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和意义

意识与意向性是相关的，（除非它用否定的判断来表明它自身，如老子所谓的正言若反一样），一般总是指向他物，所能对意识进行观照的，也许是潜意识（灵感）。意识的辨证思维也许能暴露出意识自身的秘密，但是真正能使意识困惑并使之和盘托出的是现实处境。
处境是具体生动的，它变动不居，而意识作为处境的抽象，总是寻求对象的客体化以把握控制对象，因而它极易跌入幻像中，曲解个体事物与超个体的神圣精神的关联。
人的意识本身并不足以使人产生超越，因为人在发展的处境中会遇到难题，而意识对难题的解决总是困窘的。即使人拥有想象能力（想象情况不是如此的能力）终止判断而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敞开其他的可能性的自由，但人自身本来就是有缺陷的（人有自利的本性，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如果从人的自身立场来设定世界的奥秘，为世界定规则，人极容易陷入意识的奴役走向客体化而失去自由（出于控制对象而将对象客体化的行为一旦达到目的后，人就容易陷入自欺状态，即使语境变化，他仍可能浑然不察）。如果将人生理解为一个不断选择的超越自身过程，自由作为人选择的前提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呢？也许它应该成为人选择时所处的状态，可事实上它并不独立于人个体化自身。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人难道就没有被影响的焦虑吗？刘小枫认为自由选择的不存在是因为人处在精神的裂伤中，抉择必然是负罪的，尽管有种种无辜的负罪（见《这一代人的怕和爱》31页），因而萨特所谓的存在论上的自由是值得质疑的。而意识确实是“一种无法超越自己不幸境界的不幸意识”（萨特自语），虚无必然是人自身的命运。
胡适说：“你说这世界有意义它就有意义，你说它没意义，它就没意义。”这里，人的实存产生了分流的状况：做人与活着。其实，要人赋予世界意义是人的谵妄，（强规定不能规定的自欺），意义是一个不能被归结为存在本身的基本范畴，它显现于存在中又超越于存在之外。假如人能赋予世界以意义（自我标榜为意义的守护者，将意义降落为世俗价值。那么人固有的不足不正标志着存在对理解人来说并非是终极的、彻底的吗？人受存在的奴役，不是走向自欺，便是落入虚无，意识已不足以解决人现实处境中的难题，人只有让超越存在的意义来引导他，他才会走出存在的困境。
人应该接受超验正义的启示，这启示是与意识的意向性相对的，它是人在失去自我的意识而与宇宙意义融合时产生的。“人对意义的焦虑不是一种询问，不是一种本能冲动，而是一种回答，是对挑战的回应！”（赫舍尔《人是谁》）意义驻足于比绝望还深的深渊中，但它并非不惠顾到人身上。意义会来寻找人，寻找那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人，那位悲天悯人、对人的自然性的罪孽感到无法忍受而以无辜受难的方式为自我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人，那位与每一位无辜者相遇，、携带他们超越有限存在的人，那位具有基督和佛陀的品格、指控人间罪孽并在爱的生命共同体中获得博大胸襟的人，那位被生存的荒谬处境和难题卷入了意义，但拒绝将意义客体化、拒绝将意义降格为意识、让自己成为一个被需要者而并非成为目的的人。做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人，也只有这样，他才能走出自欺和虚无的状态。
这是从意义的角度来考察人，而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设定意义。
神性的惠光遍布于宇宙世界，世界多维地呈现出神性的光辉，我的“意义”不过是从某个角度领略了造物主的恩惠，发现了世界真实的一角，但这种意义寻找人的情形只有我去迎接难题的挑战并沉潜到生存的深渊中才会感受得到，它如同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那样，是一个领会到当下的庄严，在蒙恩（神对普世的关怀，正如意义的显现）时认识到世界的奇伟与神秘的境界，是一个把神的眼光和我们的经验协调起来，祭思当下独特性的境界，是一个超越既定存在并在敬畏和惊奇中开阔视阈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