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现世里的乌托邦——读薄伽丘《十日谈》

因公开课小站开始读《十日谈》，又想起从前写过一篇相关的读书报告。帖上来纪念一下当年读《十日谈》时的欢乐岁月。
现世里的乌托邦——读薄伽丘《十日谈》
by 永无止境
七个年轻的女郎和三个男青年，逃离瘟疫肆虐的佛罗伦萨，在风景宜人的乡间别墅过着世外桃源般快乐无忧的日子。每日午后祈祷的钟声敲过，这十位青年男女便聚在清风徐徐的阴凉处，每人讲一个故事，以此为消遣度过夏日里的酷热时光。这样一幅悠然闲适的图景在《十日谈》的开篇里已经跃然纸上，令人向往。长久以来，《十日谈》被公认为西方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书中的一百个故事取材广泛，人物众多，其中有王公贵族、骑士僧侣、贩夫走卒、市井平民。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角色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薄伽丘因此被称为欧洲文学史上用现实主义手法描绘广阔生活画卷的第一人。 同时，作者利用十个年轻的叙述者将一百个故事有机地串在一起，形成浑然一体的框架结构，开辟了欧洲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十日谈》的上述经典之处不断引发学界的探讨和研究。而笔者似乎更愿意回到本文开头那幅迷人的场景中去，更愿意为那十个俊美多情纯真奔放的青年男女所吸引，更喜欢沉醉在薄伽丘笔下那清新淡雅又多姿芬芳的乡间美景中。在笔者看来，薄伽丘在那一百个充满现世气息的故事底座上架构了一个超然世外的小小乌托邦王国。在这个王国里，那十个青年男女轮流执政，既是国王又是臣民。作品中除了他们十个叙述者讲述的一百个故事外，还描述了十个讲述人每日的生活安排和活动。他们的生活场景不仅仅是那一百个故事的连接纽带，而是更深刻地寄托了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理想。
事实上，作品开篇呈现的并非是令人沉醉的世外桃源，而是与之完全相反的惨烈而充满阴霾的大瘟疫流行的恐怖场景。这便是从1348年开始流行的，给欧洲带来重创的黑死病。要想了解关于黑死病流行的真实情况，我们不必翻阅其他历史记录，只需读一读它的亲历者薄伽丘在《十日谈》开篇里的描述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唏嘘不已。薄伽丘这些对大瘟疫的描述历来都被人们看作当时关于黑死病记录的第一手资料。表面上看，作者将大瘟疫的种种惨状和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人心不古等现实情形作为“乡间故事会”的铺垫和背景，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既然那么多人都认为“开怀吃喝，自找快活，尽量满足自己的欲望，纵情玩笑，才是对付疫病的灵丹妙方” ，那么几个正派的青年男女躲避到乡间讲一些消愁解闷的小故事更是无可厚非了。人们通常认为，薄伽丘将他那些“不正经”、“伤风化”的故事放置在大瘟疫流行的背景下，无非是想避免当时提倡禁欲的教会权威的攻击和诽谤，为那些讽刺诙谐的喜剧寻找合理的上演舞台。然而，当我们将黑死病这一事件放置在中古欧洲向近代欧洲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时，不难看出，作为文艺复兴新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薄伽丘，已经敏锐地洞察出这场疫病危机带给欧洲的真正涵义。
关于黑死病对欧洲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朱孝远在其专著《欧洲涅磐：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中予以深刻评述：“黑死病是欧洲历史的耻辱，因为它暴露了封建政府一切的涣散，当时欧洲的人们除了逃离，几乎没有能力来克服危机。在黑死病时期，世界似乎不是属于人的，而是属于危机的，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出了封建制度的赤贫。……通过黑死病，或者说，通过耻辱，欧洲人首次从中世纪的传统中探出头来，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原来是在死亡边缘，亦即居住在危巢之中，毫无可以让人安居的保证。……这里事物真正的本质问题，是人们开始用现实的真实的眼光看待自己体制的性质，而非不切合实际的关于彼岸真理的探索。黑死病因此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使人们认识到了自己居于危巢之中的本质。” 正是这场夺去了欧洲五分之二以上人口的黑死病瘟疫，揭示了欧洲封建主义结构已经走向全面崩溃。也正是天性敏锐的诗人和艺术家最先感到不安，最先洞察到社会秩序紊乱所带来的沉重压力。于是，围绕拯救与再生的主题，天才们在重压之下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亲历危机并在其中幸存下来的薄伽丘更是这个文化团队里的领军人物。
在《十日谈》里，中世纪人们的无知愚昧，教会修士的虚伪贪婪都在诙谐戏谑的故事里被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薄伽丘的这部巨著被冠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但是，诗人在揭露批判现世虚伪可笑的同时，也为世人构建了一个属于世俗理性的，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王国。其主旨就是要向世人表明，在欧洲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时，一个知识精英和人文主义者所能承担起的再生与重建的重任。黑死病流行的佛罗伦萨城到处充满的腐朽尸体的臭气与随后乡间树木花草的葱茏芬芳；疫病危机笼罩下的阴霾密布和惨雾愁云与乡间花园里光线色彩的明丽欢快——如此充满强烈反差和对照的描写，带给读者的并不仅仅是冲击和震撼，更是一种对即将开始的世外桃源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随后读者便看到，围绕“故事会”这一中心活动，十位青年男女在乡间别墅生活的每一天里都是那么既充实有序又放松惬意。他们尽情享受着大自然慷慨馈赠的礼物，在露珠晶莹的草地上漫步，在清澈见底的溪水旁光着脚嬉戏，与婉转啼鸣的小鸟一起欢唱，与活泼可爱的小动物一起奔跑。天主赐予的每一分激情奔放的青春时光都没有被浪费掉。他们在清凉的树阴下，欢快地弹琴，歌唱，跳舞；在幽静的小路上，无所顾忌地说笑，争论。读者在字里行间之中呼吸着自由舒畅的空气，体味着动感昂扬的青春气息。但是，有谁能想象，这样一幅逍遥自在的图景竟然出自一位刚刚从大瘟疫的魔爪下挣脱出来的幸存者。谁又能理解，作者在刚刚经历了黑死病的恐惧、动荡和阴郁之后，竟然能传达出如此积极乐观，蓬勃向上的热烈情感。这其中的深意惟有从历史的大背景视角中才可以体悟得到。
提到“乌托邦”这个名词，人们自然会想到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那部传世之作《乌托邦》。莫尔在其著作中，对乌托邦人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过这样的解释：“实则乌托邦人主张，构成幸福的不是每一种快乐，而只是正当高尚的快乐。德行引导我们的自然本性趋向正当高尚的快乐，如同趋向至善一般。…乌托邦人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上帝创造人正是为了使其这样地生活。乌托邦人说，一个人在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的问题上如果服从理性的吩咐，那就是遵循自然的指导。” 乌托邦人的这种遵循自然理性而快乐生活的理念早在薄伽丘的作品里就已经露出端倪。那十个青年男女每日的生活虽逍遥自在却非混乱无序，虽热情奔放却非淫荡堕落。这种有节制而充满理性的生活实践正符合后来的乌托邦人所尊崇的正当高尚、符合自然本性的生活观念。学者们一直从叙事学和小说诗学的角度分析《十日谈》所开创的框架小说结构的艺术形式，认为这种叙事结构通过“讲故事人的故事”将一百个互不相干的短篇小说组合成一个有机连贯的整体。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十个讲故事人的生活本身，并非仅仅被作者作为串联那一百个故事的纽带和框架，而是更多地寄托了作者人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
“乡间故事会”显然是这十个男女青年每日的中心活动，那么连接和推进那一百个故事顺利讲下去的纽带和动力正是来自乡间生活的第一天所确立下的原则。这个中心的游戏规则的确立，可以被视作作者为叙事方便而进行的有意安排，但也可以被看成是作者为当时瘟疫肆虐，危机重重，混乱动荡的欧洲社会确立的一个充满理性的政治原则。这里有必要将那第一天定下的规则仔细分析一下：“你说的太好啦，狄奥内奥，我们希望活得快活，促使我们逃出城里的正是愁苦，但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由于我出的主意，形成了这个愉快的集体，然而要使我们的愉快维持长久，我认为应该从我们中间推举一个头领，大家要对他尊敬服从，由他想出消遣的办法，好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快活。为了使大家都能体会当首领的责任和乐趣，为了使没有尝试到的人不至于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而生妒忌之心，我建议每天轮流让一个人承担责任和荣誉，第一个当政的人由大家推选。到了第一天傍晚，担任首领职务的他或者她就任命继承人，继承人在位期间可以随意决定我们应当生活的地点和方式。” 在这段话中有这样几层含义：首先明确了规则确立的目的，即为了使大家的愉快生活维持长久；然后是确定的中心原则，即在众人之间推选一个首领；再次是这个原则的执行方式，即每天轮流让一个人承担首领的责任；最后规定了首领的职责，即任命继承人，并决定每天的生活地点和方式。这样看来，这个小小乌托邦王国，已经拥有了以“一人统治”、“轮流执政”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与国家运行机制。由此可以看出，薄伽丘为这十个男女青年临时组合的小王国设置的政治原则，其实已经透露出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理念。
小王国里的生活既自由快乐又井然有序。每日大家按照女王或国王规定的时间起居，游玩，用餐，讲故事，歌唱，跳舞。每个人都严格遵守着日常活动的时间。这里我们注意到，王国里每日的活动时间依然以中世纪人们所习惯的教堂钟声为准，例如午前祈祷钟声响起时，青年们要回到别墅用餐；午后祈祷钟声过后，众人午睡起来，围坐在一起讲故事。从这样的生活习惯中可以看出，薄伽丘为世人展现的理想王国并未脱离中世纪的生活现实，并未让当时的欧洲人感到遥不可及，模糊不清。相反，这样的安排正是人们所向往的亲切自然的生活。因此，可以说，这个乌托邦的小王国依然是建立在现世需要基础上的，依然是身处动荡恐惧的中世纪欧洲人所渴望的人间乐园。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那十天的“乡间故事会”除第一天和第九天外，都由女王或国王规定了故事主题，每人的故事都必须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但是，十个人中有一个人例外，即狄奥内奥，只有他在每日的聚会中可以不受主题的约束，讲他想讲的故事。表面上看，作者如此的安排是为了让全书的故事更加多彩活泼，不拘一格。但在笔者看来，作者将十人中的一个人安排为可以有限制地做不同的事情，这样的安排透露出作者理想中的幸福王国所享有的就是这种在一个君主统治之下的，遵循自然理性的有秩序的自由生活。狄奥内奥这个人物即是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和理性自由的象征。事实上，这个现世的乌托邦小王国整体即象征着人文主义者寻求建立的一个属于尘世的，遵照自然法则的，符合人类天性的自由国度。
在“乡间故事会”的最后一天，当日执政的国王对这十多天的生活做了如下评述：“依我看，我们在这些日子里循规蹈矩，安守本分，…无论你们一方或我们一方都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言行。我所看到、觉察到的始终只有正派、和谐以及手足般的亲切。”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这样和谐、正派及手足般的亲切关系正反映了薄伽丘针对当时混乱堕落的欧洲社会，意欲为其重建伦理道德秩序的人文理想。因此，《十日谈》中这十个青年男女组合的临时小王国，并不仅仅是为了作者叙事需要而起到连接和架构的作用，而是更深刻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早期，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薄伽丘，面对黑死病过后日益动荡不堪、临近崩溃的欧洲社会，渴望重建一个尊崇理性秩序，顺应自然法则，体现人类天性的世俗王国。薄伽丘的这种渴望与理想既继承了但丁《神曲》里基督教理性与秩序的原则，又赋予了后世托马斯•莫尔以启示和影响，使其为世人展现了一个体系与制度更加完善的乌托邦王国。
参考书目：
薄伽丘：《十日谈》，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97年
朱孝远：《欧洲涅磐：过渡时期欧洲的发展概念》，学林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