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颦鼓
很多朋友都向往汉唐将士开疆拓土的英姿，而谩毁两宋，关于这一点，我是万般不敢苟同的。评判一个王朝的文功武略，不能光看拓土几何，核心是百姓是否安居，关键则要看他的对手是谁。自始皇帝以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华夏所面对的敌人一直以一种松散的部族联盟的形式出现的。无论是匈奴，鲜卑，或者是柔然，突厥，其不成熟的生产方式和松散的政治结构完全不能和中原王朝相比肩。可以说，两汉和盛唐的军事扩张，是建立在远胜对手的政治体制和生产力水品上的。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壮丽篇章固然在军事上可圈可点，但是所带来的实际意义，远没有南匈奴归依来得实在。击败一个习俗、信仰乃至民族都不尽相同的部落联合体，文化上的蚕食远比军事打击来的更为有效。再看隋唐。李靖灭东突厥，苏定方破西突厥，薛仁贵定铁勒九姓，李世勣荡平高句丽，在明光铠和陌刀手的背后，是文帝高超的政治手腕，使尽权谋将庞大的突厥帝国一分为二，是杨广和太宗的劳师北伐，用累累白骨为唐军的高歌猛进铺平了道路。但凡王朝伊始，兵甲必然鼎盛，初唐战略上的全面扩张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到了中唐，玄宗掀起又一轮西进运动的时候，与其说这是唐军的胜利，不如说这是唐王朝在政治上的扩张。安西北庭两大都护，汉军健儿不满数万，却能够遥控数十万甲士供其驱使，从突骑施到葛逻禄，外族军事力量在中唐势力的扩张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倘若没有回纥的及时援助，在安史之乱中，唐王朝就已经支撑不住摇摇欲坠的统治了。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在阿史那云在西域为天可汗开疆拓土的时候，危机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任何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在唐王朝以夷制夷的政策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频繁的双边交流也为契丹，南诏各族带去了更为发达的政治系统和生产方式。作为唐王朝的佣兵，回纥 契丹 党项都在不知不觉中积攒到了足够的实力。等到赵匡胤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我们惊异的发现，从白山黑水到南方十万大山，各族在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奴隶社会，甚至是从原始部落到主权国家的转变。中国的历史中，外族第一次以一个文明国家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
姑且先不谈步兵在对垒骑兵时候的巨大劣势，也不谈农耕文明在对抗游牧民族中的先天不足。首先，我们惊异的发现，传统的优势在一步步沦丧。外族借用中原积攒千年的底蕴，各自进入了本民族的繁盛时代，文物衣冠不逊于中原。两宋时，文人士大夫好古风，争相佩剑，而所配之剑，更以西夏大理为上品。东坡居士就曾因获得一柄西夏宝剑而自喜。自古以来，中原之于外夷，第一次在兵器的制造上，外族出现了局部优势。以至于金兵南下的时候，我们只有用无比的气概和执着的信念，去面对铁浮图和拐子马这样的重装骑兵。而苏颂在面对辽国君臣关于历法问题的诘难时，也只有依靠自身的机智来掩饰熙宁初年历法的缺憾。
再者，时代与历史条件的束缚使得宋在开国之初就处于尴尬的状态。儿皇帝石敬瑭割了燕云一十六州与契丹，不仅为北奴提供了更多的人力物力，更使得之后的宋王朝丧失了抵御外诲的又一屏障。只能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修建水泽地道，迟缓北方骑兵的闪击战。与之相近，归咎于五代以降的绵延战祸和唐后期的复杂历史背景，回鹘，吐蕃残部，归义军，折家，北汉，党项李家，诸多势力盘踞在帝国的西北。等到宋军艰难肃清关中吐蕃残部之时，李、折已然坐大。此时北汉未平，太祖只得加以怀柔。待到太宗焚太原，降杨业，又于幽州城下遭受耶律休哥重创，股后中箭，只身乘驴车遁走。此后常年与契丹厮杀，无暇经营西南，致使李继迁有机可乘，大破李继隆。此后李氏西灭回鹘，南击吐蕃，待到元昊即位，开国号曰大夏，数役歼灭宋军西北精锐数万人，又于河曲之战中击败携10万精锐御驾亲征的辽兴宗，与其说是元昊用兵老练，西夏兵强马壮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李氏一脉常年苦心经营的必然。
当时是，关中之地，八百里秦川本是天府之沃土，却因累年征战，残破不堪。何况关中之险敌已与我公之，不得已，只能在长安驻扎军事，拱卫汴京。而西北一线，延横山一带，常年和西夏胶着，只能依托山寨，利用折家对抗李氏咄咄逼人的态势。至于北方，长年累月的征伐使得兵士疲敝不堪，在如此艰难困境，假使换到任何一个朝代，所作的，都不可能比宋更好了。檀渊之盟，三十万岁币，买下的是北方长达百年的安宁。每每有清客好高谈阔论，言真宗畏敌如虎，当时军民一心，气势如虹，合该直捣黄龙······诸如此类，不一而论。却不知当时宋辽相互攻伐已有数十年，北人死伤无数，人心思安，更何况西北还有卧虎在侧，与辽人攻伐胜败亦非在一夕之间，即便檀州城下宋军重创辽人，三五载之后，干戈又起，到那时辽出燕云，西夏伐渔阳，兵败国破并未妄谈，更可悲黎民苍生，不免荼毒。而自会盟以降，北地近百年未闻兵事，茶马互市，其利岂止千万。宋辽互称兄弟，及仁宗薨，汴京八十万军民齐哀鸣，辽道宗闻之，痛哭流涕，将仁宗之画像列于先祖肖像之侧，此间事，比之汉武唐明，其过甚已。
仁者并不一定无敌，却可以德服人。两宋雅士风流，君上仁爱，宫闱无不堪之论，又兼物产富饶，贩夫走卒之徒皆着丝履。更可贵三百年养士，从不因言而责难大夫，致使崖山之后，殉国者百万，噫吁戏，无怪乎查良镛先生有言，若可颠倒时光，愿身在两宋。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在阿史那云在西域为天可汗开疆拓土的时候，危机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任何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在唐王朝以夷制夷的政策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频繁的双边交流也为契丹，南诏各族带去了更为发达的政治系统和生产方式。作为唐王朝的佣兵，回纥 契丹 党项都在不知不觉中积攒到了足够的实力。等到赵匡胤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我们惊异的发现，从白山黑水到南方十万大山，各族在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奴隶社会，甚至是从原始部落到主权国家的转变。中国的历史中，外族第一次以一个文明国家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
姑且先不谈步兵在对垒骑兵时候的巨大劣势，也不谈农耕文明在对抗游牧民族中的先天不足。首先，我们惊异的发现，传统的优势在一步步沦丧。外族借用中原积攒千年的底蕴，各自进入了本民族的繁盛时代，文物衣冠不逊于中原。两宋时，文人士大夫好古风，争相佩剑，而所配之剑，更以西夏大理为上品。东坡居士就曾因获得一柄西夏宝剑而自喜。自古以来，中原之于外夷，第一次在兵器的制造上，外族出现了局部优势。以至于金兵南下的时候，我们只有用无比的气概和执着的信念，去面对铁浮图和拐子马这样的重装骑兵。而苏颂在面对辽国君臣关于历法问题的诘难时，也只有依靠自身的机智来掩饰熙宁初年历法的缺憾。
再者，时代与历史条件的束缚使得宋在开国之初就处于尴尬的状态。儿皇帝石敬瑭割了燕云一十六州与契丹，不仅为北奴提供了更多的人力物力，更使得之后的宋王朝丧失了抵御外诲的又一屏障。只能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修建水泽地道，迟缓北方骑兵的闪击战。与之相近，归咎于五代以降的绵延战祸和唐后期的复杂历史背景，回鹘，吐蕃残部，归义军，折家，北汉，党项李家，诸多势力盘踞在帝国的西北。等到宋军艰难肃清关中吐蕃残部之时，李、折已然坐大。此时北汉未平，太祖只得加以怀柔。待到太宗焚太原，降杨业，又于幽州城下遭受耶律休哥重创，股后中箭，只身乘驴车遁走。此后常年与契丹厮杀，无暇经营西南，致使李继迁有机可乘，大破李继隆。此后李氏西灭回鹘，南击吐蕃，待到元昊即位，开国号曰大夏，数役歼灭宋军西北精锐数万人，又于河曲之战中击败携10万精锐御驾亲征的辽兴宗，与其说是元昊用兵老练，西夏兵强马壮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李氏一脉常年苦心经营的必然。
当时是，关中之地，八百里秦川本是天府之沃土，却因累年征战，残破不堪。何况关中之险敌已与我公之，不得已，只能在长安驻扎军事，拱卫汴京。而西北一线，延横山一带，常年和西夏胶着，只能依托山寨，利用折家对抗李氏咄咄逼人的态势。至于北方，长年累月的征伐使得兵士疲敝不堪，在如此艰难困境，假使换到任何一个朝代，所作的，都不可能比宋更好了。檀渊之盟，三十万岁币，买下的是北方长达百年的安宁。每每有清客好高谈阔论，言真宗畏敌如虎，当时军民一心，气势如虹，合该直捣黄龙······诸如此类，不一而论。却不知当时宋辽相互攻伐已有数十年，北人死伤无数，人心思安，更何况西北还有卧虎在侧，与辽人攻伐胜败亦非在一夕之间，即便檀州城下宋军重创辽人，三五载之后，干戈又起，到那时辽出燕云，西夏伐渔阳，兵败国破并未妄谈，更可悲黎民苍生，不免荼毒。而自会盟以降，北地近百年未闻兵事，茶马互市，其利岂止千万。宋辽互称兄弟，及仁宗薨，汴京八十万军民齐哀鸣，辽道宗闻之，痛哭流涕，将仁宗之画像列于先祖肖像之侧，此间事，比之汉武唐明，其过甚已。
仁者并不一定无敌，却可以德服人。两宋雅士风流，君上仁爱，宫闱无不堪之论，又兼物产富饶，贩夫走卒之徒皆着丝履。更可贵三百年养士，从不因言而责难大夫，致使崖山之后，殉国者百万，噫吁戏，无怪乎查良镛先生有言，若可颠倒时光，愿身在两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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