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诗史
题记：今年年初，诗人杨炼获得了意大利波尼诺奖，这是一个酿造格拉帕酒的古老家族设立的一个国际文学奖。采访杨炼的那一天，刚刚传来波兰女诗人馨波斯卡过世的消息。一根弦被拨动，时间用大大小小的残酷巧合传递着意义。在意大利出版的《大海停止之处》的末尾，附着一篇《一个读者的看法》，那位读者把馨波斯卡和杨炼放在一起，视为“当代成功征服沉寂之上的空间的诗人们”。而死亡正是杨炼诗歌开始的地方。
一九七六年是杨炼的创作元年。那一年共和国的领袖们相继湮没，而更重要的是，那一年，杨炼的母亲过世了。从此家书不再，被切断的情感诉说使“诗”浮上了生活的表面，创作由此成为了杨炼得以“能够与内心对话和自我辩驳的方式”。和当时中国百千苦闷青年一样，“诗”成为了抒发对于现实忧愁的途径。这次向自我内心的转身，使得杨炼开始“寻找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一种“自觉”的诞生，它来自于最切肤的痛，正如杨炼一贯强调的“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是真的诞生”。
无论是那私人的死亡还是那场公共的死亡，七十年代留给了中国一道难以磨灭的创伤。当所有的人背负着这道创伤的时候，一些人发现了蕴藏其中的一种深刻的能量。杨炼将其称为“噩梦的灵感”，在他看来“创伤其实给我们的自我世界、精神世界撕开了一道裂口，这道裂口能够让我们俯瞰自我分裂，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国自我内部的断层。”
于是，八十年代诞生了。
一九八三年，对于杨炼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年份。那是转折的一年。那一年，他发现了屈原。
杨炼回忆说，“文革的时候，自己还是处在一个梦游的状态，虽然身体经历了饥饿、劳累等等，但是精神还没有醒转过来。但是，一九八三年，在经历了伤痕文学，经历了拨乱反正，经历了民主墙和《今天》。这时候整个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反对精神污染’运动就这样眼睁睁的在面前发生了。” 噩梦并没有结束。醒眼正对所带来的震撼是深刻的，“这是真正的自觉的开始”。更深刻的噩梦带来了更深刻的灵感。
七六年，北岛的《回答》，如今看来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情绪”，一种群体的口号，“用口号回答口号”。而八三年，“诗歌的激情”超越了“政治的情绪”，“回答”转向了更为深刻的“提问”，这是一种“自我追问的激情”，它在考验着我们“是否能对自己提出更深刻的问题”。
这是反思的八十年代。“外在的群体的批判性转向了内在的自我的追问”。这是一个深刻的转折点。杨炼在那时发现了一种传统，“自我追问从《天问》开始就成为了诗歌的根源”。 杨炼是那批朦胧诗人中对中国的历史和中文的自觉反省最早的一个，他直觉到了历史、传统、现实和我们自我之间的一种深刻的关联。
自《半坡》和《诺日朗》，杨炼开始了他的思想考古。他从现实向内心挖掘，“挖掘的出发点，无处不在”，无论是黄土覆盖的半坡，还是伦敦怡然的李河谷。
一九八八，杨炼带着他那卷中国时代的完结篇《yi》开始了流亡生涯。零九年，杨炼在柏林举办的“1989，世界的历史”艺术展中，担任了中国部分的策展人，那时的他已经打通了流亡的经验，“你只要是一个精神的创造者，你怎么能不是一个精神的流亡者”。 杨炼说，“流亡”这个词最早出自《离骚》，比起英语的“exile”增加的太多意义，它是“在流动中亡”，也是“流向死亡”，既是“流本身就是亡”，也是“从亡开始流”。
八九年，杨炼远在大洋洲，“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从中文版《叙事诗》里的《现实哀歌》中遗落的那几个段落里，我们知道杨炼从死亡中又一次诞生，“人生如轮回，对于内心的极度追求，是穿透自身的死亡再次诞生的过程。”
一九九三年，杨炼在新西兰。那一年，顾城自杀。这是“海外流亡最黑暗的一年”。而正是那一年，他“被大海摸到了内部”。“回家的路已经回不去了，前方的路蔓延无边，到底怎么生存，怎么写作？”通过《大海停止之处》里那四个层次的诗，杨炼找到了最后的那个句子：“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他看见了内部的精神距离，在这种分离中，他明白了“漂流是无始无终的，既在海外，也在海内。这是内心的漂流。”那时他打通了国内的经验，也打通了在海外流亡的经验，也打通了他的内心。
杨炼是个拒绝重复的诗人，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每一行诗都是重新诞生”。他在《同心圆》里发展出一种思维的模式，超越了西方的线性时间观，这是在《半坡》时期思想考古的延续，当时杨炼在历史的巨变中体味到的不单单是现实政治的痛苦，而是一种“从时间循环的痛苦”向“没有时间的痛苦”的转变。西方不再是线性时间中处于未来的一端，而只是同心圆中的一环。
在杨炼看来，当代的困境是文革困境的延续，利益全球化下带来的自私、冷漠与玩世不恭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困境。而内在于中文之中的这种“无时态”似乎能够“提供给世界一个有效的方式，一种共时的反省层次，既在人的命运感受的最深处，同时又在俯瞰整个人类的根本处境的最高处”。
去年年初出版的《叙事诗》，在杨炼自己看来是写作三十载的集大成之作。对每一首诗的形式的独特设计，包括整个形式、行数、韵脚、结构、节奏，杨炼在神似上再创造了悬压在中文诗上精致的古典主义。《叙事诗》也是杨炼的自传，这次他与自己的正面相对，“自传体本身就是把自己作为考古学的发掘机制”，循着历史，他一层层地探究自己的内心世界。在他看来，这是“大历史深刻的卷入个人经验，个人的内心构成历史的深度”。
于是，这就成了杨炼或者屈原的“史诗”，不是荷马用诗歌来讲述历史，而是每一首诗都包括整个历史。
载于《Num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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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是杨炼的创作元年。那一年共和国的领袖们相继湮没，而更重要的是，那一年，杨炼的母亲过世了。从此家书不再，被切断的情感诉说使“诗”浮上了生活的表面，创作由此成为了杨炼得以“能够与内心对话和自我辩驳的方式”。和当时中国百千苦闷青年一样，“诗”成为了抒发对于现实忧愁的途径。这次向自我内心的转身，使得杨炼开始“寻找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一种“自觉”的诞生，它来自于最切肤的痛，正如杨炼一贯强调的“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是真的诞生”。
无论是那私人的死亡还是那场公共的死亡，七十年代留给了中国一道难以磨灭的创伤。当所有的人背负着这道创伤的时候，一些人发现了蕴藏其中的一种深刻的能量。杨炼将其称为“噩梦的灵感”，在他看来“创伤其实给我们的自我世界、精神世界撕开了一道裂口，这道裂口能够让我们俯瞰自我分裂，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国自我内部的断层。”
于是，八十年代诞生了。
一九八三年，对于杨炼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年份。那是转折的一年。那一年，他发现了屈原。
杨炼回忆说，“文革的时候，自己还是处在一个梦游的状态，虽然身体经历了饥饿、劳累等等，但是精神还没有醒转过来。但是，一九八三年，在经历了伤痕文学，经历了拨乱反正，经历了民主墙和《今天》。这时候整个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反对精神污染’运动就这样眼睁睁的在面前发生了。” 噩梦并没有结束。醒眼正对所带来的震撼是深刻的，“这是真正的自觉的开始”。更深刻的噩梦带来了更深刻的灵感。
七六年，北岛的《回答》，如今看来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情绪”，一种群体的口号，“用口号回答口号”。而八三年，“诗歌的激情”超越了“政治的情绪”，“回答”转向了更为深刻的“提问”，这是一种“自我追问的激情”，它在考验着我们“是否能对自己提出更深刻的问题”。
这是反思的八十年代。“外在的群体的批判性转向了内在的自我的追问”。这是一个深刻的转折点。杨炼在那时发现了一种传统，“自我追问从《天问》开始就成为了诗歌的根源”。 杨炼是那批朦胧诗人中对中国的历史和中文的自觉反省最早的一个，他直觉到了历史、传统、现实和我们自我之间的一种深刻的关联。
自《半坡》和《诺日朗》，杨炼开始了他的思想考古。他从现实向内心挖掘，“挖掘的出发点，无处不在”，无论是黄土覆盖的半坡，还是伦敦怡然的李河谷。
一九八八，杨炼带着他那卷中国时代的完结篇《yi》开始了流亡生涯。零九年，杨炼在柏林举办的“1989，世界的历史”艺术展中，担任了中国部分的策展人，那时的他已经打通了流亡的经验，“你只要是一个精神的创造者，你怎么能不是一个精神的流亡者”。 杨炼说，“流亡”这个词最早出自《离骚》，比起英语的“exile”增加的太多意义，它是“在流动中亡”，也是“流向死亡”，既是“流本身就是亡”，也是“从亡开始流”。
八九年，杨炼远在大洋洲，“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从中文版《叙事诗》里的《现实哀歌》中遗落的那几个段落里，我们知道杨炼从死亡中又一次诞生，“人生如轮回，对于内心的极度追求，是穿透自身的死亡再次诞生的过程。”
一九九三年，杨炼在新西兰。那一年，顾城自杀。这是“海外流亡最黑暗的一年”。而正是那一年，他“被大海摸到了内部”。“回家的路已经回不去了，前方的路蔓延无边，到底怎么生存，怎么写作？”通过《大海停止之处》里那四个层次的诗，杨炼找到了最后的那个句子：“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他看见了内部的精神距离，在这种分离中，他明白了“漂流是无始无终的，既在海外，也在海内。这是内心的漂流。”那时他打通了国内的经验，也打通了在海外流亡的经验，也打通了他的内心。
杨炼是个拒绝重复的诗人，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每一行诗都是重新诞生”。他在《同心圆》里发展出一种思维的模式，超越了西方的线性时间观，这是在《半坡》时期思想考古的延续，当时杨炼在历史的巨变中体味到的不单单是现实政治的痛苦，而是一种“从时间循环的痛苦”向“没有时间的痛苦”的转变。西方不再是线性时间中处于未来的一端，而只是同心圆中的一环。
在杨炼看来，当代的困境是文革困境的延续，利益全球化下带来的自私、冷漠与玩世不恭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困境。而内在于中文之中的这种“无时态”似乎能够“提供给世界一个有效的方式，一种共时的反省层次，既在人的命运感受的最深处，同时又在俯瞰整个人类的根本处境的最高处”。
去年年初出版的《叙事诗》，在杨炼自己看来是写作三十载的集大成之作。对每一首诗的形式的独特设计，包括整个形式、行数、韵脚、结构、节奏，杨炼在神似上再创造了悬压在中文诗上精致的古典主义。《叙事诗》也是杨炼的自传，这次他与自己的正面相对，“自传体本身就是把自己作为考古学的发掘机制”，循着历史，他一层层地探究自己的内心世界。在他看来，这是“大历史深刻的卷入个人经验，个人的内心构成历史的深度”。
于是，这就成了杨炼或者屈原的“史诗”，不是荷马用诗歌来讲述历史，而是每一首诗都包括整个历史。
载于《Nume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