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周刊 《做一点无用的事》
做点无用的事吧，“急之国”的人们。
做点跟升官、发财、成名没关系的事，做点跟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有关的事。
谁都要吃饭，却不需要时时为稻粱谋。成功带来满足感，灵魂难免还空虚。按照社会标准度过的一个个“有用的一天”，达不到幸福的标准。
有热爱无用之事的人，有名为“无用”的服装品牌，有在冷门学科甘之如饴的人，有成功人士的退后反思。
无用，是让脚步暂停等灵魂跟上；无用，是不功利更本真地享受生活；无用，是与社会和自己和解，以乐趣战胜焦虑，以平和心态迎来人生新境界。
“实用主义实际上是最不实用的。”(邓晓芒语)试试看，你的“大用”正蕴藏在你的“无用”之事里。
无用于事，有用于心。
有用的无用，无用的有用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也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无关的人。前者清心，解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文/朱坤
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后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驾鹰、走狗、掼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
中医里对人体“上火”症状描述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常见症状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心悸失眠等。中医又说：有火则生、无火则死，火乃必需，超过正常就属邪火。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经济奇迹。但有用之学主宰一切，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又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上火”型社会：心中欲望太强、步子太大、动作难免变形，所谓“步子太大扯着蛋”是也。所以李天一也好、郭美美也好，层出不穷毫不为怪。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前者清心，缓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有用的无用
什么叫做点无用的事？用白岩松的原话讲，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就便没用了，便慢慢被荒废了。33年改革，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人只有经常做无用的事，才可以诞生离人心更近的艺术，留不留给后世不重要，起码是告慰自己的生命。约翰·列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Time you enjoy wasting, was not wasted。”)。但中国的家长们的口头禅是，可这有什么用？
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被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虎妈”在中国遍地都是。网上的“80后孩奴妈妈晒百万元账单”的帖子看来触目惊心，但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早教经济、学区房、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教育经济”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外人眼中是“虎妈”，自己心中是“孩奴”，里外都不是人。
中国的家长们未必分得清有用无用的哲学之辩，但一定会用最原始的语言告诉你什么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能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三个字：钱、权、名。再简单一点，就“成功”二字。至于其他，统统划为“无用”之列。
上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人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几所中小学，回国后写报告说：“中国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中国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教师解释，他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学期结束时，这些学生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他的结论是：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学习成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要好。因此再过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上，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中国孩子们依然喜欢早起，依然7点多走在大街上吃早点，家庭作业依然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但一个苹果抵得上十个中石油中石化，一部《盗梦空间》抵得上十部国产大片，无论科技，还是文化，中国依然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小大人与老顽童，前者如“五道杠少年”，后者如郭美美众干爹等，正是时代特产。
这种社会整体上的焦虑感似乎为东方儒家社会所特有。2001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过去48年的大学联考制度时说：“联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学压力，从而造成畸形的教学，畸形的教学造成文化的失根。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的确，教育失常导致文化失根，文化失根导致社会失衡。现在，台湾大学已经采取多元入学方案，放弃了单一联考制。
无用的有用
另一个爱把“这有什么用？”当做口头禅的，是中国的市长们。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为由，决意推倒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他甚至向其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当面直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其实历史的清算何须50年，不到20年，国人已认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历史之罪人。
但在房产开发、GDP数字这些“有用之事”面前，历史街区、文化保育实在乃太“无用之事”，它不能带来任何GDP数字增长、官职升迁或所谓的“城市虚荣心”。所以，文化界一边在为北京古城墙不保而叹息，那边七朝古都如开封为修通公路，打算开挖古城墙。“十朝古都”南京市也打算借“城市危改”工程，将金陵古城夷为平地。
是的，古城墙有什么用？博物馆有什么用？市民广场又有什么用？段子里潘石屹在中关村某大厦上看见好大一片空地，急嘱助手拿下。有人提醒说：那是北大。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乔万尼·波特若如此定义城市：“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但在中国市长们的规划之下，城市只是摩天大厦与地标工程的集合，人们只配在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中度过余生。
没有了步行绿道、街心公园与市民广场的城市，不值得留恋。没有了大学、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城市，是否还会存在，都是个问题。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腾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如果没有北大清华的学术滋养，中关村是否还是中关村？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力，798只是个旅游区。
在这些信奉“有用之学”之士的规划下，中国的城市正呈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比麦当劳汉堡、肯德基鸡翅还要标准化，中国城市的文化个性、市民的“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
也有例外的，如扬州。这10年来，别的城市都在大拆大建，扬州却独自走了一条不与别人比GDP，不与别人比高楼大厦的现代化路子。1958年，丰子恺曾失望地说扬州“全无一点古风”，是“一个普通的现代化城市”，“只是小上海、小杭州，并无特殊之处”。但新世纪10年过去，扬州人却将古城整体保存下来。今天的扬州主政者甚至自豪地说，古城及其文化是扬州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牛顿曾经说：“自然界不做无用之事。只要少做一点就成了，做多了却无用，因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多余原因来夸耀自己。”人却恰恰相反，常做自认为有用之事，事实却证明常常无用。
白岩松常引用的例子：8位名牌大学毕业生，其中2名博士、5名硕士，还有21名本科生，去一家大型企业求职但无人成功。因为企业老总觉得：这些学生面试时都很自我，发短信或打电话到企业时，大多没有称谓或问候；考完了，没有一个毕业生主动打招呼说“再见”、“谢谢”……
或许他们每个人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都是合格的高材生，但没有基本礼仪与社会准则，某种意义上，都不是合格的人。
零点公司曾经做过的一个“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显示，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是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而对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服从，想象力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例如，重视责任感的中国公民只有30%强，处于世界各国的最低点。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l0个百分点。
某个饭局上，问在座的几位男士，多长时间没回家吃晚饭了？在座诸君皆有愧色。有人说，一年在家吃饭不超过10次，其他都奔波于酒局饭局之中。王朔说，中国人的家就是晚饭。家不成为家，国之焉在？国之溃败，也是从家不成家开始的。还有陈丹青先生说得好：其实不必那么忙的。
中国古人是“通识教育”，未认字前，先背诵三字经，无非仁、义、礼、智、信五条。这就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不断的社会底线与价值观原点，守住了仁、义、礼、智、信，也就守住了个人良知与社会正义。只可惜现代中国人，即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考得了托福，入得了官府，说起这五个字，也是哑口无语。
单论有用，再没有比高铁更有用的了。但看看别人怎么说，高铁事故之后，美国专栏作家Megan McCardle说：“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高铁比中国高铁相形见绌，坐着摇晃，速度缓慢，外观也不华丽。但换一个角度，我们用缓慢的铁路换来了很多无价之宝，包括我们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以及我们已拥有的众多基础设施……有时候拥有集体回忆比拥有一个非常酷的铁路要宝贵得多。”
若论无用，还有什么比诗歌、哲学更无用的？英国人说，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所以庄子才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以无用之事治时代焦虑症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文/肖锋
上世纪70年代安东尼奥尼所拍纪录片《中国》，意外为中国保留了那个年代国人淡定的一面。倘若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再来，会发现中国淡定不再，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
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 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说“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国自杀率不高，焦虑症却猛增。可见美国梦也有它病态的一面。
今天，美国梦消停了，中国梦甚嚣尘上。轮到中国人焦虑了。
身份焦虑症中的中国人
陈丹青在上次《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论坛”上感叹人们的生活总是被“规定”着。所幸，他干了两件无用的事：写文章与画画。所谓艺术家就是能干自己认为爽的事的人。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被闹革命、批判、下乡、回城规定了；在计划体制下，人被粮票、布票、油票等规定了；现在，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又陷入商业集权的规定，被电脑、马桶、空调和手机规定了。陈在现场发问：我们今天谁可以不靠手机过日子，请站起来！
要不就活在被权力规定的生活下，要不就活在被商业规定的生活中。
中国古人被三纲五常规定着，淡定安逸。改革开放前有单位规定着，生老病死有人管。现在没人规定了，那就接受市场经济的苦逼历练吧！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相对三纲五常和单位领导，本人宁愿选择被商品经济规定。理由简单，因为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
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当你能相对“自由”地追名逐利时，焦虑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的作者阿兰·德波顿提示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传媒、饭桌、颁奖会，无孔不入地叫嚣：要成功！要成功！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人的成功，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人的晋升或中彩。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感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仍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
假如“自我”是一个气球，里面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那你就被别人尊重或鄙视规定了。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争上游、阻止离经叛道的行径。于是你不可避免患上身份的焦虑症。而做一些“离经叛道的行径”或许正是救赎之道——做些无用之事以治愈时代焦虑症。
你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了吗？
关于该不该让孩子做“没用”的事，力挺派认为“没用”的东西最有价值。伟大的艺术都是在“没有用”的情况下诞生的。但多数中国人成长的路径，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会认可的“有用的事”、“正确的事”，我想，这正是这个时代不快乐的根源。
逼孩子去学奥数、学英语是“有用的事”；让孩子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学会管理好情绪是“无用的事”，而往往这些看似无用的事却又与孩子的幸福息息相关。我们孩子们的生活被格式化为单一的应试教育菜单，你不选择，就被抛到这架庞大的成功机器之外。
国外教育界日益提倡一个人“同理心”的重要：一种能深刻感知和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所谓感同身受。“同理心”是同情心的前提，被《全新思维》的作者概括为右脑六大能力之一。我以为，微博就是个锻炼人同理心的地方，是对现行教育缺失的一种意外补偿。90后为何频频被曝发飚？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温室，基本没有机会领教这个真实世界是怎么看他们的。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领孩子去捉过蛐蛐、钓过鱼，让他们夜晚走过玉米地。但多数时候，为了“培养成人”，经常逼其就社会的范。不打不成材。打儿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长大可能没出息但有个快乐童年，与长大变成功人士但童年痛苦之间，我倾向于前者，但总有反复。我清楚，这是社会拧巴父母，父母再拧巴孩子。
杨振宁曾寄语年轻的清华校友们：“发现偏好、培养偏好、发展偏好”。他说得没错，人有18种天赋，发现一种你就跳出来了。让艺术系的过英语关，让物理系的过政治关，那是“毁人不倦”。我读了十七年的书，最后发现，90%所学是无用的。你说说，啥是有用的事，啥是无用的事？
鼓励去做无用之事，你可能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尤其对那些贫家子弟。“我用了18年夜以继日地苦读，才有资格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在中国，读书是穷苦阶层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他们无“爹”可拼，哪有功夫做“无用的事”？
时代正做一个国家崛起、经济腾飞的大局，把所有人裹挟其中——你被胁迫着去追求成功。可我告诉你，当所有人都在苦逼的成功大道上狂奔时，其结果可能是崩溃。假如有可能，停下来做些看似无用之事，笑看风云吧。
做点跟升官、发财、成名没关系的事，做点跟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有关的事。
谁都要吃饭，却不需要时时为稻粱谋。成功带来满足感，灵魂难免还空虚。按照社会标准度过的一个个“有用的一天”，达不到幸福的标准。
有热爱无用之事的人，有名为“无用”的服装品牌，有在冷门学科甘之如饴的人，有成功人士的退后反思。
无用，是让脚步暂停等灵魂跟上；无用，是不功利更本真地享受生活；无用，是与社会和自己和解，以乐趣战胜焦虑，以平和心态迎来人生新境界。
“实用主义实际上是最不实用的。”(邓晓芒语)试试看，你的“大用”正蕴藏在你的“无用”之事里。
无用于事，有用于心。
有用的无用，无用的有用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也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无关的人。前者清心，解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文/朱坤
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后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驾鹰、走狗、掼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
中医里对人体“上火”症状描述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常见症状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心悸失眠等。中医又说：有火则生、无火则死，火乃必需，超过正常就属邪火。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经济奇迹。但有用之学主宰一切，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又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上火”型社会：心中欲望太强、步子太大、动作难免变形，所谓“步子太大扯着蛋”是也。所以李天一也好、郭美美也好，层出不穷毫不为怪。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前者清心，缓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有用的无用
什么叫做点无用的事？用白岩松的原话讲，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就便没用了，便慢慢被荒废了。33年改革，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人只有经常做无用的事，才可以诞生离人心更近的艺术，留不留给后世不重要，起码是告慰自己的生命。约翰·列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Time you enjoy wasting, was not wasted。”)。但中国的家长们的口头禅是，可这有什么用？
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被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虎妈”在中国遍地都是。网上的“80后孩奴妈妈晒百万元账单”的帖子看来触目惊心，但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早教经济、学区房、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教育经济”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外人眼中是“虎妈”，自己心中是“孩奴”，里外都不是人。
中国的家长们未必分得清有用无用的哲学之辩，但一定会用最原始的语言告诉你什么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能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三个字：钱、权、名。再简单一点，就“成功”二字。至于其他，统统划为“无用”之列。
上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人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几所中小学，回国后写报告说：“中国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中国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教师解释，他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学期结束时，这些学生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他的结论是：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学习成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要好。因此再过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上，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中国孩子们依然喜欢早起，依然7点多走在大街上吃早点，家庭作业依然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但一个苹果抵得上十个中石油中石化，一部《盗梦空间》抵得上十部国产大片，无论科技，还是文化，中国依然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小大人与老顽童，前者如“五道杠少年”，后者如郭美美众干爹等，正是时代特产。
这种社会整体上的焦虑感似乎为东方儒家社会所特有。2001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过去48年的大学联考制度时说：“联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学压力，从而造成畸形的教学，畸形的教学造成文化的失根。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的确，教育失常导致文化失根，文化失根导致社会失衡。现在，台湾大学已经采取多元入学方案，放弃了单一联考制。
无用的有用
另一个爱把“这有什么用？”当做口头禅的，是中国的市长们。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为由，决意推倒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他甚至向其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当面直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其实历史的清算何须50年，不到20年，国人已认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历史之罪人。
但在房产开发、GDP数字这些“有用之事”面前，历史街区、文化保育实在乃太“无用之事”，它不能带来任何GDP数字增长、官职升迁或所谓的“城市虚荣心”。所以，文化界一边在为北京古城墙不保而叹息，那边七朝古都如开封为修通公路，打算开挖古城墙。“十朝古都”南京市也打算借“城市危改”工程，将金陵古城夷为平地。
是的，古城墙有什么用？博物馆有什么用？市民广场又有什么用？段子里潘石屹在中关村某大厦上看见好大一片空地，急嘱助手拿下。有人提醒说：那是北大。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乔万尼·波特若如此定义城市：“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但在中国市长们的规划之下，城市只是摩天大厦与地标工程的集合，人们只配在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中度过余生。
没有了步行绿道、街心公园与市民广场的城市，不值得留恋。没有了大学、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城市，是否还会存在，都是个问题。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腾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如果没有北大清华的学术滋养，中关村是否还是中关村？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力，798只是个旅游区。
在这些信奉“有用之学”之士的规划下，中国的城市正呈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比麦当劳汉堡、肯德基鸡翅还要标准化，中国城市的文化个性、市民的“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
也有例外的，如扬州。这10年来，别的城市都在大拆大建，扬州却独自走了一条不与别人比GDP，不与别人比高楼大厦的现代化路子。1958年，丰子恺曾失望地说扬州“全无一点古风”，是“一个普通的现代化城市”，“只是小上海、小杭州，并无特殊之处”。但新世纪10年过去，扬州人却将古城整体保存下来。今天的扬州主政者甚至自豪地说，古城及其文化是扬州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牛顿曾经说：“自然界不做无用之事。只要少做一点就成了，做多了却无用，因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多余原因来夸耀自己。”人却恰恰相反，常做自认为有用之事，事实却证明常常无用。
白岩松常引用的例子：8位名牌大学毕业生，其中2名博士、5名硕士，还有21名本科生，去一家大型企业求职但无人成功。因为企业老总觉得：这些学生面试时都很自我，发短信或打电话到企业时，大多没有称谓或问候；考完了，没有一个毕业生主动打招呼说“再见”、“谢谢”……
或许他们每个人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都是合格的高材生，但没有基本礼仪与社会准则，某种意义上，都不是合格的人。
零点公司曾经做过的一个“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显示，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是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而对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服从，想象力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例如，重视责任感的中国公民只有30%强，处于世界各国的最低点。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l0个百分点。
某个饭局上，问在座的几位男士，多长时间没回家吃晚饭了？在座诸君皆有愧色。有人说，一年在家吃饭不超过10次，其他都奔波于酒局饭局之中。王朔说，中国人的家就是晚饭。家不成为家，国之焉在？国之溃败，也是从家不成家开始的。还有陈丹青先生说得好：其实不必那么忙的。
中国古人是“通识教育”，未认字前，先背诵三字经，无非仁、义、礼、智、信五条。这就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不断的社会底线与价值观原点，守住了仁、义、礼、智、信，也就守住了个人良知与社会正义。只可惜现代中国人，即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考得了托福，入得了官府，说起这五个字，也是哑口无语。
单论有用，再没有比高铁更有用的了。但看看别人怎么说，高铁事故之后，美国专栏作家Megan McCardle说：“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高铁比中国高铁相形见绌，坐着摇晃，速度缓慢，外观也不华丽。但换一个角度，我们用缓慢的铁路换来了很多无价之宝，包括我们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以及我们已拥有的众多基础设施……有时候拥有集体回忆比拥有一个非常酷的铁路要宝贵得多。”
若论无用，还有什么比诗歌、哲学更无用的？英国人说，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所以庄子才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以无用之事治时代焦虑症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文/肖锋
上世纪70年代安东尼奥尼所拍纪录片《中国》，意外为中国保留了那个年代国人淡定的一面。倘若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再来，会发现中国淡定不再，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
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 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说“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国自杀率不高，焦虑症却猛增。可见美国梦也有它病态的一面。
今天，美国梦消停了，中国梦甚嚣尘上。轮到中国人焦虑了。
身份焦虑症中的中国人
陈丹青在上次《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论坛”上感叹人们的生活总是被“规定”着。所幸，他干了两件无用的事：写文章与画画。所谓艺术家就是能干自己认为爽的事的人。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被闹革命、批判、下乡、回城规定了；在计划体制下，人被粮票、布票、油票等规定了；现在，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又陷入商业集权的规定，被电脑、马桶、空调和手机规定了。陈在现场发问：我们今天谁可以不靠手机过日子，请站起来！
要不就活在被权力规定的生活下，要不就活在被商业规定的生活中。
中国古人被三纲五常规定着，淡定安逸。改革开放前有单位规定着，生老病死有人管。现在没人规定了，那就接受市场经济的苦逼历练吧！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相对三纲五常和单位领导，本人宁愿选择被商品经济规定。理由简单，因为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
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当你能相对“自由”地追名逐利时，焦虑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的作者阿兰·德波顿提示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传媒、饭桌、颁奖会，无孔不入地叫嚣：要成功！要成功！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人的成功，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人的晋升或中彩。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感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仍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
假如“自我”是一个气球，里面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那你就被别人尊重或鄙视规定了。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争上游、阻止离经叛道的行径。于是你不可避免患上身份的焦虑症。而做一些“离经叛道的行径”或许正是救赎之道——做些无用之事以治愈时代焦虑症。
你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了吗？
关于该不该让孩子做“没用”的事，力挺派认为“没用”的东西最有价值。伟大的艺术都是在“没有用”的情况下诞生的。但多数中国人成长的路径，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会认可的“有用的事”、“正确的事”，我想，这正是这个时代不快乐的根源。
逼孩子去学奥数、学英语是“有用的事”；让孩子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学会管理好情绪是“无用的事”，而往往这些看似无用的事却又与孩子的幸福息息相关。我们孩子们的生活被格式化为单一的应试教育菜单，你不选择，就被抛到这架庞大的成功机器之外。
国外教育界日益提倡一个人“同理心”的重要：一种能深刻感知和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所谓感同身受。“同理心”是同情心的前提，被《全新思维》的作者概括为右脑六大能力之一。我以为，微博就是个锻炼人同理心的地方，是对现行教育缺失的一种意外补偿。90后为何频频被曝发飚？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温室，基本没有机会领教这个真实世界是怎么看他们的。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领孩子去捉过蛐蛐、钓过鱼，让他们夜晚走过玉米地。但多数时候，为了“培养成人”，经常逼其就社会的范。不打不成材。打儿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长大可能没出息但有个快乐童年，与长大变成功人士但童年痛苦之间，我倾向于前者，但总有反复。我清楚，这是社会拧巴父母，父母再拧巴孩子。
杨振宁曾寄语年轻的清华校友们：“发现偏好、培养偏好、发展偏好”。他说得没错，人有18种天赋，发现一种你就跳出来了。让艺术系的过英语关，让物理系的过政治关，那是“毁人不倦”。我读了十七年的书，最后发现，90%所学是无用的。你说说，啥是有用的事，啥是无用的事？
鼓励去做无用之事，你可能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尤其对那些贫家子弟。“我用了18年夜以继日地苦读，才有资格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在中国，读书是穷苦阶层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他们无“爹”可拼，哪有功夫做“无用的事”？
时代正做一个国家崛起、经济腾飞的大局，把所有人裹挟其中——你被胁迫着去追求成功。可我告诉你，当所有人都在苦逼的成功大道上狂奔时，其结果可能是崩溃。假如有可能，停下来做些看似无用之事，笑看风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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