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后来会赠予我们什么——骆以军
选自《经验匮乏者笔记——In Search of Lost Time》
1876. 路易斯·科蕊过世。乔治·桑过世。福楼拜:“我的心已经变成一座巨大的坟场。”
——《福楼拜的鹦鹉》p57
1846. 我的生活集中在另一个(福楼拜夫人)身上,只要那个生命存在,就会一直这样下去。像是风中飘摇的海草,我只借着一根强韧的纤维附着在石头上,如果折断了,这个无用的植物将飘向何方?
——《福楼拜的鹦鹉》p59
五年级(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一辈人)作者是人造人,是悬空走故事棋盘而无倒影之人,是经验贫乏之人。
五年级小说家在进入小说职场之后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科幻景观:没有文人同人期刊、没有游手好闲之纯创作同侪、没有文学论战、没有恶汉作家的自我放逐与对社会之批判……简言之,即“中产阶级景观”,所依附赖以存活之“纯文学”媒体(副刊、文学杂志、纯文学出版)本身亦面临存亡之续而布尔乔亚化,这些靠文学奖拔擢而出线的五年级作家,在这些媒体上露脸常以其他形式(短书评、专栏文字、采访、配合专题企划的游戏之作),这些五年级作家鲜少犯错、配合度高,对于编辑要求总能以不可思议之专业能力合乎框架限制完成。
这甚至不是批判(或哀嚎撒娇),而是事实陈述。由连锁书店——急速扩张之出版集团——依附于报业生死战之副刊版面或阅读周报——以及被视觉系杂志之海吞噬而实际已取代那些同人刊物之小众地位的综合性文学刊物……所编织而成的实体文学网络(不包含网络世界),面对“市场化”这一巨灵,精神分裂地同时虚无且同时被那可数字换算的强悍价值给占领。五年级复制这样的虚无。这样的虚无与苦闷在一个接一个五年级顶尖小说家自杀之后,变成了集体的啜泣和惊恐。事情变得不像玩笑了——马修·斯卡德的《一长串的死者》,悼亡会上坐着一排面面相觑的同辈:“下一个是谁?”“谁比较像下一个?”这些暗室里的、内向世界的小说构筑者,突然变成了“死者”——时间的静止,再也没有后来的作品使现有的作品“从不断累聚的阴影向下望”——他们的作品终于在静止后被人们痛惜地珍贵地驻足阅读。
说实话我被那些号啕大哭弄得心烦气躁,那是什么意思?“自杀”变成了小说漫漫徒刑最欠缺想象力的行动剧?福楼拜说:“我是奇怪又有耐心的珍珠渔夫,潜入最深的水域,却两手空空,脸色发青地浮出水面。致命的吸引力引我潜到思想的深渊里,在最深奥最隐秘处,永远都深深吸引着强者。”我对哲生的提早离开感到震怒且伤心。我们不是曾在青春启蒙时不看小说先翻读那些伟大小说家的创作年表?梅毒缠身、终身为躁郁症所苦、破产与庞大债务、流放之刑、挚爱之人背叛偷情或提前谢世、毒瘾或酒精中毒……哪一个不是老狗赖活拖着死在书桌前的最后一行字?我们不是曾经相信博尔赫斯说的“我把我的歧路花园留给许多未来(不是给全部的未来)”?
这些年我脑海里一直重复浮现这样无意义的句子:“时间哪……时间。”小说的时间从来不该是如葬礼般被冻结的时间。小说时间远大于真实时间,而小说家的时间又应远大于小说时间,这像是一个悖论:小说家该活在一个数倍于真实时光的时间里?二十六岁的悼亡会我们提到苍白、早衰、经验的匮乏,三十岁的悼亡会我们犹这样提,三十八岁的悼亡会呢?可怕的是连悼亡会的形式都不自觉复制当初“文学奖”的生产记忆透过一个仪式而冻结(从前是一篇小说,现在是一个小说家的名字),绝对时间。奇怪的是最令我着迷的仍是他最初的那本小说(处女作)《寂寞的游戏》:“有一天,我躲在一棵树上,我的同伴前来找我……他直愣愣看着我!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空洞的一双眼球,对我视而不见……”哲生似乎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新亡妻的男子在自家院落挖出一个玻璃瓶,那是二十年前他们夫妻玩的一个游戏:“写下你最想对对方说的一句话。”结果只剩下一张孤单白纸,他的妻子在二十年前埋下后的几天,可能挖出瓶子偷看他写了什么,发现他放了一张白纸,便把自己的字条拿走。或是小时候他小气的阿公带他进城看马戏团表演,竟只买一张儿童票让他自己进那帐篷。或是那些花了非常多篇幅和细节写一件似乎毫无意义的动作或情节:送行的儿子在港口附近的运动行买了一双昂贵的棒球手套;灰扑扑的父亲在饭店地下商品街买了全套西装、裤子、皮鞋、领带、皮带……到更衣室一一换上,忘了带钱,进更衣室再一一褪下,提款后再进来一一换上……
这些那些。由不得让我发怵:小说家在三十岁前后便已完成了这个秘技之极致:“冻结的时间是小说里最大的时间。”但之后呢?难道如我一位尊敬的朋友所说:“一个伟大小说家一辈子写一本小说就够了。”那之后的,种种的错误尝试、败笔、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泥泞行军,在到达下一本(可能在下一次死亡仪式被冻结)“真正的代表作”出现之前的痛苦书写,暗夜孤灯和魔鬼交换“经验”……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有一次我和哲生与童格伟同时参加一个小说初审会议,结束后我们三人步行至信义计划区新光三越广场的大屏幕下,看一场与日本的棒球大赛(就是后来中华队被松坂大辅连九K的悲惨之役)。童是个极沉默之人,我那时挂心着家里之事,但走在他两人身后,看着哲生非常认真地对童劝告分析一些极琐碎的事务(我记得是劝他先延毕不要当兵,想办法考上博士班再争取个几年写作时光)。或因我始终不曾真正出社会,当时我有一种“啊,我们也到了可以像个兄长传授经验的年纪了”之淡淡哀感。那是一个神奇的,并非在作品世界直见生死的,人际的温情或教养的什么。那是一个新的时间阶段的玻璃镜面,你看到全新的时间景观。
我想起我喜欢的井上靖的《天平之薨》,几个日本僧人耗费一声在异域之境抄写了上千卷经文,以四艘船载回日本,但在怒涛中因沉船而使大批经文一卷卷沉入海中。那样的残酷和虚掷。以及我年轻时爱不释手的他的另一本《冰壁》:一个登山家的意味晚辈在他们视为朝圣地的后又白峰坠崖而死,那之前这位青年陷入一场对一有夫美妇的绝望之恋。但这个主角非常严峻地相信:对一个伟大的登山家来说,到后又白峰攀登是一件近乎宗教之举,绝不可能带着尘世之纠葛。他力抗媒体,要求专家鉴定,截断的的登山索是心志惑乱下的粗疏,而非可以切断。那一切只因一个固执之念:
他绝不是自杀,他只是失足坠落。
1876. 路易斯·科蕊过世。乔治·桑过世。福楼拜:“我的心已经变成一座巨大的坟场。”
——《福楼拜的鹦鹉》p57
1846. 我的生活集中在另一个(福楼拜夫人)身上,只要那个生命存在,就会一直这样下去。像是风中飘摇的海草,我只借着一根强韧的纤维附着在石头上,如果折断了,这个无用的植物将飘向何方?
——《福楼拜的鹦鹉》p59
五年级(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一辈人)作者是人造人,是悬空走故事棋盘而无倒影之人,是经验贫乏之人。
五年级小说家在进入小说职场之后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科幻景观:没有文人同人期刊、没有游手好闲之纯创作同侪、没有文学论战、没有恶汉作家的自我放逐与对社会之批判……简言之,即“中产阶级景观”,所依附赖以存活之“纯文学”媒体(副刊、文学杂志、纯文学出版)本身亦面临存亡之续而布尔乔亚化,这些靠文学奖拔擢而出线的五年级作家,在这些媒体上露脸常以其他形式(短书评、专栏文字、采访、配合专题企划的游戏之作),这些五年级作家鲜少犯错、配合度高,对于编辑要求总能以不可思议之专业能力合乎框架限制完成。
这甚至不是批判(或哀嚎撒娇),而是事实陈述。由连锁书店——急速扩张之出版集团——依附于报业生死战之副刊版面或阅读周报——以及被视觉系杂志之海吞噬而实际已取代那些同人刊物之小众地位的综合性文学刊物……所编织而成的实体文学网络(不包含网络世界),面对“市场化”这一巨灵,精神分裂地同时虚无且同时被那可数字换算的强悍价值给占领。五年级复制这样的虚无。这样的虚无与苦闷在一个接一个五年级顶尖小说家自杀之后,变成了集体的啜泣和惊恐。事情变得不像玩笑了——马修·斯卡德的《一长串的死者》,悼亡会上坐着一排面面相觑的同辈:“下一个是谁?”“谁比较像下一个?”这些暗室里的、内向世界的小说构筑者,突然变成了“死者”——时间的静止,再也没有后来的作品使现有的作品“从不断累聚的阴影向下望”——他们的作品终于在静止后被人们痛惜地珍贵地驻足阅读。
说实话我被那些号啕大哭弄得心烦气躁,那是什么意思?“自杀”变成了小说漫漫徒刑最欠缺想象力的行动剧?福楼拜说:“我是奇怪又有耐心的珍珠渔夫,潜入最深的水域,却两手空空,脸色发青地浮出水面。致命的吸引力引我潜到思想的深渊里,在最深奥最隐秘处,永远都深深吸引着强者。”我对哲生的提早离开感到震怒且伤心。我们不是曾在青春启蒙时不看小说先翻读那些伟大小说家的创作年表?梅毒缠身、终身为躁郁症所苦、破产与庞大债务、流放之刑、挚爱之人背叛偷情或提前谢世、毒瘾或酒精中毒……哪一个不是老狗赖活拖着死在书桌前的最后一行字?我们不是曾经相信博尔赫斯说的“我把我的歧路花园留给许多未来(不是给全部的未来)”?
这些年我脑海里一直重复浮现这样无意义的句子:“时间哪……时间。”小说的时间从来不该是如葬礼般被冻结的时间。小说时间远大于真实时间,而小说家的时间又应远大于小说时间,这像是一个悖论:小说家该活在一个数倍于真实时光的时间里?二十六岁的悼亡会我们提到苍白、早衰、经验的匮乏,三十岁的悼亡会我们犹这样提,三十八岁的悼亡会呢?可怕的是连悼亡会的形式都不自觉复制当初“文学奖”的生产记忆透过一个仪式而冻结(从前是一篇小说,现在是一个小说家的名字),绝对时间。奇怪的是最令我着迷的仍是他最初的那本小说(处女作)《寂寞的游戏》:“有一天,我躲在一棵树上,我的同伴前来找我……他直愣愣看着我!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空洞的一双眼球,对我视而不见……”哲生似乎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新亡妻的男子在自家院落挖出一个玻璃瓶,那是二十年前他们夫妻玩的一个游戏:“写下你最想对对方说的一句话。”结果只剩下一张孤单白纸,他的妻子在二十年前埋下后的几天,可能挖出瓶子偷看他写了什么,发现他放了一张白纸,便把自己的字条拿走。或是小时候他小气的阿公带他进城看马戏团表演,竟只买一张儿童票让他自己进那帐篷。或是那些花了非常多篇幅和细节写一件似乎毫无意义的动作或情节:送行的儿子在港口附近的运动行买了一双昂贵的棒球手套;灰扑扑的父亲在饭店地下商品街买了全套西装、裤子、皮鞋、领带、皮带……到更衣室一一换上,忘了带钱,进更衣室再一一褪下,提款后再进来一一换上……
这些那些。由不得让我发怵:小说家在三十岁前后便已完成了这个秘技之极致:“冻结的时间是小说里最大的时间。”但之后呢?难道如我一位尊敬的朋友所说:“一个伟大小说家一辈子写一本小说就够了。”那之后的,种种的错误尝试、败笔、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泥泞行军,在到达下一本(可能在下一次死亡仪式被冻结)“真正的代表作”出现之前的痛苦书写,暗夜孤灯和魔鬼交换“经验”……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有一次我和哲生与童格伟同时参加一个小说初审会议,结束后我们三人步行至信义计划区新光三越广场的大屏幕下,看一场与日本的棒球大赛(就是后来中华队被松坂大辅连九K的悲惨之役)。童是个极沉默之人,我那时挂心着家里之事,但走在他两人身后,看着哲生非常认真地对童劝告分析一些极琐碎的事务(我记得是劝他先延毕不要当兵,想办法考上博士班再争取个几年写作时光)。或因我始终不曾真正出社会,当时我有一种“啊,我们也到了可以像个兄长传授经验的年纪了”之淡淡哀感。那是一个神奇的,并非在作品世界直见生死的,人际的温情或教养的什么。那是一个新的时间阶段的玻璃镜面,你看到全新的时间景观。
我想起我喜欢的井上靖的《天平之薨》,几个日本僧人耗费一声在异域之境抄写了上千卷经文,以四艘船载回日本,但在怒涛中因沉船而使大批经文一卷卷沉入海中。那样的残酷和虚掷。以及我年轻时爱不释手的他的另一本《冰壁》:一个登山家的意味晚辈在他们视为朝圣地的后又白峰坠崖而死,那之前这位青年陷入一场对一有夫美妇的绝望之恋。但这个主角非常严峻地相信:对一个伟大的登山家来说,到后又白峰攀登是一件近乎宗教之举,绝不可能带着尘世之纠葛。他力抗媒体,要求专家鉴定,截断的的登山索是心志惑乱下的粗疏,而非可以切断。那一切只因一个固执之念:
他绝不是自杀,他只是失足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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