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春盛：关于中国大陆学界「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之讨论
壹
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五日至卅一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一次「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和什么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等问题（注一）。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笔者拟另文讨论，本文只针对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此一问题，对中国大陆学界的看法略做整理并加以评论。
中国大陆学界认为「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此一问题，是开展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涉及到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民族和民族政权等问题。换言之，对「历史上的中国」的理解不同，则会影响到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民族和民族政权等问题。那么何谓「历史上的中国」？以下先整理中国大陆学界的几种意见，再加以评论。
贰
关于何谓「历史上的中国」，除了前述的座谈会学者所提意见之外，后来尚有其它学者在其著作中提出看法，兹综合加以整理如下。（注二）
第一种看法，认为以今天的中国疆域为准，凡是历史上在这个疆域内活动的民族及所建政权，不仅现在而且在当时也都是中国，他们的疆域就是中国的疆域。
第二种看法，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历代汉族所建的王朝，当时已经与汉族融合或归入汉族王朝版图的，就属于国内性质，反之就是外族和外国。
第三种看法，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应指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着统一和分裂的情况。因此，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处于统一时期，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当时的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即由汉族或其它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处于分裂时期，则由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的民族或地区出现的政权，都应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注三）
第四种看法，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应该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实体概念。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以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为主干的多民族相结合的实体，这个实体包括了在内地错居以及分布在周边的各族，他们与汉族形成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总体就是历史上的中国。」（注四）
叁
以上第一种看法，是当今中国大陆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的看法，但是却是最有问题的。这种以现今中国疆域为准来界定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有人批评说是把「作为中国史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问题」与「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问题」两者混为一谈。因为这种论断将使得凡是包括进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范围之内者，不论当时是相互敌对的、不同的、独立的民族国家，或者相距遥远，甚至根本互不相知的不同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也一概是同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反之，凡是未包括进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范围之内的，即使当时具有隶属关系，甚至是中央郡县的关系，也一概是外族和外国。（注五）又有人批评这种看法，是离开了形成中国版图的历史过程。（注六）简单的说，这种看法是以「今日的中国」来界定「历史上的中国」，其概念上的混淆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种看法，把历史上的中国等同于汉族所建的王朝，由于这种观点一概把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视为外国，蒙古族、汉族入主中原所建的元、清两朝就成为中国的「亡国时期」，因而遭到中国大陆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反对，被批评为大汉族正统观念的错误。（注七）然而，笔者认为这种看法的错误，重点不在于是不是大汉族正统观念的问题，而是在于不完全符合历史上中国的概念。譬如，《宋书•索虏传》载塞北新兴起的柔然「与中国亢礼」，（注八）此「中国」当指鲜卑族的北魏。又譬如《周书•突厥传》载西魏时代突厥人「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结果宇文泰派使者与之和亲，（注九）此「中国」当指西魏。又譬如，宋金对抗时，南宋人指金的领土为「中国」，（注十）可见历史上的「中国」未必仅指汉族所建立的王朝。
第三种看法，把历史上的中国指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论此统一国家是由汉族或其它少数民族所建，如此则元清就不是中国的亡国时期了。持此论者又认为一旦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处于分裂时期，则由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的民族或地区出现的政权，都应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依此看法，则汉为中国，汉分裂之后的三国时代，三国都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然而，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向孙权游说共同抵抗曹操时说「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冲」，（注十一）显然此「中国」是指中原或曹操所控制的北方地区，而「吴越之众」并不属于中国。西晋时代，东吴虽被晋所灭，但吴人仍思复国，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注十二）显示即使西晋统一时代，江南人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世说新语•言语篇》载：「江左地促，不如中国」，（注十三）亦显示东晋时代以北方中原为中国，而江左亦不属于中国。可见此种看法亦不符合历史上「中国」的概念。姑且不论此种看法与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不符，仅就此种看法本身之理论言之，亦有难以适从之处。譬如说，一般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统一王朝，当时的中国依此种看法应即指明朝，然而元代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时的中国是指元朝，元朝之后北方尚有瓦刺、鞑靼与明对立。依此种看法则明、瓦刺、鞑靼都是由元所分裂而成的，他们皆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明代的中国到底是只指明朝，或者是还包括瓦刺、鞑靼等等？
第四种看法，把历史上与华夏族、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结合的周边各族都界定在历史上的中国之内。此种说法本身亦极为含混。譬如说，到底周边各族与华夏族、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结合要到何种程度才可算成一「实体」？还有，是要三项因素皆俱备或只要其中几项即可？举例言之，历史上与唐朝曾经有过密切关系的周边各族或国家，如突厥、回纥、吐蕃、波斯、大食、天竺、南诏、渤海、高丽、新罗、日本等等，要以何种标准来判别哪些是属于当时的中国？哪些又是不属于当时的中国？可见此种看法是很含混的。
肆
如前节所见，中国大陆学界几种「历史上的中国」的看法，不仅与历史上「中国」的概念相去甚远，而且都有理论上的缺陷，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笔者认为要界定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之前，应当要尊重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国」一词的概念，不宜妄自定义，形成各说各话的现象。关于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国」一词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庞大且复杂的问题，有待学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非区区本文所能处理。不过，以下仅就笔者涉猎所及，综合整理几项有关历史上「中国」概念的特色，野人献暴，但愿有助于问题的思考。
第一、历史上的「中国」并非一个连绵不断的国家，不但各王朝皆有各王朝的专名，从无一个正惑国名叫「中国」的国家，而且从来也没有以「中国史」为名以显示其连绵不绝的历史书，题为「中国史」的历史书问世，大概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事。（注十四）
第二、历史上「中国」的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而发展的。「中国」一词，据目前史料所知，最早见于周成王时的青铜器「可尊」的铭文，本指当时建洛邑的地域（注十五），依文字学的分析，「中国」本是都城、京师的意思，引申为中央政权的所在地或地区。（注十六）春秋时代的人则称东周王畿或京师成周为「中国」，大致上，春秋中期以后，诸夏所居之地就逐渐被称作「中国」，「中国」慢慢转变为「诸夏」的总称，（注十七）但起初并不包括秦、楚、吴、越之地，秦灭六国之后，「中国」指秦朝所统治的全部领域（注十八）魏晋时代，「中国」一般是指中原或华北地区。（注十九）可见在不同的时期「中国」所指的概念不同。
第三，即使是同一个时期，「中国」的概念也会因不同的场合而有不同。王尔敏曾有系统地搜集先秦五十三种古籍，有廿五种古籍出现过「中国」一词共一百七十八次，其含意约有五类：谓京师之意，凡九次；谓国境之内之意，凡十七次；谓诸夏之领域，凡一百四十五次；中等之国之意，凡六次；中央之国之意，凡一次，这些用法主要是春秋战国时代。（注二十）可见即使是同一个时期，也可能并存不同含意的「中国」。
第四，有些国家自认为是「中国」，但未必被人所接受。譬如，金、元以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族、蒙古族，进占中原，亦以中国自居，金的后人满清又成为「中国」的主人。（注廿一）然而，元末明初的学者，尚有不认为元为中国者，（注廿二）直到近代仍有许多人不认为元为中国，譬如，鲁迅在其文章仍载「蒙古人征服了中国」，一九八○年版尚钺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页二七二仍说：蒙古「侵入中国」，（注廿三）可见元朝难以中国自居，但仍未完全被人所接受。满清亦以中国自居，但清末革命党人大多有排满思想，不承认满洲人为中国人，孙中山革命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就是最好的例子。（注廿四）
第五，「中国」一词虽不完全等同于汉族所建的王朝，但仍与汉族王朝有密切的关连性，无法完全摆脱与大汉族主义的关系。盖中国一词地理上由洛邑地域发展到中原诸夏地域乃至扩展到中原王朝所统治的全领域，大致上都是指华夏族、汉族所分布的地域，中国人也经常被视为是汉族、华夏族的同义字。因此，即使今日有人标榜应该摆脱大汉沙文主义，强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仍难以改变一些人把中国人等同于汉族的观念，尤其是近代中国人强调抵抗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扬起的中国民族主义，几乎就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同义词了。
伍
仅就上面所列几项历史上「中国」的特色观之，可见历史上「中国」的概念极为复杂多样，因此要对何谓「历史上的中国」做一完整的界定，恐怕是几近不可能的事。那么，何以中国大陆的史学界要如此费力地为「历史上的中国」寻找一个定义？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中国大陆学界认为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是开展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中国大陆学界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观点是：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境内各民族都是其内部成员；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都是国内问题，兄弟阋墙，家里打仗，不牵涉侵略与反侵略的问题，而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也不过是兄弟轮流做庄，说不上是征服；少数民族王朝时代的种族压迫不过是阶级矛盾的反映；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以和平交融为主词，对立与冲突不过是副调。（注廿五）
关于这种民族关系的主流观点，乃是因为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占压倒性多数的汉族之外，尚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且少数民族的自治地区占全国总面积64.3％，（注廿六）为了加强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因此必须强调民族关系的和协面。而上述民族关系的主流观点，又是基于一种假设的存在，即有一个完整意义的「历史上的中国」的存在。这就是中国大陆学界要费力地讨论何谓「历史上的中国」的缘由。
然而，关于上述民族关系的主流观点，基本上都不符合历史事实，笔者拟另文加以评论，本文只是指出要界定一个完整意义的「历史上的中国」，恐怕也几近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大陆学界要用几乎是曲解历史的方式，来达到为当前政治服务的目的，恐怕不见得会有效果，而徒然要付出蹧蹋学术的代价。
（本文载于《台湾历史学会通讯》，1990年第二期）
注 释：
一、关于这次学术座谈会大致上的情形，可参考史闻〈开展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简记〉，《民族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又这次学术座谈会的论文，后来收集出版为：《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二册，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二、此处关于中国大陆学界「历史上的中国」的意见，除参考注一所引史闻的「学术座谈会简记」之外，尚参考：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绪论〉，页二～五，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一版；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导论〉，页廿三～廿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一版。
三、参见注二所引周伟洲之书，页四。
四、参见注二所引黄烈之书，页廿四。按这一种看法是黄烈对「历史上的中国」的狭义解释，至于广义的解释，黄烈只说「主要是一个地理范畴的概念」（同书，页廿五），并未深论，无法很清楚了解其意，故略而不论。
五、参见孙祚民〈开创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新局面〉，页六一～六二，《晋阳学刊》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六、参见注二所引黄烈之书，页廿四。
七、参见注二所引史闻的「学术座谈会简记」，页七七～七八。
八、参见《宋书》卷九五〈索虏传〉，页二三五七。
九、参见《周书》卷五十〈突厥传〉，页九○八。
十、参见于溶春〈“中国”一词的由来、演变及其与民族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十一、参见《三国志》卷卅五〈蜀书•诸葛亮传〉，页九一五。
十二、参见《晋书》卷廿八〈五行志中〉，页八四四。
十三、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第二〉，页一五六，台北，华正书局，民国一九九四年九月。
十四、参见彭明敏、黄昭堂着，蔡秋雄译《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页卅五，台北，玉山社，一九九五年五月。
十五、参见堀敏一《中国古代东世界》〈中国民族意识、国土意识形成〉，页十九，东京，岩波书店，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十六、参见庄万寿〈「中国」论──从三千年历史看「中国」之意义〉，页十五，收于氏着《中国论》，台北，玉山社，一九九六年七月。
十七、参见陈穗铮《先秦时期「中国」观念的形成与发展》，页一九四，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九二年六月。
十八、参见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页四四五～四四六，收于氏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初版，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刷。
十九、参见注十五所引崛敏一之文，页廿四～廿五；注十六所引庄万寿之文，页十七。
二十、参见注十八所引王尔敏之文，页四四一～四四五。
廿一、参见注十六所引庄万寿之文，页十七；注十五所引堀敏一之文，页廿五。
廿二、例如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书中载：「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可见尚不认为元朝是中国。间接引自萧启庆〈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漠视地江南为中心〉，页二○六，收于《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一九九五年九月。
廿三、参见刘先照《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爱国主义与民族问题〉，页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九三年八月。
廿四、参见张正明、张乃华〈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页三，《民族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
廿五、参见注一所引《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二册。
廿六、参见陈连开〈论中华民族的聚合力〉，页一七一，收于赵延年主编《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
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五日至卅一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一次「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和什么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等问题（注一）。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笔者拟另文讨论，本文只针对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此一问题，对中国大陆学界的看法略做整理并加以评论。
中国大陆学界认为「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此一问题，是开展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涉及到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民族和民族政权等问题。换言之，对「历史上的中国」的理解不同，则会影响到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民族和民族政权等问题。那么何谓「历史上的中国」？以下先整理中国大陆学界的几种意见，再加以评论。
贰
关于何谓「历史上的中国」，除了前述的座谈会学者所提意见之外，后来尚有其它学者在其著作中提出看法，兹综合加以整理如下。（注二）
第一种看法，认为以今天的中国疆域为准，凡是历史上在这个疆域内活动的民族及所建政权，不仅现在而且在当时也都是中国，他们的疆域就是中国的疆域。
第二种看法，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历代汉族所建的王朝，当时已经与汉族融合或归入汉族王朝版图的，就属于国内性质，反之就是外族和外国。
第三种看法，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应指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着统一和分裂的情况。因此，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处于统一时期，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当时的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即由汉族或其它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处于分裂时期，则由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的民族或地区出现的政权，都应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注三）
第四种看法，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应该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实体概念。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以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为主干的多民族相结合的实体，这个实体包括了在内地错居以及分布在周边的各族，他们与汉族形成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总体就是历史上的中国。」（注四）
叁
以上第一种看法，是当今中国大陆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的看法，但是却是最有问题的。这种以现今中国疆域为准来界定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有人批评说是把「作为中国史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问题」与「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问题」两者混为一谈。因为这种论断将使得凡是包括进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范围之内者，不论当时是相互敌对的、不同的、独立的民族国家，或者相距遥远，甚至根本互不相知的不同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也一概是同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反之，凡是未包括进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范围之内的，即使当时具有隶属关系，甚至是中央郡县的关系，也一概是外族和外国。（注五）又有人批评这种看法，是离开了形成中国版图的历史过程。（注六）简单的说，这种看法是以「今日的中国」来界定「历史上的中国」，其概念上的混淆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种看法，把历史上的中国等同于汉族所建的王朝，由于这种观点一概把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视为外国，蒙古族、汉族入主中原所建的元、清两朝就成为中国的「亡国时期」，因而遭到中国大陆史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反对，被批评为大汉族正统观念的错误。（注七）然而，笔者认为这种看法的错误，重点不在于是不是大汉族正统观念的问题，而是在于不完全符合历史上中国的概念。譬如，《宋书•索虏传》载塞北新兴起的柔然「与中国亢礼」，（注八）此「中国」当指鲜卑族的北魏。又譬如《周书•突厥传》载西魏时代突厥人「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结果宇文泰派使者与之和亲，（注九）此「中国」当指西魏。又譬如，宋金对抗时，南宋人指金的领土为「中国」，（注十）可见历史上的「中国」未必仅指汉族所建立的王朝。
第三种看法，把历史上的中国指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论此统一国家是由汉族或其它少数民族所建，如此则元清就不是中国的亡国时期了。持此论者又认为一旦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处于分裂时期，则由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的民族或地区出现的政权，都应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依此看法，则汉为中国，汉分裂之后的三国时代，三国都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然而，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向孙权游说共同抵抗曹操时说「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冲」，（注十一）显然此「中国」是指中原或曹操所控制的北方地区，而「吴越之众」并不属于中国。西晋时代，东吴虽被晋所灭，但吴人仍思复国，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注十二）显示即使西晋统一时代，江南人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世说新语•言语篇》载：「江左地促，不如中国」，（注十三）亦显示东晋时代以北方中原为中国，而江左亦不属于中国。可见此种看法亦不符合历史上「中国」的概念。姑且不论此种看法与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不符，仅就此种看法本身之理论言之，亦有难以适从之处。譬如说，一般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统一王朝，当时的中国依此种看法应即指明朝，然而元代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时的中国是指元朝，元朝之后北方尚有瓦刺、鞑靼与明对立。依此种看法则明、瓦刺、鞑靼都是由元所分裂而成的，他们皆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明代的中国到底是只指明朝，或者是还包括瓦刺、鞑靼等等？
第四种看法，把历史上与华夏族、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结合的周边各族都界定在历史上的中国之内。此种说法本身亦极为含混。譬如说，到底周边各族与华夏族、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结合要到何种程度才可算成一「实体」？还有，是要三项因素皆俱备或只要其中几项即可？举例言之，历史上与唐朝曾经有过密切关系的周边各族或国家，如突厥、回纥、吐蕃、波斯、大食、天竺、南诏、渤海、高丽、新罗、日本等等，要以何种标准来判别哪些是属于当时的中国？哪些又是不属于当时的中国？可见此种看法是很含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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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节所见，中国大陆学界几种「历史上的中国」的看法，不仅与历史上「中国」的概念相去甚远，而且都有理论上的缺陷，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笔者认为要界定什么是「历史上的中国」之前，应当要尊重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国」一词的概念，不宜妄自定义，形成各说各话的现象。关于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国」一词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庞大且复杂的问题，有待学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非区区本文所能处理。不过，以下仅就笔者涉猎所及，综合整理几项有关历史上「中国」概念的特色，野人献暴，但愿有助于问题的思考。
第一、历史上的「中国」并非一个连绵不断的国家，不但各王朝皆有各王朝的专名，从无一个正惑国名叫「中国」的国家，而且从来也没有以「中国史」为名以显示其连绵不绝的历史书，题为「中国史」的历史书问世，大概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事。（注十四）
第二、历史上「中国」的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而发展的。「中国」一词，据目前史料所知，最早见于周成王时的青铜器「可尊」的铭文，本指当时建洛邑的地域（注十五），依文字学的分析，「中国」本是都城、京师的意思，引申为中央政权的所在地或地区。（注十六）春秋时代的人则称东周王畿或京师成周为「中国」，大致上，春秋中期以后，诸夏所居之地就逐渐被称作「中国」，「中国」慢慢转变为「诸夏」的总称，（注十七）但起初并不包括秦、楚、吴、越之地，秦灭六国之后，「中国」指秦朝所统治的全部领域（注十八）魏晋时代，「中国」一般是指中原或华北地区。（注十九）可见在不同的时期「中国」所指的概念不同。
第三，即使是同一个时期，「中国」的概念也会因不同的场合而有不同。王尔敏曾有系统地搜集先秦五十三种古籍，有廿五种古籍出现过「中国」一词共一百七十八次，其含意约有五类：谓京师之意，凡九次；谓国境之内之意，凡十七次；谓诸夏之领域，凡一百四十五次；中等之国之意，凡六次；中央之国之意，凡一次，这些用法主要是春秋战国时代。（注二十）可见即使是同一个时期，也可能并存不同含意的「中国」。
第四，有些国家自认为是「中国」，但未必被人所接受。譬如，金、元以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族、蒙古族，进占中原，亦以中国自居，金的后人满清又成为「中国」的主人。（注廿一）然而，元末明初的学者，尚有不认为元为中国者，（注廿二）直到近代仍有许多人不认为元为中国，譬如，鲁迅在其文章仍载「蒙古人征服了中国」，一九八○年版尚钺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页二七二仍说：蒙古「侵入中国」，（注廿三）可见元朝难以中国自居，但仍未完全被人所接受。满清亦以中国自居，但清末革命党人大多有排满思想，不承认满洲人为中国人，孙中山革命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就是最好的例子。（注廿四）
第五，「中国」一词虽不完全等同于汉族所建的王朝，但仍与汉族王朝有密切的关连性，无法完全摆脱与大汉族主义的关系。盖中国一词地理上由洛邑地域发展到中原诸夏地域乃至扩展到中原王朝所统治的全领域，大致上都是指华夏族、汉族所分布的地域，中国人也经常被视为是汉族、华夏族的同义字。因此，即使今日有人标榜应该摆脱大汉沙文主义，强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仍难以改变一些人把中国人等同于汉族的观念，尤其是近代中国人强调抵抗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扬起的中国民族主义，几乎就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同义词了。
伍
仅就上面所列几项历史上「中国」的特色观之，可见历史上「中国」的概念极为复杂多样，因此要对何谓「历史上的中国」做一完整的界定，恐怕是几近不可能的事。那么，何以中国大陆的史学界要如此费力地为「历史上的中国」寻找一个定义？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中国大陆学界认为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是开展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中国大陆学界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观点是：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境内各民族都是其内部成员；中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都是国内问题，兄弟阋墙，家里打仗，不牵涉侵略与反侵略的问题，而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也不过是兄弟轮流做庄，说不上是征服；少数民族王朝时代的种族压迫不过是阶级矛盾的反映；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以和平交融为主词，对立与冲突不过是副调。（注廿五）
关于这种民族关系的主流观点，乃是因为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占压倒性多数的汉族之外，尚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且少数民族的自治地区占全国总面积64.3％，（注廿六）为了加强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因此必须强调民族关系的和协面。而上述民族关系的主流观点，又是基于一种假设的存在，即有一个完整意义的「历史上的中国」的存在。这就是中国大陆学界要费力地讨论何谓「历史上的中国」的缘由。
然而，关于上述民族关系的主流观点，基本上都不符合历史事实，笔者拟另文加以评论，本文只是指出要界定一个完整意义的「历史上的中国」，恐怕也几近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大陆学界要用几乎是曲解历史的方式，来达到为当前政治服务的目的，恐怕不见得会有效果，而徒然要付出蹧蹋学术的代价。
（本文载于《台湾历史学会通讯》，1990年第二期）
注 释：
一、关于这次学术座谈会大致上的情形，可参考史闻〈开展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简记〉，《民族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又这次学术座谈会的论文，后来收集出版为：《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二册，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二、此处关于中国大陆学界「历史上的中国」的意见，除参考注一所引史闻的「学术座谈会简记」之外，尚参考：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绪论〉，页二～五，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九月一版；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导论〉，页廿三～廿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一版。
三、参见注二所引周伟洲之书，页四。
四、参见注二所引黄烈之书，页廿四。按这一种看法是黄烈对「历史上的中国」的狭义解释，至于广义的解释，黄烈只说「主要是一个地理范畴的概念」（同书，页廿五），并未深论，无法很清楚了解其意，故略而不论。
五、参见孙祚民〈开创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新局面〉，页六一～六二，《晋阳学刊》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六、参见注二所引黄烈之书，页廿四。
七、参见注二所引史闻的「学术座谈会简记」，页七七～七八。
八、参见《宋书》卷九五〈索虏传〉，页二三五七。
九、参见《周书》卷五十〈突厥传〉，页九○八。
十、参见于溶春〈“中国”一词的由来、演变及其与民族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十一、参见《三国志》卷卅五〈蜀书•诸葛亮传〉，页九一五。
十二、参见《晋书》卷廿八〈五行志中〉，页八四四。
十三、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言语第二〉，页一五六，台北，华正书局，民国一九九四年九月。
十四、参见彭明敏、黄昭堂着，蔡秋雄译《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页卅五，台北，玉山社，一九九五年五月。
十五、参见堀敏一《中国古代东世界》〈中国民族意识、国土意识形成〉，页十九，东京，岩波书店，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十六、参见庄万寿〈「中国」论──从三千年历史看「中国」之意义〉，页十五，收于氏着《中国论》，台北，玉山社，一九九六年七月。
十七、参见陈穗铮《先秦时期「中国」观念的形成与发展》，页一九四，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九二年六月。
十八、参见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页四四五～四四六，收于氏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初版，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刷。
十九、参见注十五所引崛敏一之文，页廿四～廿五；注十六所引庄万寿之文，页十七。
二十、参见注十八所引王尔敏之文，页四四一～四四五。
廿一、参见注十六所引庄万寿之文，页十七；注十五所引堀敏一之文，页廿五。
廿二、例如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书中载：「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可见尚不认为元朝是中国。间接引自萧启庆〈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漠视地江南为中心〉，页二○六，收于《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一九九五年九月。
廿三、参见刘先照《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爱国主义与民族问题〉，页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九三年八月。
廿四、参见张正明、张乃华〈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页三，《民族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六期。
廿五、参见注一所引《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二册。
廿六、参见陈连开〈论中华民族的聚合力〉，页一七一，收于赵延年主编《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