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这是李敖先生大学时代的作品，对我影响极大，当时他主张中国文化全盘西化。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谓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虽有起色，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泼起来，我们还有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尾随不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年轻民族的背后脱掉我们的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做一次彻底的治疗。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尔一两个没破传染的，却又接近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基于这种现状，我不得不把从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请到一起，从他们中间，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为病例。再依这些病例，把他们厘定为十一种病名。在这些病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许多民族英雄、达官贵人和名流学者做了我这些病名的捕获品。换句话说，竟有这么多的爱国的人儿因为“爱国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罪人。这种不幸说来令人伤心，可是做为一个文化医生，他有消灭这些病菌和防上它们蔓延的责任。婆婆心肠不能阻止传染病，阻止的方法在于无情的指控谁是蒙古医生、谁是病人、谁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霉鬼。
面对这三百年来聚讼纷坛的死结，想用一个历史的观点来透视它，显然是值得的尝试。基于这种看法，我决定开始我的指控：
义和团病
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他大概想学司马相如那一套，写了一篇《拟谕咪唎坚（口字旁）佛兰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舻一炬，借赤壁之东风；鼓金齐鸣，穷朱儒于南海……克张斐相之英风，奚卢庐循之小寇？（阮元等编《学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这种口诛笔伐的梦想居然真有人拿来实行了，那就是义和团。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筹办他们的中国道德励进社去了。
中胜于西病
这种病是很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承认西方胜过我们。代表这种论调的可以举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说：
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学者若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畴人传》卷四千四“利玛窦传”）
民国以后，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气说话了：
吾国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十力语要初续》页一
又过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师的话开口了：
……知华族文化生命之圆融通透，与夫圣学之大中至正，其蕴藏之富、造理之实，盖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认识心之批判》序言）
我们试看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识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辙的抹杀主义。他们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们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这种妙人今天还多着呢！试看有多少人摒西医不用，而迷恋着五运六气“寸关尺”的中医，有多少人摒正规音乐不学，而迷恋着七音六吕“笙萧缘”的国乐……这种中胜于西的观念最容易导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的夸大，而这种夸大却又正是滥用“民族自信心”的显例！
古已有之病
犯这种病的人并非不讲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说》中骂利玛窦道：
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土之所未见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思此等技艺，原在吾儒覆载之中。
这种“原在吾儒覆载之中”的大言，在我们国民心中流传很广：
阮元就拿过后汉的四分法来比西洋数学（《畴人传》）；印光任就拿过周脾来包括“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理”（《澳门纪略》）；陈启天就拿过孟子的后来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观念（《中国政治哲学概论》）；毛子水就拿过大戴礼记“四角之不揜”的话来比西方的地圆说（《中国科学思想》）。现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动辄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与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问他“孔子周游列国时为什么坐马车不坐汽车？”他并不说“那时候没有汽车”，他的答复是：“那时候的马车就是现在的汽车。”这种夸大诞妄的先生门，说破了，不过是古人尸影下的奴隶罢了。
中土流传病
犯这种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夸大狂。前一派只是“本来我们就有”，这一派则是“本来是我们的”，“两洋近代文明是我们传过去的。”在情人允禄的《数理精蕴》里，竟说西洋教士的天算格致：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
而其原因，乃是：
三代圣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卷一，《周髀经解叙》）
这真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谎言！本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声教四讫”的情形不是没有。例如：养蚕、造纸、瓷器、柠檬、大黄等的西传，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实。但若不根据史乘，认为一切都是“吾家旧物”，一切都是西人“阴图以去”的，这就未免有点无赖了。而耍这种无赖的，纪晓岚和他老师刘文正最为拿手，在《滦阳续录》卷一中，我们可以拜读他们的高论。
这种“中土流传”病本是“礼失求诸野”观念的翻版，这种病严重以后，就会乱做浮夸的历史考证：什么法显发现美洲啦、詹天佑发明火车挂钩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儒理学对欧洲文化划时代的影响啦，不一而足。又常见一些人最爱拈出罗盘、火药、印刷术来骄人，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就在洋人手里脱胎换骨好多次了！
不得已病
近三百年前，杨光先和比利时的南怀仁斗历法失败，遣戍归来，写成了《不得已》。他呼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躲在这种态度背后的动机，说穿了疱，不过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罢了。这帮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觉得要了危险，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不要好。
这种畏葸的小心眼儿，投鼠忌器的谨慎，真是怪可怜的：他们怕这一变，连腐朽的老本也没有了。梁漱溟后来写《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民国二十二年）时，已经明显的转入“不得已”派，他那种“最后觉悟”的语气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国之于西洋，有所不及则诚然矣！（页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于不及，他说：
悟得了什么……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否认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西洋把戏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页十三）
“更不沾恋”，“真不得而用之”，这是何等不得已的调调儿！现在很多人因为赚不到钱转而歌颂“抱布贸丝”的农业社会，因为讨不到老婆转而留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后诋毁工业文明、攻击自由恋爱，究其微意，不过“不得已”三字耳！
酸葡萄病
这种病患者对西洋把戏的口号是：“没有什么稀罕”“又有什么了不起！”明末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最能发挥这种高论。他认为洋鬼子的东西“纵巧亦何益于身心？”他举的例子是：
……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为之最难，成之易败，不反耗金钱乎？火车（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歼敌，先已火人，此又安足尚乎？
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钱乎”、“又安足尚乎”，全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专用语汇。乾隆时英国使臣请福大人参观他们的兵操，可是福大人的答话可妙了：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乾隆英使觐见记》页一0三）
这就是许大受的“体”与福大人的“用”！犯这种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还低级：后者起码还承认外国好，可是我们不要他的好；犯这种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内心深处觉得外国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现“张脉偾兴”，一定要理由化（rationalization），好使他心安一些。这种善为巧饰的心理，三百年下来，还是完美的遗传着，世风是日下了，可是人心并没有。不古呀！
以上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在这六派中，有的已经变得乖巧了，至少他们不再用义和团的符咒来征服世界了，他们要用齐如山梦想的“国舞”来“远征世界”了。无论如何，在精神上、他们永远是胜利者，永远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任凭鬼子们一尺一丈的增高，我们这些“痴顽老子”是绝不在乎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这是中国人文字魔术最蛊惑人的一次表演，也是最不通的一次表演。张之洞高叫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表面上，至少承认西学可供“采补”，至少想“择西学之所以补吾闭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用尽管用，必得“西学先由中学”，孙家鼐的两句话把这种理论的核心点破了：
中学包罗西学，不可以西学凌驾中学。
这就是他们骨子里的真精神！这种精神，事实上只是奕訢、文祥、曾、李、左等人洋务理论的“建构化”。当然张之洞之流把它建构得很别致、很迷人，既维新又卫道，最适合焦灼状态下的国人的口味。顺着这种思路滑下来，在民国二十四年出了一件怪事，就是盛极一时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俗称“十教授宣言”。这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靖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他们在宣言里颇藐视中体西用的见解，但是他们笔下的“根据中国本位”、“具有中国特征”，却正好是“中学为体”的盗版；“吸收欧美的文化……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却正好是“西学为用”的化身。这真是数典忘祖的大笑话了！据我看来，王新命诸公唯一比张之洞之流高明的，只是抬出一点“批判态度”来做取舍标准，而张之洞在这方面的念头似乎没有他们强烈。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们在“残基”（residues）上面和张之洞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真可说是“友天下曾经致力于党务之士，尚论古人”了。
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这一派的头脑构造跟前一派是大哥二哥的，都是二分法的构造。前一派是体用二分法，这一派是精神物质二分法。
在体用二分法上，若只把西学局限在科学工艺的“用”上，便很容易转形为这一派了。所以老实说，这一派比体用二分法还浅薄。这一派的理论本是清季“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蜕变，到了《欧游心影录》（一九二0年）时代的梁启超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九二二年）时代的梁漱俱，突然有了新的气象。下传至陈立夫得意的时代，这种理论更是日正当中了。
陈立夫写《中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劈头就说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正和他们异趣”，有“精神的重心”：
中西文明的长短互见，一个是偏于精神，一个是偏于物质。
我们要赶快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创造完美的新文这种断钉截铁的确定感（senseofcertainty），由这么一位大护法来多年推行，无怪在今天能收到“洋洋乎”的效果了！
挟外自重病
妄自尊大是自己来肯定自己，挟外自重是拉别人来肯定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样，肯定的目标则无二致。三百六十年前，利玛窦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一套“与中国占法吻合”。梁章钜《退庵随笔》中就说大主教义“与儒书，又何所异焉？”（卷八）这显然是一种不正确的比附。这就好像名不副实的广告一样，一时虽能得售，久了就会露马脚，，教皇格勒门得十一的六条禁约带来了中西冲突的白热化。两年后康熙还击，他拿起红笔，忿忿批道：
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立论，令人可笑者多！
这是公开否定洋鬼子的比附了。就事论事，康熙皇帝此言也未必过当，想洋鬼子对东方能够有所“通”，实在是太乐观的事。他们偶尔有“倾慕”色彩的，也无非是用看“海上奇方”的眼光比附一阵，用来推销他们的主义和满足他们的偏锋感觉而已。莱布尼兹用他的《单子论》（Monadologie）来比附中国儒释道三家学说就是一个显例。此外弗朗克（A.H.Francke）、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伏尔泰、狄德罗、海尔佛修（Helvetius）。巴夫尔（Poiver）、揍内、堵哥，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可以胡乱肯定的。但是这些人名单到了挟外自重派的手里，自然就会表演一次“再比附”：
借洋鬼之尸，还祖宗之魂了。他们在“国威坠失，民族陵夷”的时候，会大叫道：“你还说中国文化不行吗？外国的大思想家都佩服我们呢！”于是张其昀埋头大写其《艾默生论中国文化》（《东西文化》页十七），谢扶雅也伏案大做其《来布尼兹与东西文化》（《岭南学报》一卷一期）。他们的结论无非是“嘻，何酷似‘圣人之徒’也！”洋权威引过来，正好可填补他们“子曰”、“诗云”意识的空虚。既然得观古人之光耀，又闻洋人一言以自壮，无怪乎他们都那样活泼泼的了！
以上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他们比前面六派开化多了，也斯文多了。他们既宣扬中土的“道”、“体”真传，又承认洋人的“器”、“用”价值。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方法是两全的：繁复的中西文化被他们往简单整齐的公式里一装，手一拍，大功就告成了！
大团圆病
大团圆病是比以上三种更会梦呓的狂病。犯这种狂病的人，大脑大概休息了，小脑却正在反射，反射了半天，反射出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天下顺眼的东西都可以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种反射从董仲舒开始，射到今天还未打住。钱穆接过来，一口咬定“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一六二）
反过来说，中国文化对西方却又存一种礼尚往还的回敬，对于近代西方思想上之冲突矛盾不得解决处，可有一番意外之贡献与调和，（《中国思想史》自序）
这样一来，中西双方都占了便宜了。可是钱穆意犹未尽，他居然说出“并不想专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他主张只要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之最高精神，能不断提撕……则此后中国之文化新生，决然仍将为中国传统，而我们也希望中国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开展出世界人类之新文化。（《文化学大义》页八十）
这种大团圆的好梦做来好像对中西文化至公至正，毫无偏袒，其实钱穆的内心深处是“项伯式”的，虽然拔剑起舞，本意却在“以自翼蔽沛公”。“沛公”者，中国文化是也；中国文化者，孔子教义是也。孔子教义将决然为后起的世界文化新生运动中，求在人类历史本身内部，觅取文化真理者的唯一最宝贵的教养。
（《孔子与世界文化新生》）
如此“决然”、如此“唯一”，真不愧是标准的“唯我论”（egotism）！读了这些新预言，我才知道所谓“世界文化新生”，原来竞是向孔子教义看齐；而西方文化新生的结果，竟是让中国圣人来当家。这就是钱穆的“文化客观真理”。我写到这里，真忍不住要叹气说：所谓中国今日的“史学家”，毕竟还是“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
超越前进病
犯这种病的人大概头脑中有点“八十公米低栏”的幻象，因为“超越”云云不正是跳栏吗？“前进”云云不正是赛跑吗？
这些文化选手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假惺惺的不满意，一方面对西洋文化热烘烘的掘根子。这一派的大法师就是胡秋原。
胡秋原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里，口口声声劝人“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却没想到他自己正是门户之中的健将！他并不是什么“独立而向前”的“两不属”的人，他实在属于“传统派”中的一个流派。而在这传统派的门户中，二十五年来，一直扮演一个会耍障眼法的角色。例如他说：
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当学习之，况中国所国有者乎？使无可取者，即是中国的，亦当摒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他人之长，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页十九）
看这些话，我实在看不出胡秋原和中体西用派诸公有任何不同之处，也看不出他“拒绝”了哪一点、“超越”了哪一点？他的语调是“况中国所固有者乎？”“况非中国者乎？”处处不脱那点传统的自信，“中国之为中国自若也！”可见他在本质上明明是中国本位的，所以他才会主张“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这种浮夸的调儿实与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启的“超胜”论同一气息；和二十七年前张季同的“创造的综合”一样味道（参看张季同《西化与创造》，《国闻周报》十二卷十九一二十期）；也可跟唐君毅的“超越论”
来一次港台对照（参看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页三四八）。坦白说吧，“发皇祖烈，踵武西人”，已经不能使我们兼顾了，想不到胡秋原还想“创造”，还想师汉宋中外学者之心，并以汉宋中外之学为我注脚，从事新的创造。（《中国文化之前途》页三十二）
这种既虚矫又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与吴康诸君子参酌古今，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加以现代智慧之陶铸（《宋明理学》结论）
等空言同出一厂。这些新文化的创造论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骛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西文化的，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们。
以上两派都可说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的最时髦的陈腔，也是最动听的老调。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盲目的夸大风气已经洋溢在一些青年的头脑里，与高调刺耳的世风正成着正比例的蔓延。如果我们不想重蹈明清浮议的覆辙，真想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正轨，“融合”、“超越”这些怪梦实在可以醒醒了！
上面十一种病名，是我用“代表取样法”（representative sampling）定出来的。我这样分类，可以避免枝节、笼统和混淆的毛病。我把他们分门别类，同时一一请出他们思想上的开山老祖。不论他们怎么否认、不论他们怎么化装、不论他们怎样不自觉、不论他们施放哪一种烟幕，我都要抱歉的说：“你们的思想是师承有自的！你们思想的来龙去脉逃不掉《后设历史学》（metahistory）的追踪。你们的这一套鼓动一些小百姓的情绪是可以的，但想一手遮尽天下耳目，还想长期发展下去，你们就错了！”
根据我上面的指控，可见在每一派中，、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深厚的历史渊源，都有先知、大法师，有些声势浩大的，甚至还有集团、有靠外国津贴的书院、有报纸杂志、有理论家（文警）、宣传家（传声筒）、实行家（打手），以及数不清的徒弟与喽啰。
由于现实利益的不同和头脑开化的各异，他们得了不太相同的病症，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水乳交融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模式（modes of thinking）完全是一样的。他们恰似台中的名产“凤梨酥”，尽管随着商家的招牌而有不同的包装，但是在那层彩纸里面，都是大同小异的凤梨酥！
这样说来，他们实在可以联欢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古人复起，腐儒重生，保守与顽固齐飞，大官与学者一色。酒酣耳热之余，大家不妨拔剑击筑，争争谁是正统？其实他们都迟了，真正的正统早被一匹“黑马”盗之以去了，这匹黑马就是大谈新儒家的徐复观！他说：“不谈文化则已，一谈文化便应该谈‘统’。我并且希望有些人出来断然以道统自任。”（《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当大家正在找镜子的时候，徐复观已飞奔道统的宝座，赶过熊十力，推开钱宾四，哄走牟宗三，自己不沐而冠起来了！
这就是传统派今天的现形记，也是他们病历的最新报告。
徐复观不驾崩，他们的好戏还有得瞧呢！
以上所讨论的，只是病名和病历，如果真要给他们看看病，我们必须探讨病原，找出他们生病的原因。这些原因可分四项来说：
第一个原因是“泛祖宗主义”。俗话说“穷极呼天，痛极喊娘”。无知的人们遇到困难，左冲右撞，还是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逆退”（regression）心理，退到穿开裆裤的时代，拿出吃奶的力气，喊凡声妈。因为在孩童时期每一叫妈，问题就有人代为解决了，所以总觉得叫妈很灵，所以总想叫妈。但叫妈是个人的事，对一个民族而言，人人叫妈成何体统？于是聪明人想出一个好办法——叫孔夫子！这真是一大发明！因为这样一来，天下大事就好办了，孔子是我们“泛祖宗主义”的焦点，是我们全民族的“父亲意像”（fatherrimage），也是我们的弥赛亚。不幸的是，在三百年来欧风美雨的吹打下，我们的弥赛亚不但不灵，反倒误了我们——我们想占祖宗的便宜，结果反倒吃了大亏。
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petri－faction）。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
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revivalism）；在他们所过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futurism），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俱、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励、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儿丢开。
他们的通病在于不明了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壁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部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相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丑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
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大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的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
可是，事实上，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瘴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俏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盂学报》写篇“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要气得去美国了！
第二个原因是“浅尝即止的毛病”。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十年来，开始学德民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义，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
（《中国历史精神》页十四）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账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二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
可是，当代的“史学家”却告诉我们过去都是“迷途”，劝我们“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我也是弄历史的人，我只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在“认识”自己，在认我们是一个“四夷来朝”的华夏民族，识我们是一个“奄有四海”的中土之邦。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光荣的纪录，直到道光皇帝在连呼“不可”的叹气声中批准南京条约为止，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对自己认识的错误，但是认识有什么用？认识了两千年，能镇住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不来太岁头上动土么？
如果我们真有点认识的能力，我们首先就该认识我们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我们只想投机取巧，我们从来没有学到别人的“精神文明”，诸如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民主政治的fairplay，富裕经济（econo my ofabundance）的观念与眼界，动力主义（dynamism），乃至见人就叫声“嗨”（hi）的爽朗与真诚。我们所学到的、所肯学的，只不过是点极可怜的层面。在现代化的水准前，我们只是一个幼稚园的小学生，至多能说开始学，绝不能说“学遍”了！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某次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蛮人竟是一个英国大学里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间这个蛮人道：“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I us'um fork now.）
这虽然是个笑话，却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幕日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料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弘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坐在先师奉把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力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
我们最大的悲哀在大家根本不知真的洋货是什么，我们总以为舌尖舐到的那点是洋货；眼睛瞟到的那点是洋货；与圣经贤传吻合的那点是洋货；二毛子学人贩卖的那点是洋货。
流风所及，真正的洋货还没进口就被我们“止”住了，所以一旦有人真正谈点西学的时候，一些“善为气矜”的土包子就看不过去了，就要“向政府质询”了，就高叫这是“东方人的耻辱”
了！
第三个原因是“和经济背景脱节”。传统派不知道我们东方这一套思想完全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修己以顺天。资源是有限的，基本的资源是几亩地，一代一代的土生土长，谁也没有扩展的可能，机会的扩充（a broadening of opportunity）是做不到的，每个人生存的条件是祖传的农作。一块土地，爷爷交给老子，老子交给小子，小子恭恭敬敬涕泅横流的收下来，年轻一代生存的机会是年老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不能不敬老，所以老年人在我们社会最神气；可以“养于国”、可以“杖于乡”、可以拿棒子乱敲人的膝盖。因为土地资源就是那么多，你年轻人想吃饭，就得听话。
农业社会的经济往往是一种“匾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在匾乏经济下，东西就是那么多，你多要了我就没有了，所以要“知足”、要“克己”、要“乐天知命”、要“允执厥中”、不要“以有涯随无涯，要乖乖的，要“知礼”。
礼教是叫我们要安分，重名分，各守岗位，不要“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讲“仁”，“人而不仁，如礼何！”
但是，如果你不在这种模子底下烙守“非礼勿言”．如果你想打破传统秩序，如果你敢藐视老年人的独占系统，你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了！用上面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思想、解释儒家学说，则易如庖丁解牛、则一针见血。
好景不长的是，正在我们“日入而息”的时候，另一种经济形态出现了，那就是洋鬼子的富裕经济。按说这两种经济碰了头，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贫而无谄”，人家“富而好施”。可是这样下去，我们就永远是个落后国家。
不想做落后国家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
但是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却不这样想，他们死爱面子，总是不肯“琵琶别抱”，他们忸忸怩怩的，欲说还休，于是钱穆又出场了，钱穆唱道：
中国文化一向建基植根在农业上，因此只有在农业社会里，才可有办法……不是农业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就难运使，则我们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难达到。
唱到这里，实在唱得极佳，可是再唱下去，就走板了：
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走上工业之路。除了农业外，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应可再进一步达到它原先理想的境界……要兴工业，便要新科学……只要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但问题在如何不推翻固有的传统而能变。（以上皆《国史新论》页一三七）
这又是两全其美派的好梦了！钱穆苦口婆心，其目的无非是“变”而又变得“不推翻固有传统”，想“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精神所丧或戕伐了”。可惜的是，他根本没有想通这两种东西是互不相容的。
据我看来，钱穆对他这些恋恋不舍的话头自己也不深信的，因为他明明知道“文化之完整性”，把农业社会的味精硬往工业社会的大菜里炒，其不能可口也，明矣！所以钱穆说：
如同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五）
既然这样，我就要奉劝钱先生，不要再想把农业社会的板片朝工业社会上搭了，“搭不成样子”的！
可是很多老年人硬是这样子，明明搭不成，却偏想搭。他们以媒婆的心肠，做救世的事业，例如他们总爱说：“在孝的一方面，的确是今不如古了！”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可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我们正从农业社会往下脱，脱出了家族本位、脱出了五世同堂，钻进了工业社会、钻进了小家庭。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谁也不能为了“防老”就一窝一窝的“养儿”，谁也没工夫守那“寝苫枕块”的三年之丧，“今不如古”是必然的。但是，这又有什么法子？这种“日下”的世风绝不是提倡固有孝道就挡得住的。如果我们要走向工业化，这是一颗必须要吞的苦药九，当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可是除了拿哭丧棒装孝子外，我们今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第四个原因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不肯彻底接受西洋现代文化的人，他们派生出来的理由五花八门，不过都不太时髦。最时髦的一种理由是——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有“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十教授语），其实这种“特殊性”的论调，早在民国十六年就被常乃德发挥尽致了。他说。
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今日中国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国”，在时间上是“今日”。因为是在中国，所以绝非西洋，绝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为是在今日，所以绝非旧时代，绝不能完全承受旧中国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国，我们的问题不是怎样采取而是怎样创造，我们依据时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东方杂志》二十四卷二十四号）
既然决定创造新文化，于是聪明人的高见又来了，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叫做“王二娘法。”王二娘去衡阳街办货，充分发挥了自由采买的精神，好东西就买，坏东西就不买；回到家里，收拾房间，好东西就保留，坏东西就往外一丢。王二娘的精神正是十教授等人的精神：
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
取长舍短，择善而从。
总之，在取舍方面，要有一个“标准”。谈到“标准”，张君励的劲儿就来了，他捻着胡子，兴高采烈的提议道：
应将西洋文化在物质上精神上应采取者，一一列举出来；中国文化上应保存者，亦一一列举出来。（《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十九卷三号）
这种开清单的法子看来实在诱人！可惜他们只会做裁缝，不曾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 whole）”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总想择肥而噬、总想任意剪裁、总想只要好的不要坏的、总想“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不“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基本观念）”
（这是徐道邻《转变中的文化观念》一文中参考三种洋书而求到的结论）。
不客气的说，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
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行“铜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清初，闭关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现在，除了死心塌地的买椟买珠外，别无他法了，人家长进的民族是不允许我们“还君明珠双泪垂”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却不要脸，他们硬说这美人当前就要改正“缺点”，而改正之道，则非东方文明不为功，他们说：
“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这是民国五年伦父的“初版”。（《东方杂志》十三卷十号）
“中国自古相传之精神传统……均为现代西方所迫切需要。”一一这是民国五十年顾诩群的“再版”。（香港《人生》二六八期）
这些妄自尊大的厚颜、不明事理的拼合、荒乎其唐的搭配、冒冒失失的输将，“正足以”证明他们实在“迫切需要”一点凉水来浇浇。
我的“凉水”很简单，我只劝他们少做“舍身救美”的大梦，少献“野人之芹”丢人，还是回过头来了解一下文化移植的本质一一Civii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
今天最可恶的，莫过于保守者背后的“历史主义”（historism），他们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发的，但却相信有些“人”
有资格来选购，所谓“统治文化”云者，此之谓也！但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有资格来订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内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们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而在这自动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无价之宝”和“国粹”是绝不会“沦亡”的。小姐们的旗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是中西合壁最成功的表演：三围的注重、衣料的纺织、开权的上移直到“苏茜黄的世界”，哪一点不代表F.S.C.Northrop所希冀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哪一点不象征“国粹”的“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卫护它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
西方的真东西新东西还没登上咱们的门来呢，咱们就先怕了；只是过去那点老掉牙的西方文化的皮毛，咱们就招架不住了，就想先吸收人家的长处，保存固有的精华了，就想来一次大折衷了，来一次超越前进的大创造了。西方文化的长处若这样容易就被我们吸收，被我们取巧，被我们“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被我们套上固有文化的缓绳，那么我们早在五十年前就领导世界一齐来哼“大道之行”了，又何必等今天呢？
魏晋时代大家拒了一阵佛，可是佛教挤进来了；明清时代大家拒了一阵那，可是那教钻进来了。狂澜倒下来，凭直觉。
凭感情，当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们失败了多少次？
让步了多少次？我们挽的成绩在哪里？最后防线又在哪里？
“夷狄”早就进入中国了。时至今日，连最贩卖“历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内，哪个人不在物质上崇洋媚外？哪个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东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们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装，只在每年祭孔的时候，穿起长袍马褂来亮亮相，这正代表我们的可怜——和“‘穿’孝”一样，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对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对它并没有很真诚的（in all sincerity）眷恋；固有文化的本身也无法使我们有深深的体感（feel）。大家只是为了情面、为了随和、为了不招忌、为了“学而时习之”的顺口，只好一齐串假戏、一齐重采黄花来做锦囊儿！
如果我们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观察”（mass－observation）的法子看看他们：年轻一辈的明星狂和爵士乐，中年一辈的奖券迷和轿车梦，年老一辈的麻将风和强力睾丸片……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经典中的真精神？
旧经典绝不配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倡经典救世就等于提倡串假戏，提倡把已经多边的自我（many－sidedself）搅得更多边。并且，事实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笔墨游戏而已，他们的为人作文与日常生活一点也不像安贫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们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罢了！并且狗肉也只是当作羊肉卖给别人吃，他们自己是不吃的——他们吃“美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这种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说大话的官儿身上，也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头上套，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头上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儒家经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论语》、《孟子》和《礼记》的一部分外，其他只不过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獭祭材料。
《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即使加上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的《孟子》、九万九千零一十个字的《礼记》，一共还不到十五万言。想凭这点两千年前的“精华”来包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象，用来应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种种繁复困难的新问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我们总相信有个包医百病的万灵丹，总喜欢有个“简单的确定”（simple certainty），用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老实说吧，凡是有着这种“万古纲常”头脑的人，绝不配谈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
我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做什么？人家已经迈向理智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 of reflection）了，我们却还在“事君以忠”观念上兜圈子；人家已经对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都不满意了，我们却还在“天理”、“气运”、“太极图”上翻觔头；人家论自由与权利的大书已经出了几百本了，我们却还高谈大学中的“絜矩之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两千年来做了些什么？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幼有所长”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们屯积居奇的好商比谁都多；我们祭了两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后人却变成了问题儿童与考试专家。这些数不尽的冰冷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醒醒吗？难道我们还要喊口号过日子吗？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余。传统派认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国，并且视为“逾淮之枳”，转而大骂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变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捣的鬼！
……（略一一一编者）
民国二十八年，钱穆写《国史大纲》引论，他说：“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可是隔了两年，这位新时代的朱子把他所说的话全忘了，他写《中国文化史导论》，却说若不解决“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那么“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页一六二）
两年前，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就完蛋了；两年后，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还可以不完蛋。民族文化与国家兴亡在钱穆手里竟变成了这么好笑的一对宝，一会儿生死攸关，一会儿并不相下。这种推理，怎么能教我们适从呢？钱穆为了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国家之生命”来开玩笑、来吓人，这种作风，气是满壮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这样乱变，“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夫子圣者钦？何其多‘变’也！”
但钱穆是爱进步的人，我们细读他的书，自当以后出的著作为凭，我们宁愿相信他告诉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存在并不会使我们国家民族不存在，这实在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当我们遇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选择了！
我们的难弟——“近东病夫”是个好例子。土耳其盛衰的历史跟我们太像了。他们的祖宗也有过类似汉唐的雄风；他们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在量上虽不如我们，可是在质上却更精采！但是凯未尔当政以后，他不惜抛弃“固有文化”来大力西化：固有的国教不要了、固有的法典不要了、固有的服装不要了、固有的历法不要了，固有的姨太太也不要了。他们太笨了，不会耍“‘土’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花枪来陶醉，也不知道融合“土”西文化以创造新文化，更不知道什么“超越前进”。
他们只知道，以他们当时那副德行，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实际的。他们何尝愿意一古脑儿抛弃固有文化？他们何尝不知道固有文化中有许多“宝贝”？他们何尝不愿以“创造”代替“学习”？但是他们为什么忍痛不弹这些空调？为什么没有耐心去研究“穆罕默德与世界文化新生？”
话说破了，无非为了“使土耳其现代化”一个大目标而已。在这唯一的大目标之下，他们不但知道爱国，并且知道“爱国必以其道”！他们知道要想使自己国家现代化，最快的办法莫过于干脆向那些现代化国家来学，直接的学、亦步亦趋的学、维妙维肖的学。他们不推诿什么“国情”不同，他们有勇气，不同也要学同！他们没有工夫去挖掘固有文化的“精华，列强足够他们学了，足可以使他们变成现代化而有余了。他们没有工夫去挑西方强国的眼，找这个强国身上的疮疤和臭虫。他们知道自己是个叫化了，即使捧着金碗，可是碗里是空的，得向人家讨饭吃。在讨饭过程中，他们只是专心致志的找碗饭，并不“一心以穆罕默德将至”，也不因为人家瓷碗中有只大苍蝇就大叫：“饭酸了！饭臭了！西方文化没落了！”当然啦，这些人是鲁莽灭裂的、非圣无法的，他们竟用并州的快剪，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但是，朋友们，这又算得什么呢？土耳其已经是现代化的进步国家。这个伟大的收获，难道还不能弥补他们“感情”上的“损失”吗？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文星》第五十二期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谓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虽有起色，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泼起来，我们还有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尾随不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年轻民族的背后脱掉我们的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做一次彻底的治疗。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尔一两个没破传染的，却又接近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基于这种现状，我不得不把从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请到一起，从他们中间，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为病例。再依这些病例，把他们厘定为十一种病名。在这些病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许多民族英雄、达官贵人和名流学者做了我这些病名的捕获品。换句话说，竟有这么多的爱国的人儿因为“爱国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罪人。这种不幸说来令人伤心，可是做为一个文化医生，他有消灭这些病菌和防上它们蔓延的责任。婆婆心肠不能阻止传染病，阻止的方法在于无情的指控谁是蒙古医生、谁是病人、谁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霉鬼。
面对这三百年来聚讼纷坛的死结，想用一个历史的观点来透视它，显然是值得的尝试。基于这种看法，我决定开始我的指控：
义和团病
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他大概想学司马相如那一套，写了一篇《拟谕咪唎坚（口字旁）佛兰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舻一炬，借赤壁之东风；鼓金齐鸣，穷朱儒于南海……克张斐相之英风，奚卢庐循之小寇？（阮元等编《学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这种口诛笔伐的梦想居然真有人拿来实行了，那就是义和团。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筹办他们的中国道德励进社去了。
中胜于西病
这种病是很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承认西方胜过我们。代表这种论调的可以举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说：
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学者若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畴人传》卷四千四“利玛窦传”）
民国以后，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气说话了：
吾国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十力语要初续》页一
又过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师的话开口了：
……知华族文化生命之圆融通透，与夫圣学之大中至正，其蕴藏之富、造理之实，盖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认识心之批判》序言）
我们试看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识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辙的抹杀主义。他们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们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这种妙人今天还多着呢！试看有多少人摒西医不用，而迷恋着五运六气“寸关尺”的中医，有多少人摒正规音乐不学，而迷恋着七音六吕“笙萧缘”的国乐……这种中胜于西的观念最容易导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的夸大，而这种夸大却又正是滥用“民族自信心”的显例！
古已有之病
犯这种病的人并非不讲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说》中骂利玛窦道：
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土之所未见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思此等技艺，原在吾儒覆载之中。
这种“原在吾儒覆载之中”的大言，在我们国民心中流传很广：
阮元就拿过后汉的四分法来比西洋数学（《畴人传》）；印光任就拿过周脾来包括“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理”（《澳门纪略》）；陈启天就拿过孟子的后来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观念（《中国政治哲学概论》）；毛子水就拿过大戴礼记“四角之不揜”的话来比西方的地圆说（《中国科学思想》）。现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动辄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与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问他“孔子周游列国时为什么坐马车不坐汽车？”他并不说“那时候没有汽车”，他的答复是：“那时候的马车就是现在的汽车。”这种夸大诞妄的先生门，说破了，不过是古人尸影下的奴隶罢了。
中土流传病
犯这种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夸大狂。前一派只是“本来我们就有”，这一派则是“本来是我们的”，“两洋近代文明是我们传过去的。”在情人允禄的《数理精蕴》里，竟说西洋教士的天算格致：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
而其原因，乃是：
三代圣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卷一，《周髀经解叙》）
这真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谎言！本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声教四讫”的情形不是没有。例如：养蚕、造纸、瓷器、柠檬、大黄等的西传，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实。但若不根据史乘，认为一切都是“吾家旧物”，一切都是西人“阴图以去”的，这就未免有点无赖了。而耍这种无赖的，纪晓岚和他老师刘文正最为拿手，在《滦阳续录》卷一中，我们可以拜读他们的高论。
这种“中土流传”病本是“礼失求诸野”观念的翻版，这种病严重以后，就会乱做浮夸的历史考证：什么法显发现美洲啦、詹天佑发明火车挂钩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儒理学对欧洲文化划时代的影响啦，不一而足。又常见一些人最爱拈出罗盘、火药、印刷术来骄人，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就在洋人手里脱胎换骨好多次了！
不得已病
近三百年前，杨光先和比利时的南怀仁斗历法失败，遣戍归来，写成了《不得已》。他呼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躲在这种态度背后的动机，说穿了疱，不过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罢了。这帮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觉得要了危险，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不要好。
这种畏葸的小心眼儿，投鼠忌器的谨慎，真是怪可怜的：他们怕这一变，连腐朽的老本也没有了。梁漱溟后来写《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民国二十二年）时，已经明显的转入“不得已”派，他那种“最后觉悟”的语气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国之于西洋，有所不及则诚然矣！（页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于不及，他说：
悟得了什么……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否认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西洋把戏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页十三）
“更不沾恋”，“真不得而用之”，这是何等不得已的调调儿！现在很多人因为赚不到钱转而歌颂“抱布贸丝”的农业社会，因为讨不到老婆转而留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后诋毁工业文明、攻击自由恋爱，究其微意，不过“不得已”三字耳！
酸葡萄病
这种病患者对西洋把戏的口号是：“没有什么稀罕”“又有什么了不起！”明末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最能发挥这种高论。他认为洋鬼子的东西“纵巧亦何益于身心？”他举的例子是：
……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为之最难，成之易败，不反耗金钱乎？火车（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歼敌，先已火人，此又安足尚乎？
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钱乎”、“又安足尚乎”，全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专用语汇。乾隆时英国使臣请福大人参观他们的兵操，可是福大人的答话可妙了：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乾隆英使觐见记》页一0三）
这就是许大受的“体”与福大人的“用”！犯这种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还低级：后者起码还承认外国好，可是我们不要他的好；犯这种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内心深处觉得外国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现“张脉偾兴”，一定要理由化（rationalization），好使他心安一些。这种善为巧饰的心理，三百年下来，还是完美的遗传着，世风是日下了，可是人心并没有。不古呀！
以上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在这六派中，有的已经变得乖巧了，至少他们不再用义和团的符咒来征服世界了，他们要用齐如山梦想的“国舞”来“远征世界”了。无论如何，在精神上、他们永远是胜利者，永远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任凭鬼子们一尺一丈的增高，我们这些“痴顽老子”是绝不在乎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这是中国人文字魔术最蛊惑人的一次表演，也是最不通的一次表演。张之洞高叫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表面上，至少承认西学可供“采补”，至少想“择西学之所以补吾闭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用尽管用，必得“西学先由中学”，孙家鼐的两句话把这种理论的核心点破了：
中学包罗西学，不可以西学凌驾中学。
这就是他们骨子里的真精神！这种精神，事实上只是奕訢、文祥、曾、李、左等人洋务理论的“建构化”。当然张之洞之流把它建构得很别致、很迷人，既维新又卫道，最适合焦灼状态下的国人的口味。顺着这种思路滑下来，在民国二十四年出了一件怪事，就是盛极一时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俗称“十教授宣言”。这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靖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他们在宣言里颇藐视中体西用的见解，但是他们笔下的“根据中国本位”、“具有中国特征”，却正好是“中学为体”的盗版；“吸收欧美的文化……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却正好是“西学为用”的化身。这真是数典忘祖的大笑话了！据我看来，王新命诸公唯一比张之洞之流高明的，只是抬出一点“批判态度”来做取舍标准，而张之洞在这方面的念头似乎没有他们强烈。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们在“残基”（residues）上面和张之洞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真可说是“友天下曾经致力于党务之士，尚论古人”了。
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这一派的头脑构造跟前一派是大哥二哥的，都是二分法的构造。前一派是体用二分法，这一派是精神物质二分法。
在体用二分法上，若只把西学局限在科学工艺的“用”上，便很容易转形为这一派了。所以老实说，这一派比体用二分法还浅薄。这一派的理论本是清季“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蜕变，到了《欧游心影录》（一九二0年）时代的梁启超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九二二年）时代的梁漱俱，突然有了新的气象。下传至陈立夫得意的时代，这种理论更是日正当中了。
陈立夫写《中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劈头就说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正和他们异趣”，有“精神的重心”：
中西文明的长短互见，一个是偏于精神，一个是偏于物质。
我们要赶快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创造完美的新文这种断钉截铁的确定感（senseofcertainty），由这么一位大护法来多年推行，无怪在今天能收到“洋洋乎”的效果了！
挟外自重病
妄自尊大是自己来肯定自己，挟外自重是拉别人来肯定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样，肯定的目标则无二致。三百六十年前，利玛窦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一套“与中国占法吻合”。梁章钜《退庵随笔》中就说大主教义“与儒书，又何所异焉？”（卷八）这显然是一种不正确的比附。这就好像名不副实的广告一样，一时虽能得售，久了就会露马脚，，教皇格勒门得十一的六条禁约带来了中西冲突的白热化。两年后康熙还击，他拿起红笔，忿忿批道：
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立论，令人可笑者多！
这是公开否定洋鬼子的比附了。就事论事，康熙皇帝此言也未必过当，想洋鬼子对东方能够有所“通”，实在是太乐观的事。他们偶尔有“倾慕”色彩的，也无非是用看“海上奇方”的眼光比附一阵，用来推销他们的主义和满足他们的偏锋感觉而已。莱布尼兹用他的《单子论》（Monadologie）来比附中国儒释道三家学说就是一个显例。此外弗朗克（A.H.Francke）、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伏尔泰、狄德罗、海尔佛修（Helvetius）。巴夫尔（Poiver）、揍内、堵哥，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可以胡乱肯定的。但是这些人名单到了挟外自重派的手里，自然就会表演一次“再比附”：
借洋鬼之尸，还祖宗之魂了。他们在“国威坠失，民族陵夷”的时候，会大叫道：“你还说中国文化不行吗？外国的大思想家都佩服我们呢！”于是张其昀埋头大写其《艾默生论中国文化》（《东西文化》页十七），谢扶雅也伏案大做其《来布尼兹与东西文化》（《岭南学报》一卷一期）。他们的结论无非是“嘻，何酷似‘圣人之徒’也！”洋权威引过来，正好可填补他们“子曰”、“诗云”意识的空虚。既然得观古人之光耀，又闻洋人一言以自壮，无怪乎他们都那样活泼泼的了！
以上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他们比前面六派开化多了，也斯文多了。他们既宣扬中土的“道”、“体”真传，又承认洋人的“器”、“用”价值。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方法是两全的：繁复的中西文化被他们往简单整齐的公式里一装，手一拍，大功就告成了！
大团圆病
大团圆病是比以上三种更会梦呓的狂病。犯这种狂病的人，大脑大概休息了，小脑却正在反射，反射了半天，反射出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天下顺眼的东西都可以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种反射从董仲舒开始，射到今天还未打住。钱穆接过来，一口咬定“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一六二）
反过来说，中国文化对西方却又存一种礼尚往还的回敬，对于近代西方思想上之冲突矛盾不得解决处，可有一番意外之贡献与调和，（《中国思想史》自序）
这样一来，中西双方都占了便宜了。可是钱穆意犹未尽，他居然说出“并不想专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他主张只要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之最高精神，能不断提撕……则此后中国之文化新生，决然仍将为中国传统，而我们也希望中国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开展出世界人类之新文化。（《文化学大义》页八十）
这种大团圆的好梦做来好像对中西文化至公至正，毫无偏袒，其实钱穆的内心深处是“项伯式”的，虽然拔剑起舞，本意却在“以自翼蔽沛公”。“沛公”者，中国文化是也；中国文化者，孔子教义是也。孔子教义将决然为后起的世界文化新生运动中，求在人类历史本身内部，觅取文化真理者的唯一最宝贵的教养。
（《孔子与世界文化新生》）
如此“决然”、如此“唯一”，真不愧是标准的“唯我论”（egotism）！读了这些新预言，我才知道所谓“世界文化新生”，原来竞是向孔子教义看齐；而西方文化新生的结果，竟是让中国圣人来当家。这就是钱穆的“文化客观真理”。我写到这里，真忍不住要叹气说：所谓中国今日的“史学家”，毕竟还是“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
超越前进病
犯这种病的人大概头脑中有点“八十公米低栏”的幻象，因为“超越”云云不正是跳栏吗？“前进”云云不正是赛跑吗？
这些文化选手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假惺惺的不满意，一方面对西洋文化热烘烘的掘根子。这一派的大法师就是胡秋原。
胡秋原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里，口口声声劝人“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却没想到他自己正是门户之中的健将！他并不是什么“独立而向前”的“两不属”的人，他实在属于“传统派”中的一个流派。而在这传统派的门户中，二十五年来，一直扮演一个会耍障眼法的角色。例如他说：
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当学习之，况中国所国有者乎？使无可取者，即是中国的，亦当摒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他人之长，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页十九）
看这些话，我实在看不出胡秋原和中体西用派诸公有任何不同之处，也看不出他“拒绝”了哪一点、“超越”了哪一点？他的语调是“况中国所固有者乎？”“况非中国者乎？”处处不脱那点传统的自信，“中国之为中国自若也！”可见他在本质上明明是中国本位的，所以他才会主张“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这种浮夸的调儿实与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启的“超胜”论同一气息；和二十七年前张季同的“创造的综合”一样味道（参看张季同《西化与创造》，《国闻周报》十二卷十九一二十期）；也可跟唐君毅的“超越论”
来一次港台对照（参看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页三四八）。坦白说吧，“发皇祖烈，踵武西人”，已经不能使我们兼顾了，想不到胡秋原还想“创造”，还想师汉宋中外学者之心，并以汉宋中外之学为我注脚，从事新的创造。（《中国文化之前途》页三十二）
这种既虚矫又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与吴康诸君子参酌古今，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加以现代智慧之陶铸（《宋明理学》结论）
等空言同出一厂。这些新文化的创造论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骛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西文化的，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们。
以上两派都可说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的最时髦的陈腔，也是最动听的老调。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盲目的夸大风气已经洋溢在一些青年的头脑里，与高调刺耳的世风正成着正比例的蔓延。如果我们不想重蹈明清浮议的覆辙，真想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正轨，“融合”、“超越”这些怪梦实在可以醒醒了！
上面十一种病名，是我用“代表取样法”（representative sampling）定出来的。我这样分类，可以避免枝节、笼统和混淆的毛病。我把他们分门别类，同时一一请出他们思想上的开山老祖。不论他们怎么否认、不论他们怎么化装、不论他们怎样不自觉、不论他们施放哪一种烟幕，我都要抱歉的说：“你们的思想是师承有自的！你们思想的来龙去脉逃不掉《后设历史学》（metahistory）的追踪。你们的这一套鼓动一些小百姓的情绪是可以的，但想一手遮尽天下耳目，还想长期发展下去，你们就错了！”
根据我上面的指控，可见在每一派中，、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深厚的历史渊源，都有先知、大法师，有些声势浩大的，甚至还有集团、有靠外国津贴的书院、有报纸杂志、有理论家（文警）、宣传家（传声筒）、实行家（打手），以及数不清的徒弟与喽啰。
由于现实利益的不同和头脑开化的各异，他们得了不太相同的病症，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水乳交融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模式（modes of thinking）完全是一样的。他们恰似台中的名产“凤梨酥”，尽管随着商家的招牌而有不同的包装，但是在那层彩纸里面，都是大同小异的凤梨酥！
这样说来，他们实在可以联欢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古人复起，腐儒重生，保守与顽固齐飞，大官与学者一色。酒酣耳热之余，大家不妨拔剑击筑，争争谁是正统？其实他们都迟了，真正的正统早被一匹“黑马”盗之以去了，这匹黑马就是大谈新儒家的徐复观！他说：“不谈文化则已，一谈文化便应该谈‘统’。我并且希望有些人出来断然以道统自任。”（《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当大家正在找镜子的时候，徐复观已飞奔道统的宝座，赶过熊十力，推开钱宾四，哄走牟宗三，自己不沐而冠起来了！
这就是传统派今天的现形记，也是他们病历的最新报告。
徐复观不驾崩，他们的好戏还有得瞧呢！
以上所讨论的，只是病名和病历，如果真要给他们看看病，我们必须探讨病原，找出他们生病的原因。这些原因可分四项来说：
第一个原因是“泛祖宗主义”。俗话说“穷极呼天，痛极喊娘”。无知的人们遇到困难，左冲右撞，还是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逆退”（regression）心理，退到穿开裆裤的时代，拿出吃奶的力气，喊凡声妈。因为在孩童时期每一叫妈，问题就有人代为解决了，所以总觉得叫妈很灵，所以总想叫妈。但叫妈是个人的事，对一个民族而言，人人叫妈成何体统？于是聪明人想出一个好办法——叫孔夫子！这真是一大发明！因为这样一来，天下大事就好办了，孔子是我们“泛祖宗主义”的焦点，是我们全民族的“父亲意像”（fatherrimage），也是我们的弥赛亚。不幸的是，在三百年来欧风美雨的吹打下，我们的弥赛亚不但不灵，反倒误了我们——我们想占祖宗的便宜，结果反倒吃了大亏。
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petri－faction）。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
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revivalism）；在他们所过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futurism），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俱、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励、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儿丢开。
他们的通病在于不明了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壁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部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相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丑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
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大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的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
可是，事实上，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瘴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俏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盂学报》写篇“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要气得去美国了！
第二个原因是“浅尝即止的毛病”。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十年来，开始学德民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义，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
（《中国历史精神》页十四）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账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二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
可是，当代的“史学家”却告诉我们过去都是“迷途”，劝我们“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我也是弄历史的人，我只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在“认识”自己，在认我们是一个“四夷来朝”的华夏民族，识我们是一个“奄有四海”的中土之邦。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光荣的纪录，直到道光皇帝在连呼“不可”的叹气声中批准南京条约为止，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对自己认识的错误，但是认识有什么用？认识了两千年，能镇住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不来太岁头上动土么？
如果我们真有点认识的能力，我们首先就该认识我们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我们只想投机取巧，我们从来没有学到别人的“精神文明”，诸如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民主政治的fairplay，富裕经济（econo my ofabundance）的观念与眼界，动力主义（dynamism），乃至见人就叫声“嗨”（hi）的爽朗与真诚。我们所学到的、所肯学的，只不过是点极可怜的层面。在现代化的水准前，我们只是一个幼稚园的小学生，至多能说开始学，绝不能说“学遍”了！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某次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蛮人竟是一个英国大学里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间这个蛮人道：“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I us'um fork now.）
这虽然是个笑话，却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幕日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料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弘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坐在先师奉把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力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
我们最大的悲哀在大家根本不知真的洋货是什么，我们总以为舌尖舐到的那点是洋货；眼睛瞟到的那点是洋货；与圣经贤传吻合的那点是洋货；二毛子学人贩卖的那点是洋货。
流风所及，真正的洋货还没进口就被我们“止”住了，所以一旦有人真正谈点西学的时候，一些“善为气矜”的土包子就看不过去了，就要“向政府质询”了，就高叫这是“东方人的耻辱”
了！
第三个原因是“和经济背景脱节”。传统派不知道我们东方这一套思想完全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修己以顺天。资源是有限的，基本的资源是几亩地，一代一代的土生土长，谁也没有扩展的可能，机会的扩充（a broadening of opportunity）是做不到的，每个人生存的条件是祖传的农作。一块土地，爷爷交给老子，老子交给小子，小子恭恭敬敬涕泅横流的收下来，年轻一代生存的机会是年老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不能不敬老，所以老年人在我们社会最神气；可以“养于国”、可以“杖于乡”、可以拿棒子乱敲人的膝盖。因为土地资源就是那么多，你年轻人想吃饭，就得听话。
农业社会的经济往往是一种“匾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在匾乏经济下，东西就是那么多，你多要了我就没有了，所以要“知足”、要“克己”、要“乐天知命”、要“允执厥中”、不要“以有涯随无涯，要乖乖的，要“知礼”。
礼教是叫我们要安分，重名分，各守岗位，不要“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讲“仁”，“人而不仁，如礼何！”
但是，如果你不在这种模子底下烙守“非礼勿言”．如果你想打破传统秩序，如果你敢藐视老年人的独占系统，你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了！用上面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思想、解释儒家学说，则易如庖丁解牛、则一针见血。
好景不长的是，正在我们“日入而息”的时候，另一种经济形态出现了，那就是洋鬼子的富裕经济。按说这两种经济碰了头，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贫而无谄”，人家“富而好施”。可是这样下去，我们就永远是个落后国家。
不想做落后国家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
但是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却不这样想，他们死爱面子，总是不肯“琵琶别抱”，他们忸忸怩怩的，欲说还休，于是钱穆又出场了，钱穆唱道：
中国文化一向建基植根在农业上，因此只有在农业社会里，才可有办法……不是农业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就难运使，则我们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难达到。
唱到这里，实在唱得极佳，可是再唱下去，就走板了：
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走上工业之路。除了农业外，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应可再进一步达到它原先理想的境界……要兴工业，便要新科学……只要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但问题在如何不推翻固有的传统而能变。（以上皆《国史新论》页一三七）
这又是两全其美派的好梦了！钱穆苦口婆心，其目的无非是“变”而又变得“不推翻固有传统”，想“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精神所丧或戕伐了”。可惜的是，他根本没有想通这两种东西是互不相容的。
据我看来，钱穆对他这些恋恋不舍的话头自己也不深信的，因为他明明知道“文化之完整性”，把农业社会的味精硬往工业社会的大菜里炒，其不能可口也，明矣！所以钱穆说：
如同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五）
既然这样，我就要奉劝钱先生，不要再想把农业社会的板片朝工业社会上搭了，“搭不成样子”的！
可是很多老年人硬是这样子，明明搭不成，却偏想搭。他们以媒婆的心肠，做救世的事业，例如他们总爱说：“在孝的一方面，的确是今不如古了！”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可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我们正从农业社会往下脱，脱出了家族本位、脱出了五世同堂，钻进了工业社会、钻进了小家庭。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谁也不能为了“防老”就一窝一窝的“养儿”，谁也没工夫守那“寝苫枕块”的三年之丧，“今不如古”是必然的。但是，这又有什么法子？这种“日下”的世风绝不是提倡固有孝道就挡得住的。如果我们要走向工业化，这是一颗必须要吞的苦药九，当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可是除了拿哭丧棒装孝子外，我们今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第四个原因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不肯彻底接受西洋现代文化的人，他们派生出来的理由五花八门，不过都不太时髦。最时髦的一种理由是——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有“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十教授语），其实这种“特殊性”的论调，早在民国十六年就被常乃德发挥尽致了。他说。
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今日中国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国”，在时间上是“今日”。因为是在中国，所以绝非西洋，绝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为是在今日，所以绝非旧时代，绝不能完全承受旧中国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国，我们的问题不是怎样采取而是怎样创造，我们依据时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东方杂志》二十四卷二十四号）
既然决定创造新文化，于是聪明人的高见又来了，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叫做“王二娘法。”王二娘去衡阳街办货，充分发挥了自由采买的精神，好东西就买，坏东西就不买；回到家里，收拾房间，好东西就保留，坏东西就往外一丢。王二娘的精神正是十教授等人的精神：
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
取长舍短，择善而从。
总之，在取舍方面，要有一个“标准”。谈到“标准”，张君励的劲儿就来了，他捻着胡子，兴高采烈的提议道：
应将西洋文化在物质上精神上应采取者，一一列举出来；中国文化上应保存者，亦一一列举出来。（《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十九卷三号）
这种开清单的法子看来实在诱人！可惜他们只会做裁缝，不曾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 whole）”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总想择肥而噬、总想任意剪裁、总想只要好的不要坏的、总想“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不“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基本观念）”
（这是徐道邻《转变中的文化观念》一文中参考三种洋书而求到的结论）。
不客气的说，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
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行“铜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清初，闭关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现在，除了死心塌地的买椟买珠外，别无他法了，人家长进的民族是不允许我们“还君明珠双泪垂”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却不要脸，他们硬说这美人当前就要改正“缺点”，而改正之道，则非东方文明不为功，他们说：
“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这是民国五年伦父的“初版”。（《东方杂志》十三卷十号）
“中国自古相传之精神传统……均为现代西方所迫切需要。”一一这是民国五十年顾诩群的“再版”。（香港《人生》二六八期）
这些妄自尊大的厚颜、不明事理的拼合、荒乎其唐的搭配、冒冒失失的输将，“正足以”证明他们实在“迫切需要”一点凉水来浇浇。
我的“凉水”很简单，我只劝他们少做“舍身救美”的大梦，少献“野人之芹”丢人，还是回过头来了解一下文化移植的本质一一Civii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
今天最可恶的，莫过于保守者背后的“历史主义”（historism），他们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发的，但却相信有些“人”
有资格来选购，所谓“统治文化”云者，此之谓也！但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有资格来订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内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们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而在这自动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无价之宝”和“国粹”是绝不会“沦亡”的。小姐们的旗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是中西合壁最成功的表演：三围的注重、衣料的纺织、开权的上移直到“苏茜黄的世界”，哪一点不代表F.S.C.Northrop所希冀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哪一点不象征“国粹”的“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卫护它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
西方的真东西新东西还没登上咱们的门来呢，咱们就先怕了；只是过去那点老掉牙的西方文化的皮毛，咱们就招架不住了，就想先吸收人家的长处，保存固有的精华了，就想来一次大折衷了，来一次超越前进的大创造了。西方文化的长处若这样容易就被我们吸收，被我们取巧，被我们“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被我们套上固有文化的缓绳，那么我们早在五十年前就领导世界一齐来哼“大道之行”了，又何必等今天呢？
魏晋时代大家拒了一阵佛，可是佛教挤进来了；明清时代大家拒了一阵那，可是那教钻进来了。狂澜倒下来，凭直觉。
凭感情，当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们失败了多少次？
让步了多少次？我们挽的成绩在哪里？最后防线又在哪里？
“夷狄”早就进入中国了。时至今日，连最贩卖“历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内，哪个人不在物质上崇洋媚外？哪个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东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们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装，只在每年祭孔的时候，穿起长袍马褂来亮亮相，这正代表我们的可怜——和“‘穿’孝”一样，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对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对它并没有很真诚的（in all sincerity）眷恋；固有文化的本身也无法使我们有深深的体感（feel）。大家只是为了情面、为了随和、为了不招忌、为了“学而时习之”的顺口，只好一齐串假戏、一齐重采黄花来做锦囊儿！
如果我们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观察”（mass－observation）的法子看看他们：年轻一辈的明星狂和爵士乐，中年一辈的奖券迷和轿车梦，年老一辈的麻将风和强力睾丸片……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经典中的真精神？
旧经典绝不配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倡经典救世就等于提倡串假戏，提倡把已经多边的自我（many－sidedself）搅得更多边。并且，事实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笔墨游戏而已，他们的为人作文与日常生活一点也不像安贫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们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罢了！并且狗肉也只是当作羊肉卖给别人吃，他们自己是不吃的——他们吃“美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这种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说大话的官儿身上，也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头上套，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头上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儒家经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论语》、《孟子》和《礼记》的一部分外，其他只不过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獭祭材料。
《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即使加上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的《孟子》、九万九千零一十个字的《礼记》，一共还不到十五万言。想凭这点两千年前的“精华”来包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象，用来应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种种繁复困难的新问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我们总相信有个包医百病的万灵丹，总喜欢有个“简单的确定”（simple certainty），用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老实说吧，凡是有着这种“万古纲常”头脑的人，绝不配谈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
我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做什么？人家已经迈向理智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 of reflection）了，我们却还在“事君以忠”观念上兜圈子；人家已经对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都不满意了，我们却还在“天理”、“气运”、“太极图”上翻觔头；人家论自由与权利的大书已经出了几百本了，我们却还高谈大学中的“絜矩之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两千年来做了些什么？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幼有所长”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们屯积居奇的好商比谁都多；我们祭了两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后人却变成了问题儿童与考试专家。这些数不尽的冰冷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醒醒吗？难道我们还要喊口号过日子吗？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余。传统派认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国，并且视为“逾淮之枳”，转而大骂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变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捣的鬼！
……（略一一一编者）
民国二十八年，钱穆写《国史大纲》引论，他说：“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可是隔了两年，这位新时代的朱子把他所说的话全忘了，他写《中国文化史导论》，却说若不解决“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那么“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页一六二）
两年前，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就完蛋了；两年后，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还可以不完蛋。民族文化与国家兴亡在钱穆手里竟变成了这么好笑的一对宝，一会儿生死攸关，一会儿并不相下。这种推理，怎么能教我们适从呢？钱穆为了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国家之生命”来开玩笑、来吓人，这种作风，气是满壮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这样乱变，“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夫子圣者钦？何其多‘变’也！”
但钱穆是爱进步的人，我们细读他的书，自当以后出的著作为凭，我们宁愿相信他告诉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存在并不会使我们国家民族不存在，这实在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当我们遇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选择了！
我们的难弟——“近东病夫”是个好例子。土耳其盛衰的历史跟我们太像了。他们的祖宗也有过类似汉唐的雄风；他们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在量上虽不如我们，可是在质上却更精采！但是凯未尔当政以后，他不惜抛弃“固有文化”来大力西化：固有的国教不要了、固有的法典不要了、固有的服装不要了、固有的历法不要了，固有的姨太太也不要了。他们太笨了，不会耍“‘土’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花枪来陶醉，也不知道融合“土”西文化以创造新文化，更不知道什么“超越前进”。
他们只知道，以他们当时那副德行，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实际的。他们何尝愿意一古脑儿抛弃固有文化？他们何尝不知道固有文化中有许多“宝贝”？他们何尝不愿以“创造”代替“学习”？但是他们为什么忍痛不弹这些空调？为什么没有耐心去研究“穆罕默德与世界文化新生？”
话说破了，无非为了“使土耳其现代化”一个大目标而已。在这唯一的大目标之下，他们不但知道爱国，并且知道“爱国必以其道”！他们知道要想使自己国家现代化，最快的办法莫过于干脆向那些现代化国家来学，直接的学、亦步亦趋的学、维妙维肖的学。他们不推诿什么“国情”不同，他们有勇气，不同也要学同！他们没有工夫去挖掘固有文化的“精华，列强足够他们学了，足可以使他们变成现代化而有余了。他们没有工夫去挑西方强国的眼，找这个强国身上的疮疤和臭虫。他们知道自己是个叫化了，即使捧着金碗，可是碗里是空的，得向人家讨饭吃。在讨饭过程中，他们只是专心致志的找碗饭，并不“一心以穆罕默德将至”，也不因为人家瓷碗中有只大苍蝇就大叫：“饭酸了！饭臭了！西方文化没落了！”当然啦，这些人是鲁莽灭裂的、非圣无法的，他们竟用并州的快剪，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但是，朋友们，这又算得什么呢？土耳其已经是现代化的进步国家。这个伟大的收获，难道还不能弥补他们“感情”上的“损失”吗？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文星》第五十二期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