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的生活之三
人生有意义吗？
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构成一个人生呢？“人”又在何时开始沉吟、思索人生？
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叫西绪弗斯的人，是科林斯的国王，因为得罪了宙斯或众神，因而受到惩罚，他每天必须把一块沉重的巨石推到非常陡的山上，然后朝边上迈出一步，让石头滚下山脚，并且他要永远地重复这些工作。这不禁让人想起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为生存而进行的种种活动，虽然它们加在一起，看起来多姿多彩，但对每个生物来说，其表现也是单调的重复，而生存的压力，许多时候也表现的与西绪弗斯的那块巨石一样沉甸甸。如果说生存的斗争构成了人生的基本内容，一点也不为过。但人最终可以从这种单调中解放出来，思索这些行为，而在这样的人生中又产生出新的可能出来。生存的需求驱动了生物的基础活动，这些活动总是试图保证和扩大生存的安全性，而这种努力就促使了生命不仅存在，而且也以更丰富的形式而存在。
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这么做是值得这么做吗？假如人有了面包可以充饥维持生存，还值得去捕鱼吗？值得组建家庭，繁衍后代？值得去探寻真理、发展科学吗？西方人创造了科学昌明的现代文明，那么不拥有科学的东方人在不受到其武力威胁的情况下，值不值得一直这样活下去呢？对于人们忍受痛苦与劳累而做出的种种忙碌又有什么必要呢？人这么做了与不这么做有什么分别呢？还是人生的意义就单纯只是随生存的努力而创造出来的呢？
一般地，对为什么人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以及为什么这么做而不是什么也不做的疑问就构成了对人生意义的基本追问。就像问西绪弗斯的重复性劳作是否有必要，也就是是否有意义？如果我们自然地认识到人的心灵并非完全是感官长期经验的塑造，而其基本内容诚然是世界的“必然”和生命的“自由”直接的塑造，那也就容易认识到人就整体而言，实在是一种生命的“自由”在存在基础上向世界的虚无的进军，是这种生命的直观感觉造成了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张力，促使我们总体始终往远离毁灭的方向努力演化，毁灭的前途限定着生命，生命也壮大自己否定毁灭，正像光明正是以自己的存在驱散黑暗，是生命对毁灭的抗争决定了人生必然有意义，也正是这个意义决定了人生的所作所为、以及该当何为是值得的，而这个意义就是尽善尽美的生的意义。是这种生命总体的驱动，让人寻找新的事物，让人繁衍不息，它也让人探寻真理，遵循世界的“必然”，因为唯有如此，生才能维持并更加强大，而正是如此，一些人才会抛弃不道德的欲求带来的快乐，乐于助人、大公无私，因为这一切非如此就不足以往更丰富地、更尽善尽美地方向展现“生”。因而对生存安全的追求是生存的基本特性，也因这种这种特性让生存的形态不断演进，只要是活着的生物都会因生存受到威胁而调整自己的策略，僵死之物才无所谓生存挑战。
当西方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之前的诸哲提到中国的时候，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他们很多用激赏的态度赞美中国的很多东西，今天看来，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他们多数时候所说的只是他们建构目标所指向的一个有偏差的想象中的“现实”楷模而已。不管此种意味褒贬对错如何，其实这对今天的我们更多地说明了其伟大的状态：充满活力的精神对建构未来的充足信心。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为了“西学中用”还是“全盘西化”吵个没完，因为未来的一切在他们的规划之内或者饱满的信心和勇气之下，已去的和现有的腐朽事物，他们既猛烈批判又以伟大的创见作为对旧事物的替代，而千千万万的国人，只是抄起顺手的物件，奋力砸毁眼前能看到的一切“旧”事物，摆上借来的所谓的“新”事物。西方先哲怀揣博大的胸怀，聚焦敏锐的智慧，继往开来；而无数的国人，面对肆意破坏所得的废墟，空负一腔狂热抑或鄙薄的文明浅见，实则面对庞杂的现实一片茫然，他们开眼看了世界，而心胸仍然狭隘、眼光势利，有的为被毁坏的事物惆怅、愤怒，有的为能够在其上仿造看过的辉煌大厦踌躇满志、急不可耐，他们为一切事情争吵，却没有独自建构更辉煌事物的勇气甚至意图，偷窃和伪造泛滥，夸耀名不副实的博大精深，而没有宽容博大的心胸容纳世界。急不可耐地想跟别人拥有一样的美好生活，抄起顺手的一切行动，及至发现事物走样之后，很多人又渴望瞬间摧毁能够看到的一切重头再来，而无耻、低能又审美情趣低俗的人则幻想辛苦造起的劣质楼房是优雅坚固的，而另一些人则直接投奔这样的房屋。
我们该当以何种方式活在这个世上呢？假如忽略人类的存在，一定要依狮虎豹狼鹰的顺序选择才是最佳的吗？人们依照自己的可笑狭隘给世上万物划分等级，却没注意到世上万物的多姿多彩，有时候我们追求的标准不过是广大宇宙的一丝一缕而已，而生存的道路摆在世界面前诚然比预想的要宽广许多，生命的枝蔓有大有小，有消亡有萎缩，但其可能性只有以广大的视野和心胸审视，才能深知其不易和优美，才能理解生命的自由和狂放，在亘古空旷的世界里创造了怎样的奇迹，也才能深知自己那枝枝桠起初的丑陋和鄙薄，该在世界的面前，要么放低到多么谦逊的高度才能心安理得，要么必须以多大的勇气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构造另一枝奇迹。
因而人生的意义是丰富的，这种丰富体现在历史性更体现在对未来的建构性上面，这种“意义”是对既有或者将有的生命状态的一种理解，它是现实存在的，它的存在既体现在自然对人的塑造上，也体现在人自己的生命性塑造上。人要吃别的生物才能活下去，这难道是人自己塑造给自己的属性吗？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没有判断是非的基础能力等，理性思维能产生吗？因而如果说人的生存与人的理性精神的源头是“存在”，那这个“存在”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内涵，它的丰富现实性才塑造了人的自然属性，而同时也正是因为人的生命性和自由意志，才最终铸造了生命的崭新道路，人的道路。
说一个人的决定是“自由的”，那这个“自由”则体现了个人意志的能力，这种能力凭什么作为一种标准或者客观准则让别的个人也按照其执行呢？因而追求个性自由，而又把它和根据客观规律所能给出的方向相提并论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费解。按照人类灵魂对“客观”的创造和理解，“客观”给出的“抉择”必不是两可的、模糊的，而生命的抉择则是不同的，其抉择是真正自由的，生命的抉择甚至会在某些条件的“客观”认定的负极的方向上发展，走出一条道路。既然人的选择是可能多种多样、甚至截然相反的，然则为什么还会有道德？为什么需要正义和善呢？因而若欲了解这些需求的正当性，就必然要追问道德、正义和善来自哪里？简略地来追溯这个脉络看，它们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始终是社会和组织的需求或是对其的要求，无论是哪种道德观念，因而都可看做是人类理性的发生、发展的成就抑或是经验条件。就像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人类也对自己说，文明要一路走下去，需要道德、正义和善，生命全体的存于宇宙中的至善至美至真的展现，需要道德、正义和善。如此，即使是科学，也是必然的需要，人以发明语言和概念生长壮大自己的理性精神，在其中思索，因而是“活”的，富有“生命”的，这份活力和生命性要求其条件维持，这在生对毁灭的抗争中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力量。
从人的个体来说，他不仅从世界获得了他的“存在”，也获得了生命的“自由”，这种存在是在世的存在，是否定毁灭的存在，是生命之树中一环的存在，而这种自由则既是伴随存在之必然的充足自由，也是生命之树中一环的自由。因而对于个体及人生意义来说，这种存在受到生命总体的限制，这种自由则也自然与生命总体不一定完全一致。
有的人把生活中各种决定归于迫不得已的“最符合利益的抉择”，比如女人选择有钱的丈夫而声称爱情当然要屈从于面包，或者声称文艺作品必来自于现实而没有任何它图，又或者因为钱财背叛朋友。这种种行为，不过是以所谓自然规律为借口，任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屈从必然，沦为必然的奴隶，让人的生存屈从于毁灭的痴愚。
对于人生来说，“最符合利益的抉择”不过是一条伪造的丑陋的规律，如果以欲望、贪婪、安逸及相反等情感为对象，诚然总能找到所谓符合它们的“利益”，这种所谓“利益”既是对自由的毁坏，也是对生命的践踏，如果说物质决定论能带来什么的话，它的结果就指向的是一个用死神的镰刀修剪过的毫无生气的标本，最终归于毁灭的宇宙。
唯有人之活，才让必然的世界投射出五彩缤纷的影子，如果没有这种生命性，生物与自然浑然一体，也就无所谓探求真理了。也正是这种奇妙的创生，伴随着人类的纯真的信仰，那是对自然的崇敬之情自然地汇聚到人的心灵的结晶。自然的纯真的信仰是对必然的体悟，这种体悟直接与自然浑然一体而不须要语言，而语言则像影子，总会光怪陆离地反映光源和事物，但它也让世界变生出新的可能，给予事物新的分支。
对于生命的整体来说，生命创造的奇迹已经深深地改变生命自己所在的世界，这种改变也正是借助存在而面向虚无的抗争；而对于某个人来说,问人生有没有意义，就好比问一个人创造了什么，这又有没有欣赏者，我们常常称这个欣赏者为神或者上帝，但也不妨说它就是生息不绝、狂野不羁的生命之力。
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构成一个人生呢？“人”又在何时开始沉吟、思索人生？
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叫西绪弗斯的人，是科林斯的国王，因为得罪了宙斯或众神，因而受到惩罚，他每天必须把一块沉重的巨石推到非常陡的山上，然后朝边上迈出一步，让石头滚下山脚，并且他要永远地重复这些工作。这不禁让人想起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为生存而进行的种种活动，虽然它们加在一起，看起来多姿多彩，但对每个生物来说，其表现也是单调的重复，而生存的压力，许多时候也表现的与西绪弗斯的那块巨石一样沉甸甸。如果说生存的斗争构成了人生的基本内容，一点也不为过。但人最终可以从这种单调中解放出来，思索这些行为，而在这样的人生中又产生出新的可能出来。生存的需求驱动了生物的基础活动，这些活动总是试图保证和扩大生存的安全性，而这种努力就促使了生命不仅存在，而且也以更丰富的形式而存在。
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这么做是值得这么做吗？假如人有了面包可以充饥维持生存，还值得去捕鱼吗？值得组建家庭，繁衍后代？值得去探寻真理、发展科学吗？西方人创造了科学昌明的现代文明，那么不拥有科学的东方人在不受到其武力威胁的情况下，值不值得一直这样活下去呢？对于人们忍受痛苦与劳累而做出的种种忙碌又有什么必要呢？人这么做了与不这么做有什么分别呢？还是人生的意义就单纯只是随生存的努力而创造出来的呢？
一般地，对为什么人这么做而不那么做，以及为什么这么做而不是什么也不做的疑问就构成了对人生意义的基本追问。就像问西绪弗斯的重复性劳作是否有必要，也就是是否有意义？如果我们自然地认识到人的心灵并非完全是感官长期经验的塑造，而其基本内容诚然是世界的“必然”和生命的“自由”直接的塑造，那也就容易认识到人就整体而言，实在是一种生命的“自由”在存在基础上向世界的虚无的进军，是这种生命的直观感觉造成了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张力，促使我们总体始终往远离毁灭的方向努力演化，毁灭的前途限定着生命，生命也壮大自己否定毁灭，正像光明正是以自己的存在驱散黑暗，是生命对毁灭的抗争决定了人生必然有意义，也正是这个意义决定了人生的所作所为、以及该当何为是值得的，而这个意义就是尽善尽美的生的意义。是这种生命总体的驱动，让人寻找新的事物，让人繁衍不息，它也让人探寻真理，遵循世界的“必然”，因为唯有如此，生才能维持并更加强大，而正是如此，一些人才会抛弃不道德的欲求带来的快乐，乐于助人、大公无私，因为这一切非如此就不足以往更丰富地、更尽善尽美地方向展现“生”。因而对生存安全的追求是生存的基本特性，也因这种这种特性让生存的形态不断演进，只要是活着的生物都会因生存受到威胁而调整自己的策略，僵死之物才无所谓生存挑战。
当西方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之前的诸哲提到中国的时候，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他们很多用激赏的态度赞美中国的很多东西，今天看来，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他们多数时候所说的只是他们建构目标所指向的一个有偏差的想象中的“现实”楷模而已。不管此种意味褒贬对错如何，其实这对今天的我们更多地说明了其伟大的状态：充满活力的精神对建构未来的充足信心。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为了“西学中用”还是“全盘西化”吵个没完，因为未来的一切在他们的规划之内或者饱满的信心和勇气之下，已去的和现有的腐朽事物，他们既猛烈批判又以伟大的创见作为对旧事物的替代，而千千万万的国人，只是抄起顺手的物件，奋力砸毁眼前能看到的一切“旧”事物，摆上借来的所谓的“新”事物。西方先哲怀揣博大的胸怀，聚焦敏锐的智慧，继往开来；而无数的国人，面对肆意破坏所得的废墟，空负一腔狂热抑或鄙薄的文明浅见，实则面对庞杂的现实一片茫然，他们开眼看了世界，而心胸仍然狭隘、眼光势利，有的为被毁坏的事物惆怅、愤怒，有的为能够在其上仿造看过的辉煌大厦踌躇满志、急不可耐，他们为一切事情争吵，却没有独自建构更辉煌事物的勇气甚至意图，偷窃和伪造泛滥，夸耀名不副实的博大精深，而没有宽容博大的心胸容纳世界。急不可耐地想跟别人拥有一样的美好生活，抄起顺手的一切行动，及至发现事物走样之后，很多人又渴望瞬间摧毁能够看到的一切重头再来，而无耻、低能又审美情趣低俗的人则幻想辛苦造起的劣质楼房是优雅坚固的，而另一些人则直接投奔这样的房屋。
我们该当以何种方式活在这个世上呢？假如忽略人类的存在，一定要依狮虎豹狼鹰的顺序选择才是最佳的吗？人们依照自己的可笑狭隘给世上万物划分等级，却没注意到世上万物的多姿多彩，有时候我们追求的标准不过是广大宇宙的一丝一缕而已，而生存的道路摆在世界面前诚然比预想的要宽广许多，生命的枝蔓有大有小，有消亡有萎缩，但其可能性只有以广大的视野和心胸审视，才能深知其不易和优美，才能理解生命的自由和狂放，在亘古空旷的世界里创造了怎样的奇迹，也才能深知自己那枝枝桠起初的丑陋和鄙薄，该在世界的面前，要么放低到多么谦逊的高度才能心安理得，要么必须以多大的勇气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构造另一枝奇迹。
因而人生的意义是丰富的，这种丰富体现在历史性更体现在对未来的建构性上面，这种“意义”是对既有或者将有的生命状态的一种理解，它是现实存在的，它的存在既体现在自然对人的塑造上，也体现在人自己的生命性塑造上。人要吃别的生物才能活下去，这难道是人自己塑造给自己的属性吗？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没有判断是非的基础能力等，理性思维能产生吗？因而如果说人的生存与人的理性精神的源头是“存在”，那这个“存在”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内涵，它的丰富现实性才塑造了人的自然属性，而同时也正是因为人的生命性和自由意志，才最终铸造了生命的崭新道路，人的道路。
说一个人的决定是“自由的”，那这个“自由”则体现了个人意志的能力，这种能力凭什么作为一种标准或者客观准则让别的个人也按照其执行呢？因而追求个性自由，而又把它和根据客观规律所能给出的方向相提并论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费解。按照人类灵魂对“客观”的创造和理解，“客观”给出的“抉择”必不是两可的、模糊的，而生命的抉择则是不同的，其抉择是真正自由的，生命的抉择甚至会在某些条件的“客观”认定的负极的方向上发展，走出一条道路。既然人的选择是可能多种多样、甚至截然相反的，然则为什么还会有道德？为什么需要正义和善呢？因而若欲了解这些需求的正当性，就必然要追问道德、正义和善来自哪里？简略地来追溯这个脉络看，它们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始终是社会和组织的需求或是对其的要求，无论是哪种道德观念，因而都可看做是人类理性的发生、发展的成就抑或是经验条件。就像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人类也对自己说，文明要一路走下去，需要道德、正义和善，生命全体的存于宇宙中的至善至美至真的展现，需要道德、正义和善。如此，即使是科学，也是必然的需要，人以发明语言和概念生长壮大自己的理性精神，在其中思索，因而是“活”的，富有“生命”的，这份活力和生命性要求其条件维持，这在生对毁灭的抗争中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力量。
从人的个体来说，他不仅从世界获得了他的“存在”，也获得了生命的“自由”，这种存在是在世的存在，是否定毁灭的存在，是生命之树中一环的存在，而这种自由则既是伴随存在之必然的充足自由，也是生命之树中一环的自由。因而对于个体及人生意义来说，这种存在受到生命总体的限制，这种自由则也自然与生命总体不一定完全一致。
有的人把生活中各种决定归于迫不得已的“最符合利益的抉择”，比如女人选择有钱的丈夫而声称爱情当然要屈从于面包，或者声称文艺作品必来自于现实而没有任何它图，又或者因为钱财背叛朋友。这种种行为，不过是以所谓自然规律为借口，任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屈从必然，沦为必然的奴隶，让人的生存屈从于毁灭的痴愚。
对于人生来说，“最符合利益的抉择”不过是一条伪造的丑陋的规律，如果以欲望、贪婪、安逸及相反等情感为对象，诚然总能找到所谓符合它们的“利益”，这种所谓“利益”既是对自由的毁坏，也是对生命的践踏，如果说物质决定论能带来什么的话，它的结果就指向的是一个用死神的镰刀修剪过的毫无生气的标本，最终归于毁灭的宇宙。
唯有人之活，才让必然的世界投射出五彩缤纷的影子，如果没有这种生命性，生物与自然浑然一体，也就无所谓探求真理了。也正是这种奇妙的创生，伴随着人类的纯真的信仰，那是对自然的崇敬之情自然地汇聚到人的心灵的结晶。自然的纯真的信仰是对必然的体悟，这种体悟直接与自然浑然一体而不须要语言，而语言则像影子，总会光怪陆离地反映光源和事物，但它也让世界变生出新的可能，给予事物新的分支。
对于生命的整体来说，生命创造的奇迹已经深深地改变生命自己所在的世界，这种改变也正是借助存在而面向虚无的抗争；而对于某个人来说,问人生有没有意义，就好比问一个人创造了什么，这又有没有欣赏者，我们常常称这个欣赏者为神或者上帝，但也不妨说它就是生息不绝、狂野不羁的生命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