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徐燕：中国印象系列（06）：访贺萧（Gail Hershatter）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608d720100cwmh.html
美国人“中国印象”系列（06）：
专访贺萧（Dr. Gail Hershatter）
她认为，中国现代妓女问题更应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劳工问题来处理，而不仅是简单的社会道德问题。
她跋山涉水，深入采访70名陕西农村老年妇女，掌握中国解放初期妇女生活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她25年潜心研究中国近现代妇女史及劳工史，出版《危险的享乐：20世纪上海的妓女和开放》（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个人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等多本专著。
她就是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历史系教授贺萧（Dr. Gail Hershatter）。
贺萧对中国的兴趣，萌发于20多年前、她的大学时代。当时她和其他很多美国青年一样，反对越战。同时，她开始关注亚洲，不久便着迷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之中。
“不了解占人口一半的中国妇女的近现代史，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 ，贺萧说。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她以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为例说明，是否能提高妇女地位，实际上已成为衡量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运动是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准。
贺萧认为，中国妇女的地位总体而言，有了明显提高。许多妇女，尤其是在城市长大的新一代妇女，都普遍具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男女平等意识和很高的自身期望。当然，由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还存在着不少妇女问题。
中国近现代妓女史是贺萧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我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以为这不能算作一个历史学课题，但事实证明，近年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妓女史的历史学者越来越多”，贺萧说。
中国妓女业应该看成是一种“复杂的劳工市场”，贺萧说，不同的妓女有不同的价格，面向不同的客户群。和其他职业一样，它是某些妇女从事的一种特殊职业，是她们经济收入来源的渠道，不同的是风险较一般职业高，从业者会有染上性病、毒瘾等的危险。妓女，严格地应称为“性服务工作者”（sex worker）。
贺萧说，中国妓女业等级分明。最高等级就如旧上海的一些高级交际花，琴棋书画、才貌双全，身价颇高，达官贵人们慕名而来，有时不完全是肉体交易，常常是因为寻觅到了情投意合的知音。现在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高级”妓女，接受过高等教育，利用自己的美貌、年轻、才华，从事这种能短期暴富的行业，吸引了不少款爷、高官和回国投资的华侨。
贺萧说，相比“高级”妓女，在歌厅、迪厅、按摩房、街头拉客的其他等级的妓女，在才情、相貌、年龄等方面就逊色很多。不少人是不甘过农村的穷日子，从偏远的农村来到陌生的城市，准备以这种方式挣几年钱后，再回家结婚生子。相应地，她们的价码和客户档次就低一些。
对近年来中国妓女增多的现象，贺萧认为并不能简单地以市场经济下的拜金主义或道德沦丧等一概而论，古今中外的例子都说明，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继续存在。
怎样解决中国的妓女问题？贺萧说，如果以一种复杂的劳工现象来看待它，就应该先理解这也是一种职业，就应做调查，和她们展开对话，了解她们所需，然后才能保护她们降低工作风险，提高自身权益和社会地位。贺萧援引一些欧洲国家和泰国的例子说，这些国家都相续成立了妓女权益组织，旨在让社会知道，政府关心的不应只是妓女是否纳税，而应是切切实实妓女权益的提升。
要彻底解决中国的妓女问题，从长远地说，应该是进一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让她们拥有更多的就业和教育机会，贺萧又说。
中国近现代妓女史不只是贺萧研究的唯一课题，1997年出版《危险的享乐：20世纪上海的妓女和开放》专著以来，贺萧又开始把目光投向陕西农村老年妇女。
她说，居住在革命根据地的这些妇女，目睹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体验到1949后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但她们又亲身经历了中国50年代末、60年代的大跃进、饥荒以及文革，她们不仅要挣“工分”，还往往要拉扯4至6个小孩，孝敬公婆，而且很多还忍受着封建包办婚姻带来的不幸。
这些陕西农村老年妇女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解放初期的中国妇女史，至关重要，贺萧说，这些妇女很多已经迈入老年，如果不抓紧时间掌握第一手资料，很可能几年后这部分历史就会失传。
因此，为了这部分宝贵的历史能够流传后世，贺萧在陕西省妇联的帮助下，先后完成了对70名陕西老年农村妇女的深入采访，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目前，贺萧正在着手整理这些资料，让我们期待她的又一部专著早日问世。
[作者：徐燕]
（此文最初发表于美国《侨报》2002年6月“南加焦点”版）
美国人“中国印象”系列（06）：
专访贺萧（Dr. Gail Hershatter）
她认为，中国现代妓女问题更应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劳工问题来处理，而不仅是简单的社会道德问题。
她跋山涉水，深入采访70名陕西农村老年妇女，掌握中国解放初期妇女生活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她25年潜心研究中国近现代妇女史及劳工史，出版《危险的享乐：20世纪上海的妓女和开放》（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个人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等多本专著。
她就是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历史系教授贺萧（Dr. Gail Hershatter）。
贺萧对中国的兴趣，萌发于20多年前、她的大学时代。当时她和其他很多美国青年一样，反对越战。同时，她开始关注亚洲，不久便着迷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之中。
“不了解占人口一半的中国妇女的近现代史，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 ，贺萧说。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她以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为例说明，是否能提高妇女地位，实际上已成为衡量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运动是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准。
贺萧认为，中国妇女的地位总体而言，有了明显提高。许多妇女，尤其是在城市长大的新一代妇女，都普遍具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男女平等意识和很高的自身期望。当然，由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还存在着不少妇女问题。
中国近现代妓女史是贺萧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我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以为这不能算作一个历史学课题，但事实证明，近年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妓女史的历史学者越来越多”，贺萧说。
中国妓女业应该看成是一种“复杂的劳工市场”，贺萧说，不同的妓女有不同的价格，面向不同的客户群。和其他职业一样，它是某些妇女从事的一种特殊职业，是她们经济收入来源的渠道，不同的是风险较一般职业高，从业者会有染上性病、毒瘾等的危险。妓女，严格地应称为“性服务工作者”（sex worker）。
贺萧说，中国妓女业等级分明。最高等级就如旧上海的一些高级交际花，琴棋书画、才貌双全，身价颇高，达官贵人们慕名而来，有时不完全是肉体交易，常常是因为寻觅到了情投意合的知音。现在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高级”妓女，接受过高等教育，利用自己的美貌、年轻、才华，从事这种能短期暴富的行业，吸引了不少款爷、高官和回国投资的华侨。
贺萧说，相比“高级”妓女，在歌厅、迪厅、按摩房、街头拉客的其他等级的妓女，在才情、相貌、年龄等方面就逊色很多。不少人是不甘过农村的穷日子，从偏远的农村来到陌生的城市，准备以这种方式挣几年钱后，再回家结婚生子。相应地，她们的价码和客户档次就低一些。
对近年来中国妓女增多的现象，贺萧认为并不能简单地以市场经济下的拜金主义或道德沦丧等一概而论，古今中外的例子都说明，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继续存在。
怎样解决中国的妓女问题？贺萧说，如果以一种复杂的劳工现象来看待它，就应该先理解这也是一种职业，就应做调查，和她们展开对话，了解她们所需，然后才能保护她们降低工作风险，提高自身权益和社会地位。贺萧援引一些欧洲国家和泰国的例子说，这些国家都相续成立了妓女权益组织，旨在让社会知道，政府关心的不应只是妓女是否纳税，而应是切切实实妓女权益的提升。
要彻底解决中国的妓女问题，从长远地说，应该是进一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让她们拥有更多的就业和教育机会，贺萧又说。
中国近现代妓女史不只是贺萧研究的唯一课题，1997年出版《危险的享乐：20世纪上海的妓女和开放》专著以来，贺萧又开始把目光投向陕西农村老年妇女。
她说，居住在革命根据地的这些妇女，目睹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体验到1949后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但她们又亲身经历了中国50年代末、60年代的大跃进、饥荒以及文革，她们不仅要挣“工分”，还往往要拉扯4至6个小孩，孝敬公婆，而且很多还忍受着封建包办婚姻带来的不幸。
这些陕西农村老年妇女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解放初期的中国妇女史，至关重要，贺萧说，这些妇女很多已经迈入老年，如果不抓紧时间掌握第一手资料，很可能几年后这部分历史就会失传。
因此，为了这部分宝贵的历史能够流传后世，贺萧在陕西省妇联的帮助下，先后完成了对70名陕西老年农村妇女的深入采访，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目前，贺萧正在着手整理这些资料，让我们期待她的又一部专著早日问世。
[作者：徐燕]
（此文最初发表于美国《侨报》2002年6月“南加焦点”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