只语和少量的文字材料来塑造父亲。我十分后悔，如果我把这件事提前十年来做（那时我也已经退休了），我就可以从哥姐包括堂兄那里获得更丰富的材料。现在可以说是悔之晚矣。
父亲生于1890年6月3日，农历是光绪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属虎。1912年之前，也就是他22岁之前，一直跟随祖父住在家乡长泾。关于这个阶段，彭哥有一段记述：“那时似乎我家家境并不很好，祖父考上秀才却并没有钱，好像祖母常常要帮助他。每天天色未明，父亲就要在祖父母床前一张春凳上高声读书，天亮吃过早饭后下田耕作”（摘自1987年写给我的信中，大概他是听父亲或母亲说的，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出生）。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几点：首先是父亲年轻时我们家境并不好，实际上还只是有少许田地的农民。后来由于我祖母比较会持家，家里逐渐的购置了一些田地。解放时我家有地二十余亩，都是水田，如果加上1946年父亲逝世时卖掉的一些，估计也就是三十多亩。这样推算，我父亲兄弟们分家时，祖父母大概已经积累了上百亩地，在鱼米之乡的江南，也算不错的了。瑜姐告诉我，1931年祖母逝世出殡那一天，场面非常隆重。扶灵、打幡的有很多长泾镇上的名流士绅（她说了好几个人的名字，如王萃伍、张冠春等，因为年岁相差很大，我大多不认识），路祭的人排了半里路长。如果祖父母没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不可能会有这样壮观的丧礼。当然这也和我祖父是秀才，在长泾镇上兴办学校、教书有关。其次，说明祖父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是比较典型的“耕读世家”。要求子女知书达理，而不是做村野莽夫。所以父亲从小就靠家庭教育打下了比较好的文学基础，培养了比较良好的道德修养。再有就是父亲是种过田吃过苦的人，因此，在一生中一直有一种刻苦敬业的精神。这种精神和工作态度也传到了我们这一代，我的哥姐和我对待工作都是兢兢业业无怨无悔的，不怕辛苦，就怕人家背后说你不负责任或能力低下。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也都具备这样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因此无论走到哪里上级和同事都赞赏他们的工作质量和效率，在工作和事业上，真是名声在外无可挑剔。实际上这已经成为我们张家传了四代的优秀家风。
这里，说一说祖父。祖父原名爾幹，后改名权，字瀛枝，后改为行之。生于1867年，故于1945年9月6日。从小读书，是清末的庠生（秀才）。我记得小时候在家里的书柜抽屉里还保存着白底小红格的宣纸稿纸，有不少张，上面工工整整写满了小楷字，都是文言文，一点也看不懂，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什么考卷。彭哥还记得“祖父的字实在工整，他考秀才时，学官特别称赞他的字写得好，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当年的考卷过去家里曾有保存，上书“張權 江苏省江阴县人士，面白无鬚” ”。
光绪三十年（1904），江苏等省兴办师范学堂。江苏的建校于苏州，于12月7日成立，国学大师罗振玉为第一任监督。该校初拟分初级和优级两班，因此称两级师范学堂。计划招生320名，因为校舍狭隘，先招讲习科40名，修业年限为半年；速成科120名，分3班，授业年限为一年半。祖父是两级师范的第一届讲习科毕业生，在同学录上排名第16位。从1904年11月入学（学校成立之前实际已经开学），1905年4月毕业，那时他已经38岁了。在《紫阳同学会同学录》上，这一班的实际毕业人数为26名。毕业回长泾后不清楚是否开始从教。到1910年（宣统二年），他在长泾创办了“保元女子小学”，校址设在河南面对张家祠堂内，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法系的张鉴，曾任该校校长。祖母因为不识字，吃够了文盲的苦头，所以很支持祖父兴办女学堂。至1913年，该校改办为乡第十国民小学，1918年停办。祖父晚年兴办新学，1921年镇上增设江阴县第六高等小学（同年更名为县公立第四高等小学，1918年与乡第一国民小学合并为县立长泾小学，抗战胜利后改名长泾镇中心国民学校）的一部分校地是祖父买了學田捐赠的。
据1991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长泾镇志》，祖父于辛亥革命后曾任长泾乡议会副议长，在革命后掀起的剪辫新风中，他是为首的几个人之一。1917年成立长泾劝学所，倡导办学，小学教育获得较大发展。祖父时任所长，这时他50岁。这些说明我祖父一直是重视和从事教育工作的，估计当那个副议长，也是为了让他管镇上的教育事业。
至于以后，就没有什么资料介绍他的情况了。在1932年编印的《紫阳同学会同学录》上，他的名下只有“江阴长泾”四个字，没有其它标注，这时他已经65岁，肯定是居家养老了。
在我懂事时起，祖父一直住在四叔家，他住在一间大约7、8平米的房间里。他的三餐是我们家和两个叔叔家轮流负责的，三个月还是一个月轮一次。记得每天下午放学，我和比我大一岁的堂兄元圻都必须先到他的房间背诵课文（我们两分别读小学一、二年级），然后才能回家。只要过关，就赏给我们每人一块饼干，当时饼干算是高级食品了。我们好像没有吃不到饼干挨训的时候。
祖父逝世时我六岁，刚上小学二年级。只记得父亲和叔叔们身穿白衣白裤，三人并排跪在床前（那时床已经移到厅堂里了）磕头。然后是母亲婶婶们。我们这些孙辈有没有跪着磕头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是要磕的。彭哥说，“祖父望重乡里，逝世时唁客云集，丧事极一时之盛。”我太小，记不得了。
父亲在1912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这个学校就是祖父就读的江苏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了。父亲是本科第一届学生，于1915年3月毕业，那一年他25岁。在《紫阳同学会同学录》中他排在这个班33名同学的第二名。第一名叫陈锡麒，号石珍。1932年（《紫阳同学会同学录》编纂印刷时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第三名叫费学诗，号子馀。1932年任职于吉林长春中国银行。第四名是施毓麒，号人夫，当时是省立苏州实验小学校长。根据苏州教育志记载，这第一、三、四名在读书时都是特别优秀受到学校领导嘉奖的，但就是没有提到父亲。我分析是在编写人查阅的资料中，以上三人都有一定地位，唯独父亲离开了正统的“事业单位”或“公务员队伍”到了洋行当职员。但是按照当时的规矩，同学录上的排序是按毕业成绩来排的。而且母亲多次讲过，父亲和陈石珍在学校一直是互为伯仲，不是你第一就是我第一。再看到父亲和陈、施的个人私交良好，说明父亲当时在班上应该是个佼佼者。所以毕业以后，他就被聘用到省立苏州实验小学任教。
在查阅《紫阳同学会同学录》时，还查到了二叔，他是省立一师本科第二届毕业生，比父亲晚一年。同学录上他排在班级34名同学的第9名，而且注明1932年他在长泾的大福蚕种场工作，我以前不知道他在蚕种场工作过。他和我的二舅冯纫秋（号澧蘭）是同班同学，二舅排名32，全班才34人，可见成绩相当一般。不知道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中他有没有起到介绍人的作用。此外，父亲一班还有两个人和我们家有一些关系：一位是程鹏程（号轶凡），是无锡严家桥人，排名第五。我的姑姑张静涵，就是嫁给严家桥一个叫程旭丹的，可能会和他有些渊源。另一个叫过耀桂（号瑶桂），排名第七，是瑜姐和平哥的婚姻介绍人，他和平哥都是无锡八士桥人。从父亲和这些同学的关系看，说明当时这个班级的学生是非常和睦团结的，毕业以后也常有联系，互相帮助。毕竟都是20出头的大人了，现在十七八岁的师范毕业生没有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成熟。
在苏州实验小学任教有多少年？不清楚。但是至少在3年以上。因为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校丛书”的《苏州市实验小学》一书中，其第一编1905——1927年之“概况”一节第一部分（我校二十年来的沿革）是1922.1—1945.12间任校长的施人夫先生写的。其中有这么一段：“民国七年，高等儿童不用国文教科书，开始试验长篇教材，视其性质分精读、略读二种。现在每年必须举行的大扫除，亦自本年开始。十月中拟定儿童自治组织大纲，推定起草员——吴研因、张保厚、赵欲仁、孙葑清、江景汉——照市自治制组织，定名三尚市”。这种学生自治组织是模仿社会，让学生分别担任一些“社会职务”，从小培养学生的社会工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本书第一编第四部分（师资情况）之（七）（吴研因与语体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中谈到：“1916年他总结了多年的小学国语教学经验，撰写成《小学国语科读法商榷》一书……。后应上海中华书局之聘，赴沪任该书局编辑，编写《新式学生字典》。一年后仍回附小任教。1918年8月1日，因主事俞子夷调南京工作，吴研因继任附小主事兼一师教员。……他亲自创办儿童自治组织“三尚市”（尚智、尚仁、尚勇），开展内容丰富的课外活动。”
以上两段文字说明：（1）吴在1916—1918年间曾去中华书局编学生字典，我幼时听母亲说过父亲曾编过字典并且出版过。如此看来，很可能就与此事有关。（2）吴任学校主事后即着手创办儿童自治组织，父亲一开始就参与此事。由于吴身兼数职，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做很多具体工作。而在起草员中，父亲名字紧列其后，说明父亲很可能是主要的起草人。再与（1）联系起来看，当时父亲应该是吴的得力助手和至交同仁。
再有，如母亲所说，父亲和陈石珍在班上成绩骄人，互为伯仲。因此陈到南京工作后（好像开始是在江苏省教育厅，后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邀父亲去南京共事，并寄来了委任状。由于祖父不同意父亲从政而作罢。这一方面说明父亲和他交情深厚，另一方面也说明父亲在学校是一个优秀的教师，正因为他的优秀，无意间铺下了他以后十几年的生活道路。
从1919到1922的四年，父亲究竟在哪里工作，无资料可查。到1923年，他已经在徐州工作了，因为大哥纪彭的名字就是取生在彭城的意思。
父亲是应一个叫吴声远的先生邀请，到徐州筹建“吴氏兄弟小学”并随即担任校长的。吴是英国犹太人沙逊1845年在上海开办的老沙逊洋行的买办（关于沙逊洋行的情况在网上可以查到），他怎么会认识或听说父亲这个人？没有听母亲或其他人说起过。母亲曾讲过，父亲在筹建该小学时，殚精竭虑，恪尽职守，搞得非常好，所有账目一清二楚，建筑质量也无可挑剔。吴声远极为赏识满意。为了表示感谢，送给我父亲一块金表，父亲婉拒了。当校长后，学校也办得非常出色。彭哥说“吴声远因为钦佩父亲，同时有意把这个学校从小学、中学一直扩充发展为第一流学校，所以请父亲到日本去考察。给他三千元经费（当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母亲读浒关蚕校（与三舅母同学）时虽然修习过日文，但不管用，同时我刚出生不久（一岁），不能同行。所以父亲带了一名翻译前去。当时的钱很大，父亲又省吃俭用，一起化了不过四、五百块钱，回来以后把钱缴回，但是吴声远坚决不收，父亲也不受。最后由吴声远给他全数买了股票”。从时间上推算，父亲去日本应该是1925年。我小时候在家里的书橱里，见到过父亲亲手绘制的日本学校的课堂布局等一套图件以及有关的文字材料，非常工整细气。还有不少双从日本买回来的鹿角筷子，这种筷子比我们常用的筷子短，筷头是尖的，筷尾像是削掉了一块，呈半圆形，每一双用窄纸条卷着，纸盒子装着。去年和皋哥聊天时还说起，这些筷子最后都给我们两个用丢了，当然主要还是我。我记得到新疆去工作的时候把最后的一双带去了，后来也不知所终。
彭哥信上说，由于吴声远敬重父亲的为人和能力，“不久，又把父亲调到洋行当副买办，专管出口（因为父亲认为用户是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而搞出口则是中国人赚外国人的钱）。他的待遇十分优厚，每月银元一百二十元，外加年年可观的红利，另外还有每年夏天两个月休假。经过多年积聚，再加上国家进入“黄金十年”，经济和其它各项建设突飞猛进，待遇红利年年增加，而股利所得更极为可观，所以逐渐变得家道小康。我曾听父亲说，他积满一万元，就准备不做事而去办实业。多年后又听说已经攒满了十万元，在那年代，实际上已算豪富之家了，但是我们居常如素，连我们都不知道我家是有钱人家。那时物价很低，长泾小学我们六年级级任兼教务主任每月薪水只有十二块钱，已算中上收入，应付日常生活也已颇有余裕。因为一块钱换三百个铜板，鸡蛋每个三枚铜板，大饼油条一付也只有三个铜板。”
父亲在洋行工作估计在十年左右。至于从徐州到上海老沙逊洋行的具体时间现在无从查实，但是应该在1929年之前，因为亡兄纪鹤是在这一年生在上海青浦白鹤江（港）的。到了洋行，我们家的生活就过得相当优越了。父亲在洋行要穿西装，我见到他过穿的西装马甲，还有马裤呢的大衣。彭哥说父亲曾经有过汽车，是奥斯丁牌的，而且是自己驾车。他说有一次父亲把车开到稻田里去了，母亲说是父亲开车时“望野眼”，看到一个女人，分心了，才开到了马路外边，当然这是夫妻间的戏谑。反正后来就不开了。
父亲在洋行工作肯定要会英文，在师范学校读书时不可能有良好的外语教学，所以父亲的外语基础应该不怎么样，那就得努力学习。母亲说，父亲学英文很刻苦，吃饭的时候，手指头还在碗底下或桌子上比划默写。那时父亲至少有三十好几接近四十岁了。这是我上初中时，母亲在看到我英文学得不好，多次告诉我的，要我像父亲那样努力学习。可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
根据瑜姐的回忆，父亲是1937年7月8日离开老沙逊洋行的，为什么离开不知道。从此就回到老家长泾。由于日本侵华，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彭哥说“抗战爆发，南京首都沦陷，父亲收听广播，政府的统一公债每股从百元跌到7块钱。山河破碎加之大量经济损失，使父亲极为难过。所幸公债仍抽签付息并有奖金，我家连连中奖，所以最后未伤元气。”但是，大量股票就等于成了废纸。
瑜姐回忆说，父亲回长泾后就到大福蚕种场当会计。那年冬天，日本人轰炸长泾，蚕种场也被炸到。老板“宋楚材带了全家逃离家乡去外地避难，而将会计事务重托给了父亲。父亲为了保存场里的一些资金，想方设法把钞票捲得紧紧的，塞在一个陶瓷瓶里，埋在地里，等他们回来，又重新交还给他们。”
大福蚕种场在镇的东头。泾水由东向西穿镇而过，河南是一场河北是后建的二场，架在泾水上的大福桥把它们连接起来。泾水在这里向南拐了个直角的弯，一场就在拐弯的部位。一场的西边是一个很宽阔的驳岸码头，是专门供运送桑叶的船卸载桑叶的，为了不让桑叶被雨淋湿免得蚕宝宝吃了生病，码头上面是像房子一样有向河倾斜的屋顶遮着的。码头连着一排南北向的长廊，长廊的西侧是一间间工房，东侧是蚕种场的主体。主体由三排东西向的房子，最南面的一排是办公室、机房、冷藏间等等，父亲的办公室是最东头的一间，他的办公桌放在房间西北角窗户底下，右手写字刚好不挡光。办公室铺的是木地板，房间很大但只有两三张桌子。最北边临河的一排房子都被日本人炸掉了，第二排的东段也炸掉了一些，地上都是杂草和瓦砾，但是房间地基长石条还都在。我没有事的时候经常去玩，因此时隔60多年还记得起来。
蚕种场的机房是发电和制冷的（蚕种要在冷库里冷藏保存）。1936年把发电设备独立出来成立了大明电灯厂，把多余的电力供应全镇照明，这在当时江南的区乡一级居民点是绝无仅有的，可惜1937年就被鬼子炸掉了。所以我小时候只见到家里的墙上有磁夹板夹着的电线和从房顶上垂吊着的有搪瓷灯罩的灯泡还有对灯泡悬挂高度起调节作用的沙葫芦，但是家里点的却是烧豆油和灯草的油盏。那个机工兼电工叫阿清，和我们家很亲热的，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模样。
厂里养了不少湖羊，是专门吃蚕宝宝吃剩的桑叶的。每到冬天，就要杀掉一些，场里就会让各职员家的人拿上盆子或缽头去分羊膏。当然这是抗战 以后的事了。我们家的人从小就爱吃羊肉。
一个深受儒家学说熏陶，把忠君爱国视为生命的人，却在日本魔爪铁蹄下的沦陷区做亡国奴，既无力抗争，又满腔怨愤。其心情的郁结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我现在好像特别能够理解父亲当时的心境。蚕种场的工作本来就有较强的季节性，空闲时间是比较多的。为了打发时间，父亲可能就靠读书消磨光阴。那个时候完全不像现在上班可以玩电脑、打扑克、、下象棋、搓麻将，最多就是看看报纸和闲书。
家里以前一直保存着父亲手抄的长泾地方志——《泾里志》，还有一本《格言联璧》，估计也是这个时候完成的。1961年我毕业去新疆时，把《格言联璧》带去了，一直由我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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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长泾编写《长泾镇志》的时候，我的堂兄在夏荣宾家发现了《泾里志》，就要了回来并且寄给了我。为了不让父亲的手迹再流失，我利用休息时间日以继夜的用绘图笔重新抄了一遍，对其中各朝代的年份都标注了公历。然后复印了若干份，分寄给了哥姐、堂兄和长泾编写镇志的单位，原件原来想交给父亲的长房长孙即在台湾的国伟，后因故没有给他，交给皋哥家的旭东保存。《格言联璧》原件则交给我们家的肖蔚（弛）保存。
总之，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除了经济上蒙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外，其它方面也令人痛心。从祖父以下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彭哥说“山河破碎加之大量经济损失，使父亲极为难过”。瑜姐说“自抗战后，父亲的工作也停了（按：可能是指老沙逊洋行的工作），我记得父亲那时的心境就不太好，也许是对时局的动荡而不安，也许是身体不好”。说明父亲的身体确实就是受到这个沉重打击后逐渐变坏的。我们二叔为了把电线藏起来，不给日本人拿走，结果挨了日本人的耳光，受此奇耻大辱，二叔多次要上吊自杀。彭哥当时在上海斯盛中学上学，本来就是热血青年，又听说了二叔遭遇，就投笔从戎了。彭哥说“家乡沦陷后，祖父每年南京首都和家乡沦陷之日，都交代我们三家吃素。”前面说到克己敬业是我们家的优良家风，同样，深爱国家，关心时政，愿意为国尽忠也是我们张家的优良家风。和前者一样，她也已经深深烙刻到我们和下一代的身心里了。
总之，从此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终日闷闷不乐，反正我的印象里几乎没有看到过父亲的笑脸，这和抗战前的他真是天壤之别。本来父亲应该是一个兴趣广泛、乐观开朗的人，因为从我幼时看到的父亲遗物中，可以看出他的兴趣和爱好。比如，父亲有一只笙，是用一个布袋子套着的，我见到时已经有些散架了。父亲爱照相，照相机已经坏了，有一个放置颜料和调色的玻璃器皿是给照片着色用的。父亲还会哼两句京戏。彭哥说，母亲老说他唱得不好听，叫他别唱了。但是我小时候母亲还给我唱过“朱买臣休妻”的中的一段，我现在只记得有一句是“头上颤巍巍的朱宫花”。这肯定是父亲教她学唱的。我知道母亲的音乐细胞是比较贫乏的，可是她还记得，说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恩爱的。父亲有时也打打小麻将，但是只是在家里陪母亲和朋友打，其实兴趣不大。不像母亲只要有人打个招呼，就积极响应。据彭哥说，父亲在读书时还是学校的划船选手，得过第二名。
此外父亲有不少藏书，当然比不上那些藏书家，但是我记得有一个衣柜全是装的书，另外还有一个由三只较小的精致白木书箱摞起来的柜子，底部是一只抽屉，放的是鞋子。我记得的书有《资治通鉴》、《马氏文通》、《辞源》、《辞海》、《百科全书》（厚厚的三本一套）等等。还有好几幅书画，有一张墨龙是挂在厅里的，怒目圆睁，嘴里喷出一股水柱，十分威猛，气势滂沱。我最喜欢的是百鸟图，由四张条屏拼成，是工笔画，色彩很鲜艳。我数过真的有一百只各式各样的鸟。画上的羽毛、山石、花草都是微微凸起的，十分细腻，栩栩如生。有一段时间我把它拼挂在墙上，用细线拉个斜十字固定好，避免被风吹歪，有半面墙大小。解放以后，尤其是1951—1953年那一段，家里的生活相当困难，母亲只好不断的变卖东西。藏书、字画、乃至家具如红木还是硬木的大床、衣柜、杯盘碗盏等等，有时候白天去上学，下午回来就发现什么东西没有了。有少数几幅画是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搜去的，不知道肥了那一家。
父亲是抽烟的，小时候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有一只烟斗，大概是他在洋行工作时用的。而且一打开抽屉，就是一股强烈刺鼻的烟味，可见他的烟瘾不小。回到长泾后，他改抽旱烟，他的烟管有七八十公分长，铁的，不粗，头、嘴上铜的，挺重的。后来病倒以后就不抽烟了。
父亲的病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严重的，不清楚了。究竟是什么病，最后也没有搞清楚。当时好像是按胃病治的，老不让吃东西，因此母亲一直说是活活被饿死的。瑜姐回忆认为很可能是肠癌。母亲为了让父亲好起来，专门请道士在家里做了一天道场，但是回天乏力。父亲病后，就把他的床从楼上搬到楼下的客厅里，张有蚊帐。有一个护士叫韦慈英（音）几乎每天都要来给父亲打一针葡萄糖，我总喜欢把针瓶倒过来把里边的一点点剩液吃掉。父亲爱吃的水果是福桔，总是一小竹篓一小竹篓从小轮船上送来的，不知道是不是瑜姐买的。
父亲逝世是1946年7月23日，农历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下午。那天，我已经放学回家，正在后门外河边端着饭碗，一边吃冷茶淘饭，一边看河里来往的船只。突然，瑜姐慌忙从厨房冲出来，嘴里喊着“易弟快上来，好爹勿来事了！（勿来事就是不行）”我丢下饭碗跟着瑜姐跑到厅里，大家都在忙着张罗，我记得凑上去看了看已经没有气的父亲，印象还是比较安详的。以后的事我就记不清了。
父亲入殓时就在厅里，彭哥、皋哥和我三兄弟把遗体从床上抱起来放到棺木里，彭哥抱头胸，皋哥抱腰，我抱脚。因为我和皋哥都还小，力气不够，高度也不够，因此实际上是和母亲瑜姐球姐一起抬的。瑜姐球姐彭哥肯定是哭了，我好像没有哭，皋哥哭了没有不知道了。母亲后来说起这件事时好像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哭不出来。灵堂就设在客厅里，棺木用长凳搁起。前面有像窗帘一样下面向两侧分开的帷帐，可以在前方看到棺木的山头。帷帐前面放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挺大的锡烛台、香炉、供品，左前方是一只比半只西瓜还要大的铜磬。每到吃饭的时候，总是我去敲磬，敲三下，嘴里说着“好爹，吃饭吧。”再坐回到饭桌边坐下吃饭。
头七的时候，来家里吊唁的人很多，送白份（丧礼）的人更多。我记得礼簿有一寸厚，每页有十行左右，大半本都写满了。那几天，哥姐们和我呆在棺木两侧的帷帐后面，地上铺着稻草（叫草苫），母亲在帷帐前面。有人来吊唁，我们就在帷帐里叩头还礼。有时候困了，我就倒在草苫上睡着了。
我第一次见到神主（牌位）的制作。它由三部分组成：上面是两块立着的板子，一长一短，长的一块正面中间写：先考某某某之灵位。左下方是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的名字，写得小小的。背面上部厚，约五分之四的高度处锯出一个楔形槽口。槽口之下的厚度只有上部的一半。短的一块的顶部也削成楔形，刚好嵌入长板的槽中，长短两块合起来的厚度正好和长板的上部一样厚。还有一块就是底座，面上挖一个槽孔，其长宽刚好和立板的底部一致。短板的正面用极细小的小楷竖着写密密麻麻的字，内容是记述亡人的履历和生平。安装时这写字的一面紧贴长板的背面。在文字写好后，立板和底座都要用桐油或油漆涂好。等干透后，把两块立板合好，然后插入底座的槽中，三部分就混成一体了。神主的大小不一样，有没有讲究我就不懂了。底座一般都要雕花，繁简不一。父亲神主上的字全是请一位叫庭鲤的远房堂兄写的。
关于父亲出殡的情况我都忘掉了，只记得在棺木抬出门的时候放了好几响铳，声音比二踢脚炮仗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