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风景
一个新加坡朋友说，她来国内工作后很惊讶的一个发现是：许多外企员工都把每年一次的公司旅游当作是必备的“基本福利”，而不是某种奖励。确实，如今的城市中产家庭大多都把旅游作为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即便是那些并不十分喜欢旅游的人。
这其实是一个晚近的现象。国内直到1990年代之前，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旅游业，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在1980年代到访扬州时发现，该市最新的旅游指南出版于1954年。我舅舅在他年轻时曾走遍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区，但回顾他那时的照片时我最突出的一个感受是：那个年代的人眼里的风景，和现在几乎是两回事。当时人理解的“风景名胜”基本上就是五岳、黄山、四大佛教名山、红色遗址等传统景点，而如今广受推崇的藏区旅行，在当时几乎是空白——连九寨沟都还未出名，也许布达拉宫是唯一的例外。不仅景观本身变了，而且旅游方式也大为不同：在1970年代几乎没什么旅行团，自然也没什么旅游纪念品，很多人也没钱买相机（今天这已经是一个基本装备），那时所谓“旅游”常常是在出差、求学之余顺便进行的活动，很少有人会专门出于“旅游”本身的目的而去旅游。
但最大的变化是对景观本身的看法。前些年去川西，在唐克看黄河十八弯，在那里呆了一整天。在山坡上听到一对母子在争吵，那个十七八岁的大男孩抱怨：“这啥地方嘛？！”根本不想再往上爬，闹着要回成都。确实，绝大多数人在这里停留都不超过2小时——无非是爬到山坡上，看一眼在草原上蜿蜒流淌的黄河。也不奇怪，以往的审美观很少会把这样的地方视为景点，它显示的不是悦目的美，也并不是“好玩”的景点，它展现的是空间的无限性。对于世代在这里生活的藏族牧民来说，恐怕也不会觉得这片草原是什么特殊而值得一看的风景。事实上，这样的地方之所以这些年来被逐渐认可为是“风景”（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是因为人们观看风景的眼睛已经不同了。
有很多地方，在以往的时代都是不可能被认为是“风景”的。有一年去婺源，回来把理坑等古镇拍的照片给岳父母看，他们诧异地说：“你们千里迢迢就是去看这些？那看起来跟我们老家的破房子没啥区别嘛！”当然，“老家的破房子”也可能是风景，但通常来说，本地人却是最易于忽视这些景色的。就像《东京爱情故事》里莉香想去完治的家乡爱媛看看，完治却说：“爱媛？那可是一无所有的地方。”——十多年前，当我的家乡崇明岛开始旅游开发时，我周围的几乎所有崇明人的反应也大抵如此：这些人到崇明来看什么？崇明没什么可看的“风景”啊！
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巨大转变：在中国大地上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已经或正在被逐渐视为是“风景”，人们对“风景”一词的定义和认知，和1980年代之前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别。尽管五岳黄山仍是广为认可的景点，但元阳梯田、青海湖油菜花这类景观成为旅游目的地，则是全新的现象，因为那事实上需要一双发现这类景观的“浪漫之眼”。这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正是因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中产阶级这个全新的阶层，他们需要在工作之余享受一种消闲、沉思、浪漫的新景观。大地景观本身也被中产积极的世界观所重塑了：那些以往被农民忽视、被贵族鄙视的雄伟山脉和裸露峡谷，现在被赞颂为伟大的自然景观。
在这变迁过程中，原有的许多事物都被重新打量了：原本的“自然资源”，现在成了“景观”。去年在克什克腾旗时，这种感受尤为明显：当地的达里湖原本是渔场（现在车票上仍写明是“渔场”），青山、黄岗梁、白音敖包、桦木沟等景点本是林场（现在也还是），而乌兰布通、红山军马场等地则是牧场，现在却被重塑为“地质公园”。这就出现了一种相互叠加的形象：在当地人看来的渔场、林场、牧场，在外地人看来都变成了风景（想想看，九寨沟也曾是林场）。
确实，这也改变了一些当地人的认知，或许他们逐渐也会开始把自己故乡看作是一个“地质公园”，但这显然有一个调适过程。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就常常直白地诉说那些地方的“老根”：在他看来那些地方原本都是穷乡僻壤（青山那儿“以前都是土房子、泥路，车都进不来”；热水塘现在是个温泉产业的繁荣小镇，但以前“就是个穷山沟”）。普通百姓还并不习惯把自己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片土地看作是一个“地质公园”或自然保护区。
当然这并非中国才有的新现象。事实上，几乎在每一个现代化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艺术评论家C.G. Laurin 1909年曾说：“放羊的孩子不懂得欣赏海上日落或白天鹅掠过深蓝水面。”瑞典那些尚未开发的西海岸，到处都是岩石、野花和沙子，曾被早期上流社会的旅行者视作最丑陋的地方，但经历现代化的中产阶级却将它视为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和未经雕琢的美景。废旧的工厂也可能被改造成工业旅游项目，甚至巴西的贫民窟都能发展为一个新的旅游项目。“景观”的定义早已极大地改变了。
“景观”之所以变了，是因为观看风景的人变了。Don Mitchell曾说：“景观，不论是英国公地、意大利风景别墅、加利福尼亚农场劳动营、芝加哥腹地大平原，还是哥伦比亚河捕鱼台地，都是为某人以及由某人所建构的一个地方。”对同一片景象，不同文化的人发现不同的意义。一个青海湖边的农民会把油菜地看作是一种农业资源和劳作，但观赏的游客则可能把它视为赏心悦目的风景。这两种理解源于人们的不同体验。正如《小王子》中所说的，“人们眼里的星星是不一样的。对旅行的人来说，星星是向导。对其他人来说，它们不过是些小小的亮光。对那些学者来说，它们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对我遇到的商人来说，它们是金子。”
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尤其倾向于寻找那些所谓自然、淳朴、原始的景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潜在的怀旧意识的产生正是因为他们自身在现代化不可逆转的变迁中已经改变，在一个日益广阔和漂泊的世界中，他们渴求着某些坚实的东西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转变。工业社会中的人也要求自己在工作和休闲之间轮流交替，使人们心中生出一种新的渴望，即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景观观念和旅游方式的变迁，本身就折射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正在逐渐浮现。确实，我们看到了和先辈不同的世界，但我们之所以会发现并消费某些“风景”，并不是因为以前没有中国人见过它们，但我们却可能是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景物的第一代人。
这其实是一个晚近的现象。国内直到1990年代之前，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旅游业，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在1980年代到访扬州时发现，该市最新的旅游指南出版于1954年。我舅舅在他年轻时曾走遍了除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区，但回顾他那时的照片时我最突出的一个感受是：那个年代的人眼里的风景，和现在几乎是两回事。当时人理解的“风景名胜”基本上就是五岳、黄山、四大佛教名山、红色遗址等传统景点，而如今广受推崇的藏区旅行，在当时几乎是空白——连九寨沟都还未出名，也许布达拉宫是唯一的例外。不仅景观本身变了，而且旅游方式也大为不同：在1970年代几乎没什么旅行团，自然也没什么旅游纪念品，很多人也没钱买相机（今天这已经是一个基本装备），那时所谓“旅游”常常是在出差、求学之余顺便进行的活动，很少有人会专门出于“旅游”本身的目的而去旅游。
但最大的变化是对景观本身的看法。前些年去川西，在唐克看黄河十八弯，在那里呆了一整天。在山坡上听到一对母子在争吵，那个十七八岁的大男孩抱怨：“这啥地方嘛？！”根本不想再往上爬，闹着要回成都。确实，绝大多数人在这里停留都不超过2小时——无非是爬到山坡上，看一眼在草原上蜿蜒流淌的黄河。也不奇怪，以往的审美观很少会把这样的地方视为景点，它显示的不是悦目的美，也并不是“好玩”的景点，它展现的是空间的无限性。对于世代在这里生活的藏族牧民来说，恐怕也不会觉得这片草原是什么特殊而值得一看的风景。事实上，这样的地方之所以这些年来被逐渐认可为是“风景”（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是因为人们观看风景的眼睛已经不同了。
有很多地方，在以往的时代都是不可能被认为是“风景”的。有一年去婺源，回来把理坑等古镇拍的照片给岳父母看，他们诧异地说：“你们千里迢迢就是去看这些？那看起来跟我们老家的破房子没啥区别嘛！”当然，“老家的破房子”也可能是风景，但通常来说，本地人却是最易于忽视这些景色的。就像《东京爱情故事》里莉香想去完治的家乡爱媛看看，完治却说：“爱媛？那可是一无所有的地方。”——十多年前，当我的家乡崇明岛开始旅游开发时，我周围的几乎所有崇明人的反应也大抵如此：这些人到崇明来看什么？崇明没什么可看的“风景”啊！
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巨大转变：在中国大地上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已经或正在被逐渐视为是“风景”，人们对“风景”一词的定义和认知，和1980年代之前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别。尽管五岳黄山仍是广为认可的景点，但元阳梯田、青海湖油菜花这类景观成为旅游目的地，则是全新的现象，因为那事实上需要一双发现这类景观的“浪漫之眼”。这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正是因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中产阶级这个全新的阶层，他们需要在工作之余享受一种消闲、沉思、浪漫的新景观。大地景观本身也被中产积极的世界观所重塑了：那些以往被农民忽视、被贵族鄙视的雄伟山脉和裸露峡谷，现在被赞颂为伟大的自然景观。
在这变迁过程中，原有的许多事物都被重新打量了：原本的“自然资源”，现在成了“景观”。去年在克什克腾旗时，这种感受尤为明显：当地的达里湖原本是渔场（现在车票上仍写明是“渔场”），青山、黄岗梁、白音敖包、桦木沟等景点本是林场（现在也还是），而乌兰布通、红山军马场等地则是牧场，现在却被重塑为“地质公园”。这就出现了一种相互叠加的形象：在当地人看来的渔场、林场、牧场，在外地人看来都变成了风景（想想看，九寨沟也曾是林场）。
确实，这也改变了一些当地人的认知，或许他们逐渐也会开始把自己故乡看作是一个“地质公园”，但这显然有一个调适过程。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就常常直白地诉说那些地方的“老根”：在他看来那些地方原本都是穷乡僻壤（青山那儿“以前都是土房子、泥路，车都进不来”；热水塘现在是个温泉产业的繁荣小镇，但以前“就是个穷山沟”）。普通百姓还并不习惯把自己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片土地看作是一个“地质公园”或自然保护区。
当然这并非中国才有的新现象。事实上，几乎在每一个现代化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艺术评论家C.G. Laurin 1909年曾说：“放羊的孩子不懂得欣赏海上日落或白天鹅掠过深蓝水面。”瑞典那些尚未开发的西海岸，到处都是岩石、野花和沙子，曾被早期上流社会的旅行者视作最丑陋的地方，但经历现代化的中产阶级却将它视为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和未经雕琢的美景。废旧的工厂也可能被改造成工业旅游项目，甚至巴西的贫民窟都能发展为一个新的旅游项目。“景观”的定义早已极大地改变了。
“景观”之所以变了，是因为观看风景的人变了。Don Mitchell曾说：“景观，不论是英国公地、意大利风景别墅、加利福尼亚农场劳动营、芝加哥腹地大平原，还是哥伦比亚河捕鱼台地，都是为某人以及由某人所建构的一个地方。”对同一片景象，不同文化的人发现不同的意义。一个青海湖边的农民会把油菜地看作是一种农业资源和劳作，但观赏的游客则可能把它视为赏心悦目的风景。这两种理解源于人们的不同体验。正如《小王子》中所说的，“人们眼里的星星是不一样的。对旅行的人来说，星星是向导。对其他人来说，它们不过是些小小的亮光。对那些学者来说，它们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对我遇到的商人来说，它们是金子。”
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尤其倾向于寻找那些所谓自然、淳朴、原始的景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潜在的怀旧意识的产生正是因为他们自身在现代化不可逆转的变迁中已经改变，在一个日益广阔和漂泊的世界中，他们渴求着某些坚实的东西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转变。工业社会中的人也要求自己在工作和休闲之间轮流交替，使人们心中生出一种新的渴望，即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景观观念和旅游方式的变迁，本身就折射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正在逐渐浮现。确实，我们看到了和先辈不同的世界，但我们之所以会发现并消费某些“风景”，并不是因为以前没有中国人见过它们，但我们却可能是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景物的第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