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 和马云龙那篇好像
年少时梦想当兵，却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学了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如今却从事影视传播研究；曾经幻想过成为文学家、政治家，最终却做了大学教授。
回顾过往，尹鸿笑着说：“有时候是时势选择了你。人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给你创造了这样的道路，你就走了。”
在2009年初揭晓的2008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榜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教授榜上有名。
“时刻准备着，才能顺势而变”
正如尹鸿所说，他做什么都尽量做到自己的最好，而每一次重要转变，他几乎都选择了顺应潮流。
小时候看战争片，觉得里面的英雄很高大，尹鸿就想当兵，可惜高度近视的眼睛让这个最初的梦想失去实现的可能。“我曾经试图用背诵视力表的方法去蒙混过关，但最终却发现自己完全看不见那根指着视力表的细小的棍子。”不能当兵，曾让年少的尹鸿觉得“很苦闷”。
1977年，尹鸿高中毕业。这一年，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尹鸿是其中之一。
高中毕业3个月后，正为未来发愁的尹鸿忽然得到通知，可以考大学了，而此时距离高考，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填报志愿时，由于文科招生学校和专业都很少，尹鸿把四川大学文科招生的所有志愿都填写了，以至于最后自己都忘了把哪个志愿填在第一。直到拿到录取通知书，尹鸿才确定自己被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了，由于一直以来对文学的热爱，尹鸿觉得这个结果“挺好的”。
1981年本科毕业合影(前排从左数第三位是尹鸿)
读研究生，尹鸿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方向。“当时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化研究当中最活跃的一个领域”，尹鸿说。从四川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尹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方向的第三代博士。但是，当尹鸿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取得博士学位后，发现全国已有好几千人在研究这个30年的文学史和不到一百人的作家。虽然尹鸿当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得不错，他的博士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国内顶级学术刊物上就发了两篇，但他还是觉得这个领域的人太多了，而且高潮也已经逐渐过去，于是自己选择了另辟蹊径。
这时，命运也给尹鸿准备了另一条路径。由于影视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活跃学科，北师大开始建设影视专业，尹鸿则留校开始讲授影视艺术，这一讲就是10年，并因此在33岁就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了至今影响深远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策划者和主要发起人，还成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的创建人之一。
后来的一天，尹鸿带着女儿到清华参加钢琴考级，忽然发现“清华校园人杰地灵，以前真没好好逛过”。一个星期之后，尹鸿接到了时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的徐葆耕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清华筹建传播系，特别想让他过来参与。后来，尹鸿就通过清华大学人才引进“百人计划”来到清华，他的研究重点也随之从影视艺术转向了影视传媒。学术领域的转移，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选择，可能也是尹鸿寻求用更有效的方式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结果。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百家讲坛》、《新闻调查》、《对话》、《艺术人生》、《流金岁月》、《开心辞典》……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央视名牌栏目，尹鸿都或长或短地参与过策划、顾问和论证。尹鸿总说自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参与策划过的影视剧有数百部集，参与策划过的电视节目就更多了，这些都是他所谓的“战争”。
参与策划的过程对既不是学电影也不是学电视的尹鸿而言，是很好的学习过程，让他知道在书本上看到的、想到的，和实际上能做的东西的距离，也弥补了他在技术和专业方面的不足。“影视是一个应用性非常强的领域，跟传统文史哲学科不太一样”，尹鸿说，“必须要下了水，才知道水的冷暖，所以一定要进入前沿实践”。
2006年国家电影局局长颁优秀论文一等奖
在尹鸿看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因为只有在用的过程中才会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正因为参与其中，才会发现你的研究别人为什么会接受，因为相对来讲，你的研究比较结合实际、符合实际，不是空中楼阁。”尹鸿这样解释到。
“交叉和跨界往往是创新的源泉”
当选2008文化产业年度人物，《中国文化报》提供的尹鸿的上榜理由里写着：他在电影和电视产业研究方面的两栖性，在产业研究和内容研究方面的跨界性，以及他作为产业研究者和影视产品策划者的双重性，都使他成了2008年中国影视产业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
对于尹鸿来说，之所以既涉足电影研究又涉足电视研究，既做产业研究又做内容研究，是为了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他认为，“不管是学术创新，还是艺术创新，都可能跟交叉、跨界有关系，当然，绝不能为而交叉而交叉、为跨界而跨界，交叉和跨界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方法，是因为解决问题的需要所采用的方法”。
一直以来，电影和电视在学科上基本形成了两个互相很隔绝的领域。尹鸿觉得，事实上这两个领域本身是息息相关的，电影离开了电视这样一个后续媒介就很难效益最大化，而电视离开了电影这样一种形态，就很难使自己的艺术品质提高。这两个原本有着内在关联的学科领域，往往由于人为的学科划分，使得其中的关联性被人们忽略。
尹鸿在中国比较早提出了“大电影产业”的概念，就是说电影仅仅局限在影院和电影行业自身的空间，无法发挥电影真正的对文化产业的带动效果。提出这一概念迫使尹鸿要去更多地关心电视，加上电视也有很多对电影叙事经验和叙事能力的需求。这两方面一跨界，尹鸿说：“对于自己来讲，研究找到了新的切入点；而对于行业来讲，对大家也有启示和借鉴。”
在影视研究方面，尹鸿是做内容出身的，一开始都是写作品评论，每年他都会写“中国电影备忘”，主要关于电影文化和电影艺术。写到2000年后，尹鸿发现仅仅研究内容，无法解决已经说了很多年的“内容创作不能适应大众需求”的问题，他慢慢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创作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是生产和创作制度决定了内容问题无法解决。
正好在这个时候，尹鸿得到机会去美国南加州呆了约大半年时间，他一方面去好莱坞参观，一方面读了很多关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研究，意识到美国电影的成功源于非常完善的电影工业制度，这个制度使得美国电影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有市场影响力的电影。所以，从美国回来之后，尹鸿就开始把每年都写的“中国电影备忘”改成了“中国电影产业备忘”。
尹鸿说，涉足产业研究，就是想从产业结构、产业制度上解决过去产业内容没有解决的问题。于是，内容与产业又找到了结合点，而研究也具备了新的视点和新的发现。
“不是高峰而是中间那座桥梁”
尹鸿很忙，他开玩笑地说，每周开的会都快赶上吃饭的顿数了，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觉得不是欠着会，就是欠着文章，欠着采访，和欠债的感觉一样。
对于这种忙碌，尹鸿有点儿无奈，他说：“有时候觉得自己的脑袋天天被压榨，每次开会或者写文章，总还想说些有价值的意见，这样就会强迫自己每天让大脑保持高速运转。”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尹鸿也觉得，信息越使用，反馈就越多，而反馈越多，就越是促使你有新的想法，这是正向的。
尹鸿觉得，自己之所以这么忙碌，是因为对于各种视角和立场的观点，他都可以去与之交流，政府、学术、行业领域也都能够互相沟通，而目前在国内，像他这样做到跨界交叉研究的人还比较少。
尹鸿最初在新浪开了一个博客，点击率很高，留言的人也很多，后来几大门户网站全都做了他的博客镜像，他在博客上的文章也会被媒体频繁地引用。
尹鸿常说自己学术可能不是做得最好的，实践也不是最好的，但是自己“正好就是中间那个桥梁”。他还说：“其实影视研究领域不缺学者，影视行业也不缺从业者，但是恰恰缺少一些能把这两个领域沟通起来的人。”
“教学真正相长，才能让让自己不落伍”
尹鸿开设了一门全校性公选课——“电影文化”，近200人的课容量，却是全校出了名的难选的课程之一，因为每次都有太多的学生想选。他还2次获选清华大学研究生“良师益友”——这是一个被所有清华教师视为至高的奖励。
尹鸿很谦虚，他说：“电影电视课，学生本来就可能容易喜欢。”而上过尹鸿课的学生都认为，“尹老师很有个人魅力”，“他很能和学生打成一片”。尹鸿给研究生开设的“影视传播研究”课，有一半的选课学生都是理工科的，最后的课程作业是大家分组做节目策划，同学们积极性都很高，最后展示的时候做了很多道具，一边比划、一边表演，还把尹鸿当作一个角色，大家都“乐不可支”，很多学生都说：“这是我来到清华之后做得最认真的一次作业。”
对此，尹鸿的解释是，“我更多的会把自己的经验和体验放到知识教学中去，用体验的方法去传播知识，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在课堂上，尹鸿除了传授知识外，更多的是传播自己作为一个接受者是如何接受这些知识的，这些知识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有什么用，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个案。
有学生说，尹鸿上课有激情，比较说真话。尹鸿则认为，所谓的激情和真话，无非就是来自于自己对知识的体验和经验，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学习经验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学生听起来会觉得隔阂比较少。
谢玉凤是尹鸿所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提到尹老师，她感触最深的就是“尹老师的心态很年轻，很理解学生”。
尹鸿很喜欢和学生交流，他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得到他们没有的东西，我也会得到我没有的东西”。他还常说女儿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女儿喜欢的音乐、喜欢的电影、喜欢的动漫，不论尹鸿自己喜不喜欢，他都会从中去思考、去琢磨为什么年轻人会喜欢，而年轻人也会和他交流，这种交流和沟通慢慢让尹鸿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年轻人，而不是用高高在上的方法去教育年轻人。
“教师要自我更新，一个学者也罢，一个好教师也罢，必须是一个善于不断学习的人”，尹鸿说，“我很注意观察年轻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文化生态环境，要始终让自己不落伍，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向比你更年轻的人学习，和他们沟通。”
“通识课要照顾80%的同学，专业课要培养20%的尖子”
视听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需要进行视听文化的普及性教育。尹鸿已经多次开设关于影视文化的公共选修课，他觉得目前高校的这类通识课并没有处理好通识性教育与专业性教育的关系，在用专业教材的方法要求学生、进行通识性教育，而学生更多的是需要会读懂、会学习、会鉴赏、会区别，仅仅让学生去读那些可能和时代已经差很远的经典，很有难度，而且跟学生现有的影像经验完全不同。
所以，尹鸿在他开设的影视通识课上，尽量选择既是经典，又跟今天学生的精神文化总体状态能沟通的那一部分内容来讲，不太从专业角度来讲那些特别经典的作品。对此，尹鸿觉得，可能会有些专业基础非常好的同学认为这些作品不够经典，但对于80%以上的同学来讲是合适的。他说：“通识课教育和专业教育最大的区别就是，通识课要照顾80%的同学，而专业课要培养20%的尖子”。
对于高校开设的普及性影视教育，尹鸿认为首要目的是让学生理解影视文化，影视文化已经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看电影电视，也是在学历史、学文化，而且被影像记载的文化非常丰富。普及性影视教育还要培养学生基本的用来理解视听文化的阅读能力，有了阅读能力的培养，才可以去了解这个文化。现在同学们所有的晚会活动都有影像，其实影像已经成为表达生活、表达思想、表达情感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通识性影视教育也可以培养同学们的创作热情，以及用视听语言来创作和表达的能力。视听是一个融合性的媒介，把音乐、美术、雕塑、文学等各种艺术门类的一些表现手段都会融合在视听文化当中，因此通过对影像、电影文化的理解，学生也会提高艺术鉴赏能力和整体性审美能力。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尹鸿当年离家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在送他的笔记本上工整地抄写了这两句话。尹鸿说：“这两句话比我当时日记本上抄写的所有英雄格言都更深刻地影响到我后来的生活方式。”
上大学的4年，尹鸿坚持每天早上起来跑步，想着的都是这句话，总是提醒着自己，有些事情要强迫自己做一做，才会更有意志力。在尹鸿的手机上，除了每天的日程，还有每天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他说，这样会强行让自己提高时间效率，时间的效率是靠规划出来的。
面对每天高度忙碌和紧张的生活，尹鸿始终用自己的方式应对着，并不断探索着、更新着，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他都在争取“不落伍”，争取能够保持与社会变化的同步。（刘蔚如）
回顾过往，尹鸿笑着说：“有时候是时势选择了你。人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给你创造了这样的道路，你就走了。”
在2009年初揭晓的2008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榜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教授榜上有名。
“时刻准备着，才能顺势而变”
正如尹鸿所说，他做什么都尽量做到自己的最好，而每一次重要转变，他几乎都选择了顺应潮流。
小时候看战争片，觉得里面的英雄很高大，尹鸿就想当兵，可惜高度近视的眼睛让这个最初的梦想失去实现的可能。“我曾经试图用背诵视力表的方法去蒙混过关，但最终却发现自己完全看不见那根指着视力表的细小的棍子。”不能当兵，曾让年少的尹鸿觉得“很苦闷”。
1977年，尹鸿高中毕业。这一年，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尹鸿是其中之一。
高中毕业3个月后，正为未来发愁的尹鸿忽然得到通知，可以考大学了，而此时距离高考，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填报志愿时，由于文科招生学校和专业都很少，尹鸿把四川大学文科招生的所有志愿都填写了，以至于最后自己都忘了把哪个志愿填在第一。直到拿到录取通知书，尹鸿才确定自己被四川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了，由于一直以来对文学的热爱，尹鸿觉得这个结果“挺好的”。
1981年本科毕业合影(前排从左数第三位是尹鸿)
读研究生，尹鸿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方向。“当时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化研究当中最活跃的一个领域”，尹鸿说。从四川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尹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方向的第三代博士。但是，当尹鸿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取得博士学位后，发现全国已有好几千人在研究这个30年的文学史和不到一百人的作家。虽然尹鸿当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得不错，他的博士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国内顶级学术刊物上就发了两篇，但他还是觉得这个领域的人太多了，而且高潮也已经逐渐过去，于是自己选择了另辟蹊径。
这时，命运也给尹鸿准备了另一条路径。由于影视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活跃学科，北师大开始建设影视专业，尹鸿则留校开始讲授影视艺术，这一讲就是10年，并因此在33岁就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了至今影响深远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策划者和主要发起人，还成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的创建人之一。
后来的一天，尹鸿带着女儿到清华参加钢琴考级，忽然发现“清华校园人杰地灵，以前真没好好逛过”。一个星期之后，尹鸿接到了时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的徐葆耕老师打来的电话。说清华筹建传播系，特别想让他过来参与。后来，尹鸿就通过清华大学人才引进“百人计划”来到清华，他的研究重点也随之从影视艺术转向了影视传媒。学术领域的转移，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选择，可能也是尹鸿寻求用更有效的方式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结果。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百家讲坛》、《新闻调查》、《对话》、《艺术人生》、《流金岁月》、《开心辞典》……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央视名牌栏目，尹鸿都或长或短地参与过策划、顾问和论证。尹鸿总说自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参与策划过的影视剧有数百部集，参与策划过的电视节目就更多了，这些都是他所谓的“战争”。
参与策划的过程对既不是学电影也不是学电视的尹鸿而言，是很好的学习过程，让他知道在书本上看到的、想到的，和实际上能做的东西的距离，也弥补了他在技术和专业方面的不足。“影视是一个应用性非常强的领域，跟传统文史哲学科不太一样”，尹鸿说，“必须要下了水，才知道水的冷暖，所以一定要进入前沿实践”。
2006年国家电影局局长颁优秀论文一等奖
在尹鸿看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最好的学习方法，因为只有在用的过程中才会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正因为参与其中，才会发现你的研究别人为什么会接受，因为相对来讲，你的研究比较结合实际、符合实际，不是空中楼阁。”尹鸿这样解释到。
“交叉和跨界往往是创新的源泉”
当选2008文化产业年度人物，《中国文化报》提供的尹鸿的上榜理由里写着：他在电影和电视产业研究方面的两栖性，在产业研究和内容研究方面的跨界性，以及他作为产业研究者和影视产品策划者的双重性，都使他成了2008年中国影视产业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
对于尹鸿来说，之所以既涉足电影研究又涉足电视研究，既做产业研究又做内容研究，是为了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他认为，“不管是学术创新，还是艺术创新，都可能跟交叉、跨界有关系，当然，绝不能为而交叉而交叉、为跨界而跨界，交叉和跨界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方法，是因为解决问题的需要所采用的方法”。
一直以来，电影和电视在学科上基本形成了两个互相很隔绝的领域。尹鸿觉得，事实上这两个领域本身是息息相关的，电影离开了电视这样一个后续媒介就很难效益最大化，而电视离开了电影这样一种形态，就很难使自己的艺术品质提高。这两个原本有着内在关联的学科领域，往往由于人为的学科划分，使得其中的关联性被人们忽略。
尹鸿在中国比较早提出了“大电影产业”的概念，就是说电影仅仅局限在影院和电影行业自身的空间，无法发挥电影真正的对文化产业的带动效果。提出这一概念迫使尹鸿要去更多地关心电视，加上电视也有很多对电影叙事经验和叙事能力的需求。这两方面一跨界，尹鸿说：“对于自己来讲，研究找到了新的切入点；而对于行业来讲，对大家也有启示和借鉴。”
在影视研究方面，尹鸿是做内容出身的，一开始都是写作品评论，每年他都会写“中国电影备忘”，主要关于电影文化和电影艺术。写到2000年后，尹鸿发现仅仅研究内容，无法解决已经说了很多年的“内容创作不能适应大众需求”的问题，他慢慢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创作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的问题，是生产和创作制度决定了内容问题无法解决。
正好在这个时候，尹鸿得到机会去美国南加州呆了约大半年时间，他一方面去好莱坞参观，一方面读了很多关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研究，意识到美国电影的成功源于非常完善的电影工业制度，这个制度使得美国电影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有市场影响力的电影。所以，从美国回来之后，尹鸿就开始把每年都写的“中国电影备忘”改成了“中国电影产业备忘”。
尹鸿说，涉足产业研究，就是想从产业结构、产业制度上解决过去产业内容没有解决的问题。于是，内容与产业又找到了结合点，而研究也具备了新的视点和新的发现。
“不是高峰而是中间那座桥梁”
尹鸿很忙，他开玩笑地说，每周开的会都快赶上吃饭的顿数了，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觉得不是欠着会，就是欠着文章，欠着采访，和欠债的感觉一样。
对于这种忙碌，尹鸿有点儿无奈，他说：“有时候觉得自己的脑袋天天被压榨，每次开会或者写文章，总还想说些有价值的意见，这样就会强迫自己每天让大脑保持高速运转。”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尹鸿也觉得，信息越使用，反馈就越多，而反馈越多，就越是促使你有新的想法，这是正向的。
尹鸿觉得，自己之所以这么忙碌，是因为对于各种视角和立场的观点，他都可以去与之交流，政府、学术、行业领域也都能够互相沟通，而目前在国内，像他这样做到跨界交叉研究的人还比较少。
尹鸿最初在新浪开了一个博客，点击率很高，留言的人也很多，后来几大门户网站全都做了他的博客镜像，他在博客上的文章也会被媒体频繁地引用。
尹鸿常说自己学术可能不是做得最好的，实践也不是最好的，但是自己“正好就是中间那个桥梁”。他还说：“其实影视研究领域不缺学者，影视行业也不缺从业者，但是恰恰缺少一些能把这两个领域沟通起来的人。”
“教学真正相长，才能让让自己不落伍”
尹鸿开设了一门全校性公选课——“电影文化”，近200人的课容量，却是全校出了名的难选的课程之一，因为每次都有太多的学生想选。他还2次获选清华大学研究生“良师益友”——这是一个被所有清华教师视为至高的奖励。
尹鸿很谦虚，他说：“电影电视课，学生本来就可能容易喜欢。”而上过尹鸿课的学生都认为，“尹老师很有个人魅力”，“他很能和学生打成一片”。尹鸿给研究生开设的“影视传播研究”课，有一半的选课学生都是理工科的，最后的课程作业是大家分组做节目策划，同学们积极性都很高，最后展示的时候做了很多道具，一边比划、一边表演，还把尹鸿当作一个角色，大家都“乐不可支”，很多学生都说：“这是我来到清华之后做得最认真的一次作业。”
对此，尹鸿的解释是，“我更多的会把自己的经验和体验放到知识教学中去，用体验的方法去传播知识，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在课堂上，尹鸿除了传授知识外，更多的是传播自己作为一个接受者是如何接受这些知识的，这些知识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有什么用，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个案。
有学生说，尹鸿上课有激情，比较说真话。尹鸿则认为，所谓的激情和真话，无非就是来自于自己对知识的体验和经验，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学习经验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学生听起来会觉得隔阂比较少。
谢玉凤是尹鸿所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提到尹老师，她感触最深的就是“尹老师的心态很年轻，很理解学生”。
尹鸿很喜欢和学生交流，他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得到他们没有的东西，我也会得到我没有的东西”。他还常说女儿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女儿喜欢的音乐、喜欢的电影、喜欢的动漫，不论尹鸿自己喜不喜欢，他都会从中去思考、去琢磨为什么年轻人会喜欢，而年轻人也会和他交流，这种交流和沟通慢慢让尹鸿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年轻人，而不是用高高在上的方法去教育年轻人。
“教师要自我更新，一个学者也罢，一个好教师也罢，必须是一个善于不断学习的人”，尹鸿说，“我很注意观察年轻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文化生态环境，要始终让自己不落伍，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向比你更年轻的人学习，和他们沟通。”
“通识课要照顾80%的同学，专业课要培养20%的尖子”
视听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需要进行视听文化的普及性教育。尹鸿已经多次开设关于影视文化的公共选修课，他觉得目前高校的这类通识课并没有处理好通识性教育与专业性教育的关系，在用专业教材的方法要求学生、进行通识性教育，而学生更多的是需要会读懂、会学习、会鉴赏、会区别，仅仅让学生去读那些可能和时代已经差很远的经典，很有难度，而且跟学生现有的影像经验完全不同。
所以，尹鸿在他开设的影视通识课上，尽量选择既是经典，又跟今天学生的精神文化总体状态能沟通的那一部分内容来讲，不太从专业角度来讲那些特别经典的作品。对此，尹鸿觉得，可能会有些专业基础非常好的同学认为这些作品不够经典，但对于80%以上的同学来讲是合适的。他说：“通识课教育和专业教育最大的区别就是，通识课要照顾80%的同学，而专业课要培养20%的尖子”。
对于高校开设的普及性影视教育，尹鸿认为首要目的是让学生理解影视文化，影视文化已经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看电影电视，也是在学历史、学文化，而且被影像记载的文化非常丰富。普及性影视教育还要培养学生基本的用来理解视听文化的阅读能力，有了阅读能力的培养，才可以去了解这个文化。现在同学们所有的晚会活动都有影像，其实影像已经成为表达生活、表达思想、表达情感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通识性影视教育也可以培养同学们的创作热情，以及用视听语言来创作和表达的能力。视听是一个融合性的媒介，把音乐、美术、雕塑、文学等各种艺术门类的一些表现手段都会融合在视听文化当中，因此通过对影像、电影文化的理解，学生也会提高艺术鉴赏能力和整体性审美能力。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尹鸿当年离家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在送他的笔记本上工整地抄写了这两句话。尹鸿说：“这两句话比我当时日记本上抄写的所有英雄格言都更深刻地影响到我后来的生活方式。”
上大学的4年，尹鸿坚持每天早上起来跑步，想着的都是这句话，总是提醒着自己，有些事情要强迫自己做一做，才会更有意志力。在尹鸿的手机上，除了每天的日程，还有每天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他说，这样会强行让自己提高时间效率，时间的效率是靠规划出来的。
面对每天高度忙碌和紧张的生活，尹鸿始终用自己的方式应对着，并不断探索着、更新着，无论是研究还是教学，他都在争取“不落伍”，争取能够保持与社会变化的同步。（刘蔚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